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年(六篇)

恢复高考30年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１日，人民日报一版（上图）刊发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和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中断了１１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右上图（深灰线框内）为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８日，长沙市电动工具厂考生周亚娅在参加高考。　唐大柏摄
１９７７年，停止了１１年的高考制度开始恢复，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高考30年]高考是这样恢复的
新世纪周刊
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
经过44天的争论，当年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
翌年，招生车轮加速转动，春、秋两季，各开一科。
各种评论亦如潮水--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今天看来，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新世纪》周刊选择了1978届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班级的几位同学作为样本，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个体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转折。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高考是这样恢复的
在历史低谷中断层了的高考在讨论和申辩中得以恢复，十年积压，使得1977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本刊记者／李梓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
"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中断高考的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仍然存在，比如，现在高校扩招后师资缺乏，直接显示当年的人才断档的后果。此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这需要以后长时间的追赶。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人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断层带来的伤害，那需要很长时间。"储朝晖说。
"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高考30年]高考30年嬗变
新世纪周刊记者／李梓
30年来，人们试图完善和修改高考制度以便能选拔出更多人才，却由于未能从基本理念上进行突破而止步不前
曾经有一位美国专家问教育学专家储朝晖，中国现在的高考是一种公平竞争吗？储朝晖回答说：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没有更好的、能取代高考的选拔人才机制，高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不坏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80年代：离开乡村
1981年参加高考的储朝晖把1985年前后看作恢复高考后的一个分水岭，这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太一致，大部分学者把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看作一个分水岭。
"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考试制度能够直接把一些最贫穷的人才选拔出来，而在此之后，高考就逐渐变成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财力的竞争。高考不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储朝晖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而在广大的中国，城镇正在变化成一个巨大的吸盘，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原先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开设在偏远地带的学校、工厂，由于凸显出资源利用的不合理而逐步搬迁到城镇。一些地处乡村的中学逐步向城市搬迁，直到今天，所有的重点中学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种搬迁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的儿童就学成本升高。而在1985年以后，一些农村家长宁愿花上数千甚至上万块钱，也要把孩子的户籍变成城镇户口，其中主要的动力就是中学和高考。一些重点中学招收城镇户籍学生和农业户籍学生的分数线相差很大，大部分大中专也是这样，格局就像今天北京户籍学生考北大和山东户籍学生考北大的分数差异一样，而从1985年批准的双轨制中，其中自费生的那条轨道只对城镇户口考生开放。
上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应届生数量众多，这是当时的电影和小说里的讴歌对象。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一是因为自考和电大等辅助形式已经普及，不用花那么昂贵的代价去搏高考，另一个原因是对参加高考的非应届生的条件限制和歧视增重，而这一切都更不利于乡村青年接受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初：双轨与并轨
1996年的并轨让中国的大学教育成本骤然增加，今天，许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产业化，批评猛涨的学费。并轨源于分轨。中国的大学录取名额，采用的是国家计划的形式，各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够得到的总录取名额将决定其录取分数线的高低。这种差异，使得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大专录取分数线比另一些地区的本科线还高。
鉴于名额的难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机关开始以"委培"的名义，额外增加一些录取名额以为自己用，这些名额在以后的时期渐渐流转到社会，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而大学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也乐意开这个口，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在计划的路上走，一条腿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双轨制运行之中，实际上又造成新的不公平，一些没有社会背景的考生，被有背景的考生从平价生挤压到高价生，"走后门"成了高考中的一大热流。
双轨与并轨，其实是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嬗变，并轨之后，免费的午餐没有了，大学学费从此只涨不跌，成了家长的阵痛。同时，上世纪90年代也成了考试经济空前发达的年代，在上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一个与教育有关的词汇叫做：应试教育。高考已经形成一条龙的流水线，你要想子女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你必须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小学、中学，请家教开小班，然后才有升学率的保证，一路上去，直到你考上最好的大学。
对这种流水生产的批判，使得教育部开始大提一个词汇：素质教育。
21世纪：个性化、扩招与迷惘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高考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演变成相对轻松的1：1对决，但随之到来的就业问题冲淡了人们对于高考变容易的喜悦。
同时，对于全国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比如复旦大学在几年间，上海生源所占据的比例已经从20%上升到40%，而生源本地化的根本原因是各地方政府在投资大学教育的时候，将投资规模与本地招生名额挂钩。这种现象使大学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靠拢。
21世纪成了高考改革的年代，各地方自主出题，3+x不断变化，看上去，高考政策似乎每一年都在变化。对高考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育部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但这些"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道"，高考的筐里还是那些鸡蛋，有的只是数量和分布的变化。
"考试制度的基本假定是，通过单一标准就能把人才选拔出来，但这与现实的人才实际情况不符，现实中人才是多样性的，社会对人的需要也是多样性的。高考改了很多次，但选拔人才的基本理念没有改革，只对局部进行了改革。"储朝晖说。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宝臣曾经对中国历朝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比较，从汉朝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乃至我们今天的高考，他认为每一种制度在最先建立的时候，都"力求建立一个汇集各种现实可能的技术能量而力求公平的筛选机制，以求把社会最底层的人才发掘出来"，这些制度在实行一段时期之后，就会慢慢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所用，从而产生各种新的矛盾，然后慢慢地被更先进的方法所取代。
在今天，改革已经成了高考的主旋律，呼吁统一录取分数，或者改革高考单一录取标准的呼声时有耳闻，但正如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所说的那样，没有绝对的公平。
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们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
[高考30年]３０年录取３６００万人 恢复高考功不可没
１９７７年，停止了１１年的高考制度开始恢复，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弹指三十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广东东莞举行的"教育部纪念恢复高考３０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在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同时，高考制度须进一步完善，但决不能轻言废除。
３０年录取３６００万人
恢复高考功不可没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恢复高考的３０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３６００万人，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３０年来，高校录取率大幅提高，１９７７年报考人数约５７０万，录取人数约２７万，录取率为４．７％；２００６年报考人数约９５０万，录取人数约５４０万，录取率为５６．８５％；２００７年计划招生５７０万。到２００６年底，我国高校毛入学率已达２２％，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恢复高考密不可分。恢复高考，为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平等发展的机会，让大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公平竞争，重塑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恢复高考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作用之重大，意义之深远，不可低估。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通过３０年的努力，我们逐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统一考试为主、单独考试为辅、少数学生免试保送为补充的招生考试制度。高考为我国高校选拔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科学性、公平性和权威性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教育投入相对不足、教育资源又不均衡的国家，实行高考制度是保证新生入学质量，维护教育公平、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为经济、高效、合理的办法。
褒贬之声不绝于耳
高考改革从未停步
自恢复高考以来，各种褒贬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恢复高考３０年的今天，有人认为"高考不改革，教育无宁日"；有人甚至提出"废除高考"；也有人主张高考不必搞"大手术"。
面对各种议论和褒贬，戴家干指出，不管人们如何评论，有一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３０年来，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探索从未停止过。从标准化考试试验，到试行保送生制度；从高校招生计划并轨，到高校扩招；从强调考能力的"３十Ｘ"，到北京、安徽春季高考；从高校自主招生，到部分省市自行命题等等，改革一直在推进。特别是近年来实行招生"阳光工程"，国家启动考试立法，改革更是向着纵深迈进。今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试行新课改后的高考，江苏明年也紧随其后，高考方案已获教育部批准，改革的力度更大，步子更大。
虽然改革有得有失，不可能对高考所有的弊端"药到病除"，但从总体上看，高考改革正朝着科学、公平的方向发展。姜钢举例说，为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高校分省招生计划向西部倾斜，使西部地区招生计划连续５年平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减少教育部部属高校在属地招生比例，向生源多、质量好的省市投放。在高考内容改革上，总体上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
废除高考不可取
考试应与综合评价相结合
专家们认为，高考改革取得的成效充分说明，高考制度是充满活力的，废除高考是不可取的，也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问题的关键是高考如何改革。
一种好的考试要考出人的长处，而目前我们的考试却是挑错，这被认为是高考的弊端之一。对此，戴家干提出：要改造我们的高考。他说，新课程改革要求学生掌握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具有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环境知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这些，怎样才能在高考中实现，是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
３０多年来一直从事招生考试工作的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强调，废止高考所造成的弊病，比高考的消极影响还要大，唯一的出路是如邓小平指出的，"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刘育民认为，目前的高考既是高校选拔人才的手段，又要为基础教育改革服务，兼顾、承担的功能太多，负担太重。因此，改革首先要为高考减轻负担。应当明确，高考的主要功能是为高校选拔人才，应当从改革评价机制入手，逐步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制度，使选拔、择优与教育综合评价有机结合起来。
姜钢进而指出，将考生在高中阶段的综合评价逐步作为高校选拔人才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必须起步。这不仅对人才的选拔和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重要意义，而且将对我国建立诚信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有的地方开始尝试建立会考和高考的联动机制，这种探索是积极有益的。
《人民日报》 ( 2007-03-29 第11版 )
[高考30年]高考字典
定向招生
1983年，教育部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自费生
1985年，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的出现让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标准化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并轨招生
1996年，学费涨了，免费的面包没有了。到2006年，学费在10年间平均翻了一倍。
扩招
1999年高校扩招，从上一年度的108万人变为153.7万人，到2007年已经扩到567万人。
自主命题
从2000年开始，上海率先打破了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
取消年龄限制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
避暑
2003年，因为非典等原因，夏季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
自主招生
2003年开始，北大等大学有了5%自主招生名额，中国大学也开始了入学面试。
诚信考试
2004年高考，所有考生在考前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自己不作弊。
高考移民
2005年，海南高考理科状元李洋被认定为高考移民而被取消录取资格。
[高考30年]国人考试情结考
千余年来，考试在变，但也没变
记者／汤涌
尽管科举考试1905年就已被废除，但这一延续了1300年的制度仍对中国影响深远。人们仍然称呼爱写文章的人为"秀才"，各类考试(哪怕是舶来品的TOFEL和GRE或者NBA)的第一名为"状元"，文科、理科的"科"，更是"进士科""明经科"的延续。中国人出现考试情结远在科举考试开始之前。
口才、政治素质和血统论
春秋战国时的考试主要是面试，国君是面试官。《孟子》记录了这位亚圣去各国找工作的全过程，他靠跟各国国君聊天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能够得到重用。孟子曾经把面试官直接挤兑得说出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还曾经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他的口才了得。
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去秦国求职，面试了三次，前两次谈的都是社会和谐个人幸福的大道理，国君打起了盹，第三次商鞅谈起了法家无情无义的铁腕学说才告通过。
在那个以面试选人才的时代，人品，尤其是团结同学这方面尤其重要，苏秦、张仪两个人是同学，大家互相学习，大家都进步，庞涓嫉妒孙膑，迫害同门，结果被孙膑乱箭射杀。乱世需要的选拔人才方式就是简单、直接、高效，不要太拘泥于体制。这种选拔方式至今被许多企业使用着。
统一后的帝国时代选拔人才标准大为不同了，秦朝以战功，就是人头数来选拔人才，不过这个朝代命短。汉朝的官员主要是靠地方推选，要求品行好，即所谓孝廉，汉朝以儒学为尊，一个年轻人孝顺，就是政治过硬的表现。后来中国也用过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就是"工农兵大学生"模式。
之后"血统论"成为了选拔的主要标准，在两晋和南朝，如果出身于被称做"士族"的大家名门，不需要什么才能也能当官，相反如果家里是土财主，就会被看作没文化，更不要提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这些士族子弟也没有想过，他们的祖先正是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年间的乱世当中成长为豪强的。"血统论"在后来也曾再度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横行，血统论都会断绝最优秀的年轻人向上的梦想。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
科举制诞生于隋朝初年，该制度把选拔文官的形式固定下来：考试。考试和选拔官员紧密连接之后，中国人的幸福观就此改变。上古时期的圣贤给中国人勾画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六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吃肉。到隋唐年间，人们追求的是"一门四进士"、"五子登科"、"状元及第"、"文曲下凡"。
在科举成功成为当时人们的人生梦想之后，科场舞弊也大规模出现，托关系，打小抄，唐朝都有了。一些没门路的穷书生打动考官的一个办法，就是写传奇(小故事)给这些前辈们看，前辈们看得过瘾，就会记得这些书生的名字，所以唐人传奇中有许多经典故事。据说写"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年做主考，录取工作没有摆平，士子们就组织了群体性事件，贺大人不敢见他们，就搬梯子在墙头跟大家商量，后人称他是"墙头高立贺知章"。这一时代的考试能考出才子，因为考试题目是诗歌，目的主要在于考文才。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在宋代，进士们的前途更远大，考好了得到重用不说，长得英俊的还可能成为驸马，皇上的朝堂和公主的闺房都是向这些人敞开的。王安石对这种选拔风雅人的考试很不满意，他当政期间，一度把科举考试改成执政能力的考试，就让"才子们"愤慨不已。他们不明白那些经济政治类的"申论"如何能表现出读书人的气质。在大家一致反对之下，王安石后来被贬，考文学的方式又被恢复起来。
宋朝老百姓心中的科举地位要远远高过唐朝，这是一个文化强悍武功贫瘠的时代。大家对中状元考进士的热衷可以参考以宋朝为背景的故事《白蛇传》：一旦儿子成了状元，玉皇大帝都要买他的面子，把状元的母亲白蛇娘娘放出来。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受尊重程度，在宋朝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低潮、复兴到衰败
科考在元朝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开科取士的传统基本上被取消，读书人流落民间，说评书，写剧本，当时给人分阶层，九儒十丐，读书的只比要饭的强一点，关汉卿在《窦娥冤》里写的"地也，你不分好歹枉为地。天也!你错勘愚贤枉做天。"其实也是读书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
形势在明朝得到了改观，尽管明太祖朱元璋会经常把读书人出身的大臣们在朝堂上脱下裤子打屁股，杀起人来也厉害，但他毕竟恢复了科举制度，给了读书人向上的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明朝亡了国，那么多读书人愿意殉死或者终身不仕。
明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全是毁灭人才，这一制度下甚至也出现了王阳明、于谦和史可法这样善于带兵的进士。但这种完备的科举制度已经出现了一种暮气：中国的青年人除了做官外难以有"有出息"的职业，除了科举考试没有别的选择。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年轻人则有很多人生选择：当海军、当工场学徒、当药剂师，甚至当海盗在当时都是有前途的职业。中国就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科场笼罩下，丧失了腾飞的机会。科举已经在不断落后于这个时代，清朝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出了科举文化笼罩下中国读书人心灵的扭曲，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好的小说集，却一直没有中举，到老了只获得一个"科举考试热心参与奖"，因为考试多次年纪太大而获得相当于举人的待遇。吴老和蒲老认为罪在科举，以为科举不再，中国人便没有了这种心灵扭曲。其实这种科举意识、考试情结，已经内化成为了中国民族的性格组成部分。
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情结
中国人是如此地看重科举和考试，以至于洋务派到维新派每次组织留学或者开办学堂，都要规定本次计划选拔的人才是相当于秀才、举人还是进士，以至于《阿Q
正传》里，假洋鬼子拿回来"柿油党"的顶子，老百姓都要说是顶一个翰林。
抛开腐朽的考试内容，科举作为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有其合理性。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政治制度之后，认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其实来自中国科举，回来就在三权分力之外加了两权：弹劾和考试。自然说明孙中山心目中考试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识到，在中国人心中，对考试公正的追求，往往比对其他公正(比如财产)的追求要迫切得多，而且更为理直气壮。
按照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说法，哪个官员要是敢不公正，坏哪个读书人的功名，城隍或者阎王就会派小鬼把害人的人拘去虐待，这是当年许多读书人和老百姓都相信的一点，而官员在考试上舞弊也会遭到重罚。单从公正性说，科举考试是严肃的和有效的。
但是现代国家的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教育制度和大量出色的人才，这是老先生办私塾从《百家姓》教到《中庸》的旧科举模式完全负担不了的。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在晚清时期引入了中国，颠覆了过去旧的教育模式。近代教育越来越具有指向性，考虑到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后朝该方向培养，这一点和过去"用传统培养人"、"让举子代圣人立言"的方式完全不同。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人口又多，从民国时代到今天高等教育多年以来没能完全普及，校园之外，求职和职场发展无不充满着考试，此类的考试竞争性越来越强。
比高考更接近科举考试的，是公务员考试--中国今天的文官选拔主要是依靠这一考试实现的。公务员考试近几年来越来越火，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已经出现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模范参考者。中国人的考试情结还将和这种"现代科举"一起生存下去。
[高考30年]哈佛革新核心课程
王晔
2007年2月7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公布了其自2002年10月起就在酝酿的教育改革方案。这个即将在2007年9月生效的名为《全面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是哈佛大学自1987年以来的一次重大教学改革，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全球化视野。
这所创建于1636年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一直都在尝试如何改进哈佛的教学体系，从1869年查尔斯·W·埃利奥特任校长起，哈佛共进行过四次重大的教学改革。1869年的选修课改革强调赋予学生自主选课的自由，1919年的集中分配制改革提倡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平衡。1945年普通教育改革要求培养自由社会的公民，树立西方价值观，重点是人类文化遗产和变革。1978年的核心课程改革着重提供学生探索知识的途径，希望学生可以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成为实用型的人才。核心课程的改革不仅使哈佛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中名列世界前茅，而且也对世界大学课程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为核心课程的设置使得学生过度关注自己的学术领域，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广受诟病。今年哈佛公布的教育改革方案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更注重对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实践等全面能力的培养。
此次哈佛教育改革将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划分为八大范畴：美学和诠释、文化和信仰、经验的推理、伦理的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与之前哈佛大学采用的核心课程体系相比，这次的教学改革着重学生用国际化的视野来进行科学艺术的学习，更加注重科学与现实的结合，并将情感、伦理、态度、观念的培养纳入学科教育的体系。无论是美学、科学，还是伦理的学习，这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希望学生能实践中得到更多锻炼和体验，并能够养成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从而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有趣的是，全面教育课程改革是在哈佛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的倡导下进行的，他因为在2005年发出"女子学理不如男"的言论而被指责并被迫辞职。而这项全面教育的实施则必然要在新任女校长福斯特的领导下开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