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哲学家？

回顾中国百年哲学进程时，必须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给世界贡献一位大哲学家？

在关于中西文化交融问题的讨论中，不少人都指出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在近代以来就非常热衷于中西文化的交融，而西方人对此却不大关心，常常只是一些汉学家在作这方面的事情。许多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在作祟。当然，“西方中心论”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有没有我们自己方面的原因呢？这是应当认真检讨的。

就哲学来说，长期以来，都是西学东渐，而且常常是潮水般地涌进来。就哲学上的中西文化交融来说，这是主流。而中学西渐，则如涓涓细流，润不湿成片的土地。就中国人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古代以后，我们在漫长的时期里没有出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的交流、交融，有两个层面，一为学术层面，一为世俗层面，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是自发的，因而在文化交流和交融中前者是起主要的、带动的、导向的作用的。然而，前者的交流和交融必须在对等的条件下才可能达到平衡。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世界级的大师，我们的哲学话语大大落后于西方，我们说的常常是人家早已不说的话语；我们研究的问题多是人家早已解决的问题，人家现在研究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不懂的问题；于是，我们只有跟在人家后面学习的份儿。（至于把自己没研究过的甚至不懂的问题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自己手中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之批倒批臭，则充分显示出无知和浅薄）有的人说，西方文化（包括哲学）已经走投无路，所以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出路。姑且不说讲这种话的人是否统计过有多少西方学者转向东方和中国，就是承认他们转向东方和中国，也不是现代的东方和中国，而是古代的东方和中国。这不恰恰说明了我们许多年来没有对世界哲学作出什么贡献吗？（这些年有不少学者在作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也是将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相比较）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贡献出世界级的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大师，这应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没有这样的大师而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平衡，这也应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更关切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没能出现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这是个人人关心但又极为敏感的问题，多少年来，许多人回避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睁眼说瞎话，楞说只有我们才是水平最高的文化！诺贝尔奖金算什么，中国人不希罕！对于这样的妙论，我们无言以对，无法与之辩论，只能进行自己的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找出许多的缘由，比如民族灾难之深重、战争之频繁、政治运动之干扰以及我国学者眼界之封闭，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思想的不自由。当思想被禁锢在官方所允许的范围里时，难道还能发挥创造性吗？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大哲学家的出现，有赖于思想自由的空间。当然，这只是从思想和精神的层面上的分析。如果由此而更加深入地探究，便可以知道思想的不自由是缘于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尽管我们号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是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彻底地消灭封建主义，特别是没有真正地完全地实现政教分离。从社会的文化建设来说，这一点的危害是致命的。也许有的人会很不解：我们早已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我们这里国家与宗教没有关系，信教与不信教完全是私人的事情，这不是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了吗？但是，这样理解政教分离还是远远不够的。

政教分离，这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并由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加以实现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纲领。从表层来看，它是要求国家政权与教会分离，把信仰由国家强制实行变成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由于在中世纪时教会是精神和思想领域中的最高权威，它垄断着控制着人们的思想，统治着人们的灵魂，所以当时政教合一的实质就是国家控制所有人的精神和思想。因而政教分离的含义也就决不仅仅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它还意味着国家与带有宗教信仰特点的意识形态的分离，即国家不再控制人民的思想，给人民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实现了这一点，才可能在思想领域真正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不仅打破了宗教对思想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家对思想的垄断，使人们的精神得到解放。正是由于实现了真正的政教分离，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了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才涌现出一批批的世界级的思想家，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心智和精神的解放。

而我们的状况呢？尽管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仍然与意识形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垄断着（后来是控制着）思想与文化，从而使思想自由成为一句空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视为反政府行为。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国的指导思想则被写进宪法之中。这种种做法都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结合，也就是政教合一的表现，这种结合的后果有目共睹，这里不必一一列举。试想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能够出现大师级的哲学家吗？

在人类行将进入200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预言在新的百年里为世界贡献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吗？——这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我想，我们应当听听英国《普世研究杂志》主编L。斯威德勒的警告：“那些试图重新把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的社会，就必然永远处于三流社会的地位。”（《基督教可以在第三个千年里可以为亚洲（尤其中国）提供什么？》见《基督教文化评论》第8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这些话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应当是一副清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