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锁无所不在

            1楼  [转帖]枷锁无所不在 何 兵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再枷锁之中。”他是什么意思？

　　从你睁开幼稚的双眼，父母就开始教育你——不管你懂不懂；后来，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老师我，一个接一个地在教育你。每一个教育者都希望你“永远牢记”他们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可能是养份，也可能是枷锁——思想的枷锁。用思想的枷锁束缚人民，麻痹人民，是一切别有用心的人们祖方。治人之术某过于治心。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很可能牢牢地被套在枷锁之中而浑然不觉。他们无意地、友爱地给你们套上了枷锁。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表达过这层意思。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道出了千百年来的治术之本。谭复生感叹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

　　可怜自负的历史学家，身在枷锁之中，尚不自知，钱穆公然称：“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将人生的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难超越。问题并不在再讲这些问题，而如何去做这些问题。汉、唐人能够依着先秦这个理想逐渐作去，实在是了不得。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他。……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还依然会逃不掉汉唐的大规模。政治的一统，社会的平等，此后仍不能超过。这就是说，我们固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现在还未达到，将来还要这样做去。”。

　　钱穆确实太大胆了。依他的高见，古贤已经为我们确立了万古不易的圣经，我们的任务只是落实他们的思想。问题在于，如果古贤人的思想是正确的，为什么数千年来，无法落实？是思想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

　　用思想的枷锁愚民、治民是专制者们、阴谋家们的共策。俄皇卡捷林娜深谙此道。她曾忧心忡忡地对莫斯科总督说：“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不要以为君王都是笨伯，那些皓首穷经，失去思想能力的所谓学者，倒可能是真正的笨伯。钱穆先生断言，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的思想，我们难以超越。现实怎么样了呢？儒家思想现在还是我们治国的指导思想吗？早就不是了。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的能力，就会上钱穆的圈套。当然，钱穆也有他的可取之处。

　　我们如何从这些思想的枷锁中解放自己？我们如何读书又不为本本所困，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走万里路，读万卷书。” 读万卷书，不信一家之言，不从一家之说。我们应当从对立的思想中，进行比较、印证，并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养分——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

　　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分析为什么欧洲人的气质好像不适合专制主义，而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好像特别适宜专制主义时，指出：中国古来的贤人政治思想，将国家的治理寄托于“真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之上。除了严刑峻法教育人民恭顺外，还有纲常教化以及其他与“治道”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习惯，乃至命运哲学都可以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

　　王亚南进一步分析道：“中国专制的官僚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很少有人想超脱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对于中国二千年的礼教，还是鲁说批得更痛快，他从古书的每一页中看出“吃人”二字。

　　礼教可以成为枷锁，理论也可以成为枷锁。如果我们失去思考的能力，一切的理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枷锁，正所谓“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就是罗梭格言的本意和由来。

　　道德思想、学术理论可能成为枷锁，历史也可能被篡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莫过于包拯。但包拯最为人乐道的两件事——“斩附马，斩包勉”——却是假的，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千百年来，包拯的壮举代代传唱，感动多少中华儿女？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包拯虽曾四弹皇戚、六弹国戚、七弹酷吏、杖挞从舅，但“双斩“的壮举不曾发生。据学者考证，包拯一生中有确切资料证实的著名断狱事例只有三件，分别是“割牛舌”案，“盗金”案、“浮江尸”案。据说，真实的陈世美，是清顺治八年的进士，被点为七品知县，后任陕西学道，而包拯则是北宋时的名臣，两人“风马牛，不相及”。陈世美的千古沉冤至今难以昭雪，据说，陈世美的故乡至今仍然禁演包公戏。至于斩包勉，不仅历史上没有记载，而且，按照宋朝的法律，根本不可能发生。宋朝即有完备的回避制度，怎么可能让包公审理他的侄子呢？安徽大学的汪汉卿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包拯法律思想与实践》的书。考察了有史实记载的包公断案故事，以上的二个传说史无记载。然而，千年的故事代代传，以至于人们怀疑它的念头都没有，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怀疑的能力。陷入思想的枷锁，丧失思考的能力，这是法律人最为忌讳的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重估一切价值”（尼采语），这是法律人必备的基本素质。 

　　我们读鲁讯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后，大约都会坚信，梁实秋是一只资本家的走狗，一只必须痛打的落水狗。很长时间内，我就这么坚信。但平心而论，我对梁实秋又知道多少呢？我对他的痛恨从何而来呢？我们难道可以因为鲁迅思想家，就坚信他一贯正确吗？我们可以因为有名人名篇，就失去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吗？当我们意识到，枷锁无所不在时，我们的质疑就应当无所不再。后来，读了四卷本的《梁实秋文集》，我认为，鲁迅对梁实秋的评价有失偏颇。这种一棍子打死的论断，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至少，梁实秋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家、语言学家。

　　我是非常敬佩鲁迅的。以前，我都是带着景仰的目光看鲁迅，现在我却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看他。鲁迅是民族的精英，但正如一位网友所评的那样，他对时弊所能够做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只有批判揭露，而揭露本身并不会改变现实。鲁迅缺乏建设的能力——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我们法律人的责任不仅在于批评、摧毁旧制度，还要建设新秩序。

　　我们如果仅仅阅读正史，大约总是相信，“农民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传统教科书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农民起义的标本大加颂扬。首领洪秀全被冠以“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有人甚至殚精竭虑地探究洪秀全的“哲学思想”、“思想体系”。但实情究竟如何呢？

　　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在《太平杂说》一书中，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另一面。书中转载了当时一个在华洋人的现场记录，他说：“现在南京的居民极少，女多而男少，约二与一之比。大多数的人民是由各方俘虏来的，其中一大部分是由苏州来……天王之部下似甚精于鉴别之眼光，因每打胜仗对于全部人民必肆行屠戮而惟把美女留下。……按照他们的新信仰，一夫不必定要限配一妻。他们每藉神圣下凡的启示以作为恶淫的护符，甚至籍以废除第十一诫。东王自称为圣神风，一如天王常私与上帝天父秘密谈话的。有一次他——东王——宣称天父下凡授意令一个友人之某妻或某妾转归他享用。”“在我们未到之前未久，有两妇人私相诽谤天国政府，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

　　唐德刚先生在其名著《晚清七十年》中告诉我们：1852年，洪秀全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之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10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变成了‘富有四海’，有88个老婆。老婆多得没有地方放，洪大兴土木，建造“天朝宫殿。唐德刚直斥洪秀全为一个酿成千万的死亡的狂热教派的教父。可我们的正史却将一场历史的灾难描绘成“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运动。”

　　鲁迅曾经痛心地对美国友人斯埃德加·斯诺叹道：“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奴隶的奴隶了。”

　　我举出以上三例，不过是提醒大家，法律人经常要做的一份工作是：清洗谎言，寻找真相。

　　除了要读万卷书，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走万里路，丰富我们人生的阅历。让我用英国的例子来佐证这一问题。在英国，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主要掌握在一百多名上诉法官手中。他们平时住在伦敦，有案子的时候，就飞到外地审案。有人提出质疑。一个专门性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称：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判断，还是为我们提供有关此问题的证据的所有人的一致意见都使我们确信，高等法院法官在伦敦和各省之间穿梭审理较重要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着极大优点并且已经形成了一致性的司法标准。在伦敦，法官们参加律师学院的集体生活，有机会和同行及律师们交换意见。在巡回区，法官们能够完全摆脱地方性的偏见实施正义，同时了解全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从而使他们形成更开阔的视野以更好地胜任工作。正是法律实践者，在应付身边人性的异常和弱点的同时保持公正这一点上比其他任何职业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期望高等法院法官体现法律的尊严、权威和公正，并且法官不得不接受生活上的大量限制。我们认为高等法院法官必须视为处在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地位。这可能导致其脱离世事、眼界变得狭隘、专横，但通过不断的环境改变和刑事、民事工作结合所强加的灵活性，这种危险就会消失。法官的巡回办案还能避免其久居一地而导致性格上的怪癖，因为这些缺点会随着法官住址的改变而消失，不会成为在其他地区发怒或娱乐的源泉。 -------------------------------------------------------- 仰天一啸风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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