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西洋楼

意大利教士郎世宁
水动力专家蒋友仁    设计师、工程师与工匠

巴洛克建筑群  
巴洛克的影响: 高大的建筑、雄伟的大理石巨柱、以及富丽的雕塑，庞大的主楼及其美妙的雕塑令人惊叹。
欧式巴洛克建筑的柱子、门窗、走廊等等，特别有赖于绘画与雕塑技能。

文艺复兴影响：长方形建筑
欧式喷泉  
法国式：方外观的柱子      室内装潢颇与凡尔赛宫相似，
洛可可（Rococo）风格：建筑的明亮窗户
西洋楼室内装潢：玻璃窗、地板、时钟、吊灯、花坛、油画等

红色砖墙围绕，耀眼的唐式彩色琉璃瓦
东方格调：太湖石与竹亭
对于水池、花草、树木、堆石等处理也很协调，赏心悦目。

欧式大楼配上唐式彩色琉璃瓦，有点像洋人戴瓜皮帽。
宫殿式的大楼对称，没有单调乏味之感。
多姿的中式飞檐增添了动感，而屋檐上彩色雕画更具美感。
各区的通道无论是桥梁还是环廊，使整区融为一体。


    ●汪荣祖


    圆明三园极大部分是中式庭园设计，为吾华二千年建筑文化的精华。当园之盛时，不愧是“万园之园”，今残留的图片与纪录犹可唤起昔日荣华的记忆。西洋楼位于乾隆皇帝扩建的长春园北端，这一长条西洋式建筑坐落于整个圆明园之中，相当特别。

    中国受到外国建筑的影响固非新鲜事，如唐朝时的中亚影响，以及蒙元时期北京的基督教堂，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更多见洋楼。然而，大型西洋建筑群出现在中国皇家御园，却是前所未见的。

    乾隆兴建西洋楼，主要是因为对西洋大喷水池的兴趣。喷水装置在中国并不陌生，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水木明瑟”，就是为了享受喷水的乐趣，但是中国在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欧式喷水池结构。而西洋楼的兴建，若没有西洋传教士主导，无以完成。


    意大利教士郎世宁（Father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设计欧式喷泉以及搭配的巴洛克建筑群，是兴建西洋楼最主要的人物。他生长于北意大利，虽受到文艺复兴时代巴洛克文化的影响，但毕竟是一个画家而不是建筑师，所以除依赖书本上的模型外，尚须找水动力专家蒋友仁（Father Michel Benoit，1715-1774）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知识的教士们相助，当然更有许许多多中国设计师、工程师与工匠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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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楼建筑群自西向东包括  谐奇趣、养雀笼、花园门、迷宫、方外观、竹亭、海宴堂、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线法墙、方河，先后完成。据蒋友仁说，当乾隆皇帝见到第一座西洋楼出现眼前，甚为喜悦。

    西洋楼建筑群，特别是谐奇趣、方外观、海宴堂三大建筑，高大的建筑、雄伟的大理石巨柱、以及富丽的雕塑，凸显出明显的巴洛克的影响；不过，巴洛克不是唯一的影响，如海宴堂的主建筑固然是巴洛克，但其周围的长方形建筑文艺复兴多于巴洛克。方外观的柱子分明是法国式的，许多室内装潢颇与凡尔赛宫相似，然而有些建筑的明亮窗户又像洛可可（Rococo）风格。耶稣会士在圆明园中所建立的显然是一群大杂烩式的欧洲建筑。除了欧式设计与建材之外，也增添不少东方格调，如太湖石与竹亭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红色砖墙所围绕的西洋楼楼顶，呈现耀眼的琉璃瓦，与隐藏在墙外树后的西洋楼，好像故意要与中国风格的圆明园切割，以免有不协调之感。西洋楼室内装潢诸如玻璃窗、地板、时钟、吊灯、花坛、油画等等都很西式，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法皇路易十五赠送的高布尔织品，上面有法国美女图像。然而仍不免迁就中国品位，如伴随欧式喷水池的巨型裸体像，就不可能出现。

    西洋楼的建置颇有足以称道之处，如宫殿式的大楼对称得很好，没有单调乏味之感。多姿的中式飞檐增添了动感，而屋檐上彩色雕画更具美感。各个小区庄重宁静，来往各区的通道无论是桥梁还是环廊，使整区融为一体。庞大的巴洛克主楼及其美妙的雕塑令人惊叹，对于水池、花草、树木、堆石等处理也很协调，赏心悦目。当巨型喷水池喷水时，既可悦目，又能悦耳。所有的建筑在一狭长的空间里，洋溢着美感。


    不过，若从较为严格的眼光来观察，耶稣会教士业余的想象力多少缺乏专业训练，职业建筑师不太可能认为是欧式建筑的精品，著名建筑学专家刘敦桢就不认为西洋楼应该出现在圆明园内。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庞大雄伟的巴洛克建筑显然与精巧玲珑的中国庭园并不搭调。这也许是为什么西洋楼被安置于长春园北边的“边缘地带”，并隐藏于林木之中。就此而言，西洋楼与圆明园其它景观并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有点像人面狮身的结合。欧式大楼配上唐式彩色琉璃瓦，有点像洋人戴瓜皮帽，很不协调。此类不雅观可见之于今日珠海的圆明新园，新建的若干西洋楼建筑使人想起狄斯尼乐园（D isneyland），看起来有趣，但俗不可耐。圆明园西洋楼可说是中西合璧，但合璧得如何，尚有商榷的余地。


    西洋楼设计得好坏，不能全由耶稣教士们负责。郎世宁是最主要的设计者，他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艺术技巧来设计西洋楼。他虽是画家，却是一个通才。他的艺术才能也有助于庭园设计，在中国的园林设计传统中，画家往往是很好的设计家。欧式巴洛克建筑的柱子、门窗、走廊等等，特别有赖于绘画与雕塑技能。但是郎世宁的艺术才具不得不受制于乾隆皇帝的品位，传教士们投皇上所好甚于设计的完美，使皇上高兴甚于展示自己的才能。乾隆皇帝亲自查看每一张蓝图，并提出改动意见。为了满足皇上的需求，必定会扭曲欧洲风格。乾隆皇帝具有文化素养，留下大量的歌诗与书法。他又有极大的造园热情，他在位时，是圆明园最光辉的时期。但他对西洋建筑并无真正的兴趣，仅仅是爱好庞大的欧式喷水池，而喷水池对他而言，主要是为了娱乐而非美感。中西间概念之异并不那么容易沟通，乾隆为了维护中国价值，绝对会牺牲西洋品位。如果我们说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兴建西洋建筑，不如说试图将西洋建筑纳入中国文化与美感环境之中。

    圆明园西洋楼景区，不管如何评价，都值得永久保留。但不幸为外国侵略军所毁，至于英法联军统帅额尔金（Lord Elgin）为何在焚掠圆明园之余，也不放过西洋楼？其心态与动机仍然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不留下西方文化的一点实物？难道他不喜欢有点中西合璧的楼群？事实是他将西洋楼与圆明园一起烧了。由于西洋楼的石料建材不像中国木制结构那样容易被烧光，残破的西洋楼群屹立在原址上为时颇久，然而经过八国联军的再度摧残以及清政府垮台后失于保护，经不起时光的侵蚀，逐渐消逝，至今只剩下一些断石残砖，供人凭吊。

    圆明园遗址上的残迹，以西洋楼景区最为显著，成为既往沧桑的“象征”。象征的存在令人难以忘怀历史的遗恨，启发后世的深思。我曾于春雨里以及秋风中多次徘徊于遗址之上，在微尘间念古思今，眼前呈现悲剧式的美感，涌现强烈的历史意识。我觉得在遗址上重建圆明园是不必要的，不仅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的，如果手艺难以符合过去，反而难堪。至于为了重建而抹去刻骨铭心的象征与记忆，更无必要。



    ◎汪荣祖，历史学家，著有《史学九章》等，现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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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焚毁至今，遗址所见唯有西洋楼的残迹，难怪若干外国学者如艾当（Maurice Adam ）与史景迁（JonathanSpence）均误以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西洋楼既然是耶稣会士所设计建造，于是也有人误以为圆明园为外国教士所建。其实，西洋楼仅是圆明园中长春园的一小部分。外国人也误圆明园为夏宫，中国作者有时也以讹传讹，如刘阳近著《昔日夏宫圆明园》（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清朝五位皇帝从未视之为夏宫，而是他们一年之中最主要的住所，承德避暑山庄才是夏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