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心和千年膏

　点心和千年膏
　　
　　如今，只有在一些交通不太发达的地方，才能有些出乎预料的相遇。在古登州地界里，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和乡村的内部，直到今天仍会找到一些祖辈不曾丢弃的器具，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因为它的健康和实用，所以也就存留下来了。这里直到五六十年前，每个新成立的家庭还要有一个精制的炕头多屉橱，它会一直伴随这家的男女主人白头偕老，并会传给下一代。这种炕头橱打造精良，一般用最好的木料和工匠，漆成朱红色或原木打蜡，那些抽屉都镶了青铜拉手，雕了花饰。这是一个实用的器具，更是一个工艺品。它摆放在炕的一端，上面是高高叠起的绣花被子。
　　在那些小小的抽屉里，藏有传统的滋补吃物，无论是一天中的任何时辰，主人都可以取来食用。它们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常见的田地出产，如果实和种籽，如花蕾和叶子，问题是它们一经制作合成，贮于罐子装于屉中，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也就成了居家之珍。人生的辛苦和欢乐都会强壮身体和意志，同时也会耗失生命，而这些多屉橱里，就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回答。这种理解和回答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的，要拉开抽屉才能看得到。
　　首先是各种点心。古登州人能把松籽饼做成银元那么大，把各色豆子做成莲蓬状的糕，把杏仁和其它果核磨成粉，把莲子百合山药配为蜜粥。槐花和桂花，茉莉和玫瑰，还有覆盆子、野莓果，无数的类似花果与根茎的炮制品，都由祖传的方法精工制作。它们需要的是耐心，并在这种过程中好好享受了一番。每到了夏天桑葚成熟期，都要暂且放下其他活计，采摘一大批，然后用陶罐熬制，火候到了再投入枣花蜜，收成紫膏。嫩茶尖芽与豆蔻甘草，糯米与黑米，葛根与陈皮，粳米与木瓜，山楂与栗子，白术与菖蒲，种种多到不可胜数，或做成糕饼，或熬为蜜饯，或收成膏丹，一并贮在炕头多屉橱中。
　　无论是农耕或其他营生，辛劳都同样需要补偿。劳作既然有些收获，这些收获就要得到巧妙的使用。与现代人大量攫取动物蛋白作滋补不同，炕头多屉橱中装的东西大多由山野田产做成，所以它们的效果也就大有区别。被杀戮的动物的冲动和热量会积蓄在人体中，由口腹的路径进入血脉。这种长期的积蓄当然会有效果，它会使人不再平和与安定。而草木籽实会收伏燥火，于长夜里缓缓滋养生命。劳作一天，茶饭温饱，入夜或黎明时分抬手取一点膏饼汤汁，小酌畅饮都行，那种滋味和气息是很好的，它令人想起山峦和平原。太阳月亮底下，树木稼禾之间，这样的情景气氛环绕着人，当然是有助于安怡和健康了。
　　把劳动和收获集合起来，把果实和花朵的精华集合起来，放在安歇处，放在铺盖下边，情同手足地相依相偎，没有比这个再美好的事情了。因为胶东近海风寒湿大，所以这里过去家家都筑有一个大炕，炕宽大结实，上面铺了苇席，再摆上多屉橱这样的木制艺术品，一种温吞吞的家居气氛一下就浓烈起来。到了近代，西洋物件多了，这些物件与海边的传统格调不同，情趣犯冲，于是屋内摆设开始弄得不伦不类，斑驳陆离，再后来就是年轻人的追新求洋，一顿砸炕撤橱。受到株连的自然还有绣花大被，多屉炕头橱更是未能幸免。往日家家都有漆成五彩、烫金点银的座式时钟，钟旁还有手绘陶瓷帽筒，这些也一块儿不见了。帽筒开始是用来摆放帽子的物器，后来就演化为一种瓷器艺术，上面手绘的花卉与人物情节精美绝伦。奇怪的是这些传统摆设，一度被当成了最土气最丑陋的东西，都被年轻人扔掉了。
　　失去了一个炕头多屉橱也许事小，里面装的东西一块儿没了事大。想一想家家再没有了这些膏与饼，时间一长制作之方也就失传了，连同采集和熬制的快乐也就没有了。更大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物品不仅悦心，最重要的还是使用，传统有效的大滋补没有了，人的韧性和力量、平静和蔼的心态也都没有了。不少年轻人会嘲笑老人对过去的牵挂，会讥讽这种迂腐的推理，可是他们年纪轻轻就咳嗽，腰酸背痛，就是对其最好的回答。更不要说现代人的急躁火暴了，这都是失去了炕头多屉橱的结果。这样说是极而言之，当然不是指一橱之失就会造成如此大害，而是指一种传统观念的丧失，是它的被丢弃造成的不良后果。
　　多屉橱中的东西各有不同，它们在老人那里一律被称为糕点和千年膏。千年，当然是长寿的意思，不过也包含了千年传统和历史的意思。这就是文化的积累方式，千年膏中蕴藏的东西可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思想。居家过日子，保存生命力，这些观念并不单纯。这些观念的改变，就会带来整个社会行为的改变。全社会的行事方式都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年纪稍大一些的胶东人必会记得，过去的海边一带都是坐在炕上吃饭的。不论什么季节，餐桌都要安放炕上，全家人坐在苇席上，盘起腿挺起腰，用这一餐饭。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主人更要陪客人坐在炕上用餐，其他人则要退到别处凑合一下。客人通常被礼让到多屉橱的那一面，身子可以倚到一叠大花被上，并衬托着精制的雕花橱柜。这时的菜肴即便简单，也于朴素中透出格外的温情和热烈。酒要热，不能喝凉酒。盛菜的器物可以是粗瓷甚至陶钵，但要非常洁净才行。
　　如上这些都是古登州的习俗，更是由莱国人传下来的。莱国人文明发展较早，礼仪周备，他们追求自己的舒适生活，懂得犒赏和慰劳自己，当然算不得什么错误。他们的奢华和铺张也有，但这大致局限在上层政治人物那儿。一些豪门地主和大商贾，也少不得学习官家气派，但大多数人家即便富足起来，也还是生活得很有节制，讲究朴实的礼法。如京剧《锁麟囊》中说到的登州富豪，他们家就礼仪有序，一个千娇百媚的千金小姐尚能有那样的同情心，做出那样的义举，这肯定与平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仁义的贯彻和提倡分不开。过去我们总是批判豪门与某些不义之人的行为，说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满口”是好的，“一肚子”是不好的，不能一概加以批判。“一肚子”与“满口”常常是、也恰恰是最没有必然关联的。
　　热乎乎的炕没有了，千年膏也没有了，一些东西失传了。这既不是吉兆，也不是进步。
　　
　　羞涩
　　
　　羞涩是怎么回事，大概勿须过多解释。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害起羞来，其情形和表现又是怎样的，都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或许又会发现，羞涩作为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形态、一种表现，却比过去少得多了。它竟然越来越少，在有的人那儿差不多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生活中出现了一批不会羞涩的人。这究竟是生活的进步还是相反，倒需要仔细琢磨一下了。羞涩是人的本能之一，就像人天生会痛苦喜悦大笑和哭泣一样，可是今天，惟有这种本能在急遽退化。在现代社会，羞涩常常被视为最大的缺点之一，它正被人努力地克服着。 　一般认为，女人特别是少女是最易害羞的，并且因为这样反而变得更加可爱。但现在的情形显然有所不同，这样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不少女子比男子更加泼辣或至少是同样泼辣。走在大街上即可发现，女子着装远比男子大胆，暴露的身体更多，而且毫无难为情之意。越是现代化的繁华都市，男女也就越是大方，像袒胸露背的服装、紧绷躯体的牛仔裤和短裤、超短裙之类，都是从繁华的大城市传到小城市以及乡镇的。乡下人从很早以前就知道，城里孩子大方，城里的女孩子更大方。
　　现代人对于古代人，特别是那时女子的羞涩有十二分的不理解；更有甚者，还会对这种羞涩的状态产生极度的排斥和厌恶感。古代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在一起多看一眼都不宜，那会显得无礼。夫妻之间也讲究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一些有修养的体面人家，夫妻之间要维持一种必要的、相宜的尊重和敬爱。这在当代人看来是可笑和虚伪的，更是迂腐和麻烦，是二百五。我们看古代京剧，常常会发现一些类似的情节和场面，看到夫妻之间的敬惜与恩爱。他们之间礼数颇多，称谓也讲究，煞是可爱和有趣。这种情景不止戏剧中有，文字作品中也多有记录和描述。
　　 通常人们认为那只是艺术的夸张。但从纪实的文字和传统的要求来看，那种情形确是实际存在过的，在某一类人当中，很大程度上确是一种常态。这种礼仪和行为不仅仅是富贵之家才遵行的，也不仅仅是贵族的生活方式，而是能够恪守传统的人所必要实行的。古代提倡的“贫而好礼”，绝不是一句空话。贫穷构不成嬉闹狎昵的理由，富贵也未必是相敬如宾的条件。一切都是习俗和传统、文化与格调决定的。当这些最宝贵的中华资源丧失殆尽的时候，美好的行为反而会成为令人嘲弄的把柄。
　　 社会的大环境与家庭的小环境势必紧密相连。我们实在不能指望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一个以性解放为实际追求的国度里，会有普遍的、相互敬重的恩爱夫妻，会有那样的一种伦理秩序。中国古代文化中异性之间的矜持和恪守，是这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它虽然在讲两性关系，影响和制约的，却是全面的社会政治以及精神生活，是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延伸开来的全部的秩序。古人讲的“万恶淫为首”，就是讲了某一种行为准则对其他全部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理念发展到了极致，又会产生出最死板最黑暗的所谓“贞节文化”，但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德国的大文学家歌德看了一部叫《好逑传》的中国言情小说，其中写到了一对相互羡慕的美好男女，在一起深夜长谈，而后和衣同卧一床，却毫无侵犯。歌德对这个情节大加赞美，并由此对神秘的东方展开了想象，说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的人真是崇尚礼数啊！他们竟然如此克制和纯洁！他们所拥有的文化真是高级，真是我们西方人难以企及的。歌德认为这种男女关系所透露出来的，是一个东方民族最令人神往和尊敬的东西，作为一种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最神奇的部分。当然了，歌德在想象中把陌生的中国更加理想化了，但他的伟大洞察力，却使他并没有陷入根本性的误解。是的，他说得对，中国古代传统中，的确有这种恪守的要求，有这种严格的男女界限，有这种两性之间的文化制约。
　　男女的这种同眠而互不侵犯的情状，并非完全来自双方强大的克制力，还来自一种文化的约束力。在一种特别的文化背景下，人的克制力才会最终产生效果。人的羞涩感，正是因为触动了文化传统的制约边界，才会出现的。同样的一个场景和经历，有人浑然无察地就过去了，有人却会羞愧难掩。在五六十年前的胶东，曾发生过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一个刚过门不久的少妇，因为无意中被公爹碰到了一个尴尬的场景，竟然上吊自杀了。类似的故事那时并不鲜见。而且最让今天的人费解的是，那种所谓的尴尬也不过尔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羞涩的力量，它大到了足以逼迫一个少妇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
　　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读到七八十年前一些知识人的夫妇通信，从中可以感受到那种难得的温情和敬意。这些信件中充满了关切和思念，却又丝毫没有令人难堪的放肆和轻浮，即便在第三者看来，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这种感动的力量并非一般的情理所致，而是恩爱夫妇间充满着异性之情的敬重，是由此产生出的超越一般的非凡格调。也正是这种格调，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两人之间的恩与爱、情与意。
　　礼俗上陷入混乱无序的时代和社会，必然会以金钱和欲望作为推进的动力。这样的社会生活当中，一切都会是赤裸裸的。不仅是两性之间鲜有羞涩，就是其他一切方面也都没有了羞涩，通常认定的无耻之举竟可引以为荣，可以拿来炫耀。男女之大防虽然未必可行，两性之间的放肆倒也大可收敛。人仍然需要一些适当的羞涩，这时候发红的脸庞并不难看，相反倒显得更健康和更自然。禁欲主义让现代人嗤之以鼻，但纵欲主义倒有可能是更坏的东西。羞涩感的保存，是正常的人性的保存，与禁欲主义大概无关。
　　
　　袖中藏物
　　
　　有一种情形每每让我们今天的人感到费解，以至于要找一个通古的大师询问一番才好：为什么古人常常要把东西装到袖子里？尽管他们的袖子又长又宽，可是要塞上东西当口袋用，恐怕也十分不便吧？而且这样还不安全，因为一甩手走路东西就会掉到地上。以此来判断，古人的衣装上面可能没有口袋，即没有装东西的地方。这样一来，他们衣袖的用处也就很大了，变得远比现在重要。直到今天，文雅一些的说法，对那些随手偷走别人东西的做法，仍然叫做“袖走”或“袖去”，这显然就源于古人袖中藏物的传统。
　　在古人那儿，衣装除了有御寒遮体的实用，更多的大概还是从可观赏的艺术品的角度去考虑，所以一般不再钉上一个口袋。在他们看来，口袋可能更像一个不太雅观的大补丁。如果有一个暗口袋，装上了东西鼓鼓囊囊，也会破坏了衣装的和谐美观。这时衣装的唯美主义，理所当然地排斥了实用主义。一些小东西如果随手可携，也就顺便装到了衣袖里。问题是这样一来也就无法甩着手走路了，而只能抄着手走、背着手走。这样的走法也就无法急匆匆地快行，可见与当时总的生活节奏、人的舒缓步态是吻合的。在今天，把随便什么东西装到袖子里，就真的不可思议了，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用袖子装东西的时代，相对来讲人的行动会安稳许多，不会有匆促的步伐和惯常的那些大动作，这可能也是古人的日常情状。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从服装的演变上看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衣兜的出现，可能就是一例。现在即便是讲究的西装，上面也有不少兜子，它不仅是实用的，而且还成了一种装饰，可见实用本身也成了一种美。
　　古人如果需要拿走更多的东西，袖子也就装不下了。看来袖子只能等同于今天的衣兜，是用来装一些小物件的，比如手巾和纸片之类。如果西装的口袋中塞上过大的东西，穿在身上也要别扭了。古人要提走一些大宗东西，文雅一点的话，也不会装到一只布袋里，而是包裹到一个包袱里。身穿长衫，腋下夹一个包袱行走的人，直到五四时期还可以见到。直到今天，在一些东方国家的老派文人那里，也常可以见到夹着包袱登台授课的场景。这不但不被看作土气可笑的举止，还是一种高古文雅的表现呢。
　　将物品包入布料中，与投进布袋里，二者之间的感受是有差别的。包裹物品的过程包含了仔细和谨慎，而塞入和投放的对象只会是袋子。棉质和丝质的方巾做了包袱，包裹时要先将物品放到正中，再逐一合上四个边角，会是一种很美好很自然的动作。与袖中盛物相同的是，包袱中的物品也是需要小心夹持的，因为稍有大意就会将东西散落和遗漏。而装在皮包或布袋中的东西就没有这种危险。可见包袱的使用，同样与舒缓的步态、相对平和的生活节奏相协调。古代的意象与风气就这样渗透在举手投足间，其中当有时间的隐秘贮藏。如果今天的人一味模仿古人，必要使用包袱并将东西塞入衣袖，那么行动起来稍有孟浪，一定会把其中的物品撒个满地。正像有人刻意地穿上古时长衫上街一样，让人看了觉得十分不自然，也不舒服。这些拟古人士并没有考虑别人的观感，也没有养成那样的温文和习惯，传统的斯文并没有化进血液里，所以另一种滑稽也会滋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