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下） - 《北京文学》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下）
“是不是12年更有感情?那你为什么一直骗我说,要和我结婚?她可怜,我就不可怜?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女儿,分分钟你可以跑掉。干脆你每月说好数,给我一笔钱,我将囡囡带回家读书。”
“我不会让你走,不会让你们走,我们不要分开……”香港佬痛苦地自言自语。两人吵了2个小时,阿金终于疲累难支,进卧房睡去了。香港佬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一份保证书。这份保证书,事后阿金请我复印了两份。她给了我一份,说看上去我像一个文化人,留给我,说不定我可能写写姐妹们的孤苦。保证书说:
“本人在始(此)保证日后有生之年,无论发生怎样(的事),务必一生一世照顾心中重要爱人及爱女,天长地久,此至(志)不喻(渝),天地为证,立始(此)为句(据)。
翌日早晨6时30分,睡在厅房沙发上的香港佬醒过来,敲敲阿金的房门,他要出车了。阿金看了看保证书,凄然一笑,将抢来的腰包还给了他。她是善良的。同村一个小姐妹逼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娶他,差不多把香港人逼到神经崩溃几乎撞车的程度。阿金送他出车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他会回来的。不是因为良心,而是害怕。
三天后,香港佬再次回来了,交了三个月房租,几天后又给了阿金8000元“卖身钱”。阿金还了5000元债,寄了2000元给父亲作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的抚养费,剩下1000元,母女俩苦撑时日。她仍在等,与其说等的是男人,不如说是男人的钱。
阿金也筹谋回家,向妹妹借3万元钱,到家乡买一辆三轮摩托车,租给别人去开,一个月可收1000元钱,在老家那地方,也够母子三人的开销了。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回家的。家乡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都是早上不见晚上见的乡里乡亲,她离了婚,扔下一个儿子游魂一样走到外面,突然间又拖个女儿回去,怎么有脸见人?除了一个私生女,她一无所有,这就是在深圳打工8年、当4年二奶的唯一的成绩?但是,留下来的话,明天究竟会怎样?
阿金已经不想那么多了,她对我说:过一天算一天,管他明天做啥子嘛!
10.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三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走吧,毕竟和他有三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温柔的陷阱,根本没有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
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买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我天天在村里晃,和他混了个脸熟。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作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
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行差踏错?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
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
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就出门闯荡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只要有一点钱就寄回家,是个很孝顺的女孩。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
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指出打工群体的进步:八十年代求“生存”,九十年代求“发展”。据我接触到的实际,在九十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力竞争剧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
经过半个月的奔波,阿妹的松糕鞋底被削去薄薄一层后,工作还没找到,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给她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
老头60多岁,在香港开运输公司,是个老板级人物,很有些钱。笑起来的时候,脸像一朵璀璨的秋菊。
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老?见面的时候,阿妹吓得缩头缩脑地拼命往后缩。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已不是处女,又没有钱,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
阿妹口袋里只剩50元钱,留下来交不起房租,回家连路费都不够,钱包瘪意志也就不够坚强,只好点头同意。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心急火缭的,花了半个小时就吃完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下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大型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商店把货品送到家中,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
鬼才愿意跟他上床?阿妹心中打着鼓,坐在新买的沙发上,磨蹭着。
老头唤她去冲凉,她嘴里应着,手脚没挪动。唤了三次,她才进洗手间。
老头性子急,阿妹一出来,就搂着她,阿妹坚决不允。
他问:“为什么?”
阿妹摇摇头说:“没什么。”
“你不开心?”老头盯着阿妹的脸,想从那张光洁明净的脸上找寻答案。
“我哪里不开心?”阿妹强作笑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地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眼睛。
等老头的呼噜声山呼海啸,阿妹却了无睡意。她心中好乱,好烦。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往哪里去?身上的钱连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想跟她过日子,要不,为什么为她置办这么多家当?
次日早晨,老头7时30分就起了床,心情极好地拉着阿妹去饮茶。吃过大碟小盏之后,他又带阿妹去罗湖逛。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件40元的短袖上衣给阿妹,阿妹穿得好看,又买了一件同式样的不同颜色的上衣给她。见她手腕上空落落的,慷慨地替她买了一块百把元的手表。
中午,两人在外面吃西餐。老头叉起一块牛排,望着她问:“你会不会煮饭?”
“不会。”阿妹说。
老头也不恼,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教你!”
第三天,老头去香港打理公司业务,七八天之后才回来。他给阿妹带了一对金耳环,一只18K蓝宝石戒指,还掏了500元给阿妹零用。阿妹的眼前,金光闪烁,蓝宝石折射出的光芒如梦似幻,她的心醉了。但睡觉时,阿妹早早地上床装睡,老头轻声唤了她几声,她假装没听见。老头给她脱衣服,要她裸睡,阿妹不干。老头继续剥阿妹的衣衫,阿妹就说:“干什么,我不喜欢的呀!”
老头没出声,过了好久,黑暗中传来他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为你好,穿胸罩睡容易患上乳癌。”
这个夜晚终于熬了过去,早晨老头一回香港,阿妹就痛下决心,等老头下次回来,就与他摊牌。
过了5天,老头一回到出租屋,阿妹就告诉他,口气生硬而坚决,自己想回家想父母,一人在外不太习惯。老头盯着她的眼睛看,尽管很惋惜,很留恋,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并没有多说什么,只道是覆水难收,等阿妹讲完,又给了阿妹800元港币,并祝她一路上走好。
拎着行囊走在大街上,街上车来人往,流向四面八方,阿妹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泪水缓缓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阿妹从城市的南端到了北端,在笋岗一带找了一家十元旅店住下。一个星期后,她到一位同乡家参加聚会,碰到鞋匠小于的胞兄大林,鞋匠大林问她最近忙什么?她说什么也不忙,正在找工作。
过了几天,鞋匠大林就给阿妹介绍了一位香港“老公”。
这次“相亲”是在大林住所附近的村口马路边。在熙攘的集市与嘈杂的人群中,阿妹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向她走来,他五官端正,身材不高,有些偏瘦。
阿妹又想往后退,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大林悄悄附在阿妹耳边说:“暂时跟着他吧,有好的我会帮你介绍。”
香港男人自我介绍叫阿德。阿妹听不懂粤语,男人只得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和她交流。在酒楼喝完茶后,阿妹被阿德带往他在村中租住的单元房。
阿德的二房一厅中,所有的电器与家具一应俱全。阿德抢先一步冲进里屋,将零乱的床铺稍作整理,叠好被子,这才带阿妹进屋看看。看得出来,这里长久无人收拾,空气中弥漫着单身男人杂乱不堪的气息。
后来,阿妹才知道,就在这套出租屋里,阿德原先包过一位女仔三年,两人去年因故分手。
翌日清晨,阿德6时30分就出门过香港去了。临走前,将房门钥匙交给了阿妹。阿妹早早起床收拾房间,将家具擦了一遍又一遍,洗了地板和所有的衣物,然后,打开电视机开始看电视。
经历了太多的艰辛,阿妹有种强烈的依赖感。她凝视着桌上相框里阿德的彩色照片出神地想,唉,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是,这个男人靠得住吗?会对自己好吗?
那年,阿妹才16岁。她心安理得,吃穿不愁,还有些富余寄回老家,打电话说“工作”蛮轻快,也有钱赚,就这样过了三年。
16岁的女孩子,经历三年的“婚姻生活”后,少女时代的所有的人生设计和生活梦想都已经改变。阿妹觉得阿德人好,这辈子跟定了他,与他长久地过下去。不料,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阿德生意走下坡路,开始入不敷出,每月不再给3000元家用,只是一次给100元或200元,而且非要阿妹没有钱吃饭才给个一两百元。去年春节以来,阿妹只给父母寄过1500元。
慢慢地,阿妹对这个没落的男人有了怀疑和抵触情绪。徐志摩会对他所追慕的女人说:许我一个未来吧!阿妹不会说此类充满诗情画意的话,随着身心长大,她知道阿德不会给她未来,她的未来即便是梦,也是破碎的,她知道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一点安排。
说到底,维持“大爷”与“二奶”关系“正常”的纽带是金钱。自去年初开始,阿妹心生绝望,对阿德的抱怨开始升级,两人关系一日不如一日。
当阿妹对没有钱的前景心生恐慌,便谋求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也还是找张长期饭票的意思。她一次又一次逼着阿德给她一个“名分”,阿德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因为香港老婆不同意离婚。阿妹第一次指责他没有责任心。
阿德自以为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立即反问道:“你要怎么样才算责任心?”
阿妹理直气壮:“你根本不会为我考虑!”
“你要我怎么考虑?”阿德无力地进行反驳,仅问了一句,然后,沉默不语。
阿妹自身也惶惑得很:“我怎么办?你就不会为我的将来考虑一下?”
“你叫我怎么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钱?”
“你有钱也只会拿去赌,不会为我考虑。”经过这些年的共同生活,她找准了这个男人的致命伤。
“不相信算了!”阿德觉得很委屈。
吵得最凶的那次,只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竟发展到大打出手。连阿妹都纳闷,原先这点小事是不会这么容易吵架的啊!现在似乎很难相处。阿德很失望:“你别乱搞,搞得我去香港再也不回来了!”
“谁稀罕你理我!不回来就算了!”她操起一只玻璃杯就往25英寸的康佳彩电上砸去,杯子破了,屏幕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
阿德从梳妆台上拎起阿妹的化妆盒和化妆品,统统砸到地上,满地都流溢着护肤奶液的黏稠液体。
阿妹哇地一声哭出来。阿德也带着哭腔诉苦:“你不要在我面前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我更可怜,我混到今年46岁了,竟然一穷二白,我还想大哭一场呢!”
阿德说完,草草地拣了几件换洗衣物,站在门口回头望了望室内,带着几分伤感和留恋,出门过了界河。
阿德走的时候,阿妹身上只有100元钱。
阿妹脸色惨白,呆呆地望着刚刚关上的房门,听着阿德在楼梯间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的勇气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绝望的恐惧。她害怕在孤立无助中被痛苦湮没,哭声一串串地从她的喉咙中撕扯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阿德没有音讯,房租的期限又到了。等讨厌的房东催租催了三次后,阿妹不得不拨通阿德的手机。
“你想怎么样?要想跟我分手,就说声算了,想不分手就赶快来帮交租。”阿妹一听见阿德的声音,情绪又开始不稳定起来,声调忽高忽低。
“好!”阿德只说了这么一句。“好”是什么意思?是要分手还是要交租?阿妹听了心中直打鼓。她吵归吵,真的要离开阿德,不仅要离开这个尚能温饱、不用劳累的环境,还要斩断那种对阿德类似亲情的依赖感。
第二天,阿德就回到了深圳,不敢回到阿妹身边,只在家对面的美容美发中心落脚。美容中心的老板是他同乡,免费给他提供一张美容床。在香港,因为他“包二奶”早已闹得沸反盈天,家早已不是宁静的港湾,他也不愿意在香港居住。他找朋友给阿妹代交了房租,自己在美容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星期,躺得骨头也酸,气也消了,就怀念起阿妹的种种好处来,于是,决定回家。
当晚7时,阿德敲开了“金屋藏娇”的门,喝完阿妹煲的龙骨海带汤后,将阿妹揽在怀里。两个人重修旧好,好不亲热。
阿德小心翼翼地探问阿妹,这么多天有什么打算?
阿妹迟疑地吐出一句话:“我想再和你待一年,明年20岁了,然后回家开个店。”
阿德许久没有说话,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分手是迟早的事,或者说分手是最好的结局。想到曾经爱过的人,将要天各一方,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便问:“你有什么要求?”
“你说呢?”阿妹将包袱踢给阿德。
“是不是需要钱?”这是“包下”少女青春的男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阿妹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是啊,老公,你给我多少?”
“你要多少?”阿德的声音好虚弱,像个患了重感冒的人。
“你的意思是,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阿妹双眼放亮,充满了热望。
“我给你1万元港币吧!我已经破产了,除了那辆货柜车。”阿德的神情变得过分严肃,“你会突然明白,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假如你愿意挨穷,就跟我一起过,不要大吵大闹,如果你想离开,我给你1万元去家乡开个美发店……”
阿妹眼前一片雾霭沉沉,心里一阵阵发冷。
阿妹的故事,是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说完的。讲完自己的难处,阿妹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我两眼茫茫,开不出任何药方。
11.变异世界里纷乱如麻
我潜在××村卧底近两个月,多方调查过二奶的结局。总体上来说,她们的结局不外乎以下几种:升格为大婆,这在多数女人看来是比较幸福的结局(如阿春的好友佳佳),不过这种“幸福”的情况只有1例;绝大多数是维持晦暗未明的没有结局的结局(如阿婷、阿洁、阿金、阿银、阿月、阿妹)。这期间又有相对平稳与“战争”不断两种态势。自我脱离,回老家嫁人或是留深重新生活(如阿艳)。还有两种令人齿寒的结局: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吸毒。
二奶吸毒的例子,在××村始终没有发现,听说别的村屋里有。我结识了一位因做二奶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女子,是美容院的美容师提供给我的。虽然,我曾在精神病院作过隐形采访,多次接触过精神病患者,但是,当我在一间出租屋见到小妮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妮静静地坐在一间又脏又乱的房子里,房子仅有6平方米左右,一地的纸屑,空气中漂浮着她服用的抗忧郁症的药物所散发出的气味。小妮患病后,曾被送回家乡。治疗稍好转后,小妮又跑回了深圳。如今,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哥哥都在宝安第71区打工,小妮随他们一同生活,她的房间是三房一厅房中最小的一间,哥哥嫂子住一间,两个妹妹占一间。
透过特别安装的铁门望去,小妮一脸平静地坐在床头,未经梳理的短发在头顶好似要爆炸开一般。她的手中拎着一根红毛线,不停地缠绕着,脸色白皙如纸。自从三年前发病先后三次住院以来,她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发病,因没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两个妹妹和哥嫂只得将她安置在家中。
也许是发现我探寻的目光,小妮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动静,旋即,又复归安宁。对于可怜的小妮来说,随着精神病魔的入侵,先前无论是真情还是嬉玩,无论是等待还是承诺,都已经失去了人间意义。
小妮妹妹交给我三本厚厚的病历本。这是小妮在深圳市康宁医院(精神病院)先后三次住院的病历。
姓名:唐小妮。出身:农民。性别:女。文化程度:小学四年。年龄:22岁。永久住址:陕西省镇巴县某某乡某某村。籍贯:陕西省。临时住址:宝安71区某栋某室。职业:无。入院日期:1998年11月30日中午12时。婚姻:未婚。病史供给者:小妮哥哥。主诉:急起失眠,话多6天,加重言语零乱2日。
现在症:患者一直对香港男友不满意,嫌对方年纪大又无钱。特别是一月前患者听到香港一男子包养二奶致妻儿自杀的报道,更是感触颇多。11月22日因小事与男友吵架后即出现失眠,几乎整晚不睡觉,话多,喜找朋友聊天。有时,在公共汽车上也对陌生人讲个不停,内容多为诉说自己与男友在一起是为生活所迫,以及对包二奶现象的诸多不满。还有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与要好男友在一起的美好情景。以及父母、兄弟姐妹间的事情。家人打断她的话题即发脾气。生活尚自理,现食饭少,每天只吃几口饭。昨晚,突然对哥哥讲看到书上写“变态”两字,觉得整个房子都变了,称听到死去的母亲讲话,母亲叫她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并称她要天下雨天就会下雨,她要花开花就一定会开。今日家人将其骗来我院门诊,以“反应性精神障碍”收入院。
既往史: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昏迷抽搐史,无中毒或长期服用成瘾药物史,无重大躯体疾患,无药物过敏及手术史。
个人史:兄弟姊妹5人,行三。适龄上学,成绩一般,因家境不好读至小学4年即在家务农。1992年来深打工,一年后认识现在的香港男友,之后未再做工。病前性格偏外向,开朗,不嗜烟酒。
家族史:否认父母两系三代有精神病及其它遗传病史。
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偏执型)。
谈到姐姐患上精神疾病,小妮的大妹泣不成声:“这一切,都是那个老不死的香港佬害的,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找不到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小妮是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借助美容师和小妮两个妹妹的帮助,一个二奶的悲情故事穿过时光隧道,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小妮穿越西北高原,来到阳光炽烈的深圳宝安区某工厂打工,一年跳槽到一家小酒楼当服务生。刚刚脱离了工厂那嘈杂的环境,在酒楼装潢一新的环境里,小妮心情极好,就连端盘子也是笑眯眯的,惹人怜爱。
那天,三个香港老头北上逛深圳,在小妮的酒楼落座。小妮殷勤地递茶送水,十分周到。就在小妮刚刚端上一盘干锅烧鸡时,一只瘦骨嶙峋、硬得像僵尸的手,攫住了小妮丰润的手臂:“女仔,你叫什么名字?一个月拿多少钱?”他年已七十好几,脸上布满了皱纹,稀稀拉拉灰白的头发,让人想起被拔去了毛的家禽。
“600元包吃包住。”小妮满心喜悦,甚至有些骄傲地宣告。脱离了每月只有400元工薪和十几个人抢占一个冲凉房的工厂生活,对当前这份工作,小妮很珍惜。
“哈,哈,哈……”三个香港老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笑得小妮心慌慌的。她知道香港与内地的生活差距,但仍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只是原先的矜持,换成了带点无奈的礼貌性的笑容。
“拣这个,这个很嫩……”另外两个老头猥亵地笑了起来。
买单的时候,瘦高个老头叫住小妮,给了小妮一个电话:“女仔,你好靓,人又年轻,勿使(不用)这么辛苦。这样,需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小妮拿着烟盒上留下的手机号码,愣愣地点了点头。
早在1998年初,小妮已有了心上人。他叫小龙。两人曾在宝安区同一家工厂打工。小妮去酒楼做服务生后,小龙也离开了工厂,被一家地产管理公司应聘为保安人员。
像所有的打工情侣一样,两人热爱这个新兴的城市,也渴望通过他们的辛劳,能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在这个城市的一隅定格。
南国杜鹃花灿烂的季节。一个雨后的傍晚,拿到薪水的小龙请小妮去吃麦当劳。在小龙的眼中,小妮永远是个孩子,她无数次地向往麦当劳的薯条与冰淇淋。
小龙的口袋里,还有送给小妮的一枚纯金戒指。
就在人民南路路口,落着微雨的柏油路面闪烁着灯光的异彩,大街上车辆有如游龙,即使在雨天仍然不肯减速。小龙站在路口,心中一遍遍地想着怎么跟小妮表白爱情。当他抬起头来,看见小妮从马路对面款款走出,一柄艳红的雨伞,清丽而瘦削的脸,看一眼令人心疼。小龙兴冲冲地迎了上去。
那个雨夜,伴随着一位女孩撕心裂肺的惊呼,一辆超速行驶的吉普车轻易地将一对打工情侣梦想的翅膀碾断。吉普车制造了一起车祸,小龙的右腿被生生截断。鲜血在雨地上汩汩奔流,肆意飞溅。没有人注意,一只纯金戒指从男孩的裤兜里滑落到地上,戒指包软软的,落在地上悄无声息。
小妮不知道,小龙是准备向她诉说求婚宣言的:我们在深圳再干三年,就回家结婚过日子,一同到老。这样简扑而深情的一句话,在此之后,断腿的小龙不会也不可能再说出口了。
那个夜晚,小妮到处筹钱给小龙截肢。她的朋友不多,借到的钱款又十分有限。她忽然想到了那个香港老头。
这之前,香港老头曾经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每次电话,小妮都装聋作哑笑着拒绝了他的“建议”。
小妮含着泪水求助于香港老头,没想到,香港老头恰巧过境在罗湖口岸饮茶,比想像中还要爽快,听说小妮的哥哥出了事,需要用钱截肢,时间长了命都保不住,不到3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二话不说,替小妮交了4000元的手术费用。
那个夜晚,小妮被香港老头带进了一家酒店的包房。小妮知道,这是为了小龙必须付出的代价。况且在她看来,为了小龙,她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站在小妮身后,香港老头深深地嗅着她头发上散发出的淡雅香气,看到她水蜜桃一般的皮肤,颈脖和面颊上纤柔的绒毛……
不到一个礼拜,香港老头在罗湖的一个都市里的村庄,安下了一处居室,小妮也就成了香港老头笼中的一只金丝雀。
一个月后,小妮将出院后的小龙安排在邻村的一套出租屋里,还找了一位50岁的老妇人做钟点工,帮忙照顾小龙。香港老头一个月给她4000元钱,支付她住房的房租。她是这样开销这4000元钱的:支付小龙房费800元,钟点工300元,小龙每月生活费用1000元,她省吃俭用多少能存上一点钱。
随着小龙一天天康复,小妮渐渐稳定了情绪,开始冷静地思考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她祈祷小龙早日康复,将小龙送回他的家乡,自己瞒着小龙继续在深圳让人包养,至少租房和请钟点工的钱是省下来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回到家乡,两人一起开间小小的杂货铺,她想,这样也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
可是,小龙继右腿被截肢之后,右腿神经系统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换肢痛症。这种噬咬神经的痛楚,是将那天晚上飞车碾腿的一刹那巨痛永久地烙印在心里,再一遍遍地经典回放,痛楚就如此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年轻的小龙。
一天24小时的早痛晚痛,那种撕扯神经的疼痛无时不在,更无从逃避。小龙多次想自杀,每次都因为小妮的眼泪与欢颜而放弃。大量的药品与日常开销,需要不少的钱,小妮却都能拿得出来,这让小龙很是迷惑。
一日下午,小妮照料完小龙后回到出租屋,打扫收拾房间,准备香港老人回来过夜。
突然,有人猛烈地捶门,像是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小妮贴近门上猫眼洞口,从里边向外探望。出租屋的水泥台阶上,站着架起拐杖的小龙,正在猛烈地用手捶门。
“他在哪?”小龙一进门就问。
小妮知道小龙找的是谁,低垂着头,坦白地说:“在香港。”
“你,你真的不是东西……”小龙沉着脸,架着拐杖围着小妮艰难地走了一圈。
小妮无言难对满脸羞,呆呆地跌坐在沙发椅里,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具干缩的木乃伊。
“你这个婊子,不要脸的骚精,天哪!我实在忍受不了呀……”小龙举起拐杖,恨不得一棍下去结束小妮的性命。
小妮蓦地从沙发椅中弹了起来,两臂使劲乱挥,大声嚷嚷着:“你,你好,你真行,汽车跑了,你躺在地上,我哪有钱啊?我就是那天晚上才叩的这个香港老头的嘛,他还给你出了4000元钱呢?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钱哪……”
“我要回家了!”一阵宣泄过后,小龙就像暴雨洗过的天空,显得异常平静。
小妮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在这场令小妮无法言说的三角戏中,只有小龙让她心疼,牵肠挂肚。
“你不许走!”小妮急了。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看着属于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床,我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从他那儿骗来的钱!”暴风雨再次猛袭过来,小龙像是要随时扑上去的样子。
小妮让步了:“等着我,等我从他那儿搞点钱来,我们一同回家……”
“绝不可能!”小龙拖长声音说。然后,头也不回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小妮突发“反应性精神病”,首次入住康宁医院。但是,像是要逃避什么,此后,无论如何发病,她都绝口不提小龙的名字。
12.追问男人
采访二奶是艰难的,访问二奶背后的男人难上加难。
我所卧底的这个村里二奶们的“老公”,80%是货柜车司机,百分之百的港人。他们除了一般港人爱面子、虚荣心重,很难对外人敞开心扉外,更重要的是,包养二奶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没有谁会对外广播个人风流史。
在长达两个月的隐性采访中,我努力地与二奶们厮混,也尝试着和她们背后的男人交往。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费尽心机,我仍然很少跟他们打上交道。一则因为他们在“行宫”、“外室”的时间原本不多,大多如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二则是二奶们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暂时光,钟意两人世界,我也不便过多打扰。事实上,我和他们交流的时间以及程度都相当有限。
所幸的是,60天中,我还是结识了阿妹的男人阿松和阿艳的男人王瑶。在与二奶们的交往中,我也或多或少地打听到她们另一半的零星信息。我试图归纳出他们的一些真实心态,供读者朋友参考:
一、寻求的是性,但又不仅仅是性,也为了另一种结果。
由于几千年中国男子纳妾留下来的恶习,中国人跟西欧人在性心理上截然不同。在性关系方面,法国男人追寻的是性快乐,一夜情的刺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中国男人一直以婚姻为本,以家庭为本,多数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即便是在外有了女人,也尽力将这个女人弄得跟老婆差不多,在外的那个窝也力求弄得像家中一样完美。
一般说来,这样的男人可以将性、婚姻与爱分开,所以,包养二奶对于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自责、难堪和负担。
据我了解,村中包养二奶的港人在香港的婚姻大多一般,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二奶是“苍蝇”的话,也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吧。幸福美满的婚姻中,男人大多不会想到包养二奶。再说,一对夫妻结合十多年,不少人的感情日渐平淡,这时,想换口味的港人便开始盯上了内地女孩子。
二、寻找的是“红颜知己”,港人眼中的二奶,大多温顺、贤良与宽容。
在村中,我曾见到过两三个美艳动人的女子,听说她们曾经做过“鸡”,也许是有了体验和比较的缘故吧,她们的二奶生涯并不久长。她们也许觉得由固定一个男人包养不如自己“单干”能够迅速致富,很快便搬迁走了。说实话,大多数二奶的姿色为中上水平。当然,也有长相庸常之辈,如阿灿。
由于个体男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对二奶的外貌与体形、肤色要求不一。港人对二奶们在“软件”上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但是,她们是不是真的温顺与能干?这就像自己的鞋合不合脚,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港人很能干,但也很脆弱。频繁往来粤港两地的货柜车司机,在人地生疏的深圳或者珠三角等地,辛劳之余,打拼之中,希望“红颜知己”在他们单调繁重的生活杯子里加一点浪漫的咖啡,得到女人的关爱、疼痛、慰藉。
三、为了验证自己的财力与精力。
对于那些包养二奶的港客来说,人届中年一觉醒来后,青春早已不再。当深港两地交流愈加顺畅,当他们开车长期往返,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内地女孩身上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他们手中的钱竟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鲜活的东西,那是已经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某些东西:男人的尊严、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
四、对生命暮年的恐惧。
在村中,这样的景致是屡见不鲜的,年届七旬的老人搂着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散步,老人的牙早掉光了,步履蹒跚,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还听闻一位78岁的老人,拿着香港子女所给的养老费用,跑到这个村子包养了一位二奶,把有病的发妻扔在香港不管不顾。
对于这类老人来说,他们对暮年晚景心存恐惧。他们通过与年轻女性身心的交往,努力寻找已经逝去的岁月。在人生黄昏中,老树缠嫩枝,奋力挣扎一回。
可悲的是,在深圳,许多女孩子从来就不和爷爷或者父亲外出散步、逛街、消费,因为,她们害怕世俗的眼光把父女、爷孙的天伦之乐误认为是“老少恋”!
13.追问女人
3月8日,新世纪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傍晚6时30分,我躺在阿妹家沙发上闲聊,准备一同去她家楼下的鸡煲店吃饭,过“妇女节”。忽然,她家门铃响了,阿妹趴到阳台上往下看,喜鹊般喳喳叫,告诉我她“老公”阿松回来了。
我像以往一样起身告辞,阿妹拽着我的手,邀我与他俩共进晚餐。这个阿松,衣冠不整,看上去有四十三四岁,瘦得仿佛三根丝线就能吊上天,热情好客,听阿妹扯谎说我是她的老乡,就约我去潮州食馆吃饭。
他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人也善谈,就在番薯粥的清香和我的“引导”下,他毫不掩饰地吐出他的悲哀身世———
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原来不是干司机这一行的。1970年,我去一家珠宝行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我一人出来单干,打理一家小小的珠宝铺,招了五六位工人,生意还算不错。5年后,一个学徒失手将别人的翡翠弄破了,我被人告上法庭,赔付对方30多万。我一气之下,将珠宝铺当了,在家中歇了3年。那时,有个朋友是开货柜车的,常往来大陆与香港之间,深圳特区刚刚开放口岸,货柜车的生意好做。在朋友的鼓动下,我就转了行。
我在一家运输公司干了三年,之后花了26万多港币,买了一辆二手货柜车。因为挂的是香港牌,不能过境,接的单就很少。不是我不想过境,而是手续太过繁琐。一个香港的货柜车要想省钱过境,有一个办法,就是挂湖北、湖南等内地运输公司的车牌。一个过境车牌15万,可以包你5年自由出入边境。但是,每月还要交证件费等费用一共8000元。你想想,世道这么艰难,我每个月只赚万把块钱,何时才能收得回这笔钱?我只得将车停在香港,根本不敢开到这边来。
生意不好,老婆也跟我离心离德,已经分居多年。我干脆住在深圳,图个清静。现在,每天早晨从村口打车去罗湖口岸要花25元人民币,再花33港币买香港地铁票,每天一个来回就要100多元,每月是3000多元,再加上租房900元,几样加在一起,已是4000多元。假如租住香港元朗一带的便宜房子,就租我家那么大的一室一厅吧,起码也要4000元港币。两者相比较,虽然看起来一样,但香港动一动就要花钱,尤其是老朋友总叫我去赌马或赌波(赌足球),我都怕了,就过来深圳生活。
在深圳生活,我发现,这里的女孩子真多啊!物以稀为贵,女人多了不值钱。我几个同事先后在这边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我在深圳过的是单身生活,不想找伴,离婚、结婚很麻烦。但是,总有人不停地给我作介绍。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就同意!
二奶现象,香港也有啊!就是在美国也有,都没有这边这样集中,这么多而奇特。香港人说,香港拣垃圾的人都在这里包二奶啦!
住我隔壁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阿妹跟你说过没有?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都赚不到。假如她赚得到这些钱,我倒愿意每月贴她200元。前几天,她跟阿妹说,想跟香港老人生孩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她也不想一想,他已经60多岁了,万一不测,她和小孩怎么办?现在干什么都要钱哪!这些内地女孩子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说到危机感,我就生阿妹的气!送她两次去学电脑,交了几百元,她一点都学不进去。她说要去学美容,学费要5000多元,我又没有多余的钱。
“骗子!”就在阿松像个女人一般唠叨许久之后,阿妹突然凑近我耳边嘟囔着说:“他有钱赌马每月花几千元,怎么就没钱让我学美容?说来说去,对我没有责任感。”
阿妹这后一句有意提高音量,让阿松听见。阿松听了,脸色有些不自然,只顾讪讪地笑,埋头吃素,稍后,继续跟我聊天———
阿妹总叫我给她一个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还有什么未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赚到钱,一切都是空的,我能许诺什么?
“虚伪!”阿妹又附在我的耳边骂了一句,扭动着肥硕的屁股,上肢一摇一摇地上洗手间了。她一离开,阿松口气也大起来:“不走,即便跟着我挨穷,我也总归不会亏待她。她要走,我也不拦她。我是不会赶她走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我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说丢就丢,但是,责任心是要以金钱为基础的。不管怎么说,对阿妹来说,需要改变,她太懒了……”
“什么?”阿妹从洗手间出来,阿松将话题引向我:“有空再聊吧?你现在做哪行?”
他猜测我打了一份正常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当我有鼻子有眼地诉说被人“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后,他惊讶莫名地说:“没想到,像你这种素质的人,都被人包养过,唉,深圳的好女孩子真是不多了!”
14.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
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正在实施中。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我卧底××村的日子里,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4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作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意味。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
我隐居村中,关闭手机。我害怕接报社打来的电话时稍有闪失就可能暴露自己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沟通,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和她们聊天,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作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一些二奶们开始猜测我的身份。
3月1日,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心中多少有些莫名的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
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母亲和父亲一直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父母亲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
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你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过香港去。”
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嘛?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两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60多个在村中游逛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和棉被都留在那里,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两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与阿金和她妹妹阿银、阿春、阿灿等人竟然成为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
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旧事》)
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加以疗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