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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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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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
作者:阎志峰 文章来源:《党史纵横》2006年第3期 点击数:3138 更新时间: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它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形势大好,亦有不和谐因素,
“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
1964年5月之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告,从1963年11月至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16股美蒋武装特务。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这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大兵压境”的架势。
1969年国庆节过后,形势更加紧张。有关部门认定,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
“一打三反”的文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道:“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则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西安等地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有人因写信反映铺张浪费问题而被指责为“搞非法活动”、“越级上告”、“眼中没有市革委”、“不符合组织原则”等。18日,周恩来批示:将此报告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他还要求工作人员电话告李瑞山(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同志,注意纠正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反新党章的反常现象。
这一天,周恩来审改了印送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稿,他在稿中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一律暂停处,加“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字样。在处理办法中加道:“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经周恩来审阅后,于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也于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五”运动办公室
领导各地“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文件下发后,全国上下纷纷成立“一打三反”领导机构,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运动的开展。我们可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管窥全国。
2月初,北海市革委会成立了“二五”运动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二五”文件精神,领导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3月初,北海市所属的钦州地区派出工作组到北海,进行运动“蹲点”,对北海市各单位革委会委员,党支部委员作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
运动扩大化再酿悲剧,
错杀、错打了一批人
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在“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开展的,被认为是“打击帝、修、反”的斗争,所以,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
在“一打”中,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很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
遇罗克出身所谓“黑五类”家庭,父亲在1950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8岁。在学习生活中,遇罗克坚持不懈地追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汲取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然而,
1970年初,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此时,这里也像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掀起了大字报高潮。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干校,轰动了衡东。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与她经历的一幕有关:
1962年春,陈云和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一进门,两人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
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情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很为难:“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
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据说,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做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要求苛刻:她怕声音,称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摄氏22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于若木对此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将于若木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