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周福堂率领的武昌起义骑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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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组织,先是兴中会,后为同盟会。为了秘密联系群众,壮大革命势力,于1910年开始在武汉建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秘密发展社员,尤其在新军中(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几镇(相当于师)部队)已陆续发展社员三、四百人。文学社的秘密机关之一设在武昌小朝街一座尼姑庵内。

  1911年6月开始,四川发生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全省哗然。清朝为了镇压这次风潮,将驻在湖北的两镇(相当于师)新军开往四川。当时驻在武汉的主要部队只有黎元洪所统辖的湖北混成协(相当于旅)约六千多人(内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及两湖总督瑞徵的一个卫士营,防务比较空虚。文学社领导人商定,准备于1911年10月12日夜九时起义,并指派混成协工兵营督队官、文学社员熊秉坤带领士兵首先攻打忠孝门(后改名为起义门)内的枪弹库,以放五枪作信号,其他各营的文学社员已联系好的士兵即举义响应。在取得枪炮弹药后再攻打总督府。不料10月8日晚,瑞徵派的密探搜查了小朝街尼姑庵内文学社,并将文学社社员名册搜走。文学社各营领导人看到事情败露,乃集会决定,提前于10月10日夜九时起义。

  参加起义的骑兵营驻在忠孝门外南湖营房内。骑兵营中文学社领导人周鸿胜(又名周福堂,是笔者的父亲)十八岁入伍当骑兵,考入湖北将弁学校骑兵科,在校时参加了文学社。毕业回队代理排长。年后升为连长,10月10日晚我父亲担任骑兵营值日官,事先秘密同志骑兵营的二十余文学社员,转告所联系的士兵在听到信号枪声后就立即响应起义。恰好当晚营内军官均以回家,当我父亲听到熊秉坤发出攻打枪弹库的枪声后,立即集合实现联系好的士兵一百五十多人骑马直冲忠孝门。城门守兵只有一排人。开始不开城门,竟骑兵搭人梯从城墙垛进入城内后,守兵才开城门,骑兵全部入城,会同工程兵攻打枪弹库。骑兵又搭人梯从仓库矮墙翻进仓库内,迫使守库士兵投降。此时,其他各营随着起义,均到仓库领取机枪及各种火炮弹药,共三千多人一起攻打总督府,推熊秉坤为总指挥。我父亲带骑兵首先围攻总督府。守卫总督府只有卫士营,五百多人的兵力在汉口、汉阳部队半夜又无法过长江前来武昌支援,形势对起义军有利。起义军除用大炮机枪进攻外,并对卫士营进行喊话,要他们赶走满人,活捉满人,这就瓦解了卫士营士兵的斗志;在炮八标(团)的炮火支援下,骑兵营士兵又搭人梯陆续进入总督府内。总督瑞徵看大势已去,乃带贴身卫士数十名从侧门逃到江边码头乘军舰向下游逃去,其余卫士全部投降。

  1911年10月11日,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所有清朝驻武昌的满汉高级官吏亦全部逃走。此时各营文学社领头人五十多人集中在阅马场谘议局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因为武昌起义出于突然,同盟会尚无领导人在武汉主持,必须推出首领统筹全盘。最后决定派代表十多人去请黎元洪出来领导。黎匿居在一个参谋家里不敢出来,经说明情况后,他与大家见面,对出来领导一再推辞。起义军代表坚决请他领导革命,并说已用他的名义将起义经过和成果通电全国。黎骑虎难下,只好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当时要请他出来领导起义军,是因为文学社员中谁也没有统帅一万多革命军的能力;在新军中的汉人只有黎元洪地位最高,平时对士兵和气,无官架子;起义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都愿听他指挥。

  武昌起义后,清廷为了镇压起义军,陆续调回派往四川的两镇部队,哪知这两镇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已不少加入文学社。因此一回到武汉就投奔起义军,使起义军由一晚多人扩大到三晚多人。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又我父亲任团长。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凯任钦差大臣,率领他在小站所练的北洋新军南下,在离汉口三十公里的黄陂县与革命军恶战一场。我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受重伤。在住院期中,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野心勃勃,迫使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之职,而由自己在北京就任总统,黎元洪去北京任副总统。起义军的骑兵团在战斗中伤亡过多,缩编为为骑兵营,我父伤愈后仍任骑兵营长。

  (这篇记忆史料,是笔者上中学时由我父多次想我讲述的,我曾详细记录。可惜记录本在抗战时从武汉逃难中遗失,很多细节与人名已回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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