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亲历恢复高考决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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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口述
曹景行: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您,有没有一点担心呢?对这个政治局面。
刘道玉:从我本人,依据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来看,没有这个情绪。大家一直是很高兴的,希望小平同志用他的威望和魄力来抓教育和科学。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有,在教师当中,在全国教育战线当中,担心邓小平又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在教育部,我就收到了武汉大学的一个党总支书记给我写的一封信,他就说:“‘走资派又在走,当年的刘邓,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现在又出来了。”当然,这个人后来我们没有采取过去“四人帮”戴帽子、打棍子的那个态度,我把这事情告诉了武大党委书记,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给他个别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干部后来转变了。
曹景行:教育部呢?教育部里边?
刘道玉:教育部里也可能有,但是我没听到有。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从那个十年动乱下出来的,包括我都是九死一生,你说没点儿这个顾虑呀,没有心有余悸呀,那不符合实际。
1977年8月2日,科教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开,来自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的3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曹景行:整个会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
刘道玉:都是沙发围起来的,一圈都围着沙发的。中间也都是沙发,摆得稍微集中一点。有些工作人员,随行的秘书,大概都坐在后边,沙发的后边。
曹景行:那谁主持会议呢?
刘道玉:主持会议?就是小平自己主持。他一开始就说了,我好多年不工作了,中央让我管一管教育和科学。教育是重灾区,怎么管?我想找大家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出出主意,看教育科学工作怎么抓。
曹景行:那比如说哪一位,周培源发言,谁要发言是他点名呢?还是大家就自己……
刘道玉:据我记忆,不存在冷场的问题,他一开了头以后大家都踊跃发言,争先恐后。有的时候一个人讲,别人插话,小平自己也插话。因为小平同志开始说了,他说,大家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的苦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都被打倒了。现在你们不要有顾虑了,“四人帮”粉碎了,不要再心有余悸了,你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曹景行:我比较好奇,他(邓小平)抽烟吗?整个会场上,您还记得吗?
刘道玉:抽烟,抽烟。
曹景行:他耳朵是不是不好?
刘道玉:不好,是的。
曹景行:听得清大家讲吗?
刘道玉:他有时候是需要邓榕跟他咬咬耳朵,大部分时间,他还能听得清,从他插话的反应来看,他都能够听见大家的意见。
1977年8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而对于刘道玉来说,这也是他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参与的一个别开生面、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与会代表大多是中国科学界的泰斗,比如说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但是,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心系国家的千秋大业。各抒己见的情景十分令人感动。而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大家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刘道玉:周培源先生首先讲话。周培源先生讲的最集中的就是迟群对北大的破坏,特别是提到了“四人帮”时期北大被迫害致死的教授,像翦伯赞、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絪。俞大絪的丈夫是我的老师曾昭抡先生,后来打成右派,把曾昭抡从北京下放到武汉大学,我就是他的助手。这都是“文革”迫害致死的,而且北大教授很多的文物、书稿、古玩全都被查抄了。所以周培源先生就讲,希望中央尽快地作出决定,归还被查抄的书稿、文物、古董,尽快地为含冤去世的这些知识分子平反昭雪。讲到这儿,小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尽快组织专人来落实这件事情。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先生提出,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就仅仅有一个科教组,怎么能够领导国家的教育和科学?应当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部队强占的国家科委的大楼。讲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个问题马上解决,尽快恢复国家科委,部队要腾出被占的国家科委房子。他说马上解决。他的作风就是干脆,说一不二。
曹景行:关于“两个估计”在会上是谁提出来的?
刘道玉:苏步青先生。苏步青先生说,这个17年“两个估计”,说17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黑线专了政,我们想不通,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怎么估计?我们所做的都算什么?到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得很尖锐。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讲,17年不是黑线,是红线,是党的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说黑线讲不通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嘛。这个很重要,我们当时还是臭老九啊,那个时候还是工人领导一切啊,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个时候还处在这个时代,所以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所以,有代表提出来,这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怎么是臭老九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也是劳动者嘛,脑力劳动者嘛,是分工的不同嘛,怎么是臭老九呢?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还就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学制、修订教学计划等都进行了讨论。会议气氛之热烈、大家发言之踊跃让刘道玉受到很大启发和震动。不过,他还注意到,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谈及,那就是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联想到一个多月前自己在一些地方所做的调查,刘道玉感觉到说话的机会来了。
刘道玉:我不是到了天津、辽宁、江苏、北京?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当时北京顺义县,那时候还是革命委员会。当时顺义县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姓姜的,姜子牙的姜。我就是调查,你们这个教育拨乱反正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位革委会副主任给我明确提出来要恢复高考,说现在这个“十六字”方针,说起来十六字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但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就这四个字,学校也没有复审权,基层推不推荐是个过场,你报不报名没关系。所以他说,必须要改,恢复统一高考。他说也可能(有人)以为恢复统一高考又会重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老路,其实不然,我们工农兵不怕考。这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们工农兵不怕考,不服气。你调查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弟占多数,是的。
曹景行:“文革”以前?
刘道玉:“文革”以前统考的时候,还是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占多数。所以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震动很大。这个时候在我思想上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十六字”方针要推翻,但是我没有想到怎么推翻。
曹景行:在会前,座谈会之前,这个话题在教育部里面没有议论过?任何会议没有?
刘道玉:没有议论过。在教育系统,在其他大学,比如在大学里边有议论,议论不是说要恢复统一高考,是说这样招生。在大学里面老师们都议论纷纷说,没办法教,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你说怎么教?所以,用当时的话来说嘛,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所以教师很为难,觉得这个不行。但是,是不是要明确提出来要恢复统一高考呢,还没有人提,就感觉这个招进来的学生不行,保证不了质量,有这些议论。
刘道玉说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话给他震动很大,他当时想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教育界要拨乱反正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解决?他脑子里也没有形成一个想法。
刘道玉:如果说我进一步受到了震撼,那是在小平同志这个座谈会上,在听了其他专家代表讲话以后,我又一次受到了启发,受到了震动。我又想起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意见,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可就是通天了嘛。
1977年8月4日,科教座谈会已经开了三天,再过一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在会下刘道玉遇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
刘道玉:因为查全性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授过课,但是我们都比较熟悉这个人,他爱思考,话不多,讲话时也有一些口吃,但是他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一点新意。
但是在这三天的会议当中,查全性一直都没有发言,刘道玉在和查全性的闲聊中谈到了恢复统一高考这个话题。
刘道玉:我就跟查先生建议,我说其他的代表提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提到,就是恢复高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搞不好就成了重蹈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老路(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既是个敏感问题,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的人没提到,不知道你怎么样?他说我也觉得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没办法保证教育质量。他说我可以讲。所以我们看法完全一致。
8月5日上午,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首先发言,一言甫出,举座哗然。
刘道玉:他讲得非常好,讲得也很动情,很激动。他说,解放以前,上大学靠钱,你拿钱(就能上学)。17年靠分(数),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只要你爸爸有权,你就可以上大学。(他说)我有个典型的例子,全国有个知名作家叫熊召政(2006年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居正》的作者),也是我的学生,是武大作家班的学生。本来1976年他是英山县文化馆的一个文化员,被基层推荐上大学,上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愿意录取他,后来县革委会主任找他谈话,熊召政,你今年就不上了,明年我们推荐你上北大。县革委会主任的儿子顶了他。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例子,所以你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曹景行:他后来还讲什么,他除了讲这个还有哪一个?是邓小平在当场?
刘道玉:他讲嘛,当然也是讲学校实际情况。他说,现在从武汉大学实际来看,这个“十六字”招生方针,群众议论很大,开后门,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的子女非常不满,这是一个。再就是学风的问题,就是工农兵们上大学以后提出个什么东西呢?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曹景行:“上、管、改。”
刘道玉:简称就是“上、管、改”。他说,那就是工农兵学员提出来的,他们自己上大学,而且要管大学。这个管大学倒不一定是完全错误的,学生参与管理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他以掌权者自居,把教师都当作改造的对象,这就错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呢?因为,我亲身都经历过,“文革”以前,由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工农子弟被退学了,在“文革”当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又把这些退学事宜的学生请回来,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年亲手处理退学事宜的这些人都要上台接受批判。所以一恢复高考,很多人不由得就想起来这个接受控诉、批判的情景,当然心有余悸。所以,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就在于“两个基本估计”把大家束缚了。
曹景行:那在查教授8月5日讲话之前,您说其他的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有没有人把招生问题、学生质量问题提出来?
刘道玉:在他发言之前,关于恢复高考的问题,关于“十六字”方针问题,基本上没有人提及,但是查全性发言以后,举座哗然、议论纷纷。大家都感觉这个问题提得好,切中要害。大家纷纷补充查全性先生的意见,希望中央下决心推翻这个“十六字”招生方针,恢复统一高考,当时没有不同的意见。
曹景行:邓小平的反应,当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刘道玉:查全性讲了以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刘西尧就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要恢复就从明年开始。这个时候小平第二次插话,就说看准了的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他的表情很严肃。
曹景行:小平作了表态之后对会议怎么样?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都很高兴,大家都说查全性同志你做了件好事,反映了大学广大教师的愿望,这一下高等教育保证教学质量就有望了。
曹景行:会议之后在会场以外对恢复高考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刘道玉:没有,就包括这个会,当然,5日会后就散会了。
曹景行:5日是最后一天?
刘道玉:最后一天。可以说,这个恢复高考的事是小平同志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是在高潮中结束的。
据刘道玉回忆,查全性的讲话大约一刻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但这短短20分钟改变了当时数以百万计中国青年的命运,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城乡。1977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一年冬天被很多人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
(选自2007年第8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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