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张怀英

爸爸，您永远活着

                              ——回忆父亲张怀英

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父亲张怀英生于1925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丁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他16岁参加抗日活动，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区武委会主任，22岁任区委书记，27岁任县委书记，49岁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军分区第一政委。父亲在担任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当中，尤其在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方面发现、培育了一系列比较经典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创造了难能可贵的从政业绩，曾受到毛泽东主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表扬，其中，过去鲜为人知的大寨这个先进典型以及陈永贵成长进步的发展历史当中，一些真实的个别内幕则是第一次披露。 

一

                      高尔基说的好，“爱子女，这是母鸡也会的，可是如何教

                      育我们的子女，却是我们伟大国家的伟大事业。” 几十年来，

                      对我们兄妹5人的慈爱，父亲从没有写在脸上。但是在给我们

                      讲故事的时候，他便会有声有色，妙语连珠。所以我们又敬他

                      又怕他。在对我们这些子女的教育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总

                     是要求我们要艰苦朴素，做人、做事，要像孔子所说的：“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父亲爱读书，我们亦潜

                     移默化地受影响；父亲做官不摆架子，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同样,我们与农民朋友也有着深深的浓情。

父亲教育我们兄妹做好人

以古喻今，以事达理，父亲长期以来用这样一种方法教育我们兄妹。父亲掩卷之余或是知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常常讲一些通俗易懂、以古喻今、以事达理的故事给我们听，要我们明白做人的道理，同时要求我们做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正气。至今，他讲的故事、道理还在影响着我们兄妹做人、做事。

记得最清楚的是乐羊子的故事。他说: 河南人乐羊子一天在街上行走，拾到一块别人丢了的金子，回家后把金子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之水；廉洁的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你为什么要拾路上的遗物来玷污自己的品行呢？乐羊子听了，十分惭愧，于是，远离家乡寻师求学去了。从小不爱别人钱财，拾金不昧的启蒙思想悄然在我头脑中生根。坦坦荡荡做人，光明正大做事，是父亲对我儿时的希冀。我记忆十分深刻的另一个故事是“婆婆煮鸡”的故事。父亲说：过去有一位妇女对婆婆十分孝敬，但婆婆做不仁义之事她绝不赞成。一次邻居家的鸡落入她的宅院里，婆婆把鸡偷偷地捉住，杀了做菜吃。媳妇回家吃饭，看着鸡肉不吃，还流下了眼泪。婆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惭愧咱们家穷，以致让菜中有别人家的鸡肉。”婆婆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把饭菜倒了。这个婆婆杀鸡的故事，让我们兄妹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学会了正正派派地做人、做事，从不谋取别人的钱财。

父亲教育我们从小刻苦学习

天道酬勤，一勤天下无难事。父亲常说，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智商高的学生，有的被叫做人才，有的被叫做“天才”，有的被称为“神童”。这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如唐朝的白居易，六七岁就能作诗。司马光7岁就喜欢《左传》、《春秋》，后来成为大家，还写了《资治通鉴》，可是有些人就不然。他说，我国宋朝就有100多位“神童”，除个别人外，其余大多没有什么作为，名不见经传。记的父亲给我多次讲过王安石青年时期写过一篇《伤仲永》短文，说的是江西有个方仲永，5岁就会作诗，人们都赞扬他。可到十二三岁时写的诗就不如以前那样好，到他20岁的时候，王安石回乡问起他的情况，他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平庸的人了。父亲说：智商是火花，可以燃烧，也可以熄灭，如果自己坚持勤奋不懈，再加良好的教育，就可能成为有用人才。父亲还说，一些小时候聪明后来也成了大事的人，他们一般是既有超常的智力，又有坚强的意志。他常举的例子是白居易，说他青年时期学写诗的时候，诗写好后总是反复地念，反复地修改，然后再念给别人听，让别人提意见，有时会念的嘴巴磨起了泡。父亲还十分赞美书法家王羲之的勤奋，他说：王羲之写字的时候，屋前有一条小河，常常因为洗笔而把河水染黑了。他儿子问他，人们说你写的字好，奥妙是什么？他指着院子里的18缸水说，你把院里的这些水写完就好了。因此，他的儿子王献之也勤学苦练，后人把他们父子合称为“二王”。还记得父亲给我们讲了无数遍的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故事，说他为了写《资本论》参考了1500多本书，甚至把脚下的水泥地板都磨出痕迹来啦。父亲给我们兄妹讲这些故事的真实意图是要我们从小就要刻苦学习，学以致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妹5人都学有所长，现在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父亲希望我们做一个有气节的人

父亲不仅要求我们从小做个好人，他更希望我们立志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父亲是一个爱憎分明，很有骨气的人。记得他给我们讲的次数较多的是一个老太太打儿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位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后率兵镇守山海关抗清，兵败被俘后，投降了清朝。清兵入关后，他率兵攻打明朝，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当时虽然官高位尊，但因为他丧失民族气节，所以在人们眼里，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小丑。他在北京定居以后，从福建把他的老母亲接到北京，想尽尽孝心。他的母亲原来并不知道他所干的勾当，到京后才知道他投降了清朝，他母亲气愤地拿起棍子痛打他，一边打一边说：你对国家不忠，就是对父母不孝，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儿子还有何颜面活在人间？你把我接到北京想让我做清朝的奴仆吗？我干脆把你打死，为国人除去一害。她不顾年迈，立即雇了一条船连夜返回老家。

在父亲讲的故事中，主人翁有的是品德高尚的良家妇女，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仁人志士，但无论何种人士，在父亲眼里对他们都是爱的深沉，恨的有因。我十分思恋儿时托着下巴静静地听父亲给我们娓娓道来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我思考着，中国古代妇女没有参政的资格，但中华民族的文明却孕育出了多少伟大的女性，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父亲就开始在昔阳县进行最大范围的文化普

                     及活动，用现在的话就是进行先进的文化教育活动，这在当时就

                     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58年，国务院授予昔阳县为全国第一

                     个文化县。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代表大会、全国文化局长工作

                     会议及全国作家会议上，父亲作了长达1万多字的经验介绍。40

                     多年前，父亲在昔阳县创建全国文化县的经历，对当今中共中

                    央特别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和

                    参考意义。

上世纪50年代创建全国第一个文化县的回忆

父亲在一手抓农民增收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对农民的文化普及教育，在上世纪50年代他曾亲手创建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第一个文化县。农民扫盲、农民读书、农民自编自演节目的多种活动在农村非常受欢迎，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化特色县。1958年，父亲在党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全国文化局长会议及全国作家会议上，介绍了昔阳县委领导群众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

当时在昔阳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村林黄铺，发生了一个演戏的小故事，从中可以折射出当时这个县在文化娱乐方面组织、发动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这个村总共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县里演戏的班子嫌这里山高路远村又小，不愿意到这里演出。村里的干部就自己组织起了业余剧团自编自演。可是因为村子小，除了演戏的，就没有多少人看戏，所以村里规定，除了演戏的人，都必须去看戏，谁要不去就要罚油钱（因为当时没有电灯，台上点的是食油灯）。有一年正月十六，下午演的是《游龟山》，扮演田玉川的是武小生，他的老婆没去看戏，散了戏，武小生回去就和老婆吵架，说：“我演戏，你为什么不去看？一来让人家罚了油钱，二来丢了我的人。”正在吵闹，他的妻妹去了，问：“为什么吵架？”武小生说明了原委，妻妹说：“我就是听说今天下午你村演《游龟山》，你演田玉川，吃了午饭我就赶紧往这里走，结果扭了脚，赶来时已经散了戏。今天晚上我陪我姐一起去看戏，既顶了油钱，又给你撑了面子。”武小生一听转怒为喜，对老婆说：“别哭了，快包饺子，今晚你和二妮一块儿去看戏。”父亲听说这件事后写下了一首题为《文化县》的诗：

三座大山齐推倒，

锣鼓喧天乐陶陶；

吃穿不愁生活好，

精神食粮少不了。

尔今劳动自主张，

不为他人种地忙；

胡胡卧笛伴歌声，

人间欢乐醉东风。

说说唱唱非小事，

寓教于乐增人智；

移风易俗社风好，

精神面貌日日新。

过去是串门打架说闲话，

现在是唱歌跳舞学文化。

旧社会吸毒赌博害人深，

新社会电影幻灯遍山村。

天下安宁在民乐。父亲十分重视农民在劳动之余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得到更多的知识。父亲在昔阳县组织农民开展文化活动方面，不仅组织领导还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带头写诗歌，讲起话来既风趣又幽默。但是父亲又是一个“怪人”，遇到他不可抗拒又无力扭转的局面，他又怪得出奇。比如，在“文革”中被关在牛棚里，每次被批斗之前，总要整容更衣；再如，在林彪办的那个“中央学习班”学习一年，父亲在300多天里没有说过一句话。

三

            干部参加劳动，艰苦奋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是父亲在领导岗位上始终不变的信念。1958年他倡导的“四级

毛主席就干部参加劳动批示前后

父亲做官时与民同甘共苦，特别是对农民的事尽职尽责。父亲自1952年起担任昔阳县委书记就经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至今让当地百姓难以忘怀。昔阳县有一个黄岩村，是一个有400多户人家的大村，历来缺水，解放初期人畜吃水全靠旱池积水，到了夏天干旱时期，因为池里积不下雨水，便发生水荒，就得分水吃，一天一人只能分几斤水。村里甚至还规定，天旱时，嫁出去的姑娘必须回婆家，否则不给分水，所以一到天旱时，村里就有一个人走街串巷鸣锣高叫：“媳妇有水，闺女没水”，成为当地的笑谈。像这样的缺水村、苦村，在昔阳县还有不少。父亲下乡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缺水缺粮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县、乡、村三级干部基本不参加劳动，即干部脱产。因为当时办高级合作社时，脱产的干部就多了起来，一般是书记、大队长、会计、保管四个人脱产，有的地方生产队长也脱产。所以群众说“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不知村外荒了地”，“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1957年中央发出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后，父亲就在全县倡导干部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有人说:“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劳动”，一些干部提出“干部没有时间劳动”。怎么办？父亲同太行劳模张老太商量，张老太说，“不是能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而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不参加生产就领导不好生产。当兵不离营盘，放羊不离羊圈，如果班长、排长和连长都不和战士住在一块，打仗不到第一线指挥，行吗？”这位老劳模还说，“我们跟国民党军队打仗，为什么国民党军队打败仗呢？因为国民党的排长、连长打起仗来是拿着手枪逼着士兵说：‘给我上！’我们的排长、连长是冲在最前头，喊：‘同志们，跟我上！’一字之差，就能决定战争胜败。现在我们受穷，生产搞不上去，吃不上水，就是因为生产大队干部不参加劳动，这就是生产搞不好的主要原因。”父亲听后深受启发。

1958年，在父亲的倡导下，昔阳县委做出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决定。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长都参加了生产劳动。父亲一边劳动，一边还召开各种会议对那些“工作忙，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和“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劳动”的说法进行多种方式的讨论。在父亲带动下，干部参加劳动很快就在全县形成了共识，同时在全县出现了干部带头生产劳动的新风气。

有一次，父亲带领县委办公室的一些干部去劳动，路过北关村口时，村边站着一些妇女，大队支部书记的母亲认得父亲，她惊奇地说：“现在世道变了，县委书记也给劳动改造了，怪不得村里的干部也都上地了。”到1959年，父亲通过亲自参加劳动生产实践证明：不仅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能参加劳动，连会计、保管也能一天参加半天劳动。1959年10月，父亲对大寨大队干部带领农民三战狼窝掌有感而发，写了这么一首诗：

出门星满天，抬头日三竿。

铁锤石上舞，饥肠响如鼓。

一锅冰渣饭，不觉底朝天。

苦战山河变，狼窝成粮田。

1960年父亲系统地总结了昔阳县、乡、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领导生产的经验，并对这一措施做出了注解：干部不参加生产劳动就不能及时了解群众的心理状态，就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会增加补贴工，就会增加农民负担，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坏。

1962年冬季，毛主席批转了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毛主席还在全国县委书记大会上讲：“昔阳县的土质不好，可生产上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带起来了。《红楼梦》里贾家是怎样败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们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毛主席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的保甲长。”父亲说他之所以一定要带头参加劳动，就是这个思想在起作用，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要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干部，否则就不能当干部。

1960年7月，父亲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首题为《劳动歌》的诗：

农业集体事物新，干部脱产数惊人；

若在屋中作指导，人情农活难明了。

群众看了肚憋气，埋怨干部不下地；

自古真知来实践，领导应该带头干。

实行三同好处多，干群齐战荒山坡；

书记县长走在前，四级干部到农田。

满仓锄地最认真，富元垒坝汗满身；

拐腿治让带头行，根栋两手尽疙疔。

俊林做工三百余，千周粪筐总不空；

劳动山变人更变，社员拍手齐称赞。

                                省委报告主席批，干部劳动好经验。

四

                        父亲在有限的工作岁月里，一直把艰苦创业，发展生产作

                      为硬道理; 在寿阳任职县委书记时，积极消除派性，与广大群众

                     一起艰苦奋斗，粮食产量两年翻番，受到邓小平的表扬; 在运城

                     任职地委书记时，与河东人民一起奋战，建成了5354华里的引黄

                     工程干渠，扩大水浇地200万亩，实现了粮棉大丰收，创历史最高

做官两袖清风是父亲的鲜明特征

父亲说：历代开国皇帝都知道前朝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因为腐败，所以他们得天下之后都不同程度地提倡节俭，力戒奢侈。如隋文帝带头节俭，并让他的后宫在皇后带领下进行养蚕、纺织。父亲还说，唐朝李世民接位后，放出宫女3000人，严禁官吏贪污受贿，他也亲自耕耘，让皇后亲自养蚕。记得父亲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宋太祖赵匡胤摔宝壶的故事。说的是赵匡胤在平蜀之后，有人为他献上缴获的战利品是一只镶金的夜壶，赵匡胤当即把它扔在地上，命令卫士把它砸碎，并训斥道，让我用这样的夜壶撒尿，那该用什么器具盛食物？到了这个地步，能不亡国吗？他告诫臣子，绝不能有奢侈思想。

所以不贪吃，不贪喝，不给领导送礼，是父亲从政的又一大特征。这里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省委书记陶鲁笳半夜吃糖果的故事。1961年4月中旬，父亲从昔阳县调到文水县任书记的第三天，省委书记陶鲁笳就到文水县做调研，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是对公共食堂不满，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他们对公共食堂概括起来的不满意见是：大师傅拿，司务长偷，干部锅里捞稠稠，农民饿成毛猴猴。陶鲁笳书记听了群众的反映，对父亲说，“凡是散了伙，回到家里吃饭的大队，现在就不强调回到食堂吃饭了”。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父亲取消了招待客饭。这年5月3日，省委书记陶鲁笳与时任华北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到文水县调研。第二天父亲陪同李雪峰到了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的大队，陶鲁笳到了下曲大队。他们和群众同吃同住，走户串巷，听取群众的反映；到地里、牛圈里看土地耕种和耕畜的饲养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当时父亲在云周西陪李雪峰同志，没有到下曲大队，一天，陶书记的警卫员到云周西拿材料，父亲问：“陶书记最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警卫员很不满意地说：“你们怎么就不注意关照一下陶书记的生活。这几天总是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睡前想喝一口开水都没有。有一天凌晨三点钟了，陶书记饿得很，想让我给他搞点吃的，可是什么也没有搞到，我在口袋里陶出了两颗糖，给陶书记吃了。”父亲听了很不是滋味，马上给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嘱咐他们一定要安排好陶书记的生活。1961年秋，文水全县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这年秋天陶鲁笳书记第五次去时，所到之处都看到了丰收的景象，他就对父亲说：“群众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也可以完成了”。

父亲和他的同仁们就是这样，不断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带头艰苦奋斗，从不搞大吃大喝，把发展生产作为硬道理。

邓小平赞扬父亲在寿阳的业绩

父亲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啃硬骨头的人，到每一处工作都有新的闪光点。

据父亲生前回忆，当年的寿阳县是个能够“通天的小县”，1959年这个县因集资造成打死400多人事件，中央派公安部副部长调查。寿阳曾是山西省重点产粮区，因“文革”打派仗，产量连年下降，由年售余粮4000万斤变成了吃粮靠供应，中央曾派原农业部长沙风带领工作队到寿阳调研。因此，1974年中央指示山西省委派人到寿阳县迅速改变面貌。危难之时的当年1月份，父亲来到这个县任县委书记。

文革期间，这个县从县级到公社的在职干部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轮流掌权，谁掌权就宣布对方为反革命。由于多年武斗不断，先后伤亡近百人。因内乱，使农村工作基本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最典型的是，菜庄公社的菜庄大队，一年换了12任队长，群众为此编了一首顺口溜，“菜庄烂，烂菜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12个，决算分配没队长”。父亲到任后，有的同志提出要按照大寨的全部办法干，父亲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说学大寨主要是学精神，特别提出在寿阳学大寨有四不：一，不搞大队核算；二，不搞大寨计工法；三，不取消自留地；四，不抓“五种人”，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年以内一个也不换，有错误的干部改了就好，如果不改，第二年再说。这些措施及时地稳定了干部群众的情绪。父亲主导的稳定求发展决策，两年之内就让寿阳县粮食总产量由原来年产9000万斤猛增到1975年的2.5亿斤，1975年曾售粮1亿多斤。邓小平在这年9月份召开的“全农”会议上说：“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番了不得呀！”1976年4月，父亲为寿阳两年巨变写了这么一首诗——《寿阳两年巨变》

百里小县几通天，多少哀伤总难言；

同室操戈成教训，吃粮返销忆当年。

莫道域中无志士，十室之内必有贤；

中央指示图迅速，庙算黎庶竞争前。

自我解放潜力大，千万困难踩脚下；

风霜旱涝惧何来，改天换地传佳话。

花开两度粮翻番，囤满仓流歌声甜；

内参连续文三篇，华邓盛赞当自勉。

钱正英在河东感慨引黄工程

有人说，河东是帝王之乡、华夏之祖、炎黄之根、中国之本。而河东确实有无山不名、无水不灵之物华天宝。这里文化遗址密集，名胜文物星罗，碑碣墓葬棋布，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岩层，是中华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

1975年，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表扬，49岁的父亲到具有400多万人口的运城地区担任地委书记。在黄河岸边的运城全区当时共有929万亩耕地，守着黄河仍然十分缺水，当时水浇地只有200多万亩。父亲上任后，酷爱历史的父亲无暇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无心拜访司马光墓地，他心焦的是全区财政亏空，国家每年补贴几百万元。尤其是几百万人口缺粮缺水的问题，让父亲每天双眉紧锁。他又像在昔阳那样深入基层，调查民情，联系实际做出了一系列改变运城面貌的决定。父亲力倡首先大搞引黄河之水工程，他经常吃住在工棚，4年多中没休息过一个假日。与河东人民一起奋战建成了5354华里的引黄干渠，实现了粮棉大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年。原国家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视察引黄工程后说：“真是没有见过的高速度。”永济、万荣县农民李五牛、王忠民等说：“张怀英同志是运城历任地委书记中第一个带领我们摆脱了缺水之苦的地委书记。”

以下是父亲于1979年8月写的《永济小麦达纲要有感》

举目黄河滚滚流，身边禾苗皆枯心；

记者写稿天无雨，农夫嗟欠盼有年。

巧妇做成无米炊，儿童哭吃瓜菜代；

新官上任三把火，眼底灾情不胜忧。

吏民滩头齐借箸，引黄灌田可兴农；

粮钱俱缺难无数，愚公从来不知愁。

纸上宏图心有数，搬家与民同房住；

一日三餐两工地，为水辛苦为水忙。

官气冲天贻害深，汗水换来鱼水情；

上下同心鬼神惊，出水龙门也低头。

三载站井星罗布，一览河东半水田；

不悔共苦大干日，欢庆粮棉丰收时。

五

                 发现先进典型、培育先进典型，宣传先进典型，以先进典

              型带动生产力发展是父亲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一大特色。在他

              任职昔阳县委书记期间，先后树立了大寨、刀把口、白羊峪分别

曾是人民勤务员，曾经重任压在肩；

栉风沐雨踏艰险，换得万民享康安。

一生耕耘书做伴，勤于砚墨玉笔迹；

刻苦好学严律己，品学德政俱优贤。

门前冷落不多想，名份待遇不思量；

生活清贫不怨悔，清水衙门不惆怅。

不以金钱论长短，不留余悸在胸膛；

老骥伏枥壮心在，耗尽余热发尽光。

痛悼怀英老领导，悲痛欲绝泪嚎啕；

良师益友驾鹤去，洒泪祭雄寸心照。

父亲发现和培养大寨，使其成为先进典型，是从认识农民陈永贵开始的。早在1946年春季，父亲在昔阳县一区担任武委会主任，参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发现当时年仅32岁的陈永贵“与不同众”：

他发现年轻时的陈永贵思想很进步，要求上进，积极参加对国民党的作战。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历时40多天。昔阳出动了大批的民工来支前。一天下午，时任县联防大队总指挥的父亲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的住宿情况，在县城的大街上遇到了陈永贵。父亲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买点东西，准备参战。”父亲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句话在父亲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的根本原因。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正太战役”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到了奖励。

1948年7月，父亲离开武装部门，到一区区委主持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口号是“土地改革拔穷根，组织起来栽富根”。可是组织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区里下乡的干部虽然每天走乡串户，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农民们听着都点头，可干部一走仍是原样。于是就有了形容那些干部们的顺口溜：“春互助，夏单干，秋天跌倒找不见”。各村干部都来报数字，仿佛都真正组织起来了，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拿跟日本人周旋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农民不喜欢干部下去，有的农民说：“区里留下一个区长，县里留下一个县长就行了，要这么多干部做什么？”区里当时有一个干部住在阎庄窝片，大寨属于这个片。这个区干部知道当时人们对于组织起来有抵触情绪，就住在那里不走，并在会上说，不认真组织起来就不散会。农民也有对付的办法：你不散会我们就睡觉。这个区干部白天调查、看报想办法，晚上开会，甚是疲劳。一天看报累了，就用报纸盖着脸，睡了一阵，结果被人发现了，有人就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工作员，没球事，黑夜开长会，白天盖着报纸睡”。目的是要赶他走。然而大寨村却是另一种景象：当时外号“个半驴”的陈永贵是村里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他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的人讥笑他们是“懒散组”（老少组是后来记者们给起的名字，当时并不叫老少组），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整修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来就给父亲汇报。父亲正在为“组织起来”大伤脑筋，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先进典型，而且又是在父亲脑海里挂了号的陈永贵，父亲便到大寨去进行察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父亲又找陈永贵访问，说：“老陈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给这些娃娃和老汉互助呢？”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丁丁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们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父亲听了陈永贵的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真是想得深，看得远！

               批准陈永贵入党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党组织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员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必须有两个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才能生效。当陈永贵入党的名单报到父亲手中时，区政府一位秘书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1945年昔阳解放的秋天还在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他怎么能入党呢？”父亲觉得对陈永贵的入党不能简单从事，抱着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决心把他的历史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就派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阎维周走后不几天，陈永贵到区里来找父亲，他知道父亲对他的印象好，就很自然地对父亲谈起了他的心酸往事。

陈永贵说：“我7岁时母亲被卖掉，父亲后来也被逼上吊自尽。我在大寨是外乡人，逃荒到这里来的。在最残酷的时候，村里人没人敢当伪代表，他们欺负外乡人，硬逼着我干，我曾准备往解放区逃跑，恰好一个卖布的人，化名为老曹，他找到我说：‘让你干你就干，你表面上给日本人送情报，实际上给八路军办事，这不也是抗日工作吗？’我问他到哪里去找八路军，他说：‘你跟我联系就行了。’我一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感到亲热，共产党不是爱穷人吗？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我就有参军的打算，所以我就满口答应了。我们规定了接头的地点、时间，每次给日本人送的情报都是老曹给写的。我被捕出来以后，再没有见到老曹。”

父亲断定陈永贵谈的都是真的。当时有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为的是防止特勤叛变。陈永贵走后，父亲想，陈永贵如果真的是我们的特勤，直接的证明人难以找到，但是总可以找到旁证。父亲就到共产党独立营常住的后龙凤垴村访问，那个村的支书李先模证明，独立营住在这里的时候，陈永贵是与姓曹的常联系。再访问阎庄窝村，那里的村支书也证明了这一点。父亲还不放心，又专程到陈永贵的家乡查看，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陈永贵的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这时候父亲就放心了。出身在这样人家的长工汉，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

阎维周将他在大寨调查的情况给父亲做了详细的汇报，证明陈永贵谈的都是真的，最后父亲在他的入党申请上签了字。从此父亲和陈永贵就结成了好朋友。

帮助陈永贵扫盲

父亲爱才、惜才、育才，善于在农民中选拔人才。陈永贵因为家贫，早在1953年，他还基本上是个文盲，这一年，陈永贵已是39岁。在办初级社时，因为是集体经济，需要有会计记账，一年谁出勤多少？到秋天谁分红多少？都离不开文字，陈永贵为此很作难。1955年，父亲给陈永贵准备了识字本，开始帮陈永贵扫盲。父亲告诉他，你参加开会就是你学习的机会，听报告时你就记，会后找人对笔记。陈永贵就照着做。1958年，县委开“三干”会，陈永贵上午听了报告，吃了午饭，别人都想睡一觉，陈永贵还找有关支部书记对笔记。父亲教陈永贵识字，不厌其烦，陈永贵学习也十分刻苦，对自己难认的字，他就在旁边写上相应的错别字。陈永贵写字嫌稿纸格格小，县委办公室秘书专门给他印刷了十六开每页仅有108个字的大格子稿纸。在父亲的帮助下，陈永贵从50年代初期开始扫盲识字，经历了一个从不识字、识字不多到识字较多的过程。到60年代中期，陈永贵已经开始看报读文件了。后来由于他勤学善思熟记，对许多别字代替的原字也基本上都认识了，到70年代中期，陈永贵的识字率约在2500到3000个，基本达到了扫盲标准。陈永贵在扫盲过程还出过很多笑话，在他做一次经验交流时，有人让他题写 “战天斗地”四个字。他写“战”字时没有打腿，有人笑他，他也不生气，陈永贵说，以后再写“战”字就不会不打腿了。1961年5月，父亲因为工作调动和陈永贵话别，为此写了这么一首诗：

             携手并肩战虎头，移山改水共筹谋;

                                           船头浪打寻常事，傲对恶邪柱激流。

             十五春秋荆棘路，英雄怜我去难留;

             真金总有重光日，泪莫轻抛宜暂收。

（注：泪莫轻抛宜暂收——陈永贵提起过去战天斗地的历史，由于社会上的风风雨雨不觉掉下了眼泪。）

                               春盛莫夸峥嵘树，冬深当赞后凋枝。

                   帮助张老太办社

父亲从农民中发现培养人才，成为他知人善用的主要途径。刀把口村的张老太是太行劳模，解放初期也是个文盲，但他思想先进，干活儿卖劲，父亲一方面动员他识字学文化，另一方面在1953年办农业初级社时，让他带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张老太一时想不通，不愿意带头办社。有人认为张老太富裕了，思想变质了，主张把他打倒。父亲认为张老太富裕是在党领导下富起来的，办社怕吃亏，一时想不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父亲三番五次给他做思想工作，结果，张老太在第二年就带头创办了农业合作社。1957年《人民日报》把他当作先进典型，专门报道了他领导的农村合作社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万贯家产刀把口”。毛主席接见了他，还送给他三个信封，要张老太有困难直接给毛主席报告。这个先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全国农业合作社的进程，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六

                     父亲独具慧眼，发现、培育、宣传、推广大寨，最先把大寨

                     这个农业先进典型报告给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黄志刚，

                     最终让毛主席发现大寨，由此一场由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

                     的序幕拉开，使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60年8月，父亲向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黄志刚反映了大寨的基本情况，当月，黄志刚就到大寨视察。当时，晋中各县庄稼长势不好，减产已成定局。可是他到大寨大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群众情绪稳定，干部脸无愁容，农田管理得非常精细，玉米谷子等主要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也许在别的地方看到了太多的不如意，因此他惊叹地说：

“这是世外桃源啊！”

父亲陪着他又到白羊峪大队，看到的也和大寨大队一样，一片丰收景象。黄志刚听了陈永贵的汇报后说：“陈永贵同志有水平呀！讲起话来头头是道。”接着他问父亲：“大寨、白羊峪为什么搞得这么好？”父亲说：“大寨、白羊峪大队有一个好支部，支部内部有个好书记。”黄志刚说：“对呀，这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如果全省的生产大队有三分之一像陈永贵他们这样的支部书记，那么就是另一番景象。”他同时指示父亲要认真地总结大寨的经验，普遍推广。

返回后，黄志刚在省委会议上介绍了大寨的情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离开昔阳20天之后，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同志陪同中央化工部部长彭涛同志又到大寨视察工作。父亲和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田根栋同志同到大寨。池必卿和彭涛同志在虎头山上看到大寨的丰收景象，也很高兴地说：“黄志刚同志向省委介绍大寨的情况，我们听了很受鼓舞，看了更是喜出望外。”中午他们一块和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吃的是混锅面条、窝窝头。池必卿同志边吃边赞叹地说：“大寨社员生活不错呀，你们锅里边的油比我们省委灶锅里的油还要多！”

这一年大寨确实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亩产达到了650斤，平均户卖余粮3500斤，达到了昔阳抗日战争前富农的生产水平。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陈永贵于1953年初试办农业合作社，他自己十分谨慎，县委也抓得很紧。他办的合作社终于取得了大丰收。这年秋天，晋中地委召开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会议，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他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受到了地委书记岳忠泰的高度赞扬。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听到地委书记对他的赞扬。他返回大寨不久，父亲下乡到大寨，陈永贵向父亲叙述了地委书记对他的鼓励，表示不辜负地委书记的关怀，要继续努力。

1956年6月，当时的地委书记王成旺来到大寨视察工作。他详细地检查了大寨的种植情况，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问陈永贵有什么困难。陈永贵说：“现在就是肥料不足。”回到县里，王成旺书记问父亲：“在物质上，你们对大寨有没有特殊照顾？”父亲向王成旺谈了对先进典型的设想：一是政治上吃偏饭，二是物质上不予特殊照顾。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昔阳县培养了很多先进典型，有的在群众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有的效果却并不好。不好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搞假的一套，对那种现象群众有个说法：劳动英雄荒了地，和睦家庭常生气，纺织能手换不转季；其二是物质上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所以生产虽然比其他大队发展得好，但是人们并不服气。鉴于以上经验教训，所以对大寨等先进典型的办法是政治上吃偏饭，就是派人来帮助，物质上不予特殊照顾。王成旺书记表示赞成。

1958年8月份，王成旺到大寨蹲点，父亲陪他在大寨住了四五天，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详细地了解了大寨经验，给陈永贵做了很多具体指示。临行时，他对父亲说：“陈永贵是一个好劳动模范，不仅生产有经验，而且政治素质很高，要好好地培养。”还说：“宋立英这个妇联主任是个好苗苗，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优良的品格，你们也要重视对她的培养。”

1959年，地委书记贾俊在未到晋中任职之前就听父亲讲过大寨这个先进典型。他到晋中后，在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让父亲汇报大寨的生产情况，他听了父亲的汇报后说：“大寨大队所以搞得好，关键是有一个好支部，支部里有一个像陈永贵这样的好书记。”会后他专门找父亲谈过一次话，说：“回去以后要把大寨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地委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到昔阳开一次现场会，推广大寨支部建设的经验。”

这年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召开了由各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农业部长、公社党委书记、部分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等参加的农业现场会议。会议召开的第二天，父亲陪同贾俊到大寨详细地看了大寨的土地和群众的公共食堂，看了大寨的展览馆，展览馆内布满了锦旗、奖状，还挂着50个劳动好汉的照片。贾俊同志看了以后，风趣地说：“这是梁山好汉，陈永贵是宋江啊！”他去大寨和返回来的时候，既没有坐车，也没有骑马，边走边看边议。他说：“看来大寨的土地确实修整得好，和其他村的土地有着明显的区别。”陈永贵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受到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后晋中地委作出了“在全区开展学习模范书记陈永贵”的决定。不久，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的决定，号召在全省开展学习模范书记陈永贵的活动。

李一清是山西省昔阳县南关人。1963年时任中南局候补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一清参加了中央计划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我国建设的许多问题，确定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会后他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昔阳县，听到了昔阳干部、群众对大寨的赞颂，特别是1963年大灾之后，陈永贵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正好与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相符，便亲自到大寨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认为大寨的经验有必要在全国推广，当即向中南局、山西省委以及主持中央计委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劲夫作了汇报，建议中央计划委员会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报告。当时张劲夫同志听了李一清同志的汇报后，很感兴趣，他正准备要到四川去视察工作，就决定不先到四川，而马上来到昔阳县，对大寨又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了报告。当年10月份，陈永贵同志被邀请，在北京中直机关作了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当作重要新闻作了报道。

多年来，国内外有1084万人到大寨参观学习。1990年4月，父亲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领导陶鲁笳同志。陶鲁笳重温了当年向毛主席汇报陈永贵一事的经过。陶鲁笳说：“那是1964年3月28日至29日，在邯郸毛主席的专列上，我把陈永贵的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汇报中毛主席还特别问到陈永贵识不识字) ，并把预先准备好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主席。”父亲最早培育的大寨这个先进典型，最终让毛主席发现，由此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序幕拉开，大寨也从此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七

                         1979年，父亲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是父亲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牵挂无时不有。他回顾、总结了

                         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进行反思，自己执笔写下了各类题材的、

                         不同风格的文章。有的在党报上发表，有的已编辑成书出版发行。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还对父亲写作的《聊天录》进行了

                         介绍。

做官时勤政为民，离任后著书立说

“有官做以身敬职，无官做著书立说”，这是我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我父亲1979年离开领导岗位后，笔耕不辍，尤其是在古稀之年，仍然身居陋室，“清茶一杯谈天下，羊毫万根写春秋”，总括平生所见，奉古写出《聊天录》，成为一部党风党纪教育的好教材，备受读者的注目。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向全国观众郑重推荐，《山西日报》、《党的生活》等报刊杂志竞相转载相关章节，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好的反应。著名书法家徐文达捧读《聊天录》后，当夜写下了《聊天之歌》：

（一）

有兴夜读聊天录，遂有所思动心扉。

世上万物皆有律，做人之道最妙微。

无私无畏高品德，持理直言防暗贼。

惟实只怕偏一侧，不分正负功自亏。

莫道难渡艰苦路，成功之后骄变危。

应时潮流各有道，是非真谬应悟推。

庸者只顾眼前利，待到后来是却非。

胜利未必真豪杰，败者常当英烈追。

真理从来难实现，亦战亦和乱纷飞。

世界最忌凶霸出，国中易遭伪善摧。

谁来发明测心器，相谈便知谎与灰。

防患自能先知晓，恶丑无力再导悲。

此想未必非非梦，天地旋转有高媒。

强弱较量正胜误，事经百折真理归。

从心所欲聊天事，胸中笙笛只管吹！

（二）

深入浅出探厘分，方面宽宏辩非真。

以史做鉴人为镜，精明善解喻而今。

简短精练皆醒目，事无大小推意新。

开卷顿感启心腹，目不释读频自吟。

父亲走了，但他还活着

死后犹生者寿。父亲走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兄妹永远的财富。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遗体告别仪式上、昔阳县的骨灰安放仪式上，人们诉说着对他的哀思，父亲的战友董应南在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

张怀英同志走了！同志们都很痛心！大家怀念这位把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干部，怀念这位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变生态环境的县、地委书记，怀念这位不搞阴谋主持正义的同志。他的个人品质是崇高的，是一条硬棒棒的好汉！今天这么多人参加他的骨灰安放仪式，有的人从几百里路赶来；有的人从1000多里路赶来；有许多人是带着病拄着拐仗来的。这一点就说明了怀英同志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他的灵魂应该得到安慰！

张怀英同志走了，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过去的一切，人们不会忘记张怀英同志的能力和魄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抓的大胆，干的扎实。在寿阳县粮食两年翻番之后，在运城两年改变生产条件，工业上完成了10万吨化肥生产能力，农业上建成了200万亩水田任务。这些成绩，这些后劲，现在仍然能够表现出来！

人们不会忘记怀英同志的思想水平和才华。他的宣传鼓动能力，演讲水平是很少有的。改善一项工作时，他所作动员报告，只讲半个钟头，最多40分钟50分钟，就可以把事情讲得明明白白；就可以把人们讲得热血沸腾；就可以把群众鼓动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把工作铺开。在历届地委书记中他是数得着的！

人们不会忘记怀英同志特殊的性格，“榆木扁担，宁折不弯”非常自信！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他的性格使他一生事业辉煌，他的性格也使他在人生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以致伤害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点令人痛心！

张怀英同志走了，他带着一个未了的愿望走了，他带着烦恼和痛苦走了。今天我们为他送行，就是希望他忘掉人间的一切，希望他听到我们大家对他的怀念，希望他轻装上路，很好地安息！

张怀英同志的逝世，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有识之士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学习的榜样。但是他的崇高品质、钢铁意志、聪明才智、大度胸怀、务实精神，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会永远激励着后人去干为人民服务的奇事、大事、好事！！！

山西省话剧院离退休干部姚大石、王书增、贾德因、谢亢等闻悉父亲去世的噩耗，他们“悲从心来，彻夜难眠”。和父亲从相识到相知，30多个春秋。他们在悼词中说：“从心底里敬佩这位长者，他的人格令我们仰视。像怀英这样的人、好干部先后逝去，虽是‘规律’，但总令我们感到孤独与悲怆。怀英的一生有很多的辉煌业绩，令人称道。然而坎坷与悲壮却伴随了怀英的一生。他的逝去令我们怀念，让我们更加感到孤寂。30多年来，怀英同志一直是我们的良师，做人的榜样，是我们的益友，我们的情谊是诤友。悲痛之余写下如下的感言：‘八十春秋风雨多，几经磨难求真理，铁骨铮铮。人不倒，志不移。为官憎恶谋权取利之辈，嬉笑怒斥‘假道学’。赋闲爱国忧民心真切，忍辱无悔笔耕勤，坦荡终生。’怀英浩气长存，怀英英灵永在，怀英永驻我心！”

爸爸，您的匆匆离去，使女儿体味到什么叫蚀骨断肠之痛。在这春天即将到来的季节，女儿又重返您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昔阳，在老屋望着您的遗像，看着您曾阅读过的书籍，泪水又止不住流了下来。您老人家留给我们兄妹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将会永远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爸爸，我们兄妹们会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