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业网－南方人物周刊-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专访吴伯雄

吴伯雄说：人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我如果还不知道感恩的话，实在是太没良心了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张欢  发自台北
 

谈台湾政治现状

人物周刊：2008年5月，您访问大陆，为什么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会写下“天下为公、人民最大”？

吴伯雄：这个基本上还是民主的理念了。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现在“立委”席次我们占三分之二以上，“总统”大选我们赢了两百多万票，但是社会上马上有一股言论，说你们一党独大，那将来怎么监督你们？我当时就说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4年一次的选举，党可大可小，很可能突然变小，所以我说没有一党独大的问题，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能决定。

我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人民最大”也是普世的价值。现在我们国民党在台湾会谦卑、虚心，我也看到大陆的施政方向正往这个方向走。

四川震灾时，我看到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都冲到第一线，目睹灾民压在地下，他们泪眼朦朦那种急切的样子，也是人民最大的表现。

大陆媒体现在也比过去开放很多，我发现我写的几个字，竟变成《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这毛笔字十几年没有用，写得实在是……唉！我太太就说看你写字实在是惨不忍睹！

人物周刊：作为台湾的特色，台湾媒体对政治人物的指摘颇多，您怎么看，能接受吗？

吴伯雄：还好了。我从政也40年了，事情看多了，看到很多批评报道，有时也不是很公正，但我自我警惕，自我改正，与事实不符的我也会去说明，没有了不起到活不起的地步。

现在的“内阁”有很多是大学校长过来，我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啊！“立法委员”有他们的压力，你们也有你们的压力，但最后承受的是党，政党政治就是这样。

民进党8年换了6位“行政院长”，50几个“部长”，他们来来去去上上下下，结果最后承受的是民进党。有这个例子，我们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帮忙从政的同志，不管他们是“立法部门”还是“行政部门”，党就是一个协调的平台。

我们还是希望马英九受人民的支持，“行政团队”的政绩受到肯定，“立法院”受老百姓好评，这就是我们党关怀的重点。

人物周刊：那什么是好的政治家，什么人又是政客？

吴伯雄：我以马英九为例子，他的行政处理或者人事处理不一定是非常好，但我一路挺他，就是他至少没有邪念，没有坏的念头。

现在台湾经济是大问题，我们会努力，但是经济问题有太多因素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例如一年后油价又会是多少？谁都无法肯定。还有美国房贷的问题，我自己当过银行的董事长，知道银行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政府当然要救，但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把握。

过去民进党“执政”8年，让台湾的经济体质变弱，周围的经济体一感冒，我们搞不好要得肺炎啊！所以要尽最大能力救经济，而民调一直往下掉，这也是事实。

现在为了党也为了马英九，必须要稳住这个情况。马英九的民调再往下掉，承受的是党啊！

现在的“内阁”是缺乏和老百姓沟通，让老百姓信服，沟通的技巧还要加强，但是马英九上台后，不同于8年来的贪腐政府，因为他绝对是干净，所以“政府”的廉能方面会更好，上梁正了，下面就不会歪。

第二点，身为领导人，他不会制造族群分裂，不会把二千三百万人分成两半。

第三点，不会故意去冲撞两岸关系，不会利用民粹来为自己拉票，两岸终究朝和平的方向来进行。这么做很辛苦，但对于台湾人民以及中华民族来说，却是好事。

大家对马英九抱着太大的期望，可是现实的环境不是那么好，期望过高，失望也大，马英九的处境确实很艰难。我安慰他说，责之切来自爱之深，所以你只要根据这段时间的经验，该调整身段就赶紧调整，还来得及。

人物周刊：3年前我们观察台湾，那时候的国民党甚至有泡沫化的危险，为什么这几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吴伯雄：我接主席的时候，压力很大，很多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记者私下都说，“国民党还能撑多久？”当时大家都说泛蓝的文化是“内斗内行，团结不起来”。“立法委员”减半以后很多人都没有舞台了，很多选区都斗得很厉害，自己互斗的结果是拱手让人。还好我们很耐心地协调，协调新党、亲民党，总算我们每个选区两个人互斗的情况大幅减少。

“立委”的胜利也奠定了“总统”大选的胜利，所以说做人不能太现实。我对亲民党非常友好，也有很多人指责。不能因为现在影响大就忘乎所以，马英九也说“总统”大选获胜是因为“立委”胜选，“立委”胜选是因为和亲民党配合，这个过程千万不能忘掉。所以我觉得过去的失败不是民进党厉害，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人物周刊：国民党最艰难的时候，曾到什么样的地步？

吴伯雄：凭良心讲，我们的财务并不好，很多时候竞选广告都已经要刊登了，还是没有钱，只好再去协调。我是经常到处磕头作揖募经费，还要协调各县市有影响力的人，替马英九拜票、寻求支持。

人物周刊：从事政治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您还会支持你的孩子走这条路？

吴伯雄：我想这不是我所希望的，而是环境让他们勇往直前。我有两个儿子，我回家经常开玩笑，你们两个总要有一个事业有成，让我养老吧！（注：指在家族企业中做事）但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兴趣。

我觉得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老大在“立法院”，老二在“市议会”，两人都被认为是最没有公子哥的习气，都很正派、谦卑。这一点他们俩也要感谢我，我当初从政的时候就没有经济的压力，工资都没有拿过。现在我两个儿子从政，我让他们也都没有后顾之忧，好好问政就是了。

当然，我原本也希望有一个孩子能够在家族企业发展，不要两个都去，这毕竟是一个热厨房。尤其是我第二个孩子，现在台北市当“议员”，当初他去找台北市党部，党部的人告诉他，现任台北市“议员”都是年轻人，都要竞选连任，若你要选你就自己跳，你就去万华区当刺客试试看(注：万华区是传统的绿色势力地带)，结果他真的参选了。

连我都认为那个区很难选，没想到他每天清早跑去公园向人请安、恳托、自我介绍，就单枪匹马一家一家去敲门，结果以最高票当选，当刺客真的弄假成真了！

我很安慰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寄望爸爸是谁就怎么样，都愿意从最基层一票一票选起。有人说他们很年轻，事实上和我当年相比，他们已经不年轻了，哈哈！我33岁就当县长了，很多人都说小学毕业时候的奖状都是县长吴伯雄颁的。

人物周刊：意识形态的议题，例如族群对立还会在台湾出现吗？

吴伯雄：他们还是会打这个牌，但是我相信效果会越来越小。

人物周刊：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创建兴中会以来，历史悠久，有过光辉的历程，例如抗日。但在台湾也有过为人所指责的历史，例如“二二八”、党产争议，这些历史问题还会成为国民党的包袱吗？

吴伯雄：我想有的人一定还会打这些牌，但是效果会越来越差。你说“二二八”，现任的国民党主席(注：吴伯雄本人)也是“二二八”受难者的家属。所以不必把当年的账算到当年还没有出生的人身上，我们不要有、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

美国和日本打了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也变得非合作不可。越战期间，美国人死了多少，越南人死了多少，但是现在美国一样在越南大量投资。

毕竟“二二八”已成为历史，但60年来还遗留这么多的仇恨，这是我们国民党应该要警惕的。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可以解决的，“二二八”就是一个最严峻的教训。

人物周刊：像国民党这样一个百年老党，在新世纪要如何转型？

吴伯雄：已经在转型了，若不随着时代转型就要被淘汰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放弃我们的“宪法”。

人物周刊：媒体在台湾已经泛口水化，人身攻击处处可见，对此您有过失望吗？

吴伯雄：老实说，有时太超过了！言论的自由要考虑老百姓的认知能否接受。

人物周刊：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现在已经变成了张荣发的基金会，您想过会有这一天吗？今后国民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吴伯雄：我当党秘书长的时候，党工还有4000名。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是有支配性的，民主化之后我们要竞争，我们的财务也是要硬碰硬的去拼。

比起一般民主国家，我们的人还算是多的。现在民主国家政党都是靠义工的，义工是要靠热诚来唤醒的。我经常说政党只有拼选举，只有选举赢了才能实现理想。

人物周刊：那在当下，国民党如何处理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呢？

吴伯雄：两岸的党政关系不同。在台湾，最后承受的还是我们党，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任何人事都要（党中央的）中常会评审的阶段，这样的做法会引起反感。

但是行政团队要了解我们政策的方向，要和党的目标一致。

　　谈民主政治

人物周刊：您出生在日据时代，又经过了光复后的戒严、解严，一直到今天的全面民主开放时代，在您看来，台湾可供总结的民主经验是什么？

吴伯雄：台湾的民主政治经验，对于华人社会确实非常珍贵。老百姓会慢慢成熟。选举期间随时会有冲突，1000多万人投票，4点钟截止，5点钟大家就接受选举结果，这就是多年选务经验累积的成果。

我很荣幸我过去当了8年的中央选委会主任，也当过台北市的选委会主任，也当过桃园县选委会主任，我是真正的内行。“立委”、“总统”选举期间，中选会立场不公正、公投绑大选，我都一一提出来。

人物周刊：台湾的民主从威权时代走到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个变化？

吴伯雄：这段经历确实可以给世界参考，也可以给大陆参考。转型的过程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都可以给大陆一个很好的借鉴。

我觉得台湾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理由就是民主，社会也很开放。（当然）开放的过程在某些地方是不一定适合的，像大陆有13亿人口，我们一想到13亿人要温饱要安定，要是让我们去治理，怎么治理？大陆的困难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看看我们转变的过程，我相信对大陆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然，太自由太开放也相反地付出若干的代价，看看我们的电视的竞争、报纸的报道，很多人会受不了。

人物周刊：民主政治在台湾发展已经20多年了，对今天的现状，您满意吗？

吴伯雄：我们所建立的民主不一定能完全移植，所以我不说大陆一定要复制我们的模式，但民主的精神、最基本的原则——尊重每个人的权益，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照顾少数，这样的一个民主的理念才是普世的价值。

当然台湾的民主存在很多缺点，但民主本来就是长期一点一滴累积的，我看现在大陆也是从最基本的乡镇开始做起，但在台湾，每个人都展现了基本的民主素养。

人物周刊：台湾的民主经验是整个华人社会宝贵的财富，如果您要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台湾的经验，您会如何描述？

吴伯雄：就是每个人都要受到尊重，透过各种管道，让政治人物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声音。

人物周刊：那如何避免民粹化的倾向？台湾8年来已经有这样的趋势。

吴伯雄：那就是要靠政治人物的良心，为了选举、为了政党的获胜，喊出很多不合实际的口号，感官上让人有“哇”的感觉，其实又如何呢？所以没有完美的组合。但又没有其他制度比民主更能防止独裁发生。大陆如果讲民主，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

人物周刊：您在威权时代就已经是高级官员了，台湾1980年代在经历解严的过程中，您的心情如何？会不会有失落的感觉？毕竟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了。

吴伯雄：我两次当选民选“省议员”，还卖过烟酒(注：吴当过烟酒“公卖局”局长)，当过秘书长，还在林洋港之后当过“内政部长”。那个时候“内政部长”是相当有权力的，“部长”就像“部长”的样子，很威严。

那个时候经国先生已开始解严，开放与大陆来往，当时容许有大陆眷属的人去探亲，这个规定就是我宣布的，《戒严法》、《国安法》都是我提出的。从威权时代到开放，我都有参与。

我只能说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做任何事受很多的约束，民意代表、媒体，各种声音都有，所以现在一个动作全体叫好已经不可能了，你要斟酌迫切性和重要性才能做抉择。

一致叫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台湾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党外人士在威权时代只有靠街头的运动起家，我们现在想一想，他们要闯出来也只有用这个办法，这是难免的。但是有时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他们明知道有些行为是违法的，还故意违法让人取缔，然后造成弱者被迫害的形象。

所以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需要大家遵守法律，而政府该给人家权利时也要给人家；但是人民有了这个权利以后，不能过度滥用而制造社会的不安。

现在大家对游行集会已见怪不怪，想借此违规而哗众取宠的人，反而要小心是否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也是经过一二十年来大家不断在经验中求取的。

谈个人

人物周刊：您从政迄今已有40年了，能和我们分享屹立不倒的原因吗？

吴伯雄：很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我这七八年来都很低调。在基金会这里我觉得很自在，我把这个办公室打造成佛堂，就是因为在这个环境我比较自在一点，在这里我是在修养自己。我学佛学得很浅啦，在政治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希望自己能够沉淀下来。

以前我是真想不到马英九也居然会被以贪污罪起诉，这给我很大的震撼。马英九他样样都很强，但他不会贪污，他廉洁自持，怎么这样的人都会被检察官起诉？他坚持辞掉党主席，又坚持要我来接主席，当然主席是经选举产生的。

说实话，这一年的际遇不在我原先设想中。但是碰上了，我就要面对问题，全力以赴。我常想上天对我还是相当厚道的，让我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赢了两场选战，还跑了一趟大陆，确定了和平发展的国共平台。过去8年两岸不断冲撞，台海都快成了火药库，现在我们至少把引信拆了。但两岸问题实在太复杂、太特殊了，很多问题还没办法谈，所以要搁置争议，追求双赢，我想这个方向对大陆有利，对台湾也有利。

我想这一年，不论老天是有意还是无意，让我适逢其会，我觉得我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我的任期还有段时间，我要继续促进全党的团结，我个人和任何人都没有竞争，我很满足，很感恩。

我也在学阿Q，学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年纪毕竟不轻了，在这个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很有成就感。也不是自己多有能力，而是多少英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所以不管再苦，我还是觉得要感恩。

人物周刊：大陆的邓小平先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三起三伏，您在政坛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您是如何排遣的？

吴伯雄：比起邓先生我差得远了，我只是做与不做这个职务而已，日子也还是过得蛮自在的。

凡事不要强求，随缘，很多事情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是佛教徒，我皈依的是星云大师。我记得1994“省长”选举的时候，他就不赞成我继续冲下去，他说既然宋楚瑜先生已经占了很多的优势，你就不要进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去年马英九退下来由我代理主席，接着选主席，我说让别人去吧！这时星云大师说不行，要行菩萨道，要救众生，要我勇往直前。我说我受您的熏陶，现在讲话也是温文儒雅的，怎么可以面对激烈的选举语言呢？他说菩萨也有金刚之怒啊！为了要救众生，该你站起来时就要救众生。

我这么做也是来自宗教信仰，来自我师父的教导。我一向都不太会讲话，但是到了选举的最后几天我还是很凶悍的，“总统”选举那几天我也是指名道姓每天开记者会，针对陈水扁很不客气地说重话。

人物周刊：您已经快70了，走到今天您有遗憾吗？

吴伯雄：人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是对我，如果还不知道感恩的话，那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我享有的生命过程还是相当丰富的，我发现很多人太在乎自己没有得到的，而不懂得自己已经拥有了许多，这些人是不会快乐的。

我是一个惜福感恩的人，现况也说不上是事业的顶峰，但是因缘际会遇上这一年，我觉得是有点成就。

人物周刊：您是一个佛教徒，是出世心做入世事，如何平衡佛教徒的内心和激烈的政治选举？

吴伯雄：宗教信仰里有句话对我很有用——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的动机、我们做的事情，老天都知道！所以内心比较有道德感。

人物周刊 ：退休后，您会选择怎样的生活？

吴伯雄：看到大陆这边一个梯队一个梯队上来，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我个人还是要做快乐的自己，我要在公益方面多做一些事情，当然就算我退休，我也会关心国事、关心国民党。

谈家庭

人物周刊：您是政治世家出身，我们很想知道这种世家子弟的教育是如何完成的？和普通人的家庭教育会有什么不同？

吴伯雄：说是政治世家，事实上家人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家族人口众多，我爸爸8个兄弟，有4个是医生，有一个是法官，我二伯父是日本帝国大学法学毕业，在“二二八”时受难。

我们的亲戚也相当复杂(注：2000年“总统”大选时，吴伯雄堂哥吴运东是桃园挺扁会会长)，说我们是政治世家，倒不如说是书香世家更好。

我祖父是秀才，桃园地区的子弟很多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家里至今还保有很多传统，所谓客家人克勤克俭的家风、苦干实干、绝不浪费、栽培读书人。有一年我们家聚餐，我算是学历最低的，我父亲是医学博士，我姐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宋瑞楼，我两个哥哥是博士，我姐姐博士，我嫂嫂也是。我都当了“部长”，爸爸还安慰我“伯雄学历是差了一点，但社会的事情他最懂”。家里很多的“疑难杂症”都是我处理。我姐夫在医界非常受尊重，但是让他做行政工作，他就不行啦。

我父亲自己当过县长，但他自己还是比较注意学术上的成就。他说你当了县长当了“部长”，你的成就绝对没有你姐夫高。因为我姐夫对台湾肝病的防治贡献最大，他高龄90多岁了，在“中央研究院”只有他是三代院士，台大医学院院长都是他的学生，连他学生的学生现在都是院士。我们还是老观念，觉得会读书比较清高。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大陆领导人的子弟去从政，这些对您的孩子有没有影响？

吴伯雄：我的从政治生涯，对我的孩子是一种压力和包袱。虽然竞选时确实有好处，但也是包袱。我们老一代从政几十年，也有我们的恩恩怨怨，他们必须要去承受。

他们表现好，人家说他们是老子好，批评会更苛刻，这对他们压力也很大，所以他们会加倍努力；穿的西装稍微漂亮点，人家就说是含着金汤匙出来的。所以连胜文（注：连战之子，国民党中常委）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您孩子从政后，以您的观察，他有什么样的变化？

吴伯雄：成熟多了。读书人的习气变了。当然我希望他仍保持正派，在处理事情上可以更圆融一些。

人物周刊 ：身为国民党主席，又是“二二八”受难者，您家族内部如何评价这个悲剧？

吴伯雄：我们家族实在是太大了，亲戚有一两千人，也有很多人还耿耿于怀，但大部分人都已不这么看了，尤其是下一代年轻人。我们可以记住，但是也可以原谅。

40年前本省人和外省人通婚还是令人很诧异的事情，但现在实在是太平常了，我唯一的女儿就嫁给一个山西人。我是客家人，我两个媳妇都是讲闽南话（注：指本省人）。我有11个孙子，过几天要团聚，当我抱着我的外孙，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时，怎么会想你是番薯(注：指本省人)还是芋头(注：指外省人)啊？

我经常替人证婚，怎么会有人在乎你是哪里人？都是亲家公、亲家母的了。这个时候只有没良心的人才会拿这个来煽动。所以在台湾，族群问题实在是不应该再成为政治问题了。族群变成选举议题，我认为操作的政客实在是很没道德良心。

人物周刊：您的家族是桃园县的望族，您也说到您对儿子从政最大的支持就是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那在台湾从政，经济上的独立自由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吴伯雄：看地区，比如说台北市选“立法委员”，很多“立法委员”只打文宣战就可以了。但是在农业地区不是去买票，而是打组织战，所谓的派系，是合法的你都必须花钱。台北市也有一些明星“委员”，选举结束经费还有剩余。

我们政党必须去培养好的人才，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帮他啊，要拿钱帮他助选，这都要在合法的范围内。

谈两岸关系

人物周刊：在少年时代，对岸大陆给您是怎样的印象？

吴伯雄：我们小学的时候成天喊“反共救国、杀朱拔毛”，你们也是说要“消灭蒋帮、消灭国特”。很多老荣民(注：指随蒋介石来台的老兵)是最反共的，回大陆老家一看找不到地方，看到交通警察，就会问“喂！请问共匪同志……”结果还被拘留了。你看现在变化多快。事实上国共内战彼此都杀了不少，但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两年前还参加厦门的农产品推广会，连（战）先生要我讲话，我就说“40多年前我就住在这附近”。结果大家吓一跳，我在金门当兵嘛，我们阵地几个炮位就是对着厦门的。希望当年炮口相向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我第一次参观厦门，好像是朱市长带我们参观，他说这里的标语就对着金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说你拿着望远镜看看对面——“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哈哈！

现在想想，两岸关系没有一个书本能教你如何解决，只有靠中华民族的智能。战争是人类最痛苦、最愚昧的行为，和外国人打仗都已经是很愚昧、很残忍了，中华民族内部还要愚昧到用战争来解决吗？

我和胡锦涛先生就说过，“我们虽然无法掌握天灾地震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努力避免两岸的战争”。

人物周刊：对于大陆政治格局的认知，您是怎么了解的？

吴伯雄：我很佩服邓小平，他做了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开放。老实说如果没有开放，大陆的国力、百姓的收入不会像现在这样。

在台湾人看来，共产党也有很大变化，过去是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是经济建设为主。我觉得只要人民过得好就是正确的。

人物周刊：两岸的关系在您的规划中，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比如50年？

吴伯雄：50年，那就是下一代的事情了。照现在和平发展的趋势看，存异求同，同的地方多了，异的部分解决就比较容易了。

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例如陆客来台观光，你们现在也是希望从少开始，哪些人可以来，哪些省份可以来，希望来的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出现不好的事情，反而会伤害彼此的感情。所以说从少到多，一步步来是正确的选择。

谈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以国民党主席身份与胡锦涛先生见面，您怎么看他？

吴伯雄：我可以想象站在13亿人口的这个位置上，不论是IQ还是EQ，一定是过人的。他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很冷静、很诚恳，没有废话，我相当钦佩这个人。

人物周刊：您在台湾政坛高踞40年，以您对大陆领导人的观察，如何评价？

吴伯雄：胡总书记的格局很大，看得很远。当然我也了解他所面临的压力，你们也有鹰派，也有鸽派。

在我看来，他是比较理性务实的，有同理心。他常说不能把协商搞成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人家身上，应该异位而处。

我们是以小事大，当然要有我们的智能；但是大陆是以大事小，就应该大方一点。我想胡先生有这样的格局，他看得远，不在小事情上斤斤计较，把握大的方向，当然他也会面临很多不同的声音。

人物周刊：您曾经和李登辉先生有长期的互动，现在彼此之间的政治观点相差如此巨大，您如何看他？

吴伯雄：他在国统会有一篇讲稿说：“江泽民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不够的，我要说：中国人不但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还要帮助中国人。”当时我就在场，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不是现在他认为的台湾人要如何对抗中国人，这中间有很多变化。

我认为彭明敏（台湾政治人物，以主张台独著称）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但李先生现在说的话，他自己解释说，“我是不得已，当时环境是这样，你们看不出来是你们笨！”这句话让我们这些跟在他身边、忠心耿耿帮助他的人，感到很难过，即使私底下他对我还是很客气。

我虽然学佛，心存厚道，但对这一件事情还是相当难过。和连先生相比，我想至少在党主席这个职务上，李先生的评价应该不会太高。

人物周刊：那您如何看连战先生呢？

吴伯雄：他不是很热情洋溢的人，但也不至于高傲冷漠，基本上他是彬彬君子，私底下也蛮幽默的，但要感受到他的热情不容易，应该说，跟连先生在一起不必防他。

我认为连先生两次竞选“总统”失利，很难堪的，但老天还是照顾他，他是有福报的人。他促成了国民党党主席直接选举产生的民主机制。过去党主席选举，所谓投票，是视会场当时的情况，表决方式可以用选票，也可以用举手，现在很明确规定是全体党员秘密投票。

如今他成功完成了“和平之旅”，这可能是扭转历史的关键，连先生在历史的地位评价会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