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天安门广场的围栏必须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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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围栏必须拆除
——我，一个七旬老人、党员作家受辱失尊后的义愤和抗议
今天是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116年前的这天，中华民族有个伟大的生命诞生了。而这个生命的诞生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随着这个生命的消失，中国人也消失了好多美好的东西，甚至连生活保障也消失了。我们这代人还算可以，可是我们的儿孙就很难说了。我曾在1986年警告我的孩子们：“你们自己要努力，我没有能力管你们。你爷爷奶奶没有管我，我的生活道路完全是自己走的。但那时候有毛主席管：而现在毛主席不在了，父母又管不了，恐怕就没人管你们了。你们必须自己努力自己争取。你们要不按我的话办，到你们的下一代恐怕要当奴隶，弄不好就当亡国奴！”因为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到后来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时，我就把这话在一个近千人的本地的工会干部和职工积极分子大会上放出去了。接着是学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咱们是当作改革成功的经验学习的，但很快苏联就解体了，戈氏解散了苏共，叶利钦主持的俄罗斯独立了，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国旗。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崩离析。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波及了全世界，高兴的是美帝国主义，它终于可以独自称霸于世界了。它搞垮了苏联，并不满足，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中国。所以，我断定，我们的子孙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别看眼前自我感觉良好，总有感觉到危机的那一天。
说句实在话，毛泽东时代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家虽然翻了身，可是一直没有脱贫，勉强读完初中，由于年少无知，拒绝被保送上师范，考上高中又不想给父母加负担，先是务农，后来当上了“孩子王”。工作尽管不理想，可是也能成家也能养活老婆孩儿。由于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工作不忘读书，在职也要进修，照样享受了高等教育，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不仅给国家省却了40个农民的劳动（国家供1个大学生的费用），还给国家多创造7 、8年的财富。所以和我的那些上大学的同学比，总觉得亏了，总觉得毛主席对我的好不是太多的。特别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还挨过批斗，被清除教师队伍，虽然不恨毛主席，却不知道该恨谁。转眼大半辈子过去了，自己也成熟了，接着就老朽了。等大半辈子过去之后，一切都明白了，当初说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都不够劲儿呀！尤其来北京之后，眼界宽了，接触的层次也高了，看到的知道的也逐渐多了，就越发觉得对不起毛主席。在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咋就没能好好地热爱呢？于是，我每到老人家的忌日和诞辰时，只要我在北京，我一定去纪念堂的。
我没有嗜好，烟酒不沾茶水都很少喝。麻将、象棋不会，扑克会点儿也不打。但是来北京我有了爱好，那就是愿意从天安门前过，愿意进广场。当我1993年头一次骑自行车从海淀区的上庄去大北窑经过天安门时那个美呀！两年后我住到琉璃厂东杨梅竹斜街时，只要有时间就去广场，我要把我以前来不了北京看不到天安门的亏空不上。我老伴儿没有我“野性”愿意走，邻居老大姐就动员她领她走，说广场是宝地，地气好，甚至有灵气。逐渐地她也常常在晚饭后随着邻居大姐去广场了。于是，去天安门广场就成了家庭爱好了。孩子们来，我也领他们或者提示他们去广场走走看看。在那里能受到熏陶和感染，也能获得愉悦和快乐，更重要的是在惬意之中灵魂能得到净化。所以，天安门广场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块神圣无比的圣地，是伟大祖国的心脏，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所在。我接待客人时，下车出站后我就领他们去广场。给一所大学招生回家乡带学生时，车到北京天还没亮，我从南站就带他们直接去广场看升旗。总之，去广场几乎成了我生活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老爹没能来北京去广场看看，是我的一大遗憾。在他去世之后我把老妈接北京来，就说服表弟和表妹，答应我让姑母同来。两位老人来后第二天就我领她们去广场，登天安门城楼，参观大会堂，走进纪念堂。那时候广场是无阻无碍的，是自由进出的。就是你在广场呆上一宿，也没人不让的。有的学生为了看升旗，就在广场上露宿一宿，夏天，地温是很舒服的。
可是，自打去年情况就变了，广场就不那么招人爱了！为什么？要开奥运会，要提高警惕，要加强保安。有一次我去博物馆地下厕所方便往1路公交站走，两个警察截住我，让我把挎包打开，我打开给他们看，是一个索尼摄像机。我开玩笑说：“你们看我的挎包沉甸甸的，是不以为是定时炸弹了？”他们笑了笑，摆摆手，意思让我走，啥也别说了。这次我是没太理会的。可是后来我从天安门西下车，又有警察要看我挎包，并且看得比上次还细，翻遍了也没看出什么问题，还把里边的我装钱包和证件的夹层拉开，我一把夺过来，转身就走。心想，你们对待我一个七旬老人都这样信不过，为了保奥运，我离开北京还不行吗？于是开幕之前我走了，闭幕之后我回来的。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今年，有一天我又是从天安门西下车，也是走到那个地方，两个穿便衣的和一个保安在那，我看了一眼就从旁边过。其中一个喊我：“老同志，把包打开！”我回头说：“没时间，你们这是扰民知道吗？”他还是不甘心让我出示身份证，我回答：“没那个必要！”我走几步回头看看，他们原地未动。
前不久为陪同一位小朋友去纪念堂，在天安门东地道通过安检时，挎包里给朋友带本我自己写的书《郑培民》，安检员不仅让开包检查，还把那本书翻拨了一遍；这还不算，还把兜子旁边我从来不拉的拉链拉开掏一掏。那是个象征性的拉口，我从来不放东西的。因此，我对这种扰民的做法感到厌恶，但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就只能避开不进。
12月12日，我儿子来了，赶上给他老妈过生日。老伴腿脚不好，搬到郊区后已经多年未来广场了，儿子为表示孝心，硬是给劝来了，说是看完广场再看看改造后的前门大街，看了前门大街后就进一家饭馆吃一顿现成的。而我却想去北京老图书馆临琼楼听厉以宁的报告，看看他嘴里放出什么新玩艺儿来，于是就分头行动了。可是会场人太多，勉强挤进去站在后面听了近1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了了，便到广场会他们娘俩。我们在天安门西会聚了。娘俩没想到我会赶来，自然很高兴。然而过地道时就发生了分歧，我说你们去吧，我在外面瞅着你们。他们不理解我，说我自找不痛快。可是我知道，进广场是要安检的。我已经领教多次了，通过机器后还让你开包受检，扫兴、失意、糟糕透了！今后不进就结了嘛。可是这次怎么也得配合了。我把挎包放在传送带上，当我拣包时，那个坐着的女士让我打开包。我的皮包拉链不顺畅，打开后就拉不严，就说“你们还不相信你们的机器吗？”于是上来个小伙子和一个女的，就拉我皮包的拉锁。我一把夺过来挎在肩上。我挎包里就有个电话号本、一个数码相机、一个钱包一个手机和一包蛋糕、橘子。为了避免麻烦连水果刀都不带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这时我儿子的挎包已经通过安检，我老伴儿手里的布兜子只装一张报纸，是准备走累了坐下休息垫屁股的。检查的人也要过去看了看。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怎么怕得这样？是不是太心虚了？老百姓有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现在怕老百姓怎么怕到了这个程度？
15年前我家在杨梅竹斜街住的时候，早晨躺在床上就听住在旅馆里的旅客匆忙的脚步声，他们是去广场看升旗的。我们每天都能听见升国旗时奏的国歌。那若是像现在这样通过安检再进入可就麻烦了。当时是从四面八方涌进的。对于广场和前门我们是经常去的。尤其是晚上，人更多。然而，我19号下午6点左右坐1路车经过天安门时发现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四周的围栏和安检包证明，广场也“下班”了。我心想，广场也成了店铺关板了！
陪伴我那个小友问我12月26日还去纪念堂吗？我回答不去了，进广场赶上登飞机了，不去了。可是这天手机开机就进来头晚关机后发来的信息，是另外一个称我“陶老”的小友（都是听讲座认识的）发来的，说是他哥哥从天津赶来看毛主席，下午参加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希望我带相机跟他们一起活动。这个我不好拒绝呀！于是约定见面地点和时间，并且答应给他们看包。我连早饭都没吃坐了一个半小时车到天安门东下车就钻进地道。安检处没人，我把挎包放在传送带上，当我去拎包时就让我把包打开。我自然要说了：“你们的机器好使不？发现我兜子里有什么危险品了？”我照直往前走。于是上来好几个，堵住我，非要打开不可。我就是不打开。理由是：如果我兜子里没有违禁的东西你们怎么办？他们不回答我，我宁肯耽误时间不走，也不打开挎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是扰民，太过分了！我来看毛主席你们也找麻烦？”他们就是不放行。于是我打开挎包掏出相机，想求后面的人把这个场面给我拍照下来，没人肯接。他们就趁机把我的挎包翻个遍。包里就是老伴儿给我装的蛋糕、鸡蛋、橘子和水。因为天突然冷了，老伴儿没用矿泉水瓶子而是用保温杯。他们给拿出来放在一边，我好笑，看它是炸弹了？我的东西全摆在外面，又把电话号本打开看了，把两张打印材料也仔细看了。那是中山公园领导给我的他们的工作安排，也没逃过他们的检查。我觉得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正好，我就是要这样的镜头，于是都装进了相机。他们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要点，我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问他们“是汽油不？”突然间一个女的说“你带雷管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还竟这样质问我，我上哪能弄来雷管啊？我让他们找。他们终于把我那个花10元钱买的手机用的干电充电器找到了。我鄙视地笑了笑，你们真的还没白翻。可是，这个和雷管怎么能扯到一起呀？雷管有长尾巴的吗？东西摆了一案头，我让他们给我装起来，又让他们给我拉上拉锁。他们不伸手，我怎么拉怎么是开着的，就是拉不严了。我不走了，反正已经迟到了。又来个小警察，他是开着警车赶来的，看样子是管事的。我就又发泄了一阵子，同时也是教育他们。我让他们多看看毛主席的书，学着怎么为人民服务。奥运开过了，大庆也搞完了。你们还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太无聊了！
磨磨了近半小时，我觉得该说的话都说了，他们也老实了，便背起挎包。这时还不算完，又来一个女的，让我揭开羽绒服（今冬头一次穿），用那个探测棒（我不知道叫什么）周身上下好顿糊拉才通过。上台阶的时候我跟那个小警察一起上的地面。我问他有时间吗？他问我干啥。我说我已经耽误了朋友的事儿，就不着急了，跟你好好聊聊怎么做警察，也采访一下。他一听说“采访”，不干了，赶紧钻进他的警车里，扬长而去。我失意地走到前一个安检棚，突然想让他们再过检一次。可是我是逆行，他们不接，正好有一位小友在那里，他接过去放在传送带上，很快就过来了。我问她有没有问题，但她不正面回答，就说：“你都检查过了的。”我可不明白，那机器还能认出来，这个包是检查过的？于是，我断定，不是机器的发现，就是人为的怀疑。我那个充电器买来后一直放在包里，以防应急，但是我一次都没用，都把它忘却了。可是，上地铁、进车站、登飞机都没有遇阻，而进广场竟然这样，比登天还难？
求帮的那哥俩已经出了纪念堂。今天可能是气温突然降低的原因，排队没有9月9日那么长。邀到一起后才看见他俩是空手来的。他们已经进过了，给我们看包吧。我和后来那个小友就排队。有人检查了身份证，我们就跟着往前走。到安检棚让把手表、钥匙和硬币拿出来接受体检。对于增加了这道安检程序我不想说什么，对于伟大领袖的保护怎么都不过分。即使过分了我也愿意接受。但是不能接受网上有人搞的关于毛主席纪念堂迁址的讨论，不管是往韶山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认为都是不应该的。前时期有人讨论要恢复繁体汉字以求跟香港、澳门，尤其是台湾一致，我认为他们都是吃共产党的穿共产党的靠老百姓养活的，但是就是不给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办事的那伙。客气的话是无聊文人，不客气地说是一伙败类！
在生气当中我走到毛主席身边，一阵哭声响起了，我搭一眼那女人后面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次次作揖行礼。我舍不得把目光离开老人家，慢慢挪动脚步，心想，趁纪念堂还没迁址（我真的不敢肯定这个说法会被官方顶回去）之前好好看看，多来几次。走到出门口，那个女人还在哭，我看她比我小不了几岁。等我走到她身边时，她竟然支持不住，仰倒了，她身后女伴把她搂过去一起蹲了下去。我的相机没在身上记录不下来这个场面，但是跟我一起的那个小友都看在眼里，能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我对小友说，她哭她的亲人也不见得过去33年了还能这样，肯定是有什么冤屈的事情让她摊上了。
作为本国人，进广场都这么难，看毛主席也越来越不容易了！究竟怎么了呀？广场广场，稍微有点儿文化的人都懂，就是广泛敞开的广阔场所。这里的“广”，不是广泛的大，而是广泛的敞。它无遮无盖、无阻无碍，所以才叫“广场”。咱们自豪地说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可是现在还能叫广场吗？有遮盖的是棚，再大也是棚，只不过叫大棚而已。而拦起来的，那叫园，小的叫圈，那么把广场拦起来了该叫什么？自然是叫广园或广圈了。园有小有大，花园、菜园、公园都是园。圈则不然了，从猪圈、羊圈到马圈、牛圈都不怎么大。那么天安门广场围起来了，拦上了，算什么？还是天安门广场吗？显然不是了，应该叫天安门广圈了？这个难道也是与时俱进或者创新吗？所以，不管是从那个角度说，出于什么考虑，给天安门广场上围栏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对的！不管是什么人的主意，什么人的指示，什么人的决定，都必须废止。所加设的围栏必须拆除！至于广场的安全怎么维护，那是北京市公安局或西城区分局的问题。怎么解决就看你们的能力和水平了！如果是为了一时需要，那么奥运过去了，大庆也过去了，难道还长久地设下去吗？如果还坚持这样下去，那只能改名叫广圈吧！我也自然不会再去了。
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看重？其实作为个人，一介草民的受辱和失尊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在侮辱中国人，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心，亵渎了胜地和圣灵，也有损于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的整体评价，让“老外”们讥笑。难道负责党中央安全的北京市政府就这样低能吗？难道我们共和国的公安部门就这样粗俗吗？我是信赖你们的。我不相信你们的头脑会简单到如此程度。如果中央领导知道你们把天安门广场周边卫生间大便蹲位间的门划锁都拆掉了，也能信任你们吗？想出这个主意的人连幼儿园初级班小孩子的智商都不如。我真为这个所谓的“创新”措施脸红，出这个点子的人还有资格坐在你的“宝座”上吗？咱们都是党的人，从站在党旗下宣誓时起，我们就把自己交给党交给人民了。党和民众的利害是相关的、是一致的。政府乃至政府的各个部门是代表党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你们可不能再在党和民众之间制造隔离带或设阻了！这样貌似保护党中央，实际上的效果是什么，你们不清楚吗？你们是在激化矛盾，与中央、与胡总书记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和大政是相悖的。基于一个立志于跟共产党共存亡，跟人民心连心的普通一员，我希望北京市政府能虚心而认真地考虑我的建议，别给中央“添堵”了！这届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很不容易呀！咱们全体共产党员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分担点儿压力好不好？至少不能扬汤止沸、火上浇油吧！
2009年12月26日 23：36时 作者：陶冶 强国网 http://www.chnweb.net/ 转自：http://www.dfbx365.com/viewthread.php?tid=24983
——我，一个七旬老人、党员作家受辱失尊后的义愤和抗议
今天是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116年前的这天，中华民族有个伟大的生命诞生了。而这个生命的诞生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随着这个生命的消失，中国人也消失了好多美好的东西，甚至连生活保障也消失了。我们这代人还算可以，可是我们的儿孙就很难说了。我曾在1986年警告我的孩子们：“你们自己要努力，我没有能力管你们。你爷爷奶奶没有管我，我的生活道路完全是自己走的。但那时候有毛主席管：而现在毛主席不在了，父母又管不了，恐怕就没人管你们了。你们必须自己努力自己争取。你们要不按我的话办，到你们的下一代恐怕要当奴隶，弄不好就当亡国奴！”因为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到后来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时，我就把这话在一个近千人的本地的工会干部和职工积极分子大会上放出去了。接着是学习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咱们是当作改革成功的经验学习的，但很快苏联就解体了，戈氏解散了苏共，叶利钦主持的俄罗斯独立了，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国旗。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崩离析。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波及了全世界，高兴的是美帝国主义，它终于可以独自称霸于世界了。它搞垮了苏联，并不满足，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中国。所以，我断定，我们的子孙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别看眼前自我感觉良好，总有感觉到危机的那一天。
说句实在话，毛泽东时代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家虽然翻了身，可是一直没有脱贫，勉强读完初中，由于年少无知，拒绝被保送上师范，考上高中又不想给父母加负担，先是务农，后来当上了“孩子王”。工作尽管不理想，可是也能成家也能养活老婆孩儿。由于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工作不忘读书，在职也要进修，照样享受了高等教育，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不仅给国家省却了40个农民的劳动（国家供1个大学生的费用），还给国家多创造7 、8年的财富。所以和我的那些上大学的同学比，总觉得亏了，总觉得毛主席对我的好不是太多的。特别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还挨过批斗，被清除教师队伍，虽然不恨毛主席，却不知道该恨谁。转眼大半辈子过去了，自己也成熟了，接着就老朽了。等大半辈子过去之后，一切都明白了，当初说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都不够劲儿呀！尤其来北京之后，眼界宽了，接触的层次也高了，看到的知道的也逐渐多了，就越发觉得对不起毛主席。在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咋就没能好好地热爱呢？于是，我每到老人家的忌日和诞辰时，只要我在北京，我一定去纪念堂的。
我没有嗜好，烟酒不沾茶水都很少喝。麻将、象棋不会，扑克会点儿也不打。但是来北京我有了爱好，那就是愿意从天安门前过，愿意进广场。当我1993年头一次骑自行车从海淀区的上庄去大北窑经过天安门时那个美呀！两年后我住到琉璃厂东杨梅竹斜街时，只要有时间就去广场，我要把我以前来不了北京看不到天安门的亏空不上。我老伴儿没有我“野性”愿意走，邻居老大姐就动员她领她走，说广场是宝地，地气好，甚至有灵气。逐渐地她也常常在晚饭后随着邻居大姐去广场了。于是，去天安门广场就成了家庭爱好了。孩子们来，我也领他们或者提示他们去广场走走看看。在那里能受到熏陶和感染，也能获得愉悦和快乐，更重要的是在惬意之中灵魂能得到净化。所以，天安门广场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块神圣无比的圣地，是伟大祖国的心脏，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所在。我接待客人时，下车出站后我就领他们去广场。给一所大学招生回家乡带学生时，车到北京天还没亮，我从南站就带他们直接去广场看升旗。总之，去广场几乎成了我生活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老爹没能来北京去广场看看，是我的一大遗憾。在他去世之后我把老妈接北京来，就说服表弟和表妹，答应我让姑母同来。两位老人来后第二天就我领她们去广场，登天安门城楼，参观大会堂，走进纪念堂。那时候广场是无阻无碍的，是自由进出的。就是你在广场呆上一宿，也没人不让的。有的学生为了看升旗，就在广场上露宿一宿，夏天，地温是很舒服的。
可是，自打去年情况就变了，广场就不那么招人爱了！为什么？要开奥运会，要提高警惕，要加强保安。有一次我去博物馆地下厕所方便往1路公交站走，两个警察截住我，让我把挎包打开，我打开给他们看，是一个索尼摄像机。我开玩笑说：“你们看我的挎包沉甸甸的，是不以为是定时炸弹了？”他们笑了笑，摆摆手，意思让我走，啥也别说了。这次我是没太理会的。可是后来我从天安门西下车，又有警察要看我挎包，并且看得比上次还细，翻遍了也没看出什么问题，还把里边的我装钱包和证件的夹层拉开，我一把夺过来，转身就走。心想，你们对待我一个七旬老人都这样信不过，为了保奥运，我离开北京还不行吗？于是开幕之前我走了，闭幕之后我回来的。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今年，有一天我又是从天安门西下车，也是走到那个地方，两个穿便衣的和一个保安在那，我看了一眼就从旁边过。其中一个喊我：“老同志，把包打开！”我回头说：“没时间，你们这是扰民知道吗？”他还是不甘心让我出示身份证，我回答：“没那个必要！”我走几步回头看看，他们原地未动。
前不久为陪同一位小朋友去纪念堂，在天安门东地道通过安检时，挎包里给朋友带本我自己写的书《郑培民》，安检员不仅让开包检查，还把那本书翻拨了一遍；这还不算，还把兜子旁边我从来不拉的拉链拉开掏一掏。那是个象征性的拉口，我从来不放东西的。因此，我对这种扰民的做法感到厌恶，但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就只能避开不进。
12月12日，我儿子来了，赶上给他老妈过生日。老伴腿脚不好，搬到郊区后已经多年未来广场了，儿子为表示孝心，硬是给劝来了，说是看完广场再看看改造后的前门大街，看了前门大街后就进一家饭馆吃一顿现成的。而我却想去北京老图书馆临琼楼听厉以宁的报告，看看他嘴里放出什么新玩艺儿来，于是就分头行动了。可是会场人太多，勉强挤进去站在后面听了近1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了了，便到广场会他们娘俩。我们在天安门西会聚了。娘俩没想到我会赶来，自然很高兴。然而过地道时就发生了分歧，我说你们去吧，我在外面瞅着你们。他们不理解我，说我自找不痛快。可是我知道，进广场是要安检的。我已经领教多次了，通过机器后还让你开包受检，扫兴、失意、糟糕透了！今后不进就结了嘛。可是这次怎么也得配合了。我把挎包放在传送带上，当我拣包时，那个坐着的女士让我打开包。我的皮包拉链不顺畅，打开后就拉不严，就说“你们还不相信你们的机器吗？”于是上来个小伙子和一个女的，就拉我皮包的拉锁。我一把夺过来挎在肩上。我挎包里就有个电话号本、一个数码相机、一个钱包一个手机和一包蛋糕、橘子。为了避免麻烦连水果刀都不带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这时我儿子的挎包已经通过安检，我老伴儿手里的布兜子只装一张报纸，是准备走累了坐下休息垫屁股的。检查的人也要过去看了看。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怎么怕得这样？是不是太心虚了？老百姓有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现在怕老百姓怎么怕到了这个程度？
15年前我家在杨梅竹斜街住的时候，早晨躺在床上就听住在旅馆里的旅客匆忙的脚步声，他们是去广场看升旗的。我们每天都能听见升国旗时奏的国歌。那若是像现在这样通过安检再进入可就麻烦了。当时是从四面八方涌进的。对于广场和前门我们是经常去的。尤其是晚上，人更多。然而，我19号下午6点左右坐1路车经过天安门时发现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四周的围栏和安检包证明，广场也“下班”了。我心想，广场也成了店铺关板了！
陪伴我那个小友问我12月26日还去纪念堂吗？我回答不去了，进广场赶上登飞机了，不去了。可是这天手机开机就进来头晚关机后发来的信息，是另外一个称我“陶老”的小友（都是听讲座认识的）发来的，说是他哥哥从天津赶来看毛主席，下午参加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希望我带相机跟他们一起活动。这个我不好拒绝呀！于是约定见面地点和时间，并且答应给他们看包。我连早饭都没吃坐了一个半小时车到天安门东下车就钻进地道。安检处没人，我把挎包放在传送带上，当我去拎包时就让我把包打开。我自然要说了：“你们的机器好使不？发现我兜子里有什么危险品了？”我照直往前走。于是上来好几个，堵住我，非要打开不可。我就是不打开。理由是：如果我兜子里没有违禁的东西你们怎么办？他们不回答我，我宁肯耽误时间不走，也不打开挎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是扰民，太过分了！我来看毛主席你们也找麻烦？”他们就是不放行。于是我打开挎包掏出相机，想求后面的人把这个场面给我拍照下来，没人肯接。他们就趁机把我的挎包翻个遍。包里就是老伴儿给我装的蛋糕、鸡蛋、橘子和水。因为天突然冷了，老伴儿没用矿泉水瓶子而是用保温杯。他们给拿出来放在一边，我好笑，看它是炸弹了？我的东西全摆在外面，又把电话号本打开看了，把两张打印材料也仔细看了。那是中山公园领导给我的他们的工作安排，也没逃过他们的检查。我觉得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正好，我就是要这样的镜头，于是都装进了相机。他们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要点，我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问他们“是汽油不？”突然间一个女的说“你带雷管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还竟这样质问我，我上哪能弄来雷管啊？我让他们找。他们终于把我那个花10元钱买的手机用的干电充电器找到了。我鄙视地笑了笑，你们真的还没白翻。可是，这个和雷管怎么能扯到一起呀？雷管有长尾巴的吗？东西摆了一案头，我让他们给我装起来，又让他们给我拉上拉锁。他们不伸手，我怎么拉怎么是开着的，就是拉不严了。我不走了，反正已经迟到了。又来个小警察，他是开着警车赶来的，看样子是管事的。我就又发泄了一阵子，同时也是教育他们。我让他们多看看毛主席的书，学着怎么为人民服务。奥运开过了，大庆也搞完了。你们还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太无聊了！
磨磨了近半小时，我觉得该说的话都说了，他们也老实了，便背起挎包。这时还不算完，又来一个女的，让我揭开羽绒服（今冬头一次穿），用那个探测棒（我不知道叫什么）周身上下好顿糊拉才通过。上台阶的时候我跟那个小警察一起上的地面。我问他有时间吗？他问我干啥。我说我已经耽误了朋友的事儿，就不着急了，跟你好好聊聊怎么做警察，也采访一下。他一听说“采访”，不干了，赶紧钻进他的警车里，扬长而去。我失意地走到前一个安检棚，突然想让他们再过检一次。可是我是逆行，他们不接，正好有一位小友在那里，他接过去放在传送带上，很快就过来了。我问她有没有问题，但她不正面回答，就说：“你都检查过了的。”我可不明白，那机器还能认出来，这个包是检查过的？于是，我断定，不是机器的发现，就是人为的怀疑。我那个充电器买来后一直放在包里，以防应急，但是我一次都没用，都把它忘却了。可是，上地铁、进车站、登飞机都没有遇阻，而进广场竟然这样，比登天还难？
求帮的那哥俩已经出了纪念堂。今天可能是气温突然降低的原因，排队没有9月9日那么长。邀到一起后才看见他俩是空手来的。他们已经进过了，给我们看包吧。我和后来那个小友就排队。有人检查了身份证，我们就跟着往前走。到安检棚让把手表、钥匙和硬币拿出来接受体检。对于增加了这道安检程序我不想说什么，对于伟大领袖的保护怎么都不过分。即使过分了我也愿意接受。但是不能接受网上有人搞的关于毛主席纪念堂迁址的讨论，不管是往韶山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认为都是不应该的。前时期有人讨论要恢复繁体汉字以求跟香港、澳门，尤其是台湾一致，我认为他们都是吃共产党的穿共产党的靠老百姓养活的，但是就是不给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办事的那伙。客气的话是无聊文人，不客气地说是一伙败类！
在生气当中我走到毛主席身边，一阵哭声响起了，我搭一眼那女人后面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次次作揖行礼。我舍不得把目光离开老人家，慢慢挪动脚步，心想，趁纪念堂还没迁址（我真的不敢肯定这个说法会被官方顶回去）之前好好看看，多来几次。走到出门口，那个女人还在哭，我看她比我小不了几岁。等我走到她身边时，她竟然支持不住，仰倒了，她身后女伴把她搂过去一起蹲了下去。我的相机没在身上记录不下来这个场面，但是跟我一起的那个小友都看在眼里，能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我对小友说，她哭她的亲人也不见得过去33年了还能这样，肯定是有什么冤屈的事情让她摊上了。
作为本国人，进广场都这么难，看毛主席也越来越不容易了！究竟怎么了呀？广场广场，稍微有点儿文化的人都懂，就是广泛敞开的广阔场所。这里的“广”，不是广泛的大，而是广泛的敞。它无遮无盖、无阻无碍，所以才叫“广场”。咱们自豪地说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可是现在还能叫广场吗？有遮盖的是棚，再大也是棚，只不过叫大棚而已。而拦起来的，那叫园，小的叫圈，那么把广场拦起来了该叫什么？自然是叫广园或广圈了。园有小有大，花园、菜园、公园都是园。圈则不然了，从猪圈、羊圈到马圈、牛圈都不怎么大。那么天安门广场围起来了，拦上了，算什么？还是天安门广场吗？显然不是了，应该叫天安门广圈了？这个难道也是与时俱进或者创新吗？所以，不管是从那个角度说，出于什么考虑，给天安门广场上围栏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对的！不管是什么人的主意，什么人的指示，什么人的决定，都必须废止。所加设的围栏必须拆除！至于广场的安全怎么维护，那是北京市公安局或西城区分局的问题。怎么解决就看你们的能力和水平了！如果是为了一时需要，那么奥运过去了，大庆也过去了，难道还长久地设下去吗？如果还坚持这样下去，那只能改名叫广圈吧！我也自然不会再去了。
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看重？其实作为个人，一介草民的受辱和失尊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在侮辱中国人，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心，亵渎了胜地和圣灵，也有损于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的整体评价，让“老外”们讥笑。难道负责党中央安全的北京市政府就这样低能吗？难道我们共和国的公安部门就这样粗俗吗？我是信赖你们的。我不相信你们的头脑会简单到如此程度。如果中央领导知道你们把天安门广场周边卫生间大便蹲位间的门划锁都拆掉了，也能信任你们吗？想出这个主意的人连幼儿园初级班小孩子的智商都不如。我真为这个所谓的“创新”措施脸红，出这个点子的人还有资格坐在你的“宝座”上吗？咱们都是党的人，从站在党旗下宣誓时起，我们就把自己交给党交给人民了。党和民众的利害是相关的、是一致的。政府乃至政府的各个部门是代表党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你们可不能再在党和民众之间制造隔离带或设阻了！这样貌似保护党中央，实际上的效果是什么，你们不清楚吗？你们是在激化矛盾，与中央、与胡总书记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和大政是相悖的。基于一个立志于跟共产党共存亡，跟人民心连心的普通一员，我希望北京市政府能虚心而认真地考虑我的建议，别给中央“添堵”了！这届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很不容易呀！咱们全体共产党员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分担点儿压力好不好？至少不能扬汤止沸、火上浇油吧！
2009年12月26日 23：36时 作者：陶冶 强国网 http://www.chnweb.net/ 转自：http://www.dfbx365.com/viewthread.php?tid=2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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