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拆除引爆革命的雷管！

杨连宁：拆除引爆革命的雷管！

    过年我爱听“万象更新”，不爱听“一元复始”，为啥？“一元复始”是中国人原地踏步的闭合循环历史观，好像说去年我们白遭了那么多灾，记吃不记打地又回到原点，从头再来似的。罗素说传统的中国人没有西方民族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进步观念，“进步是我们西方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部分地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当然，现代中国人没有钻进时光机器返回原点，反倒乘坐资本这架“自我增长机器”万象更新了，只是进步的主要是经济不是政治。我不爱听“一元复始”，是怕政治上一元复始，又“复始”回清末——本该走向共和的，却误入了革命。我这话听着像杞人忧天：政治制度不更新，老是一元复始，我们又白遭了那么多年灾，记吃不记打地回到百年前？又试错、犯错？又走进革命？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没说到点上；说民主是个防错、纠错工具，才算说到了点上。人类除了理性，就是错误。中国人理性低下，试错、犯错颇多，更需要民主这个防错、纠错工具。当下中国最可能重犯的，就是暴力革命这个大错特错。民主呢，恰是个能拆除革命引信的工具——中国人最讲实用。民主这东西能避免暴力革命，实用吧？是个好东西吧？

    真正说到点上的不是我，是米瑟斯。他认为民主是内战、革命和暴动的灭火剂，“它可以保证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民主宪政“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稳、无磨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米瑟斯对民主的这一社会功能的肯定，不是逻辑推论，而是史实认证：“一旦经济的和平发展进程被内部斗争所打断，持久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便无法保障。假如英国再次发生玫瑰战争，现代化的英国会在短短几年内跌入最可怕的深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代经济再也承受不了如此之大的社会震荡。”其实，最能背书米瑟斯这些话的是中国。我们当年没走进共和而跌进革命，虚掷的生命、资源和机遇无法估量。由此，我断定民主是革命的灭火器，它专司此职：拆除引爆革命的雷管。

    作为始作俑者，为什么革命反倒早早在西方消声匿迹？作为拜师学艺者，为什么中国人反倒被暴烈革命摧残的快休克？原因很简单，人家有民主这个工具，能拆除革命的引信。我们两手空空，没有民主，只能眼睁睁看着药捻子燃尽，坐等社会冲突的火药桶爆炸。这么好用的工具，一向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却总也握不到手中，为什么？我们怕。怕什么？怕它不但不是灭火剂，反倒是助燃剂；怕它不但不能拆卸引信，反倒引爆动乱。

    革命与民主，本来是有你没我的一对冤家，却被中国人误读、误判地看走了眼。谁搅昏了我们的头脑？毛主席。他老人家先把革命说成是民主，后来又把民主说成是反革命，引致了我们的误读、误判。要不，我们能不怕革命怕民主？

    民主与革命本来不难分辨。“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恩格斯语）权威、强制是革命的同义词。而“民主是联合中的个体主权，”（霍布斯语）避免权威、避免强制才是民主的本义。如果说，革命是人类不得不喝下的罚酒，那民主就是人类赢得智慧、尊严的敬酒。敬酒不喝喝罚酒，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一页。

    革命导师擅长把灭火剂当助燃剂用，把拆弹工具当炸弹用。此话怎讲？此话是说他们擅长以“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的大旗煽动革命。虽然追随者错把革命当民主，导师自己倒蛮清醒。米瑟斯说列宁是称自由为“资产阶级偏见”的第一人。毛泽东走得更远，他是写出《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把一切个人权利列为不听话、不服管的“自由主义”而痛加挞伐的第一人。他俩为啥反民主尚集权？因为“革命的真正历史功能是更新和加强权力。”（朱维内尔语）误把革命当民主的中国人，都是“出水才见两腿泥”。革命退潮，露出黄袍，才知道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捧出了新皇帝。

    80年代因职业原因，我常到少管所、劳教队讲话，每次台下都整整齐齐坐着一大片半大小子。阳光下，个个光头，剃得跟他们的年龄一样，青白参半。一问，大多是因为打死、打伤了人进来的。愣小子们全都认错，但都晚了，全得交试错的学费，被拘到台下听训。我一直坚持认为，当时青少年的严重暴力倾向得追究到毛主席，为什么？他老人家鼓吹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鼓吹暴力夺权等于鼓吹“谁拳头硬谁称王”，有样学样的孩子们成了动辄开打的红卫兵、红小兵。就像不习惯读书、却习惯在加沙街上抛石块的孩子被以军误伤一样，这些毛主席的卫兵、小兵们也被“严打”误伤：我讲话时少管所、劳教队爆满，一大片光头令人恻隐。

    回想自己当红卫兵时，所能犯下的最大过错，无非和那群“青头仔”一样挥舞拳头。暴力是野蛮、愚蠢的动物界生存准则，是对人类理性、人格尊严的亵渎。“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人类比动物高明，就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智的思维。为什么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理智，反而相信晦暗不明的感觉和冲动呢？”（米瑟斯语）要民主不要革命，就是人类在寻求高明一些的工具来解决争端。在这个意义上，消弥了暴力革命的英、美、日，比曾跌进暴力的法、俄聪明；已与革命做了彻底切割的俄、东欧，又比还在鼓吹革命历史的中国、北朝鲜、古巴聪明。

    中国的改革已在告别革命，但藕断丝连。半吊子变革既没斩断革命，又没引进民主，像车子抛锚在半路上。举最易模仿西方的楼高车快为例。技术性地修高速路、造省油车好学，撤掉横征暴敛的收费站太难。于是，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高速公路，减速在层层设防的收费站前。公寓楼可以盖成巴洛克或包豪斯，但治安不良，各家各户的防盗窗让它像个监狱。小区装灯、装探头的技术简单，管理人借此吃回扣却不简单。同样的道理，改革停摆，失衡加剧，要解未解的死结成了民怨的靶子。物质福利的改善，赶不上被剥夺、被侵权群体的抗争。资本创造财富容易，资本被国家垄断独占也容易。政府与民争利、赋敛过多，但钱花在纳税人身上太少。官员可支配的资源扩大，制度缺失、潜规则与黑箱也扩大。资源资本化、人力资本化的速度，赶不上权力转化为资本的速度。市场对信息开放、法治公正的追求，碰碎在亲缘化、裙带风、内部人和徇私枉法前——靠民主解困？还是任革命回潮？

    本是对革命悔过纠错的改革，能半途而废地任革命卷土重来吗？需要分辨的是，上书、请愿是民主不是革命，游行、示威是民主不是革命。“革命是暴动”（毛泽东语），是对拒绝民主的报复，也是对大错特错的纠正。那些总想重燃革命烽火的人心里明白，雷管得靠革命对象自己点燃。怎么点？好点，学清末贵族的自负蠢行就行，学毛主席崇尚暴力游戏规则就行：我暴力抢来的，你也得靠暴力才能夺走。放弃文雅，非要撒野，敬酒不吃，非吃罚酒，实在是自取其辱的选择。米瑟斯警告说：“暴力反抗是打破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这一局面的最后手段。”革命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摧毁国家机器。”

    都是纠错工具，民主显然比革命高明得多。但米瑟斯不解：为什么人们会愚蠢到宁弃民主而取革命呢？我的解答是：护食。你没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吗？你不懂利令智昏的道理吗？特殊利益使人特别护食，连殃及自身的灭顶之灾都视而不见，可悲。打压共和、招致革命，清末这一页要是“一元复始”，那才是中国人的国耻。

    拆除革命雷管很简单，西方有成熟技术：“表达权、选举权前所未有地扩大，社团法、工会、农会法的实行，减富济贫的公平税法，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普及，政府的分权与制衡”等等，没有难度。这就像高速公路的改性沥青和弯坡高程一样，照搬西方就行。难度不在技术，在于利益集团能不能让路.横征暴敛的收费站撤不了，车子还得排在半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