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深度内失衡危机[中国改革论坛]

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深度内失衡危机

文/王杰律师

2008年11月中央推出4万亿刺激方案到春节前提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国内激励经济政策的牌几乎会在两会前鱼贯而出。

盛大的救市救经济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抗击这场全球灾难性经济衰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并让中国经济独善其身，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速仅为6.8％，较第三季度9.0％的增速大幅下降，并低于市场平均预期水平。

也有数据表明：12月份信贷扩张明显，企业用电量开始上升，钢铁复产，钢铁明显价格的反弹；同时，中国沿海港口的铁矿砂存货出现明显下降，企业开始恢复铁矿砂的进口，远洋干散货运价指数也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有色金属相关产品进口近来开始回暖，同时其加工费也出现上升苗头，暗示供求平衡可能正在改善。据此，有人认为，2008年四季度经济数据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硬着陆，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经济基本面开始改善，更有甚者，认为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指的反弹已先行说明中国经济已开始复苏。

王杰律师认为：2008年四季度经济趋势表明奥运会后推出的庞大经济振兴计划仍未能阻止其下滑势头：市场自身调整刚性大于政策调整。尽管四季度末部分数据长生了良性预期，但这种市场预期不过是政策调整干预的结果，是一个短期的市场变化，未必能够产生中长期良性影响。

    十大产业政策，作为对四万亿政策的完善和补充，从一出台的钢铁与汽车产业政策来看，其立足点无非是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化创新。从产能过剩危机角度来看，即便国家不进行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自主化创新也会在市场间进行：在价格下行期间，降低成本是企业可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淘汰赛的过程就是国内产业调整，优化企业能耗、提高企业竞争生存能力的过程。在现行体制下，王杰律师认为，十大产业政策，非但不能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支持自主创新的目的，相反地会起到动摇市场优胜劣汰法则和基础。

    在国内现存缺陷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着不平等竞争的基础，国有企业不仅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垄断着国内生产资源，民营企业要和国有企业竞争分享市场，显然不具备平等的市场基础。这种不平等的市场基础必然表明，民营企业不仅要在市场上和国有企业要竞争，而且也要在政府关系上和国有企业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寻租不仅仅发生在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发生在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更进一步的来说，也会发生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产业链的关联性与国有企业的准行政地位决定了问题客观存在。从四万亿政府投资来看，国有企业收益显然要大于民营企业，从十大产业政策来看，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天然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无论是信贷融资，还是财税补贴，民营企业要获得支持的力度显然要弱于国有企业，除非民营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国有企业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以低成本方式是实现，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更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市场对价方式实现，其成本显然要高于国有企业。在以上背景下，国内经济激励政策导致市场资源会优先向政府和国有企业集中，一方面，政府投资与国企投资会对民营企业投资产生挤兑，造成“国进民退”，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失灵造成低效率企业或得救赎，高效率企业却被激励政策错杀。

    在政府激励政策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信贷安排，从政策安排方面来看，是积极的，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经济体制性缺陷所产生的障碍使得民营企业无法与国有企业一样获得平等融资的权利，中小企业融资更多的是依赖具有一定行政弹性的金融政策安排来实现，这既体现在间接融资方面，也体现在直接融资方面。先天的不平等导致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来获取低成本融资资格。在全球经济衰退深度化的过程中，国内广大中小企业能否与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样获得融资能力，王杰律师不抱乐观态度。

就全球经济而言，消费需求减少是产能过剩危机的根源。次级债危机，信贷市场紧缩危机，到现在的实体经济危机都不过是消费需求萎缩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原因。将这场旷世危机归咎于美国次级债危机显然是好错了脉。正因为如此，全球注资救市政策才加速了世界经济高通胀，加深了金融危机深度与广度，最终酿成全球经济产能过剩深度危机。

    从国内激励政策来看，政策主导精神所体现出来的是拉动投资需求，但现在的问题是，全球经济衰退，不仅体现在全球投资需求减少，在更大程度体现在消费需求的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减少。外在消费需求减少，也意味着外在投资需求减少，这是经济滑落内在轨迹决定的。因此，外需的减少从根本上来说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对于国内经济来说，外在消费需求的减少，需要提升内在消费需求的增加来弥补。但当前的经济激励政策却没有将重点放在直接弥补消费需求上，而是采取了推动投资需求来增加消费需求的间接方式上，可以说是冒险的，也是高度危险的。

当然，也有人指出，经济政策中已启动了农村消费“家电下乡”政策和"农超对接"的农村商业网点建设来推动消费总需求增长。王杰律师认为，家电下乡是好事，有助于消费需需求增长，但家电下乡所给予的财政补贴或许不如物价下跌的价差，这些补贴所能够起到的促消费力度到底能有多大？农村商业网点建设是以市场方式实现，还是以政府投资实现，如果以后者方式来实现，羸弱的农村消费力增长只能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达到了最大峰值。如果以市场方式实现，可能性几乎为零：在经济增长时期没有实现，经济衰退时期，或然性有多高！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和城镇居民相比较，户籍、社保、就业、住房、文化教育事业的等级化门槛使得的非国民待遇远远将农民阻挡在现代社会文明与现代化市场之外。在一些地方政府将户籍与商品住房消费激励政策挂钩的时候，国民二元化制度不再变得神秘：户籍不仅仅体现的是身份、社会地位和制度待遇，而且也成为了一种凸显市场交易价值的商品。

    从繁华到萧条，这是市场调整的必然。2008年中后期，当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经济的繁荣已达到了顶点，奥运会将成为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纪念。和2009年相比较，2008年，中国经济所遭遇的仅仅是外部冲击。2009年，外部冲击内部化，内在产能过剩将进一步释放，中长期，“国进民退”的激励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当消费缺失成为长期的时候，市场交易的滞降将导致大量水泥钢铁造就的港口、机场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将成为闲置的堡垒。二季度，当国内救市牌出尽，在国有投资还没有创造出大量消费需求的时候，民营经济产能闲置所产生的消费能量萎缩将开始广度释放，城乡居民依靠储蓄支出维持消费的时代到来，三季度，伴随着全球经济恶化萧条，国内经济下行形势严峻，据此，王杰律师认为，在现定国内经济激励政策下，还没有理由认定中国经济已见底或者面临复苏。

    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经济界一直以乐观态度评估这场危机，过高评估了全球拯救经济的经济政策。随着每一轮救市政策的出台，人们总是以幻想的非理性信心理想化这场危机，而市场总是在每一轮救市政策出台后作出复苏的波动假象迎合人们的幻想，但波动之后，更坏的情形横亘在各国精英面前。市场经济基础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总是在不停顿粉碎各国政府制造新泡沫堆积以对抗旧泡沫破裂危机的不适干预。面对危机，决策精英尊重市场规律的原则有时候变得非常脆弱，总会以冲动方式违逆市场规律，这或许是这场危机不断加深扩大的根源和背景。

    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危机自有其根源，体制性失衡是基础，外结构失衡源于内失衡，如果不改变失衡的基础，王杰律师认为规避这场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就中国经济而论，唯有及时强权深化体制改革，将富有阶层资产与弱势群体被低估的资产进行无损害的市场化对价重组，同步扩大并提升富有阶层与广大弱势群体的边际消费贡献，两年内即可消化过剩工业产能，并有效扩大就业需求，推动国内服务业高速壮大，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内平衡，这场国内产能过剩危机将有望提前终结。

相反的结果是，仅仅依靠财政与货币经济激励政策，这场危机将滞延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