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孙立平

孙立平：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

http://view.QQ.com　 2008年10月13日08:44 　 中国经济网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人们出版了许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对大萧条的感受，这些个人化的经历和感受与冷冰冰的宏观数字相比，展现出的是历史的不同层面，也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萧条的另一副面孔。这当中有在大萧条初期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佛回忆录》的第3卷题目就是 《大萧条，1929-1941年》；在史学界，有美国米尔萨普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麦克艾文的 《大萧条：1929-1941年的美国》和《大萧条与新政：历史纪实》两书；在社会学界则有埃尔德的名著 《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性格。而在这些纪实性的作品中，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记得在大学时，我就曾被这本书所吸引，而在今天重读这本书，又自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光荣与梦想》被称为一部“美国断代史”，它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水门事件40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他描写的是历史性的大事件，但其着笔之处却细致入微。

    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时，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种晦暗的图景。但实际上，在1930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时期，1920年代甚至可以称之为“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十年的大牛市，1926年3月到1929年10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2.2倍。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

    然而，危机却以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开盘后，股指循着前一天的走势，温和地上涨着，只是成交量明显地放大。到了大约11点的时候，股指才突然掉头向下，接着大幅跳水，到了11点半，股市已经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狂跌状态。据说在1个小时内，就有11位知名的股民自杀身亡。偶然目睹这个场面的丘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其中，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美元跌到28美元，20种铁路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1929年的1/3。在这期间，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几乎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从巅峰抛向谷底。随之，危机向欧洲，向整个世界蔓延。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也波及到地处远东的上海。

    金融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穷人的艰辛：男人的刮胡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美分1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2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圣诞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如果说节衣缩食还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那么，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还有不计其数的露宿街头者，则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之前在《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在一天的时间里，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

    这次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有同样的情形出现。最近的一则消息是，在这次危机中，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CNBC和著名杂志《名利场》不久前披露，雷曼总裁富尔德日前在公司健身房遭人挥拳打脸泄愤。最初爆出这件事的，是《名利场》的撰稿人沃德。沃德说，在雷曼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的周日，富尔德来到雷曼大楼的健身房，“当时我身边有位仁兄怒上心头，走到富尔德跟前，向他狠狠挥拳”。他看到那人出手后，自己也忍不住走过去打了富尔德。沃德说：“我觉得他不知羞耻，他对不起那些基金及投资者，他从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我觉得他很傲慢可憎”。在中国，过去胡润百富榜是以8亿元财富作为入围门槛，但是今年国内股市表现惨淡，富豪们资产缩水，因此2008榜单就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调低了入围门槛，从8亿元降至7亿。同一则报道还说，超过一半企业家财富下降。从全国来看，今年1000位上榜企业家中平均财富为30亿元，比去年下降22%，超过50%的企业家财富下降；仅有不到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也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危机。 

http://view.QQ.com　 2008年10月28日11:04 　 中国经济网　 孙立平

    因此可以说，像曼彻斯特所说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说法，与其说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说是由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惊慌失措。曼彻斯特的这样一个说法则是让人深思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即凯恩斯所说的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和大萧条）至少有一点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年过去了，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总起来说，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萧条”，是由于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而导致总需求急剧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则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 《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指出，联储防止银行破产努力的失败和从1930年底至1933年货币供给的下降，应对萧条负主要责任。

    尽管其中的争论还会延续，真正的判断还要经济学家来做，但有一点推论是现在就很明确的：如果当时的大萧条是某些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那么，这样一场大危机就可以看作是政策失误的结果，换言之，这样的一场大萧条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然而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发生的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对此，曼彻斯特评论道，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才对当年的事有所醒悟。一个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的话，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有一个问题则很少有人进行讨论：说到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但不管怎样，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

    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作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架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汽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次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用了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才度过了这样一场危机。不但度过了这场危机，而且由此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就开始了。人们从直观上也许会觉得，过去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这不是很好吗？这还有什么可说呢？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都是这些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带来的。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而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消费模式”问题。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这两个时代，需要的消费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没有什么弹性，因为都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生活必需品具有数量多、单价低的特点。用来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时收入。而耐用消费品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所以只靠即时收入来消费是不够的，往往既要动用储蓄又要动用将来的收入，即所谓的信贷消费。而要形成适合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就需要一些结构、制度条件的支撑，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