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周刊》：什么拉了广东的后腿

自1992年起稳坐“中国经济第一省”之交椅的广东，今年连续四次‘受挫’，首先是广东经济增速罕见地仅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其次是上半年广东的GDP首次被山东超越；第三，顺德戴了4年的“全国经济百强县之首”桂冠被江苏昆山夺走；而后是长三角、京津冀两大板块列入“十一五”规划，珠三角却被抛出。
究竟，是什么拉了广东的后腿？
“泛珠”没能给广东带来惊喜
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更广大的民众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当属官方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在区域平衡发展问题被重视的背景下，中央率先启动长三角和京津冀的规划试点的动机很易理解。有学者向记者透露，有关部门曾考虑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纳入“十一五”规划，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而搁下，广东一直寄予厚望的“泛珠”没能给广东带来惊喜。相反，在求解破除“泛珠”的行政壁垒等难题方面，目前仍缺乏最有效的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９＋２”这个南中国最大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很难给广东带来立竿见影之利。而珠三角属于广东省内部的问题，如何扭转其发展疲态渐露的困局，是摆在广东而非中央的问题。
外源型经济模式的瓶颈
广东区域经济布局一直深受外源型经济的左右。外源型经济是广东天生独有的优势，由于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都掌握在外源型企业手中，所以难免出现“香港打个喷嚏、广东就要感冒”的尴尬。两头在外的外源经济决定了珠三角每年必然要将大量的利润输出体外。据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估算，香港每年从广东拿走了500亿元。而这种外源经济也并没有与本地经济充分的融合，在这个区域的边缘地带，依然存在很多“死角”。
作为一种外源型经济，珠三角的优势在于广阔的国际市场，但是，就国内市场而言，产业扩张的腹地问题却是珠三角相对于长三角的另一个短板。能否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突破局限，还是个问题。丁力发现，珠三角的人均GDP是4万多，但周边地区只有4000多，相差10倍。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下，如何实现泛珠三角的合作？在外源型经济占主导的情况下，广东在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中缺乏足够的合作资本，也没有充足的相关产业可转移，因经济合作、产业转移的主动权都不在自己手中。
区域发展悬殊严重
珠三角在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难以辐射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这是广东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广东省经济对穗深两个城市存在着严重依赖，四分之三的大企业都产生在两个城市。在新出炉的广东企业50强排行榜中，粤西只有2家茂名的石油化工公司上榜，粤北只有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入围，粤东没有一家企业进入。这种区域贫富悬殊的情况，确是让各方人士一筹莫展的“地域特色”。反观经济总量与广东渐趋接近的山东、浙江、江苏，其区域发展的均衡性普遍比广东好很多。
工业结构失衡后继乏力
“广东的产业结构是一个挠头的问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王珺教授认为，“大部分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带动的，还是在做OEM，门槛很低，很容易模仿。”
区域经济学者段杰分析广东省工业结构存在失衡的问题时指出，国家在早期对重工业的投入过少，导致广东重工业门类不齐全，后继乏力。广东在轻工业的发展基础上只有电子通讯、家电制造迅速壮大了，但遗下“一业独大”的风险。近几年广东一直没有更新鲜的支柱行业成长起来，人力资源服务业、专业零售业、旅游业、新闻、出版、印刷业、娱乐业、饮食服务业、家居用品业、酒店及咨询服务业榜上无名，专业化的现代物流业企业也难有一席之地。
人才科研资源弱于长三角
不管是科研机构、大学的数量还是质量及全国人才的流量，长三角都占有很大优势。上海、南京、杭州汇集了全国1/3以上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长三角的高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及科技人员的数量均是珠三角的数倍。广东的软竞争力的不足直接导致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更愿意在长三角设立研发机构。
据广东省科技厅专题调研报告表明，广东已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紧要关口，但近3年来科研投入强度一直没有增长——广东的R&D（研发投入）/GDP连续3年维持在1.34%的水平，低于全国的1.35%，也低于北京（7%）、上海（2.29%）。
去年广东共有51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数量远低于北京（674人）、上海（156人）、江苏（86人）。珠三角的院士远远少于长三角和环渤海。广东缺乏高层次的研发人才，导致科技产出不足，导致广东经济的发展后劲接近瓶颈。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技术领域的大学实验设备不如广东企业的实验设备，根本无法进行具有应用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广东的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数量少，而且，在与高技术产业相关的大部分应用学科领域，均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于广东高校难以提供企业需要的技术支持，许多广东企业不得不舍近求远，向外省市求援，如深圳中兴就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10月8日，北大校长许智宏直接抨击深圳乃至华南地区高教发展“十分滞后”。
“龙头”之争成无序的内耗
珠三角可能同时出现三个金融中心吗？深圳、广州、香港三地的“龙头”之争弥漫了几年，成了三地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往来中的一块抹不去的心病，到头来却成了纯粹的口水战，徒增内耗成本。长三角却在一边呐喊一边猛冲，步伐一直往前，广东人改革初期的务实竟然被长三角发挥得淋漓尽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2003年7月便疾呼：“深圳、香港和广州这三个城市离的这么近，深圳单独提出定位国际化城市的口号是否合适？一夜发展起来的小兄弟还是调子低一点好。要单行好事莫问前程，低姿态，谁笑到最后谁赢。现在最好少定位喊口号，因为有了牌子就得为它打扮化妆，就得盖大楼，不如把钱用在刀刃上。”如果珠三角早些放下争拗，抓往机遇谋求发展，必有百利而无一害。
资源短缺走入“死胡同”
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珠三角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区内资源、空间也已难以提供“再布局”的可能。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鲁云直言：“广东人多地少，是一个外来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甚少、后备资源不足的省份，资源环境对于支撑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华南师范大学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永华教授也认为，目前珠三角的纺织、服装、建材等多个传统支柱产业仍为能耗型发展模式，竞争与持续发展均显乏力，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自1996年以来，广东平均每年建设用地达53.9万亩，GDP每增长1％要消耗土地5.08万亩，珠三角大部分城市正面临无地可用的困局。以深圳为例，改革开放25年，深圳20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只剩10％未开发，耗光了土地资源，20年后还能往什么方向发展？10月8日，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周天明痛心疾首地说，目前顺德的土地使用还比较粗放，工业用地多是单层厂房，城区内是大量的5层到9层的商品房，农村则主要是单家独户的住宅。据测算，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用地方式和速度，顺德现有的土地资源将难以满足未来15年的用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