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签署的一号烈属证

毛泽东签署的一号烈属证

在迎接兰州解放52周年前夕，记者在我省女诗人丛丹老师的家里，见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这是一张由共和国的缔造者、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于1951年1月15日亲笔签署，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我省著名革命烈士丛德滋同志的家属，编号为“字第00001号”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张烈属证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丛德滋烈士的女儿丛丹的家里。

丛德滋同志1910年10月出身于辽宁省凤城县一个贫苦的满族农民家庭，早在凤城第二师范和东北大学求学时期，他就与共产党人有了来往，秘密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以后，被介绍到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丛德滋在一些进步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行径，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于当年6月逮捕，羁押于武汉行营，直到9月，才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下令释放，安排在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任机要秘书（校官）。

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丛德滋随军到了西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了宣传抗日，他创办了《西北响导》报，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西安事变”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办公厅，由周恩来、吴家象（张学良秘书）和南汉宸（杨虎城秘书）分别代表三方参加办公厅工作。办公厅下设宣传委员会等机构，丛德滋和郭维城、宋绮云、江隆基等同任宣传委员会委员，丛德滋负责特种宣传组工作。同时，抗联西北军委接受了国民党（cc系统）在西北地区的机关报《西京日报》，创办了《解放日报》，作为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机关报，丛德滋受命担任总编辑。丛德滋接受任务后，当天就投入创刊工作，亲自写了报头，《解放日报》第二天就以崭新的内容出刊。《解放日报》每周的宣传纲要由联合办公厅审查，有时候送周恩来同志亲自审阅，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丛德滋非常拥护并坚决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使《解放日报》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和文章。这份《解放日报》及时、全面、真实地反映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国解放以后，被列为“国宝”级的历史文献。

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囚禁以后，抗联西北军委被迫结束，不久，东北军也被解散。丛德滋曾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落一段时间“七七”事变以后，他到山西从事救亡工作，在八路军115师团级文职干部。1937年底，根据斗争需要，他被党组织秘密转到西北工作，经西安八办党代表林伯渠周志介绍到兰州八办，在兰州八办党代表谢觉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兰州，丛德滋又积极投身于公开的抗日活动，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工作。1938年2月，谢觉哉、伍修权、丛德滋在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组织的“时事座谈会”上公开宣传抗日主张，深得群众拥护。在谢觉哉同志的领导下，丛德滋与中共特别党员于千等周志创办了民众通讯社，并亲任社长。民众通讯社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如著名作家肖军、塞克，著名音乐家王洛宾等进步文化人士都在民众通讯社工作过，并得到丛德滋周志的许多帮助。在这个时期，丛德滋还利用民众通讯社的公开身份，积极参加了营救失散的红军西路军驻兰办前往延安。1938年秋，经兰州八办党代表谢觉哉和八办主任伍修权同志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同志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命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为从事情报工作方便起见，在谢觉哉同志的安排下，丛德滋同志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清的秘书。

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民众通讯社也被勒令停止。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晥南事变”发生后，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清找丛德滋谈话，态度反常。丛德滋预感到敌人已经怀疑他是中共秘密党员，形势非常严峻。许多同志劝他尽快转移，但他在没有接到中央通知的情况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党的利益为重，毅然留在兰州坚持斗争。1941年元月20日，敌人将丛德滋秘密逮捕，投入兰州河北大沙沟秘密监狱。特务头子、军统西北攻专员孙步墀等对丛德滋威逼利诱，没有得到什么，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都没有使他屈服，保护了党的机密。在狱中，他还团结王洛宾等难友，继续进行斗争。丛德滋入狱以后，党组织和谢觉哉、伍修权等领导同志多方组织营救，终未获得成功。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同志在狱遇难，年仅32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丛德滋同志牺牲以后，敌人想加害于他的家属。在党组织的掩护下，丛德滋的妻子王竹青，这个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受丛德滋影响投身革命的山西才女，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丛丹和一岁的儿子丛甘，在兰州附近不断变更住所，与特务周旋。由于特务跟踪很紧，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全，党组织指派高克明同志秘密用汽车护送他们母子三人离开兰州。行至华家岭时，特务机关派汽车追了上来，高克明同志当即立断，让他们母子三人迅速转移到附近老百姓家，把护送他们母子的汽车上一个部件弄坏，假装修车。敌人的汽车追上来以后，高克明以汽车零件坏了，已派人回兰州买零件为由，蒙混敌人。敌人也很狡猾，监视了一天，没发现可疑情况，就离去了。他们在华家岭躲藏了十多天，确信已经摆脱了敌人的跟踪，才辗转逃到陕西。由于丛德滋在西安比较知名，他们不宜在西安露面，只好在陕西三原、富平、泾阳等地落脚。

全国解放以后，他们母子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又回到兰州。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同志和中央军委联络部打听到丛德滋同志的遗属还在兰州的消息后，谢觉哉同志非常高兴，亲自写信给王竹青同志。为了证实丛德滋烈士的两个遗孤还活着，谢觉哉同志特意叮嘱王竹青给孩子们拍一张照片寄给他。这张照片上的丛丹和丛甘，还穿着非常破旧的衣服。1951年元月，中央人民政府给丛德滋遗属颁发了电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的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丛丹老师根据伍修权、孙作宾、宋黎、郭维诚、王定国等老前辈的嘱咐，千方百计收集丛德滋同志的遗物和资料，有些已经交给省博物馆、华林山烈士陵园、八路军驻兰办纪念馆等收藏。

丛德滋在抗战时期多次写诗，表达抗日救国决心和意志。

抗战三年

黑暗侵蚀了欧洲，把人类又投入了战争深渊，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地血战了三年！血战了整整三年，没有一刻不是勇敢向前，历史给我们一道桥，生和死隔断了两边。为了生存，要冲破黑暗。卢沟桥，中华民族历史断续的分野。黄河流着都是血，泰山巍峨着尸骨。争取独立的战士，在万里河山忠祭自由魂。东西南北都是战场，把四处的敌人歼灭。冲锋！冲锋！中华民族整整冲锋了三年。明天是伟大的，我们是在前夜，沉郁的黎明还有更暴烈的风雨，我们要用更大的毅力一起挺起，一起靠拢，燃起四十年来的火把，迎接那历史的胜利！

元旦放言

丈夫虽不望封侯，豪气自古盖九洲。

敢把文章书曲直，常以宝剑记恩仇。

枕戈岂证军阀独，殺敌应同李广俦。

到处山河破碎甚，莫闲白了少年头。

松 花 江

松花江上任遨游，风雨纷飞共一舟。

岛上太阳呼欲出，豪气如水奔前头。

播种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牛马呢？

播种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田园呢？

我们用血汗喂养着的田野，

又生长了离离的春草，

而且-------

春风飘在颓倒的门墙！

再没有美丽的炊烟像白云

自由地飞在青天上。

那时候，

四月艳阳天，

太阳光洒在原野上！

野花小草用媚人的芳香，

迷人蜂蝶的梦境，

使它们醉在胸膛上。

那时候，溪流春涨。

田野里的歌声和着涛声齐唱，

恋爱着疏松的泥土味，

它香得和嫩苗一样，不，和爱妹的嘴唇一样。

然而，仇恨是去年的种子，

今年生了根！

今年仍在人心上播下种子，

等待明春。

耻辱的故事哟，消灭了吧！

与那兽欲的日本人同归于尽！

春天已从死者的墓草上，莅临了祖国的山林

回忆我的哥哥丛德滋

丁丹（丛润滋）

我的哥哥丛德滋烈士，已经整整牺牲38年了。多少年来，哥哥的革命精神、思想品德，使我久久难忘！

我家的原籍是山东省文登县，为了糊口，祖父带领老小离开老家，来到辽宁省凤城县落户。

丛德滋，1910年10月17日出生在凤城镇。他从小就热爱劳动、热爱学习。

他在初小、在高小、在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时，都是班级里的优秀学生。在课堂上他很用功。在课外，他经常与老师、同学借阅大量书籍，勤奋阅读。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聊斋》等古典名著他都认真的阅读过。

哥哥兴趣广泛，下象棋、下围棋，周围的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也喜欢写诗词、歌赋。记得家里有个木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哥哥的诗词和文章。哥哥也很擅长书法，每逢年节，或赶上乡亲们办喜事、丧事，他总是主动书写对联、挽幛、匾额。哥哥还喜欢听音乐，也擅长弹奏乐器。哥哥还有剌绣、编织等手艺。乡亲们都夸他是个博学多艺的青年。

1928年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史地专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过了两年，即到了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大片国土沦丧，东北大学被迫迁往北平。

1932年秋，哥哥随校来到北平。仅给家中来过两次信。

1934年，我来到北平东北中学读书，随哥哥住在东北大学宿舍里。那时，我见到哥哥每晚都是阅读进步书刊，经常读到深夜，如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等，还经常参加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活动。哥哥经常向我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我说：“革命先’革’头，革命不怕死！”还说：“首先要确定革命的思想觉悟，才能做到革命不怕掉头！”哥哥的豪言壮语，对我后来走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张学良把许多东北大学毕业生分派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哥哥在东北大学毕业后，也被分派到军分会政训处工作。

那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十分高涨。蒋介石害怕抗日呼声影响背井离乡的东北军的情绪，强令东北军离开东北，开往湖北，开往围剿红军的前线。

哥哥随东北军来到湖北麻城一带，这时，东北军日益丧失战斗力。在这种情况，哥哥写出许多评论文章和通讯，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要求抗日救国，哥哥被军分会扣押，直到张学良下达命令释放，哥哥才恢复自由。不久又随东北军前往西安。

1936年底，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接管了《西京日报》，并更名的《解放日报》，哥哥任该报总编辑。

1937年春，《解放日报》被迫停刊。哥哥前往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我去山西省临汾县参加八路军，不久得知哥哥已被党派往兰州。

1938年底，我在延安组织上派我到兰州去做地下工作。并指示我说：“到兰州之后，要借助哥哥的社会关系安置下来……”。同年12月，我和周琦（女，现名周梅影）、李跃华（现名李振远）一同来到兰州，以朋友身份住在哥哥的家中。

那时，哥哥以办《民众通讯》社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哥哥任总编辑，于千同志任记者，赵贤杰任书记员，工作十分繁忙。

1939年至1941年间，国民党连续发动反共高潮，环境十分恶劣，但哥哥仍在坚持战斗。

1941年1月24日，哥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监禁在兰州市河北大沙沟监狱。在狱中，他英勇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他不怕敌人的严刑拷打，更不怕敌人的欺骗和诱惑，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不幸于1941年4月29月，被敌人毒死在狱中。

哥哥的死，是我们全家的损失！也是党的损失。

今天缅怀烈士，要以他的战斗精神为榜样，为实现四化而英勇奋斗！

丛德滋烈士永垂不朽！  

回忆丛德滋同志

伍修权

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捍卫祖国的独立、生存而战斗。他们中有的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有的因主张积极抗日，却惨死于国民党的囹圄之中。丛德滋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少立凌云志，流亡忧国伤

丛德滋同志，字悦生，一九一○年十月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吴家园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自幼学习刻苦认真，一九二三年小学毕业后，即考入凤城第二师范。这时，我们国家正处于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的局面。为振兴祖国，德滋立志成才，想将来为国效力，他酷爱文艺，擅长写诗填词，对书法、绘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校期间，每次考试他总是获得优异的成绩，因而博得全校师生的好评。每到逢年过节，他都是热心地忙着替乡亲们写对联、画年画，装点居室。他出众的才华受到乡亲们的赞许。一九二八年，德滋从第二师范毕业了。当时学校组织毕业班中的优秀学生前往江浙一带旅游，德滋也参加了这次活动。通过这次游览，更激发了德滋同志热爱祖国的政治热情，他曾写下了许多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词。

德滋同志在凤城二师毕业后，担任了一年教员，次年夏考入东北大学史地专科。自此，他更加刻苦学习，勤奋读书。一年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家乡沦丧。不久，德滋随着学校的迁移到了北平。

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下，我东北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和无尽宝藏沦于日寇之手；三千万无辜的同胞生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国家民族的危难，家乡父老痛苦的呻吟……使德滋感到揪心般的痛苦和沉闷。

随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丛德滋同志积极参与了抗日的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邹大鹏、邹鲁凤、苗可秀等来往密切。与此同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并且为了糊口，他曾在平绥铁路局觅得一小职员的工作，半工半读，这就使他有机会和工人有较多的接触。工人群众的思想作风，给他以深刻感染。这一切，给予丛德滋同志以极大的鼓舞与力量，点燃了他那心头的火花。他决心为抗日救亡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切。

“国事日非，外侮日亟”

一九三三年，丛德滋同志从东大毕业了，他和一些同学由东大介绍到当时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命令驻扎在华北一带的大部东北军开往鄂豫皖一带，围剿我红军根据地。此时，德滋也随军前往湖北麻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丛德滋同志的无限愤慨。他不禁联想：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当权者为何置大敌于不顾，反而采取“萁豆相煎”的手段，来剿杀红军呢？这岂不正是引狼入室吗？对此，德滋同志以极不平静的心情积极写稿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行径，同时批评了东北军内军纪败坏的现象，发表在进步人士主办的《东方快报》、《北平小实报》上，他的爱国主义行动，却被国民党视若眼中钉、肉中刺，这年六月竟将他以“共党嫌疑”羁押于武汉行营，直到九月，才由张学良将军明令释放。

一九三五年夏，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川北及甘肃南部一带。在日寇进一步占领我华北大部、平津危急的形势下，蒋介石仍不顾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又设立“西北剿总”，命张学良为代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欺骗与威逼之下，张学良又率部从华中到西北，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年秋，德滋同志又随军到了西安，充任总部办公厅秘书职务。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面对蒋介石的围剿，红军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争取东北军抗日的政策，广泛宣传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革命主张。

东北军在进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受沉重的打击。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官兵逐步认识到继续围剿红军只能是死路一条，纷纷要求奔赴抗日前线，收复东北故土。丛德滋同志和广大东北军将士一样，在痛苦和彷徨中决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宣传抗日，他担任了《西北响导》报的编辑，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

随着我党抗日救国方针的广泛深入人心，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爱国学生运动空前高涨。然而，蒋介石却死心塌地地坚持内战，并亲自来到西安坐镇，指挥围剿红军。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广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都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担忧。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两将军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毅然决然发动“兵谏”，拘押了蒋介石。张杨二将军根据西北军民的迫切要求，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逼蒋抗日。与此同时，并致电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随之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了有红军代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作为“三位一体”的指挥机构。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又成立了联合办公厅。由周恩来、吴家象（张学良的秘书长）和南汉宸（杨虎城的秘书长）分别代表三方参加办公厅工作。联合办公厅下设设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等组织。宣传委员会下分总务、编辑、新闻、特种宣传等八个组。丛德滋同志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特种宣传组的工作。

就在“双十二”事变的当日凌晨，抗联西北军委撤销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拘捕了下属《西京日报》社社长丁履进。自此，《西京日报》停刊，另创办《解放日报》，作为“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统一战线的机关报，丛德滋任总编辑。德滋同志以高度的热情马上投入创刊工作，亲自书写了报头。第二天（十三日），《解放日报》就以崭新的内容出刊了。

《解放日报》由宣传委员具体领导，每周的宣传纲要由联合办公厅审查，有时送周恩来同志亲自审阅。周恩来同志曾明确指示：要好好宣传西北的群众抗日运动，因为那是运动这个基础，西安事变就好象是一次单纯的 军事运动了。对于周恩来同志这一重要指示，德滋同志非常拥护并且坚决贯彻。在他负责的该报一至二十九号的版面上，几乎每天都有相当的篇幅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西北抗日救国会在十二月二十日召开记者招待会，由“西救”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作了长篇发言，从“西救”秘密工作时期谈起，一直谈到政治纲领与代表大会。丛德滋同志亲自安排，把这次招待会情况和徐的长篇发言，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见该报十二月二十一日二、三版）。在他任总编辑期间，该报几乎每天都有社论或专论，如：《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停止一切内战》、《痛以民众祝寿之机轰炸民众》、《中央军有意酿成内战》、《正告宋子文先生》等。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评论《停止一切内战》中写道：“蒋委员长统制下的南京政府，近年以来，所作的最大工作是甚么？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只有内战！’国内一切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种种力量，通统被应用面在内战上面；诸般设施，莫不以适合于内战为其依归。所以，我们只看到一军一军的队伍开到内地深处，而环疆要塞，反任其空虚；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只知用以排挤多年共患难的袍泽，而对外则一味屈辱恭顺；人民膏血所换来的飞机大炮，不拿来充实国防，反使之残害同胞，揆其用心，不外为达到中央武力统治的成功，不惜使自相残杀的局面无限期延长。不日内战，而美其名‘安内’，恐怕内未安而国已亡。如此政府，民众怎么能不失望呢？……我们为延续国家民族的生存，顺从人民爱国的愿望，只有要求停止一切内战，转过头来，发动对外抗战。”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评论《正告宋子文先生》中称：“我们希望宋先生多顾及民众意思……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这些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一伙积极反共，大发国难财的罪行。为办好报纸，丛德滋同志孜孜不倦地为报社撰写重要文章。《解放日报》还举办有“烽火台”、“冲锋号”、“新语言周刊”、“文艺生活”、“妇女阵线”等副刊。因而它一时间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阅赞赏的抗日的重要报刊。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了中共和张、杨的抗日主张，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然而，惯耍两面手法的蒋介石在张学良将军陪他回南京后，即将张学良囚禁，并对西安采取了高压和收买手段。不久，抗联西北军委被迫结束，《解放日报》随即停刊（该刊共出版五十六期），东北军受到肢解。接着，丛德滋同志随军撤离西安至邠州，后又到苏北淮阴，这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总部也被解散。一九三七年五月，为纪念这段政治生涯，丛德滋在自己的一张照片后追述往事，称：“五年以来，栖遑于车辙马迹之间，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极目前途，曷胜怅触。对兹须眉，诚感愧汗矣！”这深刻反映了在男难当头丛德滋同志为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忧心忡忡的爱国主义形象；它也是广大东北军官兵在我党影响下，要求停止内战、收复失地、报国雪耻的一个缩影。

有党力无穷，一心为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地处大后方的甘肃，这年夏秋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工共甘肃（地下）工委相继建立，大大推动了甘肃的救亡运动。在兰州，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丛德滋同志自张学良的东北军总部在淮阴解体后，曾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落一段时间。“七·七”事变后，他到了山西又从事救亡工作，与邓小平、杨立三等同志相识。这年底，德滋同志又从山西转来西北工作，在西安由林伯渠同志介绍来到兰。在兰州，为从事统战工作方便起见，他任八战区政治部秘书。

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日大好形势，又激励着丛德滋同志以火一般的热忱投入抗日活动，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工作。为广泛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抗日，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他与于千等同志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同志任社长，于千同志担任记者。之后，还有肖军、白危、塞克等进步文化人士进社帮助工作。“民众通讯社”社址设在兰州市南府街七九号（现金塔路七○号），通讯社出刊油印四开《民众通讯》新闻稿，除张贴及送有关单位外，主要供当时兰州各报选用。为大力搞好抗日宣传，丛德滋和同志们一起，白天忙于新闻采访工作，夜晚则编稿或刻印，工作是极其繁忙的。《民众通讯》新闻稿中积极宣传了八路军抗日战绩，如平型关战斗等。深受群众的欢迎。当时有上海来兰的王德谦、王德芬姐妹演出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丛德滋当即前往采访。在报纸发出此项新闻稿后，争相观看这个剧的群众络绎不绝，剧场里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在这期间，丛德滋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其中在《政论》、《抗敌》、《战号》（丛任编委）等刊物上发表的有：《振作精神，坚持抗战》、《什么叫组织群众》、《日本海军政策的尝试》、《最近欧局的透视》、《欧局和战关键》、以及诗词《抗战三年》、《低诉》、《黄昏曲》、《离别的九年》等，这些文章以有力的笔触，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鼓动人民群众为抗日贡献力量。他的诗以明快的语言讴歌了血战的三年。他在诗歌《低诉》中写道：“怎能平复下去呢？我的朋友的血和泪，我的故乡的悲和苦，象一个蛇的毒信缠绕着我的瘦骨……可是，终有一个光明幸福的一天，代替这腥膻的工界和悲惨的屠戮！”诗抒发了他思念故土，流亡远方的哀情。自“九·一八”之后，丛德滋写的流亡悲歌达二三百首，他取名为《亡命吟》，可惜这个手抄本的诗集在后来被丢失了。

一九三八年间，兰州国民党当局为妆扮抗日门面，在农民银行大厅（现酒泉路外文书店旧寓）每周举办“时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各厅（局）、学校、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一活动，谢老多次出席，并讲述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丛德滋同志也经常以通讯社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多次以沉着的姿态，稳练的语言，驳斥国民党走狗、特务对我党的攻击和诬蔑。每次座谈会后，《民众通讯》新闻稿又及时地报道了会议的情况。后来，这种座谈会使国民党政府官员感到事与愿违，非常被动。不久，即宣布停止活动。

  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国民党蒋介石如临大敌，又极力制造反共磨擦事件，于一九四○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年四月，生活书店兰州分店被迫停业；六月，中共甘肃（地下）工委遭遇到破坏，工委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惠光前（即林亦青）等同志被捕入狱；接着，《民众通讯》社也被“注销登记”，勒令停止发稿。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丛德滋同志的活动。一次，在一位熟识同乡的家里，丛德滋遇见了伪兰州警察局长戴荣龄。在谈话中戴有意探查他的政治态度，问他对时局有何看法。德滋毫不讳言地说：“现在国难当头，青年没有出路，非常苦闷……”戴听后犹如匕首剜心，但又无可辩驳。

  一九四一年元月初，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兰州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天，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在与他谈话中态度反常，德滋同志预感到形势是益发严重了。当时有的同志劝他立即离开兰州。但是德滋同志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坚毅地回答说：“前方流血，后方坚持”。并且向同志们讲：“一个革命者，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斗争。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要坚持一天。”

  一九四一年元月二十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敌人将丛德滋同志逮捕，投入了兰州沙沟秘密监狱。

  在狱中，特务头子孙步墀（中统西北区专员）及王继得等对丛德滋同志初以“乐善好施”的手法，企图得到他们想索取的口供，但他们得到的反映是横眉怒斥；继之，特务们对丛德滋同志施以各种酷刑，又没有捞到什么。特务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均没有从丛德滋同志嘴里讨到党组织的任何真情，只得将他长期关在狱里，在生活上苦苦折磨他。那牢房是一个大间的房子隔成的十二个囚笼，象一个小鸟笼。丛德滋同志高大的身材，关在里边睡觉不能伸腿，站立不能直腰；吃的是窝窝头、烂白菜，喝的是涮锅水。这一切真是非人的待遇。然而，它并没有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德滋同志还密切团结难友，进行合法斗争，利用两排牢笼对峙的特点，巧妙地传递信息，进行绝食斗争。有时还利用机会和难友们下棋，或者独自作诗，他在狱中的诗作不下数十首。这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丛德滋同志在狱中期间，虽经党组织和战友们多方营救，但终未能取得成功。由于敌人酷刑的摧残和生活上的虐待，使德滋身体日益瘦弱，患了重病，得不到治疗。在发高烧的时候，特务们竟给他一碗洗菜污水饮下。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丛德滋同志不幸与世长辞，时年仅三十二岁。

    春阳暖大地，奸除慰忠魂

  丛德滋同志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为了抗日事业，惨死于蒋帮特务们的手下。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经过三年时间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一九四九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蒋家王朝终于覆灭了，那些残害人民的特务得到了应得的惩罚；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大地普照和煦的阳光。丛德滋同志生前的遗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革命作过贡献的烈士，丛德滋同志的遗骨迁到了华林烈士公墓，给他的家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但是，这里还应该讲的是，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整风审干时，窍取中央要职的康生诬陷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并以不实之词诬蔑丛德滋同志，当时，谢觉哉同志对此十分气愤，曾说道：“丛德滋同志在敌人监狱中斗争很坚决，敌人都给我们审查清楚了，但不有人怀疑他，真是岂有此理！”而事隔二十余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重弹当年康生的老调，肆意诬陷丛德滋同志，并且致使其家属子女遭受株连。一九七六年十月，惊雷一声扫阴霾，神州遍地映春晖，“四人帮”被打倒了，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康生、林彪及“四人帮”受到人民的声讨和审判，这无疑是对烈士忠魂的宽慰。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