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是化解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

新技术革命是化解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

赵 刚

        众所周知，世界已经历了四次大的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极大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经济的繁荣。熊彼特（J. A. Shumpeter）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与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后，总结提出：技术创新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周期过程的主要因素。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经济学家们开始对熊彼特的创新―长波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门施（G.. Mensch）和弗里曼（C. Freeman）。门施在《技术的僵局》一书中，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创新高潮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

　　而弗里曼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正相关”，在经过几十年科学技术准备后的长波上升阶段，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导致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和就业，因此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短期财政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支持高技术研究开发方面。

　　无论门施的“逆相关”或弗里曼的“正相关”孰对孰错，技术革命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已是毋庸置疑。当某项起主导作用的技术革新的势头消失，或者起主导作用的潜力发挥殆尽时，经济发展就会趋缓，甚至停滞；当有新的主导技术革命和革新的形势出现时，经济发展才逐步开始回升。换句话说，一次经济危机既宣告了旧的技术革命的谢幕，同时也昭示了新的技术革命的登场，两者既可能一前一后，也可能交叉进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缺乏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支撑，绝非只是金融领域内的问题。金融虽然对现代经济发展不可或缺，但却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能直接创造出价值和物质财富。当2000年信息技术革命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拉力式微时，各国政府就应通过金融工具将资金引向新的领域，推动新的技术革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

　　事实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此次危机也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是这些国家资本流出入管制政策出现失误，实质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中只重视吸引外资和助长泡沫经济的短期资本投入而忽略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和新技术应用，因此在遭受外部金融冲击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立即暴露出来，对经济和社会安全造成了致命威胁。

　　在当前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除了修复存在弊端的金融体制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发动新的技术革命，借此化解扩大的经济危机。对于美国而言，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又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其解决问题的措施必然受世界的关注。在以往，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由三个方面来支撑：军事力量、美元体系和科技创新。如今，金融危机已使美国的美元体系摇摇欲坠，难以发挥原来的力量；尽管仍保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由于受伊拉克战争拖累，美国也难有足够精力连续发动战争，借以转移国内的危机。因此，美国只有依靠其强大的力量推动技术革命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美国发动新的技术革命，必然以解决国内国际存在的基本问题为首要任务。从国内来看，美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由于长期以来维持着过度消费，美国以全球3%的人口消费了全球25%左右的石油以及其它的化石能源，而自身仅能提供所需能源的60%、所需石油的35%，创造财富的能力受到极大约束；从国际来看，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全球变暖超过了恐怖主义、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被认为是未来几年内影响世界的首要问题。因此，能源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必将成为美国推动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

　　当有新的科技革命的苗头出现时，发达国家必然会争先恐后，从而激发技术创新的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为扭转自身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减少甚至撤回投资到国外的资金，并减少劳工输入，这对于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速度。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除了防止本国的金融部门崩溃之外，还应集中力量推动技术创新，并充分发挥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作用，促进国际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推动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产业升级，以此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