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二奶呈职业化

　　与初级阶段的“二奶”不同的是，这些职业“二奶”有的自身条件很不错，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不少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婚姻的幻想，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就隐姓埋名，背着父母，甚至背着老公、孩子，活在“大奶”的阴影之下。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刘教授说，职业“二奶”是“二奶”的新形式，如果说最初的“二奶”对同居对象还有一丝婚姻的幻想的话，那么职业“二奶”完全是以肉体作为换取金钱等财物的工具，在性质上有些类似卖淫。

　　谬论1：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今年29岁，中等身材，但很白净、丰满，的确很漂亮，打扮也时尚。她来自贵州一个贫困山区，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有三个弟妹都在读书。阿萍对记者说，家乡比较穷，孩子多，而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因此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小学一毕业，阿萍就辍了学，来到深圳打工。她家里的所有开销几乎全依靠她的打工收入。阿萍说，像她这样一没文化、二没技能的外乡单身女人，在深圳谋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干，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只能拿千儿八百元的。
　　1999年，阿萍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一家发廊做了小姐，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台湾人，是一位业务经理，一个月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呆在大陆。阿萍说，台湾“男朋友”出奇地小气，每个月固定给她3000元，而其在大陆的生活花销几乎全部都由阿萍支付。就这样生活了5个多月，阿萍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卖光了“男朋友”给她买的所有家具与家电，拿到钱后，迅即甩掉第一个“男朋友”。

　　与台湾“男朋友”分手后，阿萍搬到了福田区一小区。在那里，阿萍很快结交上了第二个“男朋友”。这回是个香港人，一名货车司机，出手倒还大方，就是太“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没多久，香港“男朋友”就把性病传给了她。阿萍于是借机同他大吵了一架，从他那里要了一笔治病的钱，离开了他。
　　接着，阿萍又交了她的第三个、第四个“男朋友”。每交一个“男朋友”，阿萍在银行里的存款就往上涨一截。现在阿萍每个月固定向家里寄1000元，剩下的钱她都存了起来。

　　记者采访时，阿萍与其他三个姐妹合租在龙岗某小区的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里，不足20平方米的客厅光线昏暗。三间卧室阿萍、阿倩、阿荣每人一间。

　　阿萍说，刚开始她是为了图个温饱，才让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的。现在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便将来找个好老公，好好成个家。阿萍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人们所说的“二奶”，但她说她与其他“二奶”又有所不同。自己应该属于职业“二奶”———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说，做职业“二奶”，多数是有心计的女人。她们摸清了男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有的职业“二奶”在被包养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男朋友”的家庭情况，并时常以此威胁男人，让男人掏出更多的钱来。

　　谬论2：做“二奶”比上班来钱“容易”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都很好，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月收入3000余元。可她对记者说，深圳的花费高，一套房、一部车起码要八九十万元，就她那点工资，恐怕累死累活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与车了。阿艳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较优裕的家庭，平时不自己做饭，非名牌不穿。她择偶的目光一直是盯着国外的。

　　工作中，她认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经理———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平时工作中，他给阿艳不少特殊关照。就这样，阿艳辞了工，很自然地搬到顶头上司那套豪华住房里，做起了职业“二奶”。阿艳说，她不会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

　　经理的老婆还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到深圳同经理大闹，但经理态度也很强硬。经理的老婆一看管不住经理，转而将经理的钱包看得死死的，到现在，经理的工资卡还在他老婆手上。记者问阿艳，经理不能支配自己的工资，拿什么养你。阿艳说，一方面经理有一些工资外的收入，另一方面经理兼了职，收入很可观。这部分收入由阿艳全部掌握着。阿艳还很自信地告诉记者，她与经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两人在一起生活也这么久了，各取所需吧，现在谁都离不开谁了。

　　阿月是兼职“二奶”。她在罗湖、福田两个不同的小区有两个不同的家：一个是与她“男朋友”的，另一个是与她老公和孩子的。因为有两个家，阿月同时要扮演多种角色：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二奶”。
　　
　　阿月27岁，老家浙江。阿月说，丈夫是一个不争气的人。看到邻居一个个富裕起来，阿月很着急，想同丈夫离了，但又不想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中。2004年，阿月来到深圳，应聘某酒店的服务员，没想到酒店的经理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人，让她做他的“二奶”。阿月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又回到了浙江。令阿月万万没想到的是，她一回到浙江，香港男子就寄来了3000元，说是给她的生活费。阿月说，当时他们之间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二个月该男子又寄来3500元，说是多寄的500元是让阿月给亲戚朋友买月饼。香港男子的“体贴”“大方”，令阿月很感动。

　　阿月还是回到了深圳。香港男子很快在市中心给她租了一套房子，并给她配齐了所有的家电。阿月瞒着丈夫同香港男子住在了一起。香港男子每月给阿月3500元的生活费，阿月每个月给丈夫寄去1500元。
　　
　　阿月说，刚开始，丈夫不知道自己在外边做了什么，直到去年丈夫来深圳看她时，才知道她兼职做起了别人的“二奶”！丈夫接受不了。阿月于是就威胁说，要同他离婚，慢慢地丈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现在，阿月的丈夫在关外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尽管不高，但他们夫妻两个毕竟可以经常在一起。每个月除了“男朋友”来大陆的那几天之外，阿月的其余时间同丈夫和孩子在一起。阿月说，“男朋友”愿意花钱养她，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让她在外面再有其他的男人。阿月说，她必须时时小心，不让“男朋友”知道她的事。

　　阿月打算赚足钱，同丈夫和孩子一起回浙江，盖一幢大房子，再开一个小店，要在乡亲们面前挺起腰杆来。

　　谬论4：要在“朋友”身上夺回损失

　　阿蓉是四川人，今年36岁，身边带着一个与前夫生的12岁的儿子，因为前夫赌博，败光了她辛辛苦苦挣下的20万元，她没办法，只好离婚。

　　阿蓉与她“朋友”在一起已经有8年时间了。阿蓉说，“朋友”有老婆，但他老婆因为生孩子的原因，不能再过夫妻生活了。“朋友”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没有女人怎么行？每次看到“朋友”极力忍受的样子，“朋友”的老婆很是心疼，于是“朋友”的老婆劝“朋友”到大陆再找一个。就这样，阿蓉与她的“朋友”走到了一起。阿蓉说，他们三人订了协议，阿蓉不干涉他们的夫妻生活，不要求名份，“朋友”负责他们母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