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30多年前我的教师生涯

作者：陈平   来源：兵团新闻网  

         天地君亲师                            《礼记》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语》

    西方历史学家记载：成吉思汗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时，对曾经屠杀蒙古商队的阳塔汗国实行报复，比马鞭子高的一律杀掉，儿童迁走收养，而有一技之长的工匠留下。我研究历史喜欢胡思乱想把自己摆进去，看到这个史料似信非信，因为西方历史学常常把成吉思汗“妖魔化”，渲染“黄祸”。我始终认为成吉思汗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至少在中华民族古代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建立人类历史上疆土最大的帝国，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改变亚欧大陆的历史。

　　但这条史料却使我走神儿了，假如西方历史学家说的真有其事，我可以活下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一技之长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学了一点点维吾尔文，只能算是刚刚入门，但这点微不足道的专长居然在“文革”的混乱中、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使我遇到好运气。

　　1974年底，像人生道路的纵横两条坐标线，两件事凑在一起了，我处于坐标中点。一件事是值班二连由于连年亏损，土地盐碱化，四十二团决定撤掉该连，职工全迁往离团部11公里远的古鲁巴克。干部有的换了单位，有的则下放。另一件事是团中学学生发扬“反潮流”的精神，以大无畏的气概宣告“英语是资产阶级语言，维吾尔语是贫下中农语言，要求学维吾尔语。”全团五千多汉族人中，仅有鄙人略懂维吾尔文字。于是，我这个二连统计员兼司务长，被调到团学校当教员。在边远贫困、交通闭塞的兵团农场，团学校是美好的殿堂，属上层建筑。教员是人人羡慕的职业，不像职工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且一年有两个假期。

　　我高高兴兴踌躇满志地走向讲台，像李白初进长安纵酒高吟“天才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一年半后又满腹惆怅地离开了讲台，像辛弃疾抱憾江南荒村“自将万卷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而且是我主动要求不再当教员了。尽管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非常尊重教师这个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古人讲究“天地君亲师”，老百姓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在那个灾难充斥思想混乱的时代，我不能再干下去了。

 初一甲班

　　四十二团学校远非圈外人所想像的那么美好。尤其在“文革”的旋涡里。

　　高中二个年级各有一个班，一周两节维语课。校领导叫我当初一甲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兼教高中维语课。初一甲班是闻名全校的乱班，课堂纪律混乱，学习成绩差。我一上讲台就心头烦躁：这那像个正规学校！那像一群“祖国的花朵”！

　　首先是课堂环境太差。房子是六十年代的土块房，下面几层砖早以残缺不全。我实在想不通农场的小孩为什么喜欢爬在墙角抠砖头，是没见过而好奇还是砸碎当弹弓的子弹，或者是恶作剧破坏欲，说不清。反正那墙基础洞穴累累，甚至“里通外国”。墙面的草皮早已剥落，露出土块的原色。黑板是木制的，挂在墙上。板面龟裂，一写粉笔字白灰飞扬。课桌早已看不见原来的颜色，有的桌面只剩巴掌大的一溜木板条子。校院里碱土发白，草木难活。

　　其次，是课堂纪律太差。“文革”的造反从学校开始，红卫兵、大串联、武斗、工宣队进校等，到1975年已折腾了9年。学校秩序荡然无存，学生从小就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幼小的心灵在“造反有理”的环境里被严重扭曲了，课堂像赶巴扎，乱哄哄的。

　　更要命的是，全社会弥漫着“两个否定”：一是否定了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二是否定了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创造的全部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学校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接班人”。“文革”其实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大倒退。而我就被卷入这个大倒退的潮流，像叶尔羌河洪水卷起的草根树叶，由不得你也。

　　几十年后，我还清清楚楚记住初一甲班的31名男女学生，可以默写出他们的姓名。他们是非常朴实可爱的农场子弟，是聪明刻苦的好学生，但是，因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进入重点大学。尽管今天他们通过自已的努力，有的能站在社会台阶的中层，也仅仅是日子过得不错。而令人欣慰的是二十多年后，他们的孩子有的已进入重点大学。

　　“文革”有个意外收获：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一下子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的社会精英紧紧贴在一起了。其结果与“文革”发动者的初衷相悖：要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事实是广大老百姓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感受到了科学知识的永恒光芒。

　　我在木华里当了两年教员，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那时四十二团学校师资力量很强，出乎意料。“文革”中兵团农学院解散，?一大批精英人才下放到了团场。大学教授讲师来教高中初中，他们根本不需要备课，一根粉笔往讲台一站，肚子里的知识足够“新疆白坎儿”学好几年。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学飞翔一定要跟鹰学而不能跟鸡学。上海知青中的优秀高中生被抽到学校当教员，他们非常聪明，学业扎实，只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大学门，只有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而我，在二连算个“秀才”是羊群里的骆驼，到这儿成了骆驼圈里的羊，矮了一大截子。初中生教初中，农场人互相知根知底揶揄我说是“老母鸡没了，小鸡孵小鸡”。而且，这只小鸡要对付的是一大群乱哄哄的小鸡。

　　幸亏那年月，我还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还能用几句马列的话教训学生，提高自已的形象。1971年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读了《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等名著，当然读得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掏心里话，当时这些书读得越多，越感到理论太高深而且觉得与中国的现实隔得太远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国则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来讲，两者相差几百年。而且这些书与《毛泽东选集》一比较，心里暗想幸亏毛主席在上井冈山之前没有系统读过那些原著，否则中国革命难以成功。因为从莫斯科回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没有一个不栽跟头的。中国真怪，只有土生土长的东西才有生命力，任何外来的东西不实现中国化就必然站不住脚。

　　我常给学生讲，列宁说过“只有掌握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没有丰富的知识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当时听了眼神里流露出对老师学识的羡慕和对导师名言的感动，但是一瞬间又恢复本性，该闹还是闹，该玩还是玩。“造反”的风把心灵之树吹歪了。要扶正过来谈何容易。

　　许怀珍老师教数学，她与丈夫朱老师都是石河子农学院的讲师。名若其人，怀有珍宝，她学术功底扎实深厚，非常敬业。朱老师教高中数学。还没到下课时间，她拍着满身粉笔灰怒气冲冲进了办公室，对我喊道：“你去看看你那个班，没法上课！”“又怎么了？”“阿里木江捣乱，还有高军！”

　　我心头腾起火苗疾步走向教室。后来，学生陈学林告诉我，看到我走路“踢腿生风、落地砸坑”，就知道我要发火了。我进了教室大发雷霆，一拍讲桌那桌子像耍赖的孩子一下子倒在地上，学生们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强忍怒气宣布，阿里木江只要听不懂的课，可以自由离开教室，想去那儿玩都行，不能破坏课堂纪律影响全班同学。接着声色俱厉批评了高军。

　　白天生气，夜难入眠。一个个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眼前“过电影”。其实，他们是非常朴实可爱的。我刚到学校，还是大冷天。分给我一间旧房子没有炉子。高军、于建兵、杨金宝几个学生帮我打火墙。他们和泥、砌土坯、盘灶，干得十分麻利。他们的父母都是职工，常干家务，人很朴实。打火墙是技术活，尤其是盘灶，火头要伸直腰烟要顺。我在连队是年年请人打火墙，没想这几个调皮鬼居然会这门手艺。一烧火屋里热了而且没有串烟。我连说“谢谢！”他们却不好意思，手足无措，似乎没有听到过老师对他们说过谢谢。但是，他们学习太差，纪律太差。爱极生恨，惹人发火。后来，我回想起来感到自已太愚蠢了：恨铁不成钢铁就能成钢？人的聪明愚笨是天生的，性格是遗传的，铁变不成钢。我们只能提供高温的炉子，是铁是钢矿石说了算。可惜我当时没有悟透这些道理，只是一味地“恨铁不成钢”。

　　那年月真是不可思议：教师们都盼教学秩序恢复正常，“造反”尽快结束，但对学生的教育是：要像黄帅那样敢于“反潮流”、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像张铁生那样敢当“白卷英雄”。就像一方面希望学生遵纪守法，好学上进，另一方面却教给学生如何用刀枪杀人。我们落入了一个怪圈里，都不知道自已在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我一方面发火推翻讲桌，另一方面写了一篇《赞“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文章，被团广播站广播。广播员阿兰的声音清脆响亮，感情充沛。学校李协理员听了大加表扬：“写得好！”那时，向全国8亿人宣传的两个典型：小学生黄帅、“白卷英雄”张铁生。其结果是教育战线一乱再乱、不知乱到何处是尽头！而我们也都在推波助澜、加剧混乱。就像无数活鱼挤在一池混水中，个个在拼命挣扎夺取氧气，而越拼命挣扎氧气越少。真理的氧气在那里？庄子说的在理：涸辙之鮒，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阿里木江是木华里邮局维吾尔族职工的儿子。维吾尔孩子普遍有语言天才，学汉语非常快。但一接触汉文就寸步难行，而且越学越讨厌。在夏巴扎养蜂时，一位北大毕业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曾对我说，汉文化博大精深，主体优秀，当然也有“脏东西”比如女人缠足、男人留长辫还有太监。学习汉文化大大提高丰富了我们少数民族，但汉字笔画繁杂，古汉语极深奥，害得我们祖祖辈辈不戴近视眼镜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成了“四只眼”。须知我们的文字只有28个字母32个发音，而且笔划非常简单，最复杂的一个字母不过五六个笔画，而你们汉文有的一个字三十多个笔画，吓死人哪！……

　　阿里木江根本学不进去汉文尤其是古文，一上课就捣乱。何必强人所难赶着鸭子上架。

　　我对许老师说，以后你上课，先让阿里木江离开，反正他混个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少数民族学生不论学习好坏，都发毕业证。许老师马上反问：“还有高军咋办？于建兵、杨金宝……”我一时语塞，含含糊糊答：“再说吧……再做工作吧。”

　　高军是令我头疼而又难以捉摸的学生。他的长相有男子汉的气质，皮肤稍黑但不粗糙，身体健康匀称，眼神灵活，喜怒好恶，流盼有神。但他性格易冲动，作事凭感情。学习一般，但有号召力，最调皮的几个男生是他的“铁哥儿们”。我几次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能接受我的规劝诱导，眼神充满赞成但也闪烁一丝飘忽，一遇具体事情他就管不住自已了。我特意安排学习好品行端正的女学生陈丽与他同桌。陈丽是班长，聪明伶俐，爱好体育，篮球场上一个跨步上篮常常博得满场喝采。我对她说一定帮我管好高军，用你的优点去感化他影响他。我那时不懂青少年心理学，像高军那样的年龄正处于少年向青年的转化时期，正是叛逆心理萌发的时期。从建国到“文革”，几亿人都在投入“阶级斗争”，没有人研究“人”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人有“阶级性”，其他都不知道。后来，他果真给我惹大麻烦了。

　　学校生活比连队好得多，离商店、医院、电影院、团机关都很近。连队还是家家户户点马灯，学校夜里有两个多小时电灯了。我母亲在商店缝纫组工作，忙里抽空给我们做饭，我们每天有现成饭吃。尤其是到了学校不久，我的女儿降生了，全家欢喜。母亲说陈家三代人才有这一个千金。我父亲兄弟四个没有姐妹，我是独子，现在我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太高兴了！儿子取名“云帆”，李白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女儿取名“云昭”，昭为明亮之意，愿她不要像我被时代埋没无声无光。

　　1998年母亲逝世两年，我已调乌鲁木齐市兵团史志办工作。回喀什搬家，特地去了木华里。我住过的房子已快倒塌，门前的孩子打过秋千的沙枣树仅余残根。在商店破败的院子里，母亲住过的房子前那棵斜长的沙枣树己枯死半截。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树下的锅灶上忙碌着，做了饭还要忙着喂鸡，父亲在劈柴剁鸡食。而那时，我常常带着妻子孩子急匆匆吃完饭，碗一丢就走。孩子吃饭慢了我就训斥发火，心里只操心初一甲班那些乱哄哄的学生，甚至没帮助父母挑担水……我的泪往心里流。

　　2007年冬天再去时，旧院子沙枣树都消失了。幸亏人是有记忆的动物，我的脑海中永远铭刻父母亲的恩情，铭记着木华里的生活、生灵、生气……

　　教师工作枯燥无味，上下课、改作业、大批判、割麦子、挖大渠。最令人心情舒畅的是领着学生挖柴火。那是回归大自然的淋漓畅快，是我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少年的心灵释放交融。

　　牛车不须操心，那几个学习成绩较差的男学生早己赶车出发了。在以分数定优劣的课堂里，他们被人看不起，心情压抑。一赶着牛车上路，他们一个个神气活现，大声吆喝。高军、于建兵、杨金宝、王自学，个个会套车赶车。我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来回赶车、装车、卸车，他们感到这是对“调皮鬼”的很大信任，劲头十足。天刚亮，他们赶着牛车提前出发了。因为瘦骨嶙峋的牛走得慢，而且绕许多弯路。

　　古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里没有山，烧柴只有进大沙漠。木华里曾是盖孜河古河道，胡杨红柳茂密。河流改道，绿洲沙化。胡杨枯死，残根作柴。牛车停在高沙丘上，我再三叮嘱学生，一定结伴而行，一定要在眼睛看得见牛车的范围内活动，千万别迷路。陈丽、许丽、严玉秀、史群、孙国萍等听话的女学生，叫她们各负责两三个人活动。最听话的男学生邓学新、王晓群、陈学林、张利民等，我也再三交代注意几个调皮鬼别跑散了。

　　秋日朗照，沙丘如浪。低凹处长着胖子草、甘草，也有红柳。空旷的荒野顿时有了生气。“老师，红柳挖不挖？”“活着的绿色的不挖，死了的干的就挖！”“老师，这里有个大红柳根儿，你来看！”“好啊！”

　　红朴朴的脸蛋儿，明眸皓齿，神采飞扬，金色的沙丘作背景映衬着鲜活的少男少女，瓷蓝的天空浩荡无垠令人胸襟开阔。考试、分数、“反潮流”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我突然想起十年前刚下火车的上海支边女青年，张开双臂，鼓出胸脯，面向沙丘：啊！大西北，我拥抱你！真的，我也常常有拥抱大自然的冲动。

　　空旷的沙丘传来遥远的呼唤：“快来看！一个大家伙！”学生们一个个出现在沙包上，引颈张望，呼唤响应。我赶过一看，是一截两人合抱的干枯的胡杨树杆儿。高军、于建兵、杨金宝得意洋洋地看着我，眼神分明是：别看我们学习不怎么样，挖柴火可是好手！“好样的！太好了！”我大声赞扬着：“大家集合吧！把这个大家伙拉回去，一个冬天就够了！”

　　等把学生集中起来，走出沙漠，太阳压山了。走着走着，天黑了。脚下沙土软软的，夜风微微凉凉的。学生簇拥着要我讲故事。我边走边讲《狼毫笔》：古人写字用毛笔，什么样的毛笔最好？黄鼠狼尾巴作毛笔最好，叫狼毫笔。黄鼠狼为什么把尾巴留给人类作笔？传说古时候有个农民在大雪天捉了一只黄鼠狼，要处死它，因为它偷吃了一只鸡。但处死之前允许黄鼠狼为自已辩护。黄鼠狼说我是人类的益友，我长年吃老鼠，而老鼠偷粮食啃草根，是人类的敌人。农民问你为什么偷我们的鸡吃？黄鼠狼说我一年要吃掉一二百只老鼠，只有在大雪天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饿得不行了才偶尔偷只鸡吃。对人类我是功大于过，是人类的朋友啊！农民不相信说我只知道你偷鸡，不知道你吃老鼠，你怎么证明你吃老鼠呢？黄鼠狼说我吃老鼠都是夜里，人们看不到。农民允许它找证人。黄鼠狼首先找到猫头鹰。猫头鹰也是夜里抓老鼠，而且明明知道黄鼠狼也捉老鼠并且比它抓得多。出于忌妒心理，它说，我从不知道黄鼠狼也捉老鼠。黄鼠狼没有办法，只好再找证人。找到了大柳树，黄鼠狼说大柳树你应该最清楚，你那树根底下就是老鼠洞，我就捉过那个洞的老鼠啊！大柳树闭着眼睛思索，老鼠可是给了大柳树好处啊！老鼠的粪便是大柳树的好肥料。于是，大柳树也说了假话，没见过黄鼠狼捉过老鼠。这一下，黄鼠狼知道冤案逃不过去了，它长叹一声，你们怎么都说假话作假证而且是在我的生死关头啊！黄鼠狼被处死了，它对那个农民说，我死后把尾巴留给人们作毛笔，希望人们用毛笔写真话而不是写假话……

　　“我们拿起笔来时，一定写真话、一定对得起狼毫笔啊！”

　　夜色苍莽，林带森森。团部寥落的电灯如泣如豆，12点就要停电熄灯了，大家得走快点。只有杂乱的沙沙的脚步声，男女学生被这个神话震动了，都在思索，无人说话。气氛有点沉重，我连忙换了个轻松话题，说起我上初中时，要去疏勒县前进中学上学。团场派马车送学生，要走三天。团里派干部背着驳壳枪护送我们。女学生坐在马车上，男学生大部分走路。夜里住大车店自带行李，护送干部抱着枪睡在门口。现在好多了，42团居然办起了高中，你们在家门口就进了中学门。

　　打柴火回来，我对那几个学习较差的学生印象好了，感情也贴近了。学校总是以分数取人，而分数之外也有人才！能干活挖柴火也是一种才能！

　　这时，全国莫名其妙开始轰轰烈烈的“批水浒”高潮。不知这个高潮对党和人民有何好处，我个人收获是学生与我感情深了。因为我把“批水浒”变成了“说水浒”，把这部古典名著讲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很像三十多年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易中天的“品三国”。“文革”之前我国的连环画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普及运动，深刻影响了一两代人。我的初中时代，每逢下课十五分钟，我们三五成堆大侃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张翼德大喝一声水倒流、赵子龙血战长坂坡七进七出……后来，网络时代的卡通动画艺术，即其余辉。我们那一代人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名著的强烈爱好来源于连环画。

　　我教过的课文里，最喜欢的是《狼》。“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屠惧，投以骨，前狼止而后狼又至。”多么精练生动！蒲松龄真是伟大的文学家。《聊斋志异》是旷世杰作。我讲得眉飞色舞，伏仰指划，学生们却不感兴趣反应冷漠。我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将来想干什么，为何对学问知识那么冷漠，莫非他们心中那个阴暗的幽灵在徘徊“知识越多越反动……”

　　贫宣队要求“开门办学”。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办、怎么学。学农就是领着学生打埂子、平地。学畜牧呢，我正好与兽医站的技术员王怀熟悉，与他联系学习畜牧知识。谁知结果啼笑皆非。

　　那天我领着学生到加工队养猪场，开门办学。农场学生那个不知道猪是咋养的！猪圈是咋会事！他们嘻嘻哈哈逗猪乱哼哼，不知学啥来了。正好碰上王怀在骟猪，一头半大猪被捆了四蹄挣扎着。学生们围住听讲，王怀不愧大学本科生，神态像大学教授上解剖课，语言通俗流畅，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指点讲解着。什么睾丸、发情、性腺等，听得女生们红了脸勾了头直往后挪，男生们有人挤眉弄眼作怪脸。说话间，那猪嚎叫着被割除了是非之根。王怀满不在乎地洗了手，和我走到一边聊天。团场的猪实在可怜，吃的涮锅水泡骆驼刺粉，有顿苜蓿粉算改善伙食了。人一走近，猪群哼哼着挤过来把流着哈拉子的鼻子努出栅栏。

　　回来路上，几个男生推推搡搡，嘻嘻哈哈。一个调皮鬼喊着告状：“老师，他说要骟了我！”“老师，我没说！他说我发情……”“不许说脏话！那是对牲畜说的话，怎么能对人说？”我发火了。但平心一想，这是“开门办学”吗？！谁把学生带到猪场来的？不就是你这个老师吗？这绝非领袖号召的本意……

　　王怀是安徽人，家乡极贫。他说家里女子出嫁前，除了问媒人夫家有多少地，还要问夫家有多少棵榆树。榆树嫩叶可盐咸菜，树皮可度荒年。皖北多旱灾，有时灾年颗粒无收，家里如没榆树，或逃荒或饿死。榆树救了多多少少条命啊。

　　“那是解放前吧？”“现在也还是这样。三年自然灾害时，家乡榆树皮和叶子剥光了。多少人绝了户……”他对我长叹：“你是土生土长新疆人，但你不知道新疆有多好！雪水灌溉，没有大旱大涝。兵团还有一月几十块钱工资，旱涝保收。种不出粮食国家调粮养活你，财务亏了国家补……中国那里找这么好的地方！世界难找！”
   
　　这是出身地主的知识分子说的话！他肯定没吃过榆树皮，但他体谅穷人困苦而且敢说真话！我从心底敬重正直的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不都是出身地主世家？为何今天坐了天下反倒把“出身成份”放在了第一位……

　　这才是我开门办学的真正收获。

　　晚上，看了场电影《闪闪的红星》。母亲早早到露天电影院占好座位。潘冬子的革命战斗经历令人感动。久违的歌唱家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慷慨激昂，高亢嘹亮。我非常喜欢李双江的歌，因为1964年10月，16岁的我是踏着他的歌声《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走向连队由学生变成农工的。第二天，满校园学生在唱“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红星闪闪耀，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

　　我立即布置作文题目：电影《闪闪的红星》观后感。要求抓住一个人物一个情节，叙述自已的真实感受。我在班里读了陈丽、许丽两位学生的作文，还表扬了廖玲的作文。

　　“文革”应该全盘否定，但这首歌是好歌，电影也是好电影。学生们非常喜爱这首歌，满校园都在漂流着“小小竹排”。
　　             

上海人   宁波人

　　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好儿男志在四方”鼓励着千百万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在贫瘠偏远的木华里，1965年始，进了上海支青600多人，1966年秋又进宁波支青190多人、北京支青近200人。这是木华里历史上人气最旺、朝气蓬勃的时代。

　　他们给木华里带来新的现代文明。当我这样说时，有位三五九旅的老兵反问难道支边青年来疆之前，木华里没有现代文明？我说，共产党解放军一进疆就带来了现代文明，支边青年带来的是新的现代文明，其标志一是8小时工作制，7天一休息日。二是语言，传播了普通话。

　　进入学校这个圈子，我发现了一个没有人注意的现象：无论父母亲是河南人四川人甘肃人，学生们都说一样的标准的普通话！仔细往深里一想，意义太重大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一大贡献是统一了文字，但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语言。中国现有多少方言，谁也说不清。随便到一个连队，甘肃话四川话河南话等，几乎可以听到中国所有的方言。而一进学校，听到农场的孩子都说普通话，而且一个比一个标准，令人惊叹方言土话消失了、统一文字两千多年后，终于实现语言统一了！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而我认识到这个历史进步是在三十年后、我从事司马迁的工作而且初步掌握了历史观之后。那些上海教师私下交流“阿拉伊拉”全是上海话，而一进课堂面向学生全是标准普通话。他们的小学中学时代正逢全国推广普通话，上海走在全国前例。现在这些走在最前例的人来到了最后例，这对新疆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是非常深远的。

　　陈丽父母亲湖北人，许丽父母亲河南人，孙国萍父母亲四川人，一开口都说很不错的普通话。杨金宝有时说话带出一点甘肃口音，立刻引来几个调皮鬼的嘲笑喊叫“鸭吉包（杨金宝）！”

　　上海人宁波人真了不起，把先进的知识文化带到了木华里这块不毛之地。但是三十年后回想学校生涯，耐人寻味。因为出身不好，品学兼优的高中生被拒之大学门外，到了新疆兵团戈壁滩上，要办高中只有用他们当教员了。但对他们不放心，因为“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于是又选派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领导”“改造”这些很有学问却“靠不住”的“臭老九”。自古至今农民对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这种心理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正荒唐。

　　其实，“臭老九”是一批学问深厚、为人正派、谦虚谨慎的优秀人才。

　　雷家傲出身富商，身材高大，气质高贵，举手投足，音容笑貌，都有三代贵族之气，那嗓音听着浑厚而有磁性，没有几代人白兰地的滋润，那嗓音是练不出来的，苞谷面更是蹭不出来。他常常与娇小伶珑的妻子在校院碱土路上散步，夕阳余晖，麻雀声噪；雄壮与细腻，黄钟大吕与浅酌低唱，映衬交辉，令人羡慕。

　　黄坚高大粗壮，戴着大框眼镜，为人谦和，既有知识分子的高雅，上海人的矜持，又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他教体育课严肃认真。他上火车时己是上海支青的排长了。确实难能可贵。在连队干了几年农活，人晒黑了，但掩不住知识分子气质，反而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了。他妻子是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优秀演员兼编导，长得文雅端正，在学校教语文、音乐，样样出色。

　　刘西浦中等个头，聪明能干，眼镜后是深沉智慧的眸子。那时，夏天晚饭后，我们常打羽毛球。一看刘西浦打羽毛球，立刻自叹弗如。他的动作干练洒脱，腾挪移步，极有章法，一望而知经过正规培养，训练有素。我有时坐在门口那棵营养不良的沙枣树下，入神地看他打羽毛球，揣摩动作，想学几招。咱不能老让人贬为“阿土”“阿乡”吧。我也常在晚饭后打羽毛球，动作自然比上海人差远了。自娱自乐，高兴就好。须知在木华里，只有学校有玩的条件。连队里晚饭后天就黑尽了，职工也累瘫了，还要做小锅饭，那还有闲情逸致玩呢。

　　童新尧是宁波支边青年的“头儿”，中等个儿，聪明精干。他经过师范学校正规体育理论的培训，是42团惟一的体育学术权威。他为团场培养了一支正规化的蓝球队。我年轻时也狂热喜欢打蓝球，也曾是团代表队后卫队员。但看了童新尧培养的蓝球队员比赛，才自叹我们这些人的蓝球是“野路子”，人家“童家军”一招一式才是“少林正宗”。42团高中男女蓝球队在全师名震一时，一名男队员于铭科后来成喀什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另一名男生张利民和一名女生刘玉萍成为自治区专业队员，退役后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我非常佩服童新尧的体育才能，他是出色的体育教练员。根据“田忌赛马”理论，他在宁波也许是“中驷”，而在木华里是“上驷”。三十多年过去，我似乎还看见他盘腿而坐，一手夹烟，一手指挥，“勾手投蓝”“身后带球”“跨步过人”……有时一急，带出宁波土话，队员听不懂，他一笑一跃而起纠正动作。他培养了木华里的麦克尔.乔丹。我因此永远记往了他，尽管我们并不是知心朋友。

　　陈文忠身体单薄，长相端正，文学功底深厚，讲课生动而又简练，当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对学生很有感情又很有分寸。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贫宣队组织高中毕业班开学生会，主要评议班主任老师。他主持会议。贫宣队李队长带着浓重甘肃腔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要发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精神”，向黄帅学习，大胆评议老师。我教高中班维语，也列席参加。但是，没有学生评议我，他们对学维语根本没有兴趣。我也被边缘化不屑一顾了。火辣辣的评议矛头直指陈文忠。那个年代的高中生从小学就在批“师道尊严”“造反有理”的氛围中长大，心高气傲，大有“今日革命、舍我其谁”的气概。一个个像赖蛤蟆打哈欠，一张嘴口气比身子大。有个班干部学生发言非常尖刻，说陈文忠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孩子关心备致，对贫下中农的孩子感情淡漠。证据是班里学习尖子大多或是爷爷地主，或是父亲有问题，学习差的父亲是革命干部。“学习再好也是残渣余孽根子不正，学习再差也是贫下中农根红苗壮，谁应该是接班人？阶级立场在哪里？……”

　　我当时一下子懵了，怎么这么偏激！“残渣余孽”莫非影射我？兵团农场人都互相知根知底。如果“三块钢板”的孩子说这番话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学生的父亲是个会计，也是小地主出身，也就是说这位言辞激烈的学生的爷爷也是小地主，也许跟电影上陈佩斯的爹演的一样，长袍马褂，叼着长长的水烟袋，整天寻思怎么去掉“小”字变成大地主。他居然怒斥班主任偏爱“残渣余孽”有点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了！

　　同样一块土地的苗子，沐浴着同样的阳光雨露，有的茁壮成长，有的枯萎凋零。前者歌颂太阳天地，充满博爱；后者诅咒天地万物，心底阴暗。

　　二十多年后，我看影坛怪才张艺谋的杰作《大红灯笼高高挂》，立刻想到“文革”中的许多人和事。想到那次评议会那个高中生……都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相互之间的倾轧损害，一点不比那几个姨太太们手段差……

　　我们在给中华民族的后代喂狼奶啊！心如冰刺凉透骨啊！

　　但一看陈文忠，脸不变色，气息均匀，若无闻其言。我心中赞叹：宠辱不惊，大将风度，颇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之气概！关云长是外伤，他是内伤。我又想到《我的一九六九》中的周副政委，被人指着鼻子骂“地主崽子”面不改色，心不跳，坚持“党指挥枪”不动摇。心中暗赞陈文忠好样儿的，了不起！会议结束，陈文忠语气平和，气色沉稳，对会议作了小结，无一句为自已辩解的话，反而感谢同学们的批评帮助。

　　有位上海人告诉我陈文忠的来历，令人一惊。他母亲年轻时曾参加上海地下党，在化名“伍豪”的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33年，中共重要人物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遭重创。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辗转到了苏区。他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离组织。解放后被怀疑与地下党遭破坏有关系，被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陈文忠是外公外婆抚养大的，直到1965年他报名支边时，才经组织安排去北京与母亲见了一面。母亲非常镇静，鼓励他到边疆去好好锻炼改造。“文革”结束后，陈文忠在美国与“特赦”的母亲团聚了。当然真实情况谁也说不清，版本太多，而陈文忠对家世守口如瓶。

　　惺惺惜惺惺。我时常特别注意他，甚至他打篮球的动作我都特别注目。他身体单薄，球场上常常注意避开碰撞，偶而在篮下一个漂亮的左晃右闪侧手投球赢得喝彩一片。可惜难以交流，他的心灵被包裹得太厚重了。其实，我自已的心理也是九曲回肠，五味俱全。一方面特别羡慕上海人的气质风度，聪明才智，见多识广，处世乖巧，另一方面上海人一到木华里，我们这些“新疆白坎儿”靠边站了，连队里赶马车的鞭子都不会落在我们手里，更不必说卫生员统计员会计。团领导对上海人是一盆火，对我们是一瓢水。如果不是我会点维文，在这个团场的“上层建筑”里绝无我的立足之地。我有时暗自嘀咕：你们的英文俄文抵不过我的维吾尔文，贫下中农注定打败洋鬼子……

　　其实，那些高中生对学维语并不真正感兴趣。课堂纪律很差，我也从不纠正，上完课就走。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不学、学得怎样是你的事，我教完就走人。那次对陈文忠的上纲上线、挖根刨底的评议，使我十分痛心，我们一腔热心把知识传授给你们，而你们学不好却要归罪于我们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天下那有这种道理！只有一名叫马振江的学生，刻苦学维语，常到我家里请教。我给他“开小灶”加快进度。二十年后，他在岳普湖县一个乡当了乡党委书记，无需配翻译官，维语维文令维吾尔群众折服，工作十分顺利。三十年后，他到乌鲁木齐市开会，特地来看望我表示感谢：“在南疆工作，学好维吾尔文字语言，终生受益。”

　　人一有了知识心眼就活泛。鲁迅说讽嘲话“人生识字糊涂始”。在与学校的上海人宁波人交往中，很容易觉察到他们对新疆不安心，对“文革”早没了热情，当年“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豪情壮志早已成昨日黄花。8连一位上海支青回沪探亲，过马路时被一辆高级轿车撞断了腿。他住进医院不回木华里了。不久，上海劳动局来调函办调动手续，把他调回上海安排在某工厂看大门。有小道消息说开轿车的是时任中共副主席、上海的造反派领袖王洪文！王洪文可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兴奋了一一可能是听说要当毛主席的接班人了，开车兜风撞伤了那位幸运的因祸得福的上海支青。小道消息绘声绘色，有位上海女老师私下说，要能把我们俩口子调回去，“阿拉一条腿勿要了！”

　　我听了这话很不舒服：你们都走了回去了！新疆留给我们走不了的“残渣余孽”你们放心吗？民族分裂主义不是一直在叫嚣“汉人滚回去”吗？不是1969年冲击我们的11连5连吗？留下来我们共同守住木华里吧……

　　但是，1983年我第一次去上海，住在农三师政治部秘书王博英大姐家，所见所闻，观察思考，我深深理解和同情了上海支青的思乡情结。新疆和上海反差太大了，我不能用“新疆白坎儿”的狭隘眼光看待他们，也不能用空洞的口号去要求他们对号入座。一个在新疆边远贫困地区生活过的人，只要在上海人的家乡生活几天，就会赞叹上海支青真是了不起！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十万上海青年进新疆啊！只有毛泽东时代有！

　　我在学校最难忘最佩服最同情的上海人是曹时兴。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面“夺权斗争”，木华里的群众运动出现狂热。批斗会上挂链轨板、黑牌子、罚跪、打骂等都成了“革命行动”。那时我们团测量组两个年轻人住在团电影院。电影院里上演的那些“革命大批判”令人心惊胆颤。那天夜里，记得是初春天气，我们去解放渠测量了一段渠道，回来时天已黑尽了。孤月冷清，电灯熄了，沙枣树披头散发微微抖动，胖子草矮墩墩地忽远忽近。我孤身一人扛着三米长的标尺从静悄悄的校园走过。忽然一惊：校办公室前的空荡荡的地上躺着一个人！月光下清清楚楚，那人瘦骨嶙峋，头发蓬乱，破碎的眼镜片闪着冷光。这人是谁？是死是活！我头皮一炸，浑身抽紧，四下一望，没有人影，只有被撕碎的高帽子黑牌子散落地上。如果那人活着，我救不了他；如果那人死了，有人会栽赃于我。我连忙快步离开，耳朵向后听着有无追赶的脚步……

　　第二天一打听，那人是上海支青叫曹时兴，躺了一夜居然没死又活过来了。批斗会上打他最凶的是与他同一列火车进疆的上海支青，而且领头打人喊口号最凶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上海女支青！豆萁之泣，相煎何急！抗战时最振奋人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木华里的“文革”中为什么没有人喊上海人不打上海人、新疆人不打新疆人……

　　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从此，我记往了他的名字曹时兴，尽管不认识他只记得月光下那僵卧的身体……我也牢牢记往了那个戴着眼镜、喜欢带头呼口号、一脸“阶级斗争”的女支青，根本不是个好女人，衣着打扮一举一动特别是领头喊口号，都在刻意模仿江青而且很像！常常弄得人心惊胆颤不寒而栗，以为“文革旗手”“江青同志”光临木华里了……

　　到了学校才看清曹时兴的相貌。他不修边幅，衣着脏乱，见人无语，气质孤傲。我每天去涝坝挑水，经过伙房灶坑，常看到曹时兴光着脊背忙活着烧火。那时没有煤，烧的红柳根胡杨树。他常常抡斧劈柴，满头大汗，用细绳把眼镜拴在蓬乱的头上。“牛鬼蛇神”不容许进伙房，防止“阶级报复”投毒。于是在墙上掏个洞，炊事员炒菜时对洞外发一声喊“大火”“小火”，曹时兴便忙碌起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当然能使氧化反应更充分更猛烈，那火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食堂的馒头从未溜过火。吃饭时，里面从墙洞里递出一碗菜上面撂一大馒头，仿佛是看守在大墙里而犯人在大墙外。曹时兴就地一蹲，端起碗来狼吞虎咽，不时擦一下眼镜片的雾水，一点没有上海高材生的斯文。

　　我挑着水紧靠灶坑走过，常有与他搭话的冲动，但他不理我也不理睬任何人。他年龄比我大七八岁，我都有两个孩子了他却什么也没有。我深知出身不好的人找个老婆有多难，于是特别同情他。只有一次，我挑水走过，他坐在一截干红柳根上，突然对我一笑眼镜片一闪：“你是好样的！”我连忙放下水桶，以为他在称赞我干家务活勤快。略一交谈，才知道他称赞我另一件事情。我父亲的黄埔军校老同学在喀什大十字商店当会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我买了一辆永久51型自行车。我高高兴兴去喀什拿到了车子，但犯愁的是如何带回42团。求汽车司机？那不可能。全团五六千人就两辆卡车，进出都是满载，不是货就是人。根本不会让你把自行车放上去。我背了一壶开水，买了两个大馕，备好打气筒，天亮骑车出了喀什，踏上120多公里的归途。土路弯曲，沙土碱滩，有渠无桥，荒野人稀。骑车一小时才望见几棵树几间土屋。半路上好像42团的卡车拖着尘土超过了我，似乎车上有个满脸灰尘的人向我扬了扬手。没想到这人就是曹时兴。他去喀什办事，回团时司机说破嘴皮不拉他。他悻悻然手插裤兜里转悠，乘汽车刚启动，他一下子扒上去了。半路上看到我吃力地在浮土里俯身蹬车，张口喊了声“加油”被呛了一嘴土。他说好样的就是这件事儿。我说没事儿，也就十多个小时，中途休息一个多小时。路不好走，骑骑推推，很费力气。幸亏没扎沙枣刺。累是累点儿，睡一宿就缓过来了。“你不求人不怕苦，有毅力。你上维语课我听了，我专门问过打柴火的维吾尔老乡，他们说你发言标准。自学成材，好样的！”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当面称赞过我，我遇到的是太多太多歧视贬低的目光。听到当面赞扬，我一下子有点惶恐不安：我算自学成材？底子才是个初中生啊！

　　这时，墙洞冒出一声喊“大火！”他浑身一激灵，像受惊的兔子跳进灶坑里，操起捅火棍。居然没忘掉像上海绅士那样对我扬扬手说声“再会！再会！”这种“十里洋场”的礼节与乱七八糟的灶坑太不相称了。灶坑里的语言似乎应该是“他*的 ”“狗日的”之类……

　　食堂隔壁就是高中课堂，我教学生维语他当然听得清清楚楚。他的夸奖绝非虚言，只可惜校领导贫宣队从未表扬过我。

　　学校北面是大操场，重盐碱土，脚踏人踩，光光硬硬。每天天刚麻麻亮，曹时兴就撂开瘦长的腿跑步，风雨无阻。他身体精瘦却从来没有病，也许8年前那场残酷的批斗会打得他昏睡一夜后，他坚信人妖颠倒的混乱不会长久，坚信猴子变人而不是人变猴子，他要等待知识有用的那一天。于是，他每天用长跑迎接黎明……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贫宣队长发现了这位善于长跑的“千里马”，居然想起“重用”他。那天快中午时，团里供销科打电话说分大肉了，到4连去领，要快点，天热肉容易坏。贫宣队长一听分肉是好事，但没有车啊，打柴禾的牛车没回来，再说牛车太慢弄不好大肉半路就有臭味儿了。那时全国在“批《水浒》”，贫宣队长知道梁山好汉里有个“神行太保”，于是想到曹时兴。他往灶坑边一站居高临下，用浓重的甘肃口音对曹时兴下达任务：“这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宣传队对你的高度信任，把领大肉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你去4连把肉扛回来，跑步来回，晚饭要吃炒大肉。你的优点是长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发扬优点纠正缺点……”曹时兴一句不吭，习惯地扶了扶眼镜，撂开长腿扬首阔步沿中干渠向东跑去。4连离团部足足十公里，往返二十公里，半片瘦猪也有五六十斤吧。后来有人说，他往回跑时把一路上的维吾尔族人吓了一跳：瘦长的汉人肩上扛着半片猪肉，大步跑着，神情怪异，镜片反光，气喘吁吁。维吾尔老乡们以为遇见“沙郎”精神病，喊着“外江哪（啊呀）”慌忙把毛驴车赶到一边避开。有个巴郎吓得跳下毛驴落荒而逃。回到学校，他把半片猪往案板上一甩，蹲在灶坑刚喝完一大碗凉水，墙洞里一声喊：“大火！炒肉了！”他又挣扎着起来烧火了。

　　开饭了，我挑水路过灶坑，闻到了久违的肉腥味儿，看见炊事员老黑子在烧火。问曹时兴到哪儿去了，回答“累瘫了，在屋里躺下了”。那顿肉菜我没吃出一点香味儿来。一问别人都说没香味儿，“猪太瘦了。肥猪的瘦肉才有香味儿。”我心里叹道幸亏猪瘦，如果肥猪那不把曹时兴压垮了……

　　有人嘀咕贫宣队长“心黑”，派人骑辆自行车去4连把大肉驮回来不就行了吗，折腾曹时兴那个书呆子干啥！伯乐折腾千里马！谁说贫宣队里没人才？他们是“阶级斗争的伯乐”……

　　不久，在“准备打仗、打核大战”的口号中，现役军人周永兴、陈跃华等来四十二团担任主要领导，纠正“极左”思潮。团党委落实政策曹时兴被从“牛棚”解放出来，又登上讲台教高中物理。多年非人的灶坑生活使他明显苍老了，但他一上讲台一拿起粉笔神采飞扬，洪钟大吕，中气充足，隔两三间教室都能听到他的宏亮声音。他教的高中物理课考试成绩在全师领先。

　　每天清晨，操场上仍是那个瘦长的跑步的身影……

　　2007年10月，我回木华里四十二团。在教学楼后面寻找凝望三十多年前的操场，仿佛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在心头震响。有人告诉我，曹时兴已在上海过世了……

工伤事故   开除高军

　　这是我当班主任终生难忘的两件事，一是维吾尔族女学生吐莎汗被砍伤；一是学生高军差点被开除。这两件事最终使我下决心离开令人尊重的教师岗位，离开那些非常可爱的学生。三十年后回顾这一切，我有点遗憾但不后悔。我心里还能一个不错地叫得出来全班学生的名字。

　　1975年冬天，土地己上冻，不知那个狗头参谋出了个坏点子，把中干渠边五六公里长的林带沙枣树挖掉，改种新疆杨。后来的结果是沙枣树没了，杨树苗也全死了，林带消失成了沙滩。其实，木华里是重盐碱地，只能种生命力强的沙枣树，不能种杨树，这是常识。但是，那时一声令下，农业学大寨，发动群众，数百学生一齐上阵轰轰烈烈去挖树。

　　我带着三十多名学生来到工地，还来不及分组分工，学生们像打开圈门的羊群，欢叫着蹦跳着乱哄哄地进了林带。关系好的互相照顾，两三人一伙就挖了起来。那几个调皮学生都是挖坎土镘的好手，根本不听招呼，大呼小叫地各自干了起来。

　　忽然，女生发出惊叫声：“陈老师！快来！吐莎汗的头破了！”

　　我大吃一惊急步赶过去。吐莎汗蹲在地上手捂住头，血从手指缝中渗出。“怎么回事？”我又气又惊：刚开工就出了工伤事故！李明艳一脸惊慌手足无措。她俩平时关系好，干起活儿来也是一起干，脸对脸挖一棵沙枣树，吐莎汗一弯腰，李明艳的坎土镘就碰到她的头上了。校长朱佩珍闻声赶来，一脸怒容，瞪我一眼，叫女同学把吐莎汗扶上牛车赶快送医院。我怒气冲冲大声喊道：“散开！一人一棵树！不要扎堆儿！”

　　没有心思干活了。吐莎汗是个好学生，从小在汉族人堆里长大，汉话流畅，而且心理与汉族人十分贴近。她的维吾尔语反倒说得结结巴巴。不知伤得怎样？会不会有后遗症……

　　女学生们心细，看出我的心思，宽慰我说：“老师，别太担心。吐莎汗戴了个铁发卡，坎土镘碰到发卡上了。不会有太大危险。”这一说我心更凉了：如果不是那个维吾尔女人常戴的梳子一样的铁发卡，弄不好要出人命了！我边走边对学生们说：“别急，慢慢干。没有定额，啥时候干完都行。千万注意安全…”不断重复着，走到正在干活的高中班的学生中都没停。恍恍惚惚差点对所有学生喊出：戴上铁发卡！当心坎土镘……

　　我是经历过1969年血与火的考验的，怎么这次吐莎汗的流血使我惊恐万分，言行失态？莫非“文革”中常用的那个达摩克力斯利剑“反革命阶级报复”时悬头顶……别乱了方寸，几十双眼睛在看着你呢！

　　吐莎汗是很听话很可爱的女学生，白皮肤，大眼睛，栗色头发，文静内向，从不惹事。她要发生意外我怎么向学校交待？怎么向维吾尔乡亲交代？

　　我陷入深深自责：为什么没有事先组织好一人一棵树，不许两三人头对头挖一棵树？学生们没有劳动经验，你也没有吗？那是血！是可爱的听话的维吾尔女学生的血……

　　幸亏，传来消息，医生说伤得不很重，住院观察几天。幸亏，那个维吾尔妇女戴在头顶的梳子一样的铁发卡救了她、也救了我一一我是班主任，要承担一切责任啊！好端端的沙枣树为啥要挖掉？这里根本种不活杨树！贼点子、瞎指挥！……

　　下午，按陈跃华副政委指示，贫宣队长领着我去吐莎汗家里慰问道歉。

　　四十二团当年职工总数近三千人，其中维吾尔职工一百多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初部队召的少数民族士兵，1952年底毛主席一声令下集体转入生产部队。他们在“汉人窝窝”里一直受到优待，古尔邦节休息三天，汉族职工无此待遇；他们的子女上汉族学校，成绩不及格也照样升级发毕业证；生活困难可以优先享受补助，甚至在“文革”风暴中也被边缘化了。长期共同生活使他们对汉族同志特别亲密。

　　贫宣队长问我买些什么慰问品，我说砖茶、方块糖再有几米布就很好了。维吾尔人的先祖回鹘人是游牧民族，长期吃牛羊肉，没有蔬菜水果，而茶叶可以消油腻，助消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他们的先祖长期游牧的漠北高原、西域中亚，都不产糖，所以把糖看得很珍贵。而汉人先祖是农耕民族，三千年前就有麦芽糖了，古人叫“饴”，有个成语“含饴弄孙”就是爷爷嘴里含着糖逗孙子……。

　　贫宣队长听得愣了神：这些知识从那儿来的？肯定不是坎土镘挖出来的！

　　先去医院看了吐莎汗。她头上缠着纱布，泪眼汪汪反过来安慰我：“老师，是我自已不小心，不怪李明艳也不怪你……”我差点掉泪，还能说什么呢！ 

　　吐莎汗的家在加工队，离团部很近，她父亲出门迎我们。农场人二十多年一起生活，互相知根知底。我知道吐莎汗父亲叫阿布拉江。他长的壮实，黑红大脸，一圈粗壮的胡茬儿，汉话没有女儿标准流利，但能准确表达意思。

　　贫宣队长讲的话令人心烦，什么“天下穷人是一家”“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是一家就该挨砍？我特别反感这些话！我深知维吾尔人非常重感情重亲情，于是我说，阿康（大哥），我今年2月才得了个女儿，如果你允许，我给她起个维吾尔名字也叫吐莎汗。我们都是有女儿的父亲，孩子是我们的心头肉。吐莎汗头上的伤就是我女儿头上的伤！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女儿！你摸摸我的心，真疼啊！……

　　阿布拉江眼眶湿润了，拉着我的手说：“好兄弟，别这么难受！那个女同学不是有意砍的，你也没有责任。我不怪你们……”接下来他说的话使我久久回味难忘，心头热泪流。

　　维吾尔人认为善良的品德是有家庭遗传的，“柳树长叶子，杏树长杏子”。我当初一甲班的班主任，吐莎汗回家告诉了他。他一打听我父亲在水管站看水，母亲在商店缝纫组人称“李班长”，他对吐莎汗说，你们陈老师是个善心人，他父亲为人老实忠厚，他母亲更是大好人，给多少人帮过忙！咱们家的大人小孩的衣服是她做的，破了是她补的。这次吐莎汗受伤，他叮嘱女儿“不要给陈老师找麻烦。”

　　维吾尔人总把别人的好处记在心头！我母亲当了半辈子裁缝，长期与少数民族打交道，会点维语。那年月一人一年两米布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特别同情那些孩子多、工资低的少数民族职工，总是把裁剪剩下的布头碎片保存起来，给贫困家里的孩子补衣服。还常常不要钱。吐莎汗一家孩子都穿过我母亲做的新衣服补过的旧衣服。“多做善事积阴德”是母亲的作人准则。

　　有件事我差点告诉阿布拉江。我1948年元旦出生在伽师县，母亲奶水不足，正好邻居一位维吾尔妇女刚生了孩子，常给我喂奶。从来到人世我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兄弟民族的爱心！不说也罢，我对不起少数民族兄弟……

　　贫宣队长松了口气说：“这下子可以给陈副政委一个交代了。他问过这件事还说牵涉少数民族要特别注意。”陈副政委是现役干部，分管学校。

　　真像古人讲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又出大事了！

　　在挖树工地上，中午饭时。几百学生乱哄哄地围住几辆送饭的牛车。我和学生围在树坑边吃饭。中干渠埂沙土如一堵斜墙，坐着靠着又干净又舒服。学生们乱哄哄地围往送饭送水的牛车，陈学林、于建兵挤出人堆热情地把我的饭端来了。正吃着，突然牛车那边的人堆里传来骚动喊声“你打！你打……”“打人啦！”

　　吐莎汗受伤的事已经使我心中蒙上浓重阴影，己经有“种种不祥，非止一端”的预感，一听骚乱声立刻站起来张望着：“怎么回事？不会又是我们班的事吧……”

　　偏偏就是！初一甲班学生高军，用铁勺子把炊事员老黑子的头打破了！我气急败坏地一迭声喊道：“高军在那里？快去找、快去找啊！”心想找到他非抽他一树条子不可！宁可不当这个“臭老九”老师……

　　有人告诉我，刚才开饭时，高军和几个同学挤上去打菜。白菜炒肉，菜多肉少。炊事员老黑子的勺子不停地抖，一抖把肉片抖落了，剩一勺白菜帮子。高军就喊“别抖了”挤上去伸出碗。老黑子偏要狠抖，又把眼睁睁的几片肉抖没了。高军一气，夺过勺子，照老黑子的头就是一下子。那铁勺早被铁锅磨得锋利，一下子老黑子的额头裂开月牙形口子，血流如注。

　　“威虎山的土匪下山了！”“早该开除了！”师生舆论哗然。

　　孔子说过“目不足恃”，眼见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完全真实，况且听来的。我在图木舒克工宣队有经验，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尤其是在心情激动时不能意气用事。

　　“谁和高军一起去打饭的？”“于建兵。”“把他叫来。”我尽量装出平静沉着的样子。于建兵勾着头把事情叙述一遍，像他写的作文一样层次混乱。但他讲了一个细节，高军当时夺勺子要自己动手去捞被抖掉的几片肉，而不是要砍老黑子。老黑子紧抓勺子不放手，两人争夺。老黑子坐在牛车上居高临下，高军站在下风使不上劲儿，一松手，勺子反弹到了老黑子自已的额头。这个细节太重要了！是“本案关键”！图木舒克工宣队练出了我的逻辑思维，一下子就能找出关键抓住关键！但我必须找高军本人核实。我对于建兵、杨金宝说：“你们别干活了，去找高军。告诉他天大的事情老师担着。”

　　收工了，人走了。血色夕阳，寒风萧瑟。我独自坐在沙土渠埂上，这两天发生的事使我心情沉重十分难受：吐莎汗的事是意外是偶然，高军呢？做了多少工作，去了几次家访，还安排了一位最优秀的女学生与他同桌，时时帮助他。他刚有点进步，上课不捣乱了，下课不打架了，也受到我的表扬了，这一勺子全砸锅了！贫宣队长虎着脸对我说，树栽完了严肃处理高军！“非收拾害群之马不可！”怎么“严肃处理”……

　　于建兵陪着高军磨磨蹭蹭翻过中干渠来了。躲了半天终于露脸了。高军一脸愧色，嘿然无言，只顾坐下勾着头，膝盖支着下巴。我心如沸水而脸色却平静。沉默半晌，我缓缓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别再说了。你只回答一个问题，老黑子头上受伤时勺子在谁手里？”

　　“在他自已手里！”他反应极快“我向毛主席保证！”

　　“好吧。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好好劳动。我们班的任务还很重。事情既然出了就别怕了，好好写个检查。”

　　晚上，贫宣队长又带着我向老黑子道歉。老黑子孤身一人，当了一辈子伙夫，妻子在湖北老家种地，说啥不肯来新疆。也怪凄凉的。好在他是老职工，气头过了也没有多么强烈的“惩办凶手”的要求。

　　但是，贫宣队长说绝不放过高军：“这小子父母出身都好，要是地富反坏，早开除送少管所了！唉！根红苗不正啊！”

　　沙枣树终于挖完了，接着挖种杨树的坑。我心里乱透了，似乎全校师生都在戳我脊梁骨：“高军是你教出的好学生！”“什么班主任？带了一帮小土匪！”真是话不出口，眉目传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工地上，冻土难挖，坎土镘把子不停地断着，我不停地修理坎土镘。我教学生一个方法，先挖开小洞，把土掏空，再用坎土镘背砸洞口冻土，一个坑就成了。万一收工时没挖完，用碱草把洞口盖严防冻。说着这些，心里老想吐莎汗、高军……

　　少年不识愁滋味，学生们居然有心开玩笑。中午休息时，又打又闹，说说笑笑。于建兵等两三个调皮鬼，把陈学林抱起来头往洞里塞，喊着“把这棵树栽下去！”陈学林挣扎着喊着。太危险了！颈椎骨最怕折了！我又惊又气，顺手抓起一根杨树条子，一下子抽到于建兵腿上。他们放下陈学林一哄而散。我扶起陈学林安慰着。陈学林眼泪汪汪的。于建兵却在不远处怪腔怪调喊：“学林，别热泪盈眶了！过来，我用袖子给你擦一把……”

　　可爱的学生！可恨的学生！你们摸摸老师的心多苦多酸多疼多累……

　　三十年后，想起我当时的情急失态真后悔。我怎么能扑过去抽学生呢？好在于建兵是个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人。事后我向他道歉，他说，老师你没打我、不过是用树条子吓唬我……

　　又一个长夜难眠。脑海中翻滚着意识流：双手捂头血渗指缝……勺子一砍额头血涌……头朝下倒栽葱……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什么可爱的园丁！混乱的校园，危险的职业！别忘了你还有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尾巴……

　　种树劳动干了七天，终于又回到课堂。贫宣队长和学校李指导员通知我下午开会，高军的父母也参加。我问处分定了没有？回答开完会再说。听说他们已内定“开除”。但那时开除一个贫下中农职工子弟、一个工伤残疾职工子弟，是一步政治风险棋，谁都要考虑后果。

　　校办公室里，高军的父母亲十分拘谨地坐着。我很熟悉他们。高军父亲是基建队职工，七八年前砌墙时摔下来跌断了腿，柱着双拐。连队安排他看管木料仓库。母亲也是职工，常干油漆活儿。他俩只有高军一个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等到孩子大了闯了祸，打也改不过来了。据说有次父亲教训高军，刚抡起拐杖，高军一掌推过去，父亲一个仰八叉倒在地上，从此知道已经不是14岁儿子的对手了。这一次开会前，他们已经向老黑子赔礼道歉了。

　　贫宣队长是复员军人，甘肃人，说话是小巷子里扛竹杆一一直来直去。今天开会，征求家长对高军的处理意见：家长如果表态管不好孩子，学校就开除高军；家长如果表态管得好孩子，学校处分可以从轻。“老黑子是进疆老战士，贫下中农，干了一辈子炊事员，老老实实，任劳任怨。他被打伤是严重政治事故，要严肃处理！”

　　“政治事故？！”高军父母一下子被镇住了，张口结舌，不知如何表态。

　　“打贫下中农不是政治事故是什么？”贫宣队长黑着脸说。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阶级斗争的火苗突突窜烟了。

　　我该怎么说？一种选择是与贫宣队长保持高度一致，讲假话，说高军砍了老黑子，开除高军，“以儆效尤”。另一种选择是事实求是，讲真话，再保高军一次。这孩子才14岁，开除将毁掉他的一生。

　　我决心讲真话，尽管从古到今讲真话的人下场大都不好。比如从伍子胥到彭大将军。也顾不了许多了，不讲真话我心里难受。在图木舒克工宣队我没整过人，但我知道他们如何整人。

　　贫宣队长叫我介绍高军的全面情况，眼神充满信任和期待。高军父母望着我像落水的人看到一根稻草一一也许这根稻草真有希望。

　　我先声夺人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对任何事物要“一分为二”。先讲高军的缺点，学习成绩差，课堂纪律差，当了“差下生”的头儿，和老师对着干；接着讲优点“本学期有明显进步”，挖柴火积极肯干，有一定组织能力，违犯纪律的事少了，能听得进去老师的话了。这次老黑子被砍伤肯定是高军不对，但是，不是高军抢过勺子向对方头上砍去，而是两人争夺勺子失了手，高军没有伤人故意。还有一句话揣在心里没往嘴上端：假如那天是一锅纯纯的肉，老黑子手不会抖，高军也不会抢勺子，就不会有这个事了。肉太少是客观原因。人一饿，事就多。“仓廪实然后知礼义”。

　　我转过脸对着高军父母说：“这次的事我这个班主任有责任，没有尽职尽责。我们共同管好这个孩子，你们说对不对？”“对！对对！”两人如梦方醒“一定管好！一定！”

　　会议结果出乎贫宣队长的意料之外。他悻悻然扎我一眼宣布散会。高军父母千恩万谢走了。望着远去的双拐心里慨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养大了孩子还要为孩子受过受气……

　　没人时，贫宣队长对我长叹一声：“陈平同志，人家说你书呆子，我不信，你挖了八年坎土馒还是书呆子？可现在不得不信了。吐莎汗的事你处理得不错，没啥麻烦事。可高军呢，你倒给他评功摆好。你为什么不借这次事故把他开除？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把老鼠赶走不就是一锅香喷喷的好汤吗！你呀你！人不错，没坏心眼，但不懂政治不成熟……”说着，他下意识地一扬手把路边枸杞树枝折断了一根。我一惊：莫非这位大老粗在演示“翘翘者易折”？！

　　从1969年始，我对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迷惘困惑，图木舒克工宣队的一年使我看透了“阶级斗争”。“文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一帮野心家、阴谋家。他们的政治就是整人、搞“阶级斗争”；成熟就是滑头、讲假话、迎合上级。我做不到、这一辈子是做不到了！

　　“危邦不居，乱邦不入”。世上的路千百条，为啥要在三尺讲台走到黑？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尽管学校比连队好得多。“家有三斗粮，不当娃娃王”。我盘算自已的才能：会挖坎土镘、会当统计员司务长、会写广播稿、懂维文……对了！搞了三五年测量啊！会玩经纬仪、水准仪！42团正缺测量人才。我下决心改行，搞测量跑戈壁滩去。戈壁滩好，远离人群，远离烦恼。古代修行者不都是选择远离人烟的山林峡谷……与人奋斗，烦恼无穷！
　　                  

兵团被撤销

　　2007年在我从事史志工作十年时，《新疆地方志》杂志上刊登了我的文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的原因及教训浅析》。发表之前，我征求了两位兵团老领导的意见。一位老领导说，这是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论题，你敢于涉及这个“雷区”，勇气可嘉！另一位老领导说，我支持你的观点！历史证明撤销兵团是错误的，恢复兵团是正确的。

　　我写这篇论文时，心里想的是当年撤销兵团时的普遍混乱和许多人的命运。我就是利用混乱局面离开学校，调到42团生产科的。也算乱中取胜吧。

　　197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实，两三年前“撤销兵团”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文革”中，丁盛、裴周玉为了打倒张仲瀚政委，诬蔑兵团是“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十七年黑线专政”。他们全盘否定兵团，“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们又不懂生产经营，到1975年兵团经济近乎崩溃，“一手要钱一手要粮”，国家不堪重负。但我始终不相信会撤销兵团。北方超级大国陈兵百万，南方越战尚未结束，东边台湾国民党还要“反攻大陆”，天天宣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怎么可能自毁长城呢？况且“屯垦戍边，劳武结合”是毛主席赋于这支部队的历史使命……

　　传达文件“撤销兵团”对许多老八路老军垦、支边青年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木华里人心惶恐不安，寻思出路。树倒猢狲散，瞎子过河各顾各。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是第二次“一江春水向东流”了。第一次是1971年“913事件”后，对“文革”的怀疑和迷惘迅速蔓延，捞了一官半职的“三块钢板”们政治嗅觉非常灵敏，纷纷内调。有个指导员私下对我说，我们在这里整人太多，积怨太多，一个连队的“牛鬼蛇神”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多。他们不记恨我们？他们的子女不记恨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一走了之。

　　京沪浙的城市支边青年纷纷离开了木华里，学校老师不断有人办调动手续。今天你走，明天他走。走的人高高兴兴，留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剩下我们“残渣余孽”无处可去，我也得给自已找个出路啊！教员是不能再当下去了！三尺讲台不是久留之地。

　　那天，一件小事“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在商店门口碰见老冯。1964年我去园林队当农工时，老冯是我的班长。他是1959年甘肃“自流人员”，认我是老乡，对我很照顾。我俩打埂子，他取土多，我取土少。他说“你身子骨还嫩，少干重活。”多年不常见面，见面十分亲热。他告诉我来团里办调动手续，调到岳普湖县供销社了！我有点意外，他没文化没靠山怎么能调到县里？原来，他有一技之长会盘灶。他盘的灶特别省柴火。那时推广“节煤改灶”忙得他不亦乐乎，他居然给岳普湖县委书记家里盘了个节煤灶。那灶果然火又猛又省柴。县委书记一高兴问他有啥要求，他说兵团解散了，爹死娘嫁人，咱也得寻个出路。县委书记说我们正在木华里挖人才呢！拖拉机手，医护人员，你也算一个。老冯得意洋洋给我看了调令。我心里一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技术，仅仅会盘灶这点本事就有单位要，真是艺多不压身啊！我的才能无论如何比盘灶要高一些吧！……

　　老冯的调令对我无法平静的心又击一重锤：木华里的大学生走了，司机走了，拖拉机手走了，上海人宁波人北京人纷纷走了……会盘灶的大老粗也要走了！我怎么办、还有妻子两个孩子怎么办？走不走、往那里走？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我的一技之长是什么？初中文凭、会测量、会点维文、能当教师还有会写广播稿……至少比盘灶技术高一些吧！兵团解散了，树倒猢狲散。我也得走，树挪死，人挪活。我得把我的两个幼小的可爱的孩子带到一个比木华里好的地方……

　　我对老冯说，你和县委书记能说得上话，问问他像我这样的人要不要。老冯连连点头，肯是要，你比我强多了。我一定去说。不过，托我给县委书记牵线递话的人太多了……

　　不久，老冯带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县广播站当采编员。一九六九年的经历使我对岳普湖没有好感，一旦大乱了，地方不如兵团，兵团至少还有枪杆子，还能保住人身安全。而新疆何时治何时乱，谁也说不准。领袖有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得没个头，“大治”是何年？我没去县上。幸亏没去。去了就没有后来的好机遇了。

　　2008年4月，我看了电影《集结号》，立刻想到那时的木华里。42团政委、第一把手，专门开了个全团干部大会，慷慨激昂动员大家安心木华里、扎根木华里，他自已却全家悄悄调回了河南老家。他对自已吹了“集结号”，而对我们战斗在边疆的人不会吹“集结号”。他退却时对我们吹的是冲锋号……

　　我的好朋友赵德章也调到英吉沙县工作了。他哥哥赵林章与岳普湖县蒋副县长关系很好，蒋县长调英吉沙当县委书记，帮他办了调动。他匆匆忙忙也走了。“兵团没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就在木华里人心最乱的时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个个历史的浪涛冲击而来，人人心头冻雨冰雪：

　　河南发大洪水，数万人蒙难；吉林天降殒石雨，千古罕见；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伤残。与此同时，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朱老总逝世……

　　“种种不详，非止一端”。

　　果然，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老百姓一点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领袖的身体状况从来是绝对机密。木华里人的心头是地陷天塌、奈苍生何的感觉。10连是“军管连队，”冯副连长是1949年进疆的老兵，听到高音喇叭播出的《告全国人民书》，他泪流满面跑到院子当中，拔出驳壳枪对空连发三响，仰天大喊：“毛主席去世了！谁敢乘机造反我枪毙了他……”

　　天塌了！神走了！“胡汉三”要回来了！革命派不知往何处去了！
　　四十二团各族职工群众为毛主席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

　　历史开始了巨大的转折，必然影响到亿万个小小的我。

　　不久，我被调到团生产科当了测量技术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基建参谋。因为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我认准一条：“走冷门”，绝不去凑热闹。当“文革”被迅速宣布结束而且被“全盘否定”后，全党工作中心转入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需要知识、技术、才能。那些“文革”中大红大紫的“造反派”除了整人斗人，百无一能，必然被历史的潮流抛弃。而“走冷门”的我却“吃香了”。全团会玩水准仪者仅三人：孙祜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师兄赵建新当了基建连连长，只有我年轻力壮，懂农田水利测量，出自冷门，无人竟争。孙祜极力推荐我，主管生产的副团长樊同吉，关键时刻帮了我，我顺利地调入了团生产科，不久被任命为基建参谋。

　　别了，可爱的学校，我在这里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经历了喜怒哀乐，使我的感情世界更加丰富。

　　别了，可爱的初一甲班、后来的初二甲班的学生们，我永远爱你们一一不论学习好还是学习差、不论听话还是调皮淘气、也不论让我高兴的还是惹我生气的一一我都爱！假如有来生，我们再一块去割麦子、打柴火、挖坑种树，一块儿唱“小小竹排江中游……”

　　记住我讲的故事和我的忠告：凭本事吃饭，正直作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