第一次面试中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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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一,第一次面试中国员工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 黑色星期一,

阅读(2161) 评论(17) 发表时间:2009年03月02日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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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 微软 总理 经济 应聘者 大厦         1997年10月27日,星期一,我坐在西雅图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正在等待飞往中国的航班。我奉微软总部之命到上海建立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我在心里默默自语:别了,美国;别了,我的12年海外生涯……
    
        忽然,我感觉到候机厅里的气氛有些怪异。不知何时,大厅里的几处电视显示周围,一些人簇拥着神情紧张地交头接耳。身边座位上一位穿藏青色西装的中年男子,上身前倾,紧盯屏幕。他一只手扯着已经半松的领带结,面部表情就像刚打过了过量的吗啡。如果我没有听错,他嘴里一直喃喃自语“我的上帝”、“我的股票”之类,我也向屏幕望,只见那里面的新闻播报员正在报告当日股市遭遇全面惨跌的消息,众多知名的上市公司均受沉重打击。我细听半晌,对我来说唯一的好消息是微软的股票仅微跌而已,毕竟我买的所有股票都是自家公司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星期一”,是美国经济史上最惨重的股市暴跌之一。其中道琼斯指数狂泻554.26点,日跌点数创历史之最。并且,由于跌幅过大,纽约股票交易所首次启用了股市停盘的规定,当天两度停盘并提前收市。
    
        一瞬间,我深知以为这是一个愚人节式的骗局。美国人怎么用这种方式来欢送我呢?自从我来到美国,这7年来美国经济不一致处于黄金期吗?
    
        上了飞机,我的思绪飞到更远的地方:在日本的5年留学光阴,倒也恰恰是日本经济的巅峰时代,我离开日本之后,日本经济似乎就步入了一蹶不振的低估。这些难以捉摸的变幻消长,莫非真有些玄机在其中?
    
                   搞笑版宏观经济的故事:我的娱乐化营销方式

        时间到了2002年,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我陪同访华的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被朱镕基总理接见。朱总理要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忽然想起5年前西雅图机场的那幕“奇景”,于是便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真实的历史事件串合在一起,给朱总理讲述了一个“大时代和小人物”“奇妙相逢”的故事:

        8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是到1985年10月份,奇迹在日本出现,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数在那时突然飙升起来。经济学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未曾注意,当时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到了日本。

        此后日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在1990年9月份,日本的“泡沫经济”全面崩溃,日经指数缩水2/3,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而究其缘由,只是因为那时有一个人离开了日本。

        同样是在1990年9月,已萧条良久的美国经济却奇迹般地好转,所有经济指数全面飘红,全球经济的风水自此从日本转到了美国。美国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不知此时有个人正从日本来到美国。

        一直到1997年,美国经济继续着莺歌燕舞。但又一个奇迹般的转折在瞬间发生。1997年10月27日,重创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那一天有一个人正坐在美国西雅图国际机场的候机厅,等待着飞往中国的航班。

        而中国的经济在1997年成功完成宏观调控,步入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其势头至今未衰。这一切只是因为那个人回到中国后再未离开。

        那个“小人物”当然就是我自己。

        对于这样的“胡言乱语”,明察秋毫的朱镕基总理自然不会相信,立即反驳说:“中国经济发展得好,是因为政府领导有方。”呵呵,我也绝对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得好,是因为政府领导有方。
    
        我想,这虽然是个半开玩笑的自我介绍(不过一切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时间点几乎是一天不差地吻合),但却是一种颇为有趣也有效的自我营销方式。对于这个故事和讲这个故事的人,朱总理想必一定难以忘却。虽然大家不一定非要学我的“宏观经济故事”,但必须认识到。

        无论作为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营销自己,传统的营销模式在近日以难以奏效,娱乐作为未来营销的重要手段一定是大势所趋。
    
        放眼机窗之外,太平洋上空的云层波澜壮阔,如同无边无际的大海,偶尔从云块缝隙间露出的蓝色海面倒像是零星点缀的小岛。公司与员工的关系,有时也像眼前的景象这般扑迷离……
    
        我的思路又回到一个多月前的那次回国经历上。
    
        那是9月中旬。我已被定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总部给我3天时间回国完成初期的筹备工作。那时北京的微软中国公司也刚成立不久,我请微软中国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帮我在上海安排了一次集中面试。面试官是我从微软中国公司借来的两个管技术的经理和3个懂技术的员工,加上我一共6个人。地点在当时上海最高的商务大楼——上海商城。
    
        我们将租来的一个大房间隔成6间,进行流水线式的面试,我是最后一关。对于整个面试流程,我完全复制从微软总部学的面试方式:第一,要连过6关;第二,一票否决;第三,当场录用。任何一个面试官对来者不满意,都可以当场否决。任何一位应应聘者,如果顺利通过前面5关到达我的面前,倘若我也觉得满意,我会立即当场告诉他被录取的结果。后来这第一批员工告诉我,这是大家第一次在中国见到这种面试方式。
    
        其间发生了一件让我啼笑皆非的事。一位应聘者通过第一道面试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那时手机还不普及,人事部经理打电话到他家里,他说以为面试已经结束了,正等着通知啥时候去上班呢。那时候国内的企业一般面试一次就过了,他根本不知道微软要面试这么多关。于是我们又把他叫回来继续面试。
    
        50个应聘者,我们一共录用了25人。他们就是上海微软的头一批正式员工。招聘结束,我又马不停碲地在上海滩寻找新公司的办公地点。1997年时上海好的办公楼真的不多。最后我选中地处徐家汇中心的美罗大厦。那时徐家汇还没有那么繁华热闹,但已初显商业中心的雏形。我看中美罗大厦最重要的原因是交通方便,我主要对员工来说交通永远是工作与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美罗大厦是刚刚竣工的新楼,有足够的空间方便于公司未来的扩展。在我脑子里描摹的蓝图中,这个技术中心的未来不是50人、100人的一家小公司,而将会有500人、1000人的规模。
看楼的当天,我就和美罗大厦签了合约,租下了19、20两层(后来因为公司规模扩大又租下了21、22两层)。美罗大厦给我的优惠条件也很好,因为我是第一家和他签约的客户。在他们看来,微软公司一进去,这楼将来也一定会很火。

        回国之前,我面对总部的上级领导发表就职宣言,承诺要把上海微软建成一个完全微软文化、完全微软管理模式的分公。看看他们频频点头,我知道这种承诺是我的顶头上司绝不会产生异议,也是他们最容易控制的。其实,对于我这个管理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公司文化和管理体系,我已经非常熟悉并完全习惯了。不过,一切是否真如我所愿呢?

中国人也会做管理
        在我回国创办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里似乎流行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研究及技术人才很优秀,但往往难以胜任管理工作。对此观点,我是百分之百地反对,我不否认,不同的民族在擅长的领域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法国人长于艺术,奥地利人在音乐上表现更杰出,美国人更胜任商业创新的工作,但这仅仅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

        那时在中国的很多外企中,中国人还没有进入最高管理层。但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只是因为做管理需要经验的积累,本地员工还没有培养起来。那时的我就坚信,五年之内很多中国外企的总经理都会由中国人来担任。因为中国有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国人在自己本土的企业当然也能干世界第一流的业绩。

        当时总部对我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我可以从美国总部带4名经理来中国参与创建上海微软,但一年之内必须将他们送回去。我趁机作了这样的一个尝试:当中心的管理系统初步建成时,我就让这4名经理悉数返回美国。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培养本地人才,他们走了我才有足够的空间提拔本地背景的员工。1997年底,中心正式开始运行,我手下新招募的第一批本土员工有25名。4年以后,这支团队扩充到400人,其中来自美国总部的只有我一人。规模扩大的同时,4年之中上海微软还成功完成“三级跳”:从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升格为亚洲技术中心,又从亚洲技术中心升格为全球技术中心。并在多项技术和管理指标考核中位居微软海外分公司第一。实践证明,由于采用了正确的制度和方法:
我领导下的清一色中国人的管理团队是微软全球最优秀的团队,“中国人不会做管理”是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