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资撤离：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盲目招商引资弊端显现

　　编者按
　　自一度被烟台市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的30多名韩国籍高管集体逃回韩国之后，对导致韩资企业“逃逸”的原因舆论大多锁定在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生产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上。
　　然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创新不足、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适应中国当前产业升级的时代需要，才是韩资企业被迫撤离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来自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以及本报记者调查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07年，仅山东省就有共206家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中国。这种“非正常撤离”对中国的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以政绩为导向”的对外招商引资政策敲响了警钟，引发我们对政策导向变革的反思。
　　一线调查
韩资撤离之后的反思
一个地方工业园的困惑：要不要付出代价？
　　“从四年前办厂开始，我身边的生意客户——韩资企业便接二连三地‘失踪’。” 4月16日，在山东省胶州市李哥庄镇高家村电镀工业园开办“青岛康宇工艺品厂”（以下简称康宇）的生意人战元群告诉记者，他曾努力从逃逸的韩国客户手中追讨欠款，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记者调查发现，更多的“韩资企业逃逸”事件正在胶州、青岛、烟台等地方发生，韩资企业密集的青岛市城阳区和胶州市更是“重灾区”。
　　由于引入的韩资企业往往是规模很小，对环境的污染却很严重。在当下环保要求日益提高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上述韩资企业无法容身。
　　一位韩国工艺品协会的人士表示：“从2008年5月份开始，一个韩资企业撤离中国的高潮即将来临。”
　　这不仅给中方相关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也无疑令基层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和地方经济发展都面临困境。
“他们真给韩国人丢脸”
　　今年31岁的战元群是胶州市李哥庄镇高家村本地人。2004年，高家村开始大力引进韩国企业来投资，战元群等人东挪西凑了130万元，成立了“青岛康宇工艺品厂”，专门给韩资企业做委托加工。一番努力之下，康宇的业务渐渐走上了正轨，每个月的订单额都可以达到80万元以上，甚至更多。
　　然而，就在战元群等人欣喜的时候，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往往到了该结账的时候，韩方就告诉我们加工的产品发往国外的时候出现褪色等不合格现象，要扣加工费。一旦双方协商，时间就不可避免地拖延，直接影响到下个月的付账。”战元群说。
　　2006年7月10日，韩国企业约定的每月结账时间，战元群带着三个月的账单去找韩资“青岛盖特工艺品公司（以下简称盖特）”的老板要账。盖特的老板当时对战元群说正在安排采购货款的钱，让他下午再来结账。战元群以为韩资企业还是比较讲究诚信的，双方一直以来都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仅仅是口头约定。
　　当战元群下午来到盖特的时候，韩国老板已经卷款逃跑了，“当时的欠款有9万多元，后来我找企业挽回了一些损失。”战元群说，盖特目前还欠康宇的款项有43349元。
　　“韩国人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诚信，我也忘记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合同。”战元群说，“但就是因为这样，我放松了警惕。”而一个更大的韩资客户——“青岛丰广工艺品公司”从2006年的9月份到2007年的2月份，累计欠其贷款达68万多元。目前，战元群的客户中已经有4家韩国企业“不辞而别”了。
　　欠款始终是压在战元群心头的一块巨石。有一次，战元群跟韩资企业的客户谈到令他忧心忡忡的欠款问题，有一个韩国人对他说，“他们（那些恶意欠款逃跑的韩国企业主）真给韩国人丢脸”。
　　“我对韩资企业是既爱又恨。”战元群说，不过，他仍然不得不跟韩资企业合作，毕竟还是韩资企业的订单多。而且因为地理原因，他们这个地方韩企比较集中。目前他的工厂每月会接到80万元左右的订单，其中80％以上都是来自韩资企业的，有时候他们的订单比例会更高。
　　战元群告诉记者，他所能采取的“自救”手段就是一经发现韩资企业没有按照约定的账期结款，立即停止为对方加工产品，并将对方要求加工的产品作为抵押物品。而战元群的一个朋友只在2007年开了半年公司就遭遇了4家逃跑韩资企业的欠款。他的朋友也曾经向青岛市的“市长公开电话”反映过他们的遭遇，可是对方只记录了情况，并没有给予肯定“解决问题”的答复。目前他的这位朋友正在考虑要不要委托一个自称是“韩国黑社会老大”的人去韩国收账。
　　“因为与韩资企业没有正式的合同，我们无法去起诉他们，即使起诉了，我看追回来的希望也并不大。”战元群感到十分无助。
　　事实可能比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
　　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青岛代表处下设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课长李炳直（韩国人）介绍说，从2000年到2007年间，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青岛的韩资企业有206家，平均每年约25家，其中2007年最多，为80多家。而山东省外经贸部门提供的数据大致相同：青岛市2003年以来共有206家韩资企业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烟台市2007年有三家，但近几年来的总体数据并不掌握。
　　“可是每天都有韩资企业逃逸，仅仅青岛市城阳区逃跑的企业就不止206家，这个数据在不断刷新着历史新高。”工业园区一家企业负责人认为事实远远要比公布的数据更加严重。
　　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韩国企业打算把工厂迁到山东省更为内陆的地区，或者是安徽、江西、河南等中部省份，甚至一部分韩国企业已经前往越南、老挝等国家去考察了。
　　“别的地方不仅给韩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比胶州市要好很多，而且人力成本也比这里低，听说安徽、河南等地只需要支付我们这一半的工资就能雇到工人，也不用担心招不到人。”让战元群丧气的是，韩资企业不断地从身边撤离，潜在的欠款风险愈发加剧，他担心那些欠款名单上会增加新的纪录。
　　“一般工人干上两三年之后，都会离开这个工业园，因为这里的污染很严重，常用的原料氰化物对工人身体的伤害比较厉害。”战元群告诉记者。
　　记者在园区里几乎可以随处看到招工的启示，甚至在4月3日，有一张青岛市河套出口加工区的韩国企业招工启事已经贴到了村委会的大门口。
　　“电镀工业园的人工成本已经是两年前的两倍了。而这样的价格还不能招到数量充足的合适人选。” 工业园里被公认遭受欠款最多的人张积业告诉记者。张的公司主要是向韩国电镀企业提供原材料。
　　记者从战元群提供的一份标示原料价格的“2007年价格变动表”上看到，2007年以来的原材料成本平均是2005年的两倍以上，像氰化银、硫酸铜和镍类的材料价格已经接近了三倍。
　　遭遇巨额欠款的张积业在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下，不得不让工厂陷入半停产状态，“他们说是回韩国拿钱去了，如果不回来，我的损失就真的是工业园里的冠军了。”张积业说。
　　战元群认为，中国工厂之所以不得不和韩资企业合作，原因是很多来自全球的订单都掌握在韩国人的手上。
　　“这里有更多的恶性竞争的成分存在。”战元群说，为了争夺客户，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倒是对韩资企业很有利。
　　让当地的中国企业主们还残留一点希望的是，青岛市将于今年夏季举办的一个工艺品博览会。
　　“前来博览会的商家将是以欧洲和美国的公司为主。这样可以避免从韩国企业手上接到订单，压低工厂的利润。”张积业表示，“我现在就是观察局势的发展，我已经很少跟韩资企业打交道了。” 在高家村电镀工业园里，几乎每家中国企业都因为“韩国企业的变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对于“应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中国企业受到更多的损失，一个规模小污染严重的工业园如何进行的产业升级”等问题，似乎至今无解。
发展代价的困惑
　　“到目前为止，电镀工业园里只有一家韩资企业逃逸，而且是2006年发生的事情。”高家村的一位姓孙的村支部书记告诉记者，“如果村委会不想办法引进韩国企业，那么村里哪能从厂房出租中获得收益呢？”孙说。
　　据了解，2007年的4月份，一份来自环保部门的停业整顿通知下发到村里。2007年9月份，胶州市的环保部门让区内26家企业在准备开工的时候，锁上了大门。
　　“这是因为村民的上访。有人告到了国家环保总局，说村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告诉记者，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发文要求山东省处理有关污染的事情，关停的通知由山东省下发到青岛市、胶州市，再到村委会。
　　在村委会提交给环保局一份整改文件中，记者看到，污水处理厂已经新扩建处理污水的能力，花费了几百万元引进的新设备已经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将会尽快交付使用。在关停了企业之后，村委会也在加大污水处理的力度。
　　“污水处理厂不久就可以开工了，而关停的企业也可以有望进入生产状态。”孙告诉记者。村委会也给违规的企业做了相应的处罚。记者从村委会的相关文件中看到，关停共有26家企业，12家企业被罚款整顿，罚金从5000元~10000元不等，其中宝源实业被罚款10000元。
　　“由于企业停工，现在村里的第三产业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饭馆和零售业已经减少了很多的收入。”孙说，引入的韩资企业规模很小，对环境的污染倒很严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去环保部门上访的，我们不想因为污染闹出人命。”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孙说，没有撤离的韩资企业，如“宝源实业” 就是因为与村里合资的合同期限是30年，有正规的手续、有土地证，而且工厂加工的设备都是昂贵的精密仪器，一般都不是租用的，而是老板自购的。“正是因为有了宝源实业，来这里的韩资企业和配套的民营企业才逐渐多了起来。”据孙介绍，从1992年第一笔韩资落户高家村，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2家韩国企业落户高家村电镀工业园。
　　1999年的时候，村民们养殖的鱼虾被指责“受到水源的污染”，请了专门的检疫部门来化验，结果发现没有问题。但是鱼虾却不能继续养殖了，村民的收入来源成了问题。随后，村委会决定将养殖鱼虾的水塘填平，开始引资办起了电镀工业园。
　　记者看到村委会的文件中显示，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电镀工业集中的园区里的电镀企业共有61家，占地28.8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工艺品的生产以及金属（塑料）表面镀金、银、铜、镍等。
　　“我们村是镇上招商最好的村，村里人因为有了工业园，收入比较可观。”孙说，目前村子给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80元的生活补助，没有保险的小孩每月也有50元的补助。从2003年起，村子开始给一部分村民入了保险，每年的花销大约有40多万元。
　　在孙看来，正是因为韩资进入了高家村，村子才有了今天的工业园，老人和孩子也都有了经济保障。“而临村最好的情况也就引进了两三家韩资企业，其收入与高家村没法比。”孙说。
　　“高家村每年引资的任务是300万~400万元。”孙说，有时候村委会也是没有办法，村干部如果在任期间不能完成招商引资的任务，干满三年任期就要自动离职。孙告诉记者，高家村的电镀工业园是李哥庄镇5个村子里招商引资做得最好的一个，其他几个村子都不行，从来没有听说哪里的村官因为招商好得到升迁的，但因为招不到商而被免职的事情倒是在邻村听到过。可是现在，有污染的企业在这个村子并不受欢迎。据孙介绍，工业园最多的时候能够见到五六千工人，但是现在很多企业都迁到了山东省的西部地区、河南、江苏以及东北地区。厂房的出租价格也在高涨，以前只需要每年20万元，现在一般都在每年50万~60万元。
　　2008年春节过后，村委会为此开了很多次会议，表示还要继续招商、引进项目，希望能在2008年引进一两个非电镀的、污染不严重的企业进入工业园。但那些条件好的企业能看中他们这个地方吗？如这些条件一般的企业被拒之门外，他们靠什么发展？
　　“村里已经为这个招商引资计划做好了准备，包括土地已经完成了三通一平。”孙告诉记者，但是工业园没有其他产业的基础，招商引资的工作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
　　记者在那片“三通一平”的空地看到杂草已经冒出地面。一些垃圾慢慢聚集在这块被寄托厚望的土地上，随着风在地面上飞舞。
新闻视界
引起区间、市间恶性竞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青岛市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韩资逃逸早已种下祸根
　　青岛地处胶州半岛南部，向来以秀色的风景闻名天下，“青岛制造”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而现在一场灾难似乎正在向它蔓延。当“韩资企业逃逸”惊闻全国以来，青岛也正在被贴上“逃逸之城”的标签。
令政府无奈的难题
　　2008年1月28日，韩国官方的考察团造访青岛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研。
　　“考察团一方面考察了有关企业，向当地韩资企业代表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与当地政府组织的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换看法，参加部门包括商务、税务、工商、劳动保障、海关等等。”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青岛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告诉记者，韩国进出口银行2月12日发表了《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
　　2008年春节期间，青岛市城阳区的几家企业主组团去韩国讨债。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欠款人，在索要欠款未遂之后，债主一怒之下将韩国人打了。结果韩国人报警，这位打人的企业主被韩国警方限制离境。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家与亲人团聚。
　　2008年春节之后，青岛市政府已经开了多次办公会议，就是要着手减慢韩资企业撤离的速度，降低因为逃逸事件给青岛带来的负面影响。
　　“青岛市政府不愿意张扬此事，也在积极干预韩资企业的撤离。”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青岛市政府的积极干预措施就是，青岛市外经贸局已经给各地方经贸局下达了任务，要求下属单位管好当地的韩资企业，关注他们的动向，制止再发生“出逃”事件。
　　“这对各区的外经贸部门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情。政府缺乏履行和发挥政策效能的法律依据。”知情人士说。
　　为此，青岛市政府政策研究室2008年4月份专门成立了针对韩资企业逃逸的课题组。其实类似的课题组早在2006年和2007年就向青岛市政府提交过调研报告，但政策建议的执行力度并不强。
　　事实上，非法撤离的韩资企业主要集中在首饰加工、纺织和皮革生产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人民币升值、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或多或少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工人工资上涨、外企税制改革降低了对外企的优惠程度、控制污染的要求更为严格、生产资料价格高涨等因素，都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上述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成本的变化恰恰最为敏感。
　　“如何面对生产成本上升所推动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如何利用外资撤离提高开放质量并推进产业升级，这不仅仅是青岛市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各省市都要面对的问题。”青岛科技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晓莉认为。
　　袁晓莉是青岛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专家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她在2006年的10月份，曾经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提高青岛市对外招商引资质量的对策研究》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书中，袁晓莉写道，“在考核批准项目、引进资金数量的同时，逐步把社会效益、投资效益、税收贡献，特别是地方税收贡献也纳入考核内容，增加投资针对性，提高投资项目质量”。
候鸟企业影响显现
　　在2006年的调研中，袁晓莉为了得出更准确的结论，不仅跑遍了山东省的各个市县，还到了上海和苏州等外资企业集中的城市去考察。
　　从2004年开始，青岛市就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勇冠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之首。但是，外资的质量确与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有着不小的差距。
　　“许多外资到青岛投资设厂看中的就是优惠的引资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和优越的地理交通位置等因素，最初目标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袁晓莉说。
　　“十五”期间，青岛市的第二产业所实际利用外资达到31.74亿美元，占青岛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6.8%，但对青岛市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有带动地方经济加速发展意义的外资项目太少，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青岛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
　　当时，袁晓莉发现了问题：青岛市的最大外资来源国是韩国，韩资企业主要以投资规模较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为主，撤资外逃、劳工问题很多，韩国企业对青岛市的税收贡献最小。
　　青岛市的城阳区和胶州市是这次“韩资企业逃逸”的重灾区，对青岛康宇工艺品公司欠款的企业全部都是来自青岛市城阳区的韩国逃逸企业。
　　1989年，山东省第一家韩国投资企业——青岛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就落户于城阳区。截至2007年底，城阳区累计批准韩资企业2820多家，韩企主要集中电子机械、纺织服装、工艺品玩具等行业，常住的韩国人有3万人。自2003年开始，城阳区通过日益完善的投资环境，对韩招商进入新的高峰期，5年间就引进了1825个韩资企业。
　　以韩国企业为主的众多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方面造成了资源青岛市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了政府的招商成本；另一方面小规模外资企业存在的“候鸟企业”现象比较严重。
　　“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是租用，以便今后迁徙，等一旦过了优惠期，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的市区寻求优惠政策，甚至像城阳、即墨出现了外资企业外逃、欠发工人工资，引发了工人不满。”袁晓莉说。
　　此外，袁晓莉还发现青岛市的对外招商隐性成本非常高，在引进外资时“恶性竞争，竞相优惠”所造成的区、市政府之间“鹬蚌相争”、外资企业“渔人得利”的不利局面。
　　有一次，青岛市的两个区为了争夺LG的投资项目，双方竟然打起了优惠价格战，而最终获胜方以免土地使用费为代价赢得了LG的投资。
深度反思
　　此前，青岛市所辖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招商引资的规模业绩，在利用外资的实际操作中，普遍采取了粗放的账上方式，出现了良莠不分现象，造成了土地资源、环境污染、电力紧张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而引起区间、市间恶性竞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青岛市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袁晓莉认为。
　　为了完成年度引进外资的招商指标，青岛市区、市之间，过度给予外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造成了单位土地外资强度低下、招商成本高，甚至引进不少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并助长了“候鸟外资”的形成，损害了青岛市的利益也给青岛市今后对外招商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一年，青岛市黄岛区没有完成上级指派的招商引资任务，还有300万元的差额。这时候，时任黄岛区的区领导找到了某家外资企业，要求他们给黄岛区注资。可是外资并不想这么做，但是迫于来自政府的压力，只能就范。区领导亲自打电话给银行以及相关年审部门，要求简化审查程序，手续特别畅通。
　　“所以，这还会管什么环保不环保，是否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小企业吗？”知情人士说。
　　此外，招商考核体系中，境外金融、保险业资金不能纳入实际利用外资考核中，这对于青岛市市南区商贸、金融招商引资工作非常不利，实际招商情况在考核中不能充分体现，影响了青岛市以市南区为主的商贸中心区的招商信心。
　　在袁晓莉的考察中，她发现在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城市，为避免以上问题，已经提高了引进外资的门槛，将污染严重、规模小、技术及含量低的外资挡在门外。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劳动力需求量超过8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退税额过高的产业，以及高污染产业，一概拒绝。而类似的现象在长三角其他地区，以及珠三角等外商投资密集地区都存在。
　　所以袁晓莉建议，青岛市对外商投资的审核，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引资质量和外资企业效益予以高度关注。
　　“对外商投资的审核，应设三道门槛：规模门槛、环保门槛和信用门槛。特别是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袁晓莉建议。
　　“目前，全区有20多家韩资企业非正常撤资，占全区已开工投产韩资企业总数的2%左右。由于政府相关部门提前介入、措施得当，将各种损失降到了最低。”城阳区宣传科人士介绍说。
　　城阳区目前已经成立了“外资企业清算援助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对企业清算和破产工作的领导，引导企业走正常的清算撤资之路。
　　“这一轮发生在中国经济发达区域的外资转移，或者更严格地说，低端外资项目外迁的现象，从更大的范围看，反映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正在加速的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产业转移浪潮。”知情人士说。
曙光闲话
馒头吃饱了之后
　　潘石屹在他的博客中回忆童年时常做的梦，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捡菜票，捡到菜票后到食堂买馒头吃，醒来后枕头都被口水打湿了。用经济学需求理论解释，这时他对馒头的需求还是处于“基数效应”，吃第一个馒头“效用”最大,但还远远不够，吃两个也不饱，吃到第三个时也许是刚好吃饱。吃到第四个时效用减弱，吃第五个时效用开始呈现出负的，就是撑着了。当吃馒头不再成为他的第一需求时，这时他的需求就开始转为“序数效应”。就是选择性的需求，吃、穿、用等等，究竟先选择哪一个？则有不同的偏好。中国很多地方经济对投资的需求大概也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从最开始的投资饥渴到后来的相对饱和，对资本选择性的需求逐渐显现。在中国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招商引资热浪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目前一些地区出现的外资撤离现象也要全面、历史地看。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自身积累型的，一种是外来投资型的。自身积累型的过程会比较长，速度慢，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种内生型的经济增长。而外来投资型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说来就来了，可以将过程省去。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外来资本就会撤资，对本地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新中国经济增长历史中，前十年可以说是外来投资型的增长，主要是前苏联的大批援建项目，这一时期的外来援建项目为中国打下了初步的现代工业基础，后来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家关系急速恶化，前苏联停止援助，加上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中国经济一度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自我积累时期，到文革期间，我国领导人曾宣布，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当时搞外贸的人士后来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外汇奇缺，出国人员如果想带20美元的话都得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可见中国当时对外汇的稀缺程度。而这种状态也就为后来改革开放出现的招商引资热潮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招商引资，中国很快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来资金的注入也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2007年，仅54个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就达到52840.2亿元，工业增加值达10629亿元，出口创汇1878.9亿美元，实现净利润2733.9亿元。招商引资的效果虽然如此显著，但如果想要保持本地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招商引资层面上。
　　在外来资本大批注入的同时，资金流入国家或地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培养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要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也就是要以外来资金为启动资金，最终形成自身经济实体的增长;二是提高本地区的商业环境，从前期依靠低价土地、廉价劳动力、优惠税收吸引外资，到依靠全面配套的产业链、优势的物流、交通、通讯体系、高素质的劳动力来吸引外资。三是对外资实行有选择的需求，引进真正对提高本地区经济竞争力有意义的资金项目。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做到位，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就有了长远的保证，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也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如果仅是为了政绩指标，靠收地租厂租过日子，为外资跑龙套赚小钱，一旦情况有变，则可能又会重做潘石屹“捡菜票买馒头”的梦魇了。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
延伸阅读
“候鸟企业”的“雁行”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纷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之近年来GDP及招商引资骤然成为评价地方政府业绩的最重要的指标，追求任期内（一般为5年）经济指标好看、政绩数字增长几乎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主管官员的所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在短期内出经济业绩，地方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动用人员和条件、给出各色优惠便利招商引资。由于一定时间内资金的供给相对稳定而众多地方竞相招引，招商引资的难度不断加大。强烈的政绩压力和冲动、相对宽松的行政环境、缺乏足够监督约束的权力、较多的资源掌控支配促使地方政府拉开了一场遍布全国、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招商引资优惠比拼竞赛”。
　　正是因为各地政府为招到商、引到资而竞相“讨好”商资，给出了各种五花八门、或明或暗的优惠政策，且相互攀比、你无我有、你有我多，诱使、驱导投资商投政府、官员之所好，纷纷利用优惠政策进行投资（或实或虚）。而限于国家法规和社会关注，除了那些一次性交易优惠外，对招商引资开出的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有一个期限。
　　因此，相当部分的投资企业就充分享用期限范围内的优惠政策，待优惠政策期结束后又得到异地优惠暗示，就毫不迟疑地纷纷外迁，因为新的优惠收益大于搬迁成本。
　　人们往往都将这类经常忙于“搬迁”的企业称之为“候鸟企业”。
　　这些“候鸟企业”利用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急迫需要，追逐优惠政策、资源而投资设立，待优惠政策期限临近就像候鸟一样迁走，哪里有优惠政策就飞向哪里的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一国要素成本将会相对快速地上升，国际资本也将随之不断转移到其他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某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伴随着产业转移而兴盛或衰退，以及某一国家内部各种产业先后兴盛衰退的“雁行”形态，最佳的例子正是二战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及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竞争力变弱的生产技术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而到了八十年代，在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纷纷转移到中国内地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各国。
　　二十年过去了，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也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在鞋帽、服装、玩具、日用品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很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变成“越南制造”或“柬埔寨制造”。
　　这一轮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的外资转移，或者更严格地说，低端外资项目外迁的现象，从更大的范围看，反映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正在加速的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产业转移浪潮。
来函
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领事姜亨植对本报记者的采访回函
撤离原因不在于中国政策的调整
　　一、韩国官民调查团发表的三点意见及我馆所做的后续工作
　　今年1月底，由韩国产业资源部牵头，并由外交通商部、劳动部、中小企业振兴公团、贸易协会代表组成的官民联合调查组先后在青岛、上海、广州等地调查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情况。之后，于2月19日发表以下三点意见。第一，在青岛总领事馆设立由我馆、大韩投资贸易振兴机构青岛贸易馆、中小企业支援中心的相关人员组成的韩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为准备清算的韩资企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第二，研究对恶意非正常撤离的企业家在韩国给予司法制裁的方案。上述两个措施是为防止非正常撤离现象发生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为陷入困境的企业在经营方面提供帮助，让这些企业能够继续正常经营。比如说，让过去单纯依赖于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把眼光转向中国内销市场，把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中国国内。为此，我们将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并在开拓内销市场方面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2008年2月28日，由我馆牵头、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青岛贸易馆以及韩国中小企业支援中心共同参与的中国首家韩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在我馆成立。
　　韩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成立后，先后与韩资企业密集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地的地方政府进行接触，并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在通过韩企协会等渠道广泛宣传企业清算程序的基础上，该小组先后在威海、烟台举办韩资企业法律政策说明会，以便韩资企业更好掌握和适应政策变化，避免发生非正常撤离现象。
　　截止到目前，韩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共受理约10家左右韩资企业的清算方面的咨询，不过这些企业均没有近期进行实质性清算的想法，而是想提前了解相关程序等内容而已。
　　二、对少数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观点
　　我们认为，在山东省投资的韩资企业大部分经营状况尚属正常。一些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并不单单是韩资企业特有的现象。
　　少数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这些非正常撤离的韩资企业只占整个山东省内10000多家韩资企业数的极少部分。首先，随着最近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过去对外资企业的很多优惠措施逐步取消，比如说出口退税率降低，对限制加工贸易的商品种类数增加，通过企业所得税的修订提高对外资企业的税赋标准等等。其次，不管对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共同适用《劳动合同法》，并开始征收土地使用税，还加强了对环保的要求，这些都提高了企业所承担的负担。同时，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工人工资成本上涨，短时间内公司所承担的负担急剧上升，所以企业感到很大压力。 还有，根据中国的法律，企业要正常清算，一般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在清算过程当中需补缴过去按照惯例没有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按照宽松的标准缴纳的税费，都需一次性补缴，所以本身已经陷入困境的企业很可能不敢轻易选择正常清算的方式。 最后，一小部分企业，守法经营的意识淡薄，企业管理不够严密，甚至存在不合法经营的现象，所以，想清算也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账本及原辅材料账本，还存在购买和使用原辅材料的记录不全等问题。我认为，上述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部分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现象发生。
　　但是我想强调部分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本身。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会发生变化，只有没有好好适应这种变化的企业才会选择撤离。过去，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几次政策调整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国内企业无法与国外的大资本企业相竞争，所以对本国企业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但是现在韩国企业也已经壮大，韩国的经济规模也进入世界12强，并建立了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不可能继续采取这些措施。我认为，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各种政策调整，都是在可以理解的合理范围内进行的。我认为，如果一些没能适应这种调整的韩资企业选择撤离，虽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想更多的韩资企业能够通过提高竞争力来适应这种政策的变化，并继续正常经营和发展。
　　截至2007年底，青岛市累计审批的韩国投资项目数接近1万项，实际投资累计超过110亿美元。而发生非正常撤离现象的企业数为206家，占很小一部分，并集中在工艺品、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企业规模都比较小。
　　三、今后韩国企业对山东投资的前景
　　因为韩国与山东地理位置相近，并有很大的产业互补性，所以今后韩国企业对山东投资将继续增加，但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投资规模上，以中大型企业为主；在投资地区上，逐步将目光转向山东中西部内陆地区；投资领域上，逐步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扩展。
　　双方政府将韩国投资企业向以下领域引导：电子信息及家电、机械设备、化工、食品、纺织服装、生物技术及材料等山东省政府积极推动的六大支柱产业；造船等装备工业；利用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传统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节能降耗产业；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等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山东省希望引进外资的重点领域，也是韩国企业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双方互补性比较强，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结果的领域。
　　（注：因统计来源不同，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提供部分数据与本报记者采访获得数据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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