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纸币

[一种声音]风中的纸币  

我一直想以E.B.怀特写纽约的方式写一写温州，但事实证明，我办不到，关键不在于温州不是纽约，如果我有老怀特一半牛叉，温州也会显得比纽约更有趣。当然，将温州和纽约放在一起，对她们双方来说都是种侮辱，温州人绝不会将纽约放在眼里，就像纽约人根本就没听说过温州一样。当上海顺利地成为温州的后花园之后，温州人已经从30年前猥琐而缺乏自信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在他们眼里，纽约，也许只是另一个说英语的上海而已，如果不是因为当中隔着太平洋，他们照样会拍马过去将长岛的房价炒到天上去，估计，那时候美国人的头号敌人就不是本.拉登了。

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的后果之一，就是会对本地的怪现象感到麻木。比如说，在有人跟我指出温州的妇女们喜欢穿着睡衣上街有碍观瞻之前，我一直以为顶着蓬松头发穿一套鲜红睡衣在超市里购物是一件富有生活气息的事情。并且，我也以为，背一个冒牌LV却开着正牌宝马是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情，绝对比挎着限量版LV挤公车有智慧得多。曾经有某贵妇在凯宾斯基吃饭以后将小餐具顺到背包里带走，据说是温州人，而天知道，这样的小事，在温州根本就上不了新闻，所以，作为温州人，我们也只好指责北京人缺乏必要的包容与放松精神。当温州人名声在外以后，似乎全国人民都在一边嘲笑着温州人，一边却又在暗暗羡慕（即使他们没有羡慕，我们也会假设他们狠狠羡慕过了）。好吧，作为温州人，我们就低调点承认好了，那些关于温州人有钱的传说，其实，都是真的。

关于温州人的财富传说

当我在7岁时从上海外婆家回到温州的时候，当时沮丧的心情一直贯穿过23年的漫长岁月遗留至今，温州看起来根本就像上海的一个郊区小镇，并且，还是刚刮过台风的那一种。破败而萧条的感觉，狭窄而扭曲的小巷像蠕动的蚯蚓一样使人肠胃不适。满大街跑的都是哇哇响的三轮车，那些车夫就像刚从成龙的电影里骑出来，根本就没有一盏交通信号灯是正常工作的，在我寻找斑马线的时候，街道上的人流就像一盘散沙。而空气当中，则漂浮着一种鱼虾腐烂的味道。但是，有谁会想到呢，正是在那些空气中，正是在那些破败的时刻，均瑶实业的王均瑶正在思考着如何包下一趟飞机航线、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正做出他的第一件外套、乐清的低压电器制造商南存辉正在凝视着他手里的线圈。当这些人在数十年后坐在央视经济频道的电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们的眼前，有没有闪现出温州曾经的潮湿、混乱而拥挤的街道？

温州人刚刚开始富裕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温州人最痛苦的记忆。如果我们曾经经历过一场雷暴雨到来前的煎熬，大约就能展开我们的想象。温州人被压抑了太久，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已经对所谓的荣耀时刻丧失了感觉，或者，温州人就从来没用荣耀过，在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的历史里，温州从来都只是一个站在阴影里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要命的是，这个小角色又偏偏是不信命的，如果把他扔在黑暗中，甚至能看见他的眼睛里射出的光。所以，在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敏感地嗅到了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使他们在上海不被称为乡下人，可以让他们够胆去一趟北京，这对当时的温州人来讲，就是天大的动力和鼓舞了。有了这样的鼓舞，睡在火车的座位底下、住最下贱的招待所、吃被人丢弃的食物等等，统统不算什么了。更多的时候，贫苦能叫人安分，而受人忽视，却往往叫人爆发绝望的力量，温州人属于后者。

关于温州的财富传说很多，许多都沾染了传奇般真假难辨的色彩。曾经有一个温州人去北京办事，到肯德基吃饭，问服务员有没有米饭，遭到整个餐厅的人哄天的嘲笑，而在数年之后，他成了第一个将肯德基引进温州的人，并在第一年就赚了800万；某某人带着儿子去上海买房，因为赶了一夜火车，被拒之售楼处门口，第二天，爷俩愣是扛着满满两麻袋的现金，买了整整一层楼；在广州的温州商人，为了歌厅里与广州人争风，花了5万块钱点了一首歌，然后，自己上台，用温州话将那首歌唱了下来，那一年，温州话版的《吻别》在温州风靡一时……在温州人的财富传说里，我们很容易找到的关键词就是：面子。当温州人发现，他们可以用钱去买到面子，并被人重视的时候，吃多大的苦，花多少钱，他们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这也就是温州人在全国不算最有钱，却偏偏最名声在外的原因所在：他们愿意花钱，去买回他们曾经最稀缺的自尊。

没有传统就是温州的传统

温州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叫做“五马街”，其地位类似于北京的王府井或上海的南京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温州市政府花巨资对这条商业街进行改造，并在市民中征集改造方案，其基本方向，是试图复原温州的文化传统。可是，结果使人尴尬，温州人找不到合适的能代表温州的传统，最后，只能以一个传说——永嘉太守谢灵运乘坐五乘马车——来对这条街道进行改造。如今，在五马街口树立着一个丑陋的铜像，五匹马拉着一架空的马车，倒成了游人们牌照的绝佳场所，马车里布满了垃圾。也许，温州并不好意思将与温州关系并不大的谢灵运直接拉过来充当温州的文化传统，只好以这种隐忍而曲折的方式，表达温州所谓的文化气息。一个谢灵运，加上半个刘伯承，就是温州所有的文脉了，在所有关于温州的纪录片里，这一个半人物，是铁定出场的角色，而另一个传说，则关于白鹿衔花穿城而过，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强加于温州中心城区鹿城区名称之上的“后世加工”的所谓传说而已。

在暂时的失败以后，温州人迅速调转了方向，既然找不到拿得出手的所谓传统和所谓的文化积淀，那么，还不如什么都没有，轻装上阵和白手起家本来就是温州人的拿手好戏。所以，在温州，大家自称为没文化或是没有传统，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没有传统的传统，在温州的饮食业中体现地最为明显。在遍布温州大街小巷的酒吧与茶座里，最典型的特征，是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约束。即便是装修得最为典雅的茶座里，温州人也是蜷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的，即便灯光昏暗，茶座里的气氛也类似于菜场。温州人从来不觉得去茶座或是酒吧是一件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事情，穿着正装正襟危坐这件事，对于温州人来说相当于酷刑，所以，他们宁愿轻松一些。并且，温州的茶座、酒楼与酒吧等等，前身也都是温州的大排挡，老板和顾客都赚了点钱，突然发现，再坐在路边吃饭似乎太委屈自己，这才找间店面装修起来，本质其实还是一样的，心情也还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大约只在于夏天有了空调，不必再被蚊子咬而已。在温州的茶座里，只有想不到，没有吃不到，卤水点豆腐，红酒就螺蛳，吃到高兴起来，大喊一声“老板来盘臭豆腐”也是做得到的，温州人的标准就是，不摆POSE，不矫情，一切以爽为主。所以，只有在温州的茶座里，才能吃到水煮鱼，也能吃到酱鸭头，并且，整个茶座热闹非凡，充满了生活的喜气洋洋，那是一群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之后，怨气与快乐的总爆发。

如果非要说起温州的传统，也许，舒适、快乐、无拘无束就是，也正因为温州从来就不站在舞台中央，所以，他们也就乐得躲在角落里独自快乐去了。

如果有选择，最好别来温州

很多人都会被温州的繁华所蒙蔽，以为温州是一个可以承载梦想的地方。这个地方，满街跑的都是宝马与奔驰（08年度，温州上牌车辆共3万多辆，其中有17000多辆50万以上的名车）；这个地方，大厦和别墅正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力量生长（其实，温州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工地）；这个地方，人们正以一种极其饥渴的态度积累财富（08年，温州共有各类投资担保公司880家，累计资本147亿元），但是，我们所看见的繁华、财富，温州人绝不允许与外人分享。有谁见过穷小子暴富以后变得慷慨的吗？

在30年前，温州人饱受大城市里人们的欺负，而现在，温州人似乎正学着将这种感触加倍地返还到另一批到达温州的外地人身上。在这里，与外地人通婚始终是一种禁忌，并且，一口的外地口音，甚至标准的普通话，在这里都意味着被歧视。温州人正从几十年前的普遍不自信，变作今天的盲目自信，甚至，在他们眼里，始终认为只有温州的天气才是最宜人的。在他们眼里，上海人都是小气、娘娘腔的象征，而北京人则与空话主义者等同，至于其他的，温州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谁比温州人做得更彻底。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温州人，选择热爱温州，有许多理由，毕竟，这是一个曾经让梦想生长的地方，虽然她的空气里依然弥漫着熟悉的海腥味，但已经从以前的小虾米，变成了现在的鲍鱼和龙虾。没有一个地方具有温州那样的爆发力，她就像一枚被压制了太久的弹簧，她的跳跃，成就了自己，同时，也会误伤其他。如果我们选择厌恶温州，会有更多的理由。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永远不会遵守秩序，他们只会寻找捷径，在他们眼里，贫穷比缺乏道德更加可耻。虽然她的市政府、剧院、展览馆、文化馆、图书馆等等，都被建得高大而漂亮，但是，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城市的虚弱，就像是一张风中的纸币。

来源：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