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

中华魂杂志 2009年第8期                             吴易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
当前这场从震源地美国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给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很多家庭、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金融资产大幅缩水，债务缠身，失业，无家可归，食不果腹，饥饿，没钱看病就医……。就像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克鲁格曼所说：“千恐万惧一齐来”。据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2009年3月2日发表的美国人睡眠调查报告说，过去几个月内，超过102亿美国人因为经济危机而失眠。据国际卫生组织估计，在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全球患失眠症的多达几亿人。这些数以亿计的被危机带来的痛苦折磨得睡不着觉的人，陷入沉思。他们可能在同一个漫漫长夜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从西方媒体上看到的种种答案中，有两类答案较为典型。一类答案可以称为危机原因简单论，认为当前这场危机只是由于“一个小举措的故障”所引起。另一类答案可以称为危机原因复杂论，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由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所导致。
前者的典型说法是：“美国房地产贷款领域一个小举措的故障转变成一场全球性危机。……所有的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严峻形势：银行遇难、货币疯狂、股市崩溃、消费者失望、失业率飞涨。”（法国《世界报》2008年11月2日）
后者的典型说法是：这场危机共有十大原因：1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危机朝着灾难性结局发展；2以前多次危机的积累效应；3金融机构控制实体经济造成的投机泡沫导致证券市场崩溃；4生产能力提高和不平等加剧；5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融资；6对金融市场放松监管和中央银行作用缺失；7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8粮食危机、价格上涨、环境恶化；9目前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美元只服务于美国利益；10国际金融和银行体系失败、对投资银行监管不力、避税天堂和洗钱。（西班牙《起义报》2009年3月11日）
危机原因简单论准确地把握了这场危机的起因，并概括了危机的若干主要现象，但误以为危机的起因就是危机的根源，因而未能把危机根源的分析引向深入。
危机原因复杂论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并接触到一些实质性问题，但偏重于罗列现象，未能分辨主次，未能区别现象和本质。
在危机原因简单论和危机原因复杂论之间，还存在许许多多的答案。
一、贪婪是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人格化的资产者的本性，追逐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贪婪，特别是金融家的贪婪，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确实，人们看到，正是由于金融家的贪婪，正是由于金融家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让金融精英们进行次贷证券化这类金融创新，设计出像次贷证券这类可以使金融家获取巨额利润的金融衍生产品，但同时制造出了杀伤力极大的重磅定时炸弹。次贷证券这类定时炸弹的爆炸，导致了金融危机，再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公众、媒体、学界以至政界义愤填膺地指责金融家贪婪。例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认为美国银行家是“贪婪犬儒”，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贪婪是“造成当前危机的元凶”，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认为这场危机源于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贪婪，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结束银行家“毫无节制的贪婪”。
确实，人们还看到，当一些濒临破产威胁的巨型金融公司在获得政府巨款救助的同时，照旧滥发高额奖金。200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报上得知华尔街去年危机期间累计发放奖金仍高达184亿美元时，怒斥华尔街巨头“可耻”。3月15日，媒体报道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个亏损大户接受了美国政府1730亿美元的救助款，却决定给高管们发放165亿美元的巨额奖金。消息一披露，全美公众和媒体愤怒，痛斥AIG高管贪婪，痛斥华尔街贪婪。大西洋彼岸的西欧公众也呼应美国公众，一起声讨“金融肥猫”。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气得说不出话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AIG的决定。美国财政部长写信给众议院议长，表示要追回款项。众议院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于4月1日通过限薪法案，限制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公司发放“不合理而且过多”的薪金和奖金。该法案的一位提案人说：“我们不应该付钱给纵火者去扑灭自己放的火，我们也不应该付钱给搞垮自家银行的高管。”
金融家的贪婪在美欧成了众矢之的。就普遍受到谴责的贪婪问题，路透社记者请教专家：“为什么高管们一面解雇员工并求着纳税人救助，一面却仍索要大量的奖金？”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高管们的天性。”（路透社纽约2009年1月30日电）请看，专家们认为贪婪是由高管们的“天性”，即由他们先天具有的自然本性决定的。
问题是，如果“一面解雇工人并求着纳税人救助，一面却仍索要大量奖金”的高管们天性贪婪，那么，在当前的危机中，有的巨型公司的高管们在要求政府救助时，宣布自己放弃奖金；有的高管甚至宣布，在政府救助期间，自己只领取1美元薪金。此前也有过先例。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亏损严重，李·艾科卡到该公司上任时宣布：在公司经营状况好转之前，自己只领取年薪1美元。这又如何用天性解释呢？专家们是否又认为，“不贪婪”可能是这些高管们的天性呢？
可见，用人的天性来解释贪婪，或者认为一部分人的天性贪婪而另一部分人的天性不贪婪，都会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都会使自己的论断与客观事实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贪婪不应用人的本性来解释，而应用资本的本性来说明。贪婪是资本的本性，从而是资本人格化的资产者的本性，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
关于贪婪，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的话颇有几分精彩之处。他说：“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7日）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炒股原则，而是他直率地承认自己贪婪，并且毫不客气地道出他的竞争对手们即资本市场上其他大投机者们都贪婪。区别仅仅在于何时贪婪，何时恐惧。
关于贪婪，《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的一句话也不乏精彩之处。这篇评论说：“是贪婪吗？这是美国之道。”（《华尔街日报》2009年3月16日）贪婪是“美国之道”，意味着贪婪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道，是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道。更一般地，贪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道。
资本的贪婪，只有用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才能得到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贪婪，但从不说抽象的人的天性或本性贪婪，更不从个人道德品质论述贪婪，而是把个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把贪婪看作是资本贪婪。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资产者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贪婪，作为资本这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的资产者必然贪婪。马克思说：“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邓宁《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这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24页）。又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79页）这一规律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正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正是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动力。当前这场危机起因于美国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证券化，而次贷证券化和次贷证券买卖正是为满足金融家们对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贪婪和金融资本人格化的金融寡头的贪婪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在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贫困在不断积累；一方面是资本为追逐剩余价值或利润而推动生产盲目增长，另一方面是贫困不断积累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广大劳动群众的实际购买力大大落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说：“生产资本愈增值，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给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2页）
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
新自由主义是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西方经济思潮。这种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与当时形成的凯恩斯主义思潮互为对立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强烈地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也强烈地震撼了西方经济学界。这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三种经济思潮：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失业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存在“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认为只有进行国家干预才能挽救资本主义；以米塞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反对国家干预，更反对社会主义；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都是市场资本主义，真正的出路在于市场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从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一阶段，大萧条有利于凯恩斯主义而不利于新自由主义，大论战以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成为非主流经济学。第二阶段从70年代起到当前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它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世界上不少国家。第三阶段从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开始。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责，开始走下坡路。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它对滞胀既不能提供理论解释，又不能提出对策。这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新自由主义得以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有很多派别，包括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在英国，影响撒切尔政府的主要是新奥地利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影响里根政府的主要是供给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影响学界和政界的主要是芝加哥学派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中国，影响学界一部分人的主要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明晰论”。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行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里根政府在美国推行非调控化（又译为去管制化、解除监管、放松监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规制等）和经济自由化。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被称为“撒切尔主义”，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大市场和小政府是里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目标。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在1999年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出现。“华盛顿共识”包括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美国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这“三化”，对我国学界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小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依靠市场调节，即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就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此相反，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只靠市场调节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除了市场调节，还必须有政府调节，除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之手，还必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之手，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调节包括对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和对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前者即我们习惯说的宏观调控，与此相对应，后者就可以称为微观调控。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取消或放松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也就是我们的媒体现在常说的取消或放松监管。具体到金融领域，就是取消或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其理论依据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股东的利益，无拘无束的、不受任何政府监管的金融市场会达到最高效率。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政府调控，建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控制金融机构的数量；规定银行资金的流向、流量和使用范围；规定存款利率的上限，禁止高息揽储；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高银行信用；加强美联储管理货币的职能和权力。80年代美国进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改革，对金融业进行非调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监管）：利率逐步自由化，直至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允许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提高存款保险额度，从4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取消对贷款利率的限制，允许自由浮动；取消货币管理机构对利率的控制；降低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率。这些改革实质是逐步实行金融自由化。
可是，实践证明，无拘无束的、不受任何政府调控的金融市场没有达到最高效率，而只是让金融寡头和高管们获得了最高利润和最高酬金。在里根政府以及随后几届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下，金融家为了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不顾后果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和设计金融衍生产品。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一级市场的商业银行不怕任何风险，大胆发放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立即转手将次贷债务卖给二级市场经营次贷证券的金融公司。经营次贷证券的金融公司也不怕任何风险，经过打包，立即转手将次贷证券卖给国内外投资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坐享利润而不承担风险，对金融寡头和高管们来说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设计的最高理想原则。然而，正是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给美国和全球带来了空前的巨大灾难。
金融领域实行非调控化（去管制化，解除监管），就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大大加剧了金融经济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大大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单个经济单位的组织性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因而更加激化。从实体经济领域来说，这一矛盾就是单个企业或公司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归根结底，金融自由化加剧了单个企业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冲突，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金融自由化导致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新。金融投机家巴菲特在2003年就看出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危险，他说：“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新却被美其名为“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导致不受监管的金融业盲目地急速扩张，出现了持续近30年的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
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重建的美国金融体系是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不合理的游戏规则，迫使各国开放金融市场，使金融自由化实现全球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也由此达到了顶峰。
危机爆发后，西方学界、政界、商界和新闻界都有人不同程度地看出这场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
西方学界现在有不少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例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说：“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总能产生好结果的思想是危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上世纪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的口号，但现在‘只有政府才解决问题’。”（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1月3日）曾有“日本的萨克斯”之称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对自己过去信奉新自由主义表示忏悔，他在新作《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中坦言，过去相信资源配置应该尽可能交给“市场”，“国家”应该尽可能回避介入“市场”，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中谷岩忏悔的是，他自己过去过度相信“市场”，现在看来既愚蠢又危险。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说：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
西方政界现在有些政治家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或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例如，英国首相布朗在2009年元旦发表的新年讲话中说：在历史书中，2008年很大程度上将以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被记住，在这一年，“放肆的自由市场理念最终被抛弃”。（中新社伦敦2009年1月1日电）
西方商界现在也有人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分放松监管。例如，有“金融大鳄”之称的绍罗什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分放松监管。他说：“过分放松监管是目前危机的根源。”（法新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3日电）
西方新闻媒体现在也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承认当前的危机“促使很多人质疑自由市场的原则”。一些西方媒体不仅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而且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已告结束。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在经济泡沫的蛊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们的贪婪、普通投资者的盲目、监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泰晤士报》说：“世界各国讨好地对金融机构承诺尽可能减少限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9月20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格林斯潘现在也承认有错了。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为了确定监管体制中的哪些漏洞助长了如今殃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危机”，于2008年10月23日举行听证会。推行新自由主义解除金融监管政策的责任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他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在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的追问下，格林斯潘表示，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还说，“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除了承认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自己有“局部错误”之外，格林斯潘承认了自己信奉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错误。他说：“我误以为，由于涉及其自身利益，组织机构、尤其是银行等部门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以及他们持有的股票”。议员追问：“换句话说，你发现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不正确、不管用。”格林斯潘回答：“的确如此。”他还说：“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所在”。据报道，格林斯潘的发言稿上还有这样的话：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裁员和失业人数大增”。（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0月23日）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遭到广泛痛斥、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在忏悔或不同程度地认错时，国内外仍有一些人在继续鼓吹新自由主义。
在美国，布什是一个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即将卸任时，布什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不得不说在监管方面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但是他仍然在继续顽固地宣传美国式的“民主加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布什说：“为避免这场危机卷土重来，我们在监管方面有必要进行制度性改革。与此同时，我们须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对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承诺。”（美联社戴维营2008年10月18日电）
在国内，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迷恋新自由主义的人通过多种方式主张在我国实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一例是，某报纸在论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上就有“破除管制”的显赫大字。该评论说：“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没有自由”，提出今后30年的主要任务就是破除管制（即解除监管），回归自由。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曾经迷恋于新自由主义的人在分化，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集体失语或保持缄默，但仍有少数人在继续公开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宣传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正如一位学者所批评的：“令人可笑的是，国内却有那么一些食洋不化、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先生或女士们，……仍在喋喋不休地援引着所谓的‘市场化’原则和精神，叫嚷着政府不应该过问和干预”。（《社会科学报》2008年11月13日）
现在，西方国家在危机中进行政府救助本身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美国政府的“救助行动……破坏了华盛顿为世界开出的自由市场处方”。（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29日）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现在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政府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在对若干大银行、大公司实行国有化、再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至少是暂时国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和解除监管，现在西方国家都在恢复和加强监管。简言之，为了摆脱危机，西方国家正在对新自由主义反其道而行之。
长期以来，美国不仅在自己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而且把新自由主义强加于人，强制地要求其他国家也实行新自由主义。布什政府财政部长保尔森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美国不仅已经深陷金融危机而且已经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并且他自己即将下台的时候，还在敦促中国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当前的危机使美国政府强求别国实行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困难。英国《金融时报》说：“华尔街很难再绷着脸说，亚洲政府应当停止干预经济、把工作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完成。”（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30日）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说：“一直以来美国总是对别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但现在再想这么干怕是不行了。”
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潮成为系统的政策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从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到2009年，正好30年。英国《金融时报》为此发表《撒切尔时代的终结》一文，说：随着本周末迎来铁娘子撒切尔入住唐宁街10号30周年的日子，许多英国公众认为，撒切尔主义“30年的实验彻底失败了”。（《金融时报》2009年4月28日）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也说，“世界正处于一个分水岭。这是……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终结，‘把它交给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那已经结束了——画上了句号。”（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29日文章）    （未完待续）
（本文是作者的系列文章《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观察和思考》的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