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高考在1977年恢复了 口述历史

刘道玉：高考在1977年恢复了
2007-3-13 新京报

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恢复高考制度的重要见证者接受本报专访回忆科教座谈会

刘道玉认为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
■人物名片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于湖北枣阳蔡阳铺北大刘坡，著名教育家、化学家。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政治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1 组织召开科教座谈会
1977年4月初，我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党委书记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总校，说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邓小平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会议代表们住在北京饭店。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苏步青等。这30个人的名单都是我确定的。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对会议的进程很关心，通过简报把会议的内容陆续地报送到中央政治局。出于我的职责，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做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他听后表示同意。
6日下午，这位代表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就这样，高考在1977年恢复了。
2 四处“挖”人的大学校长
1981年8月，48岁的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8月22日的《人民日报》称我是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我决定改革创新，励精图治。
当我还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曾看到北京大学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騄教授的高足张尧庭的一封信。他毕业后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许宝騄先生的助手，从事数理统计研究，颇有成就。他在信中，要求编辑出版已去世的许宝騄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该学科的断绝。对于他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并转告北京大学研究落实，同时从收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填补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后，我念念不忘在贵州山沟里埋藏的那块“璞玉”。于是，我立即派人到贵州张尧庭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协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汉大学。
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以后，很快晋升为数学教授，评定为博士导师，接着被派往美国进修和合作研究两年。回校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统计学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全国气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在统计学应用方面，获得多项成果，成为著名的统计学学者，被国内许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我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除了引进多位人才，恢复法律系等多项改革措施外，我还改革了教学制度，1982年秋季在全校实行了学分制，这在全国是最早的。我们还冲破了另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以导师制代替它。
3 推行“学习解放运动”
1981年起，我在武大施行了校内转学制度。转学制度推出后，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
当时，生物系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手术台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学生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任，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找我。说自己有能力，请求特批，准予给他颁发合格的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我很欣赏他的才华，就批准了。这也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工作，两年后带着发表的论文找我，要求调回学校。但是，生物系领导一致拒绝接收。
由于我的坚持，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他参加了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还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
■相关链接易中天谈刘道玉　　易中天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刘道玉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而且，恢复高考的建议最早也是由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提出来，后来由邓小平同志拍板的”。刘道玉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　　1977年在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发言。他向时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征询发言内容，刘道玉说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　　他建议查全性的发言可以集中讲述推倒“十六字”方针的重要性。　　查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有人表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邓小平却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后来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了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　　1977级新生也因此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入学。　　资料来源：《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著。　　口述：刘道玉采写：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