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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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张云武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厦门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明确了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主要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与同乡关系呈现正相关；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与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呈现正相关；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漫长农业社会中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导致的。
关键词：社会流动 关系网络 社会历史文化一、研究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7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其中跨省流动人口约477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6：290）。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对于很多人来说，居住地的迁移、工作的变动已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流动极为丰富的社会。流动者进行地区间流动的原因，诸如求学、就业、结婚等，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在地区流动与职业流动相伴，并使得原来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方面，却是每一个流动者都必须面临的。关系网络作为能够体现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侧面，必然会由于社会流动，或多或少地使流动者已有的关系网络解体，也使流动者不得不在流入地重新建立新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明确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地区流动和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两个最基本形态，其流动的方式、方向和到达的社会位置，无疑会受流动者自身的诸如出身地、年龄、学历、职业等个人社会特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为了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影响的特性，比照国外学者的先行研究，本研究将具体以流动者的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到达阶层为自变量，以关系网络的规模、持续性、同质性以及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为因变量，考察两者的相关性。另外，在中国社会，从一般群众到中共党员，无疑是体现在政治身份上的上升流动，本研究也将考察政治身份对因变量的影响。二、文献述评（一） 国内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
也许由于国内学者已对关系网络进行了大量研究而显得本研究缺少创新性，也许本研究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会具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是影响国内学者进行网络研究的先行理论，无疑是1970年以后登场的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怀特（Whitte）、林南(Lin)、博特(Burt)、科尔曼(Coleman)、韦尔曼(Wellman)、范德普尔(Van der Poel)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网络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把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阐述的是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在个人的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以及生活问题处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受这些理论的启发，国内学者考察关系网络的目的，多是为了明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关系网络在解决不同的生活问题时发挥的作用，比如，1986年阮丹青、周路的天津调查和1996年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等人的天津调查显示：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在遇到生活问题时，亲缘关系给予的社会支持最多，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 （阮丹青、周路，1990；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第二，不同关系网络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刘林平、翟学伟分别通过深圳调查和深圳、南海、东莞、宁波等地的调查，明确了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刘林平，2001；翟学伟，2003）；第三，阶层地位与关系网络的关联性，比如，胡荣的厦门调查、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的北京调查分别明确了不同社会特征、不同阶层地位居民的网络差异（胡荣，2003；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张文宏，2005）。但是，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反映的仅仅是某一群体（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或者农民工）的关系网络在不同生活侧面的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关系网络的量与质的影响。在社会流动已经普及、社会结构逐渐开放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流动对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具有怎样的影响？显然，上述研究成果对此不能给以充分说明。
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实证研究，可以举出李培林的济南调查（李培林，1996）、王春光和王汉生等人的北京浙江村调查（王春光，1995；王汉生等，1997）。这些研究仅仅以农村出身者为对象，并从这一群体整体的角度，考察了社会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的变化。研究发现，农村出身者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以及流入后的城市生活中，仍然主要依赖于出身地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流入者”，不仅是农村出身者，无疑还包括城市出身者，况且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以民工潮为标志的人口城市化，已经进展了约20年，其间大多数城市流入者又经历过数次职业流动。那么，城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是否受出身地、到达阶层、流入年数等变项的影响？显然这些问题已被国内学者所忽略。因此，有关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可以说国内学者研究得还很不够充分，有必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化、细致的研究。（二）国外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
在国外社会学界，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索罗金提出的社会流动效果论是影响力最大的古典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地区流动者，在脱离原来生活群体的束缚而变得自由的同时，由于感情性强的血缘、地缘关系短时间内很难建立，因此反而会感到生活孤立、精神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立、孤独状态，流动者必然积极地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扩大自己的趣缘关系（Sorokin，1959）。这就是索罗金提出的社会流动的“分离假设”（dissociative hypothesis），它的准确性被后来学者的一些研究所验证。比如，有学者考察了已婚女性由于“出嫁”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指出已婚女性与父母及亲属的交往比未婚女性少，到达新的家庭后邻居关系及朋友关系基本没有形成（Stuckert，1963），也有学者把出身阶层低的学生进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看作是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并考察了他们的关系网络，证明这部分学生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并且很少参加各种小组活动（Ellis、Lane，1967)。但是，对于索罗金的分离假设，也有许多学者产生了质疑，并提出了社会化假设（socialization hypothesis）。这些学者认为，人存在再社会化的可能，在一个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普及的社会，由于流动前，可以预知到达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流入地的社会规范，所以到达新的地区后不会形成社会孤立，反而会在短时间内适应流动后的地区生活，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Curtis，1959；Litwak，1960）。另外，有学者的调查显示，在欧美社会，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年数与关系网络的形成呈现正相关（Zimmer，1955；Kasarda and Janowitz，1974）。
有关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日本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三浦典子的研究显示，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受流入地区社会结构的特性以及文化个性的影响，并大多具有持续性弱而选择性强的特征，流动者的到达阶层越高，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三浦典子，1991：202-203）。森冈清志的研究证明，流入年数、流动距离对关系网络具有影响，流入年数越长，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越多；近距离流动者，由于维持了出身地形成的关系网络，所以在流入地区，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比较缓慢，而远距离流动者，由于不能够很好地维持出身地已有的关系网络，反而在流入地区，会在短时间内结成丰富的关系网络（森冈清志，2000：68）；野边正雄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调查则显示，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不受出身地的影响，农村出身者和城市出身者在流入地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同（野边正雄，1996：222）。
综观上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成果和分析视角方面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成果分别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说明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与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特性、文化个性以及社会流动的普及程度有关。比如，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由城市化向逆城市化过渡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城市化率已近80%、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钝化的背景下提出的；（2）流动者因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出身阶层、到达阶层，而在流入地形成不同的关系网络；（3）在社会流动丰富的社会，流动者形成的关系网络大多持续性弱而选择性强。但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是在社会制度稳定并且社会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基本不存在、社会结构开放的背景下，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为舞台进行的，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城乡关系方面，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社会，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效果，是否呈现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的倾向性？还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
因此，针对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设计了以上的研究主题。三、研究假设及研究设计（一）研究假设
中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人们长期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培养了浓厚的血缘、地缘意识，社会行为受儒家伦理的制约；1949-1978年的30年间，社会流动受以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强烈制约，致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结构封闭、城乡分离的社会；1978年以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引发了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大规模城市流动，致使中国的职业结构逐步开放并呈现出趋高级化的倾向（陆学艺，2004：104）；但是2005年城市化率仅为43%，又说明大部分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无论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城乡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中国的社会流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到达阶层以及政治身份对流动者关系网络的影响，在理论上可以做如下假设：
1．出身地与关系网络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产业、阶层、群体、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并且农村出身者往往通过连锁方式流入城市，生活在以同一地区出身者为中心的聚居区，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依赖于出身地的血缘、地缘关系（李培林，1996：50；王春光，1995：218-219；王汉生等，1997：66）。因此，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会受出身地的影响。其中，农村出身者的关系网络中，出身地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较多，而流入后形成的朋友关系较少，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较强，而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较弱。
2．流动距离与关系网络
出身地到流入地的距离称为流动距离，并根据距离远近，可以将地区流动分为近距离流动、中距离流动和远距离流动。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已经显示，流动距离对关系网络具有影响（森冈清志，2000：68），流动距离与同乡意识具有正相关性（松本通晴、丸木恵祐，1994）。况且，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2005年省际流动人口已占流动总人口的32.4%（国家统计局，2006：290），因此可以预测，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会因流动距离而不同。其中，远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相对丰富些，并且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较强，而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较弱。
3．到达阶层与关系网络
根据Laumann的威信假设 （Laumann，1965）、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Blan﹠Ruan，1990）以及社会资本理论(Lin，1982，2001)，一个人的职业地位与其所拥有的网络规模呈现正相关。另外，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也已表明，处于较高职业阶层的成员，由于占据着优势的结构位置，社会交往中的限制相对较少，因而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较多元化的关系种类（张文宏，2005：74-75）。因此，社会流动后的到达阶层越高，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越弱，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4．流入年数与关系网络
流动者流入到一个地区后，随着居住年数的增加，会渐渐适应流入地的地区生活，因而会建立丰富的关系网络。这已被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验证（Zimmer，1955；Kasarda and Janowitz，1974）。又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居住年数的增加，无疑会促进流动者的生活方式再社会化（Wirth，1938）。因此，流入年数与关系网络呈现正相关，但是流入年数越长，网络持续性、同质性减弱，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增强。
5．教育年数与关系网络
教育年数与学历的获得，无疑具有正相关性。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学历与职业地位的获得同样具有正相关性（陆学艺，2004：190-191）。因此，根据上述有关职业地位与关系网络具有正相关性的先行理论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设想，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越弱，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6．政治身份与关系网络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社会，政治身份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党员的交往对象比群众广（胡荣，2003：66）。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党员比群众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陆学艺，2004：190），并且1990年以后，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逐渐变为正相关（李强，1996：11-12）。因此，与群众相比，党员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和范围更大些，会拥有较为丰富的关系网络，但是网络持续性、同质性相对弱一些，而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相对强一些。（二）研究设计
1．调查地区
根据研究目的和理论假设，本研究选择了福建省厦门市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地区。其理由有三：一是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口流动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国家统计局，2006：290），厦门不仅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因此就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理位置而言，厦门是与人口流动的地域性和方向性一致的城市；二是2005年底，思明区和湖里区（以下称为厦门）人口已达124.2 万人。根据表1所示的总迁移率和净迁移率，厦门是一个地区流动活跃的社会，而且无论是整个厦门，还是思明区和湖里区，人口的迁入率均大大高于迁出率，说明厦
表1 2004年厦门市人口的迁移状况 （‰）
迁入率 迁出率 总迁移率 净迁移率
厦门市 9.02 2.06 11.08 6.96
思明区 4.53 0.90 5.43 3.63
湖里区 1.59 0.10 1.69 1.50
出处：福建省统计局，2005，《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人口篇）2005》，
福建人民出版社，209页。表2 厦门流入者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流入年数 （%）
流入者占户籍 流入半年以内 流入半年以上
人口的比重 流入者的比重 流入者的比重
2001年 14.8 20.3 79.7
2002年 22.9 28.2 71.8
2003年 54.4 30.8 69.2
2004年 70.1 25.6 74.4
出处：福建省统计局，2005，《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人口篇）2005》，
福建人民出版社，137页。门又是一个人口流入型的城市；三是如表2所示，随着年代的推移，流入厦门的人口逐年增多，到了2003年和2004年，流入人口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而且无论哪一年，在全部流入者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流入者来厦门超过半年。因此，无论是社会流动的现状，还是流入者的社会构成，以厦门为例，考察中国的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2．调查样本及其基本特征
本研究考察的样本，设定为满20岁—70岁的居民。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法从厦门市抽取11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从每个被抽取的街道分别选取7个居民委员会。然后根据随机原则从被抽中的77个居委会的户口登记簿上抽取被访户作为调查样本。具体调查的样本是被访户的家长。2006年1月完成样本抽取，共抽取样本461个。本调查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于2006年3月—4月实施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最终成功地调查了所有样本。在461个样本中，有流动经历的样本实为437个。另外，437份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为434份。表3 样本的基本特征 （%）
出身地 村落27.4 乡镇12.1 县城28.1 地级城市22.4 省会城市（含直辖市）10.0
流动距离 近距离流动者22.1 中距离流动者34.9 远距离流动者43.1
流入年数 半年以内23.4 1-5年 50.0 6-10年18.9 11-15年5.6 16-20年1.4 21年以上 0.7
教育年数 0-6年 8.9 7-9年29.9 10-12年23.5 13年以上 37.7
到达阶层 无职业23.6 打工性工作30.6 个体工商户14.6 事务性工作14.4
技术与管理性工作16.7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19.6 普通群众80.4表3表示的是，作为本研究自变量的不同社会特征的样本在有效样本中占的比例。可以发现，在流动者中，农村出身者（村落和乡镇）最多，比例达39.5%，而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最少，比例仅为10.0%；近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厦门相邻地区的流动者，中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厦门相邻地区以外、福建省以内的流动者，而远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福建省以外的流动者。有效样本中，远距离流动者最多，其次是中距离流动者，再次是近距离流动者；从流入年数看，1-5年的流入者占绝对多数(50.0%)，其次是半年以内的流入者(23.4%)。但是，与半年以内的流入者相比，半年以上的流入者占绝对比例，这与表2所示的统计资料基本一致；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0-6年、7-9年、10-12年以及13年以上的受教育者分别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学历者，可以发现，在调查样本中，高中以下的低学历者占绝对多数，比例合计为62.3%，而大学及大学以上的高学历者仅占37.7%；根据到达的职业阶层，将流动者划分为无职业者、打工者、个体工商户、事务性工作者、技术与管理性工作者，其职业地位依照上述顺序依次提高，这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阶层划分标准设计的（陆学艺，2004：1-8）。可以发现，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最多，其次是无职业者。经历过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流动的流动者的比例为19.6%，而没有实现政治身份流动的流动者的比例为80.4%。调查样本的这种比例构成，基本与2005年厦门市的人口统计数据相符，说明调查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变量的把握及其操作化设计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关系网络的规模、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分别是通过以下提问方式测定的。
（1）网络规模： 请问，平时与你保持亲密交往的人一共有多少？其中亲戚、邻居、同事、同学、老乡、朋友分别有多少？
（2）网络持续性：在家庭成员以外，你与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交往几年了？
（3）网络同质性：在家庭成员以外，你与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的职业、月收入是否相同？
（4）网络选择性：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目的，与各式各样的人接触。
（5）网络表面性：表面上与对方表现得很亲密，但实际并不想交往得过深。
（6）网络扩大性：包括现在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在内，还很想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
其中，测定网络规模和持续性的变量为两个定比变量，而测定网络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的变量已被设计为虚拟变量。因此，均可以直接引入回归方程。
在表3所示的自变量中，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为定比变量，而流入厦门后是否在政治身份上从普通群众变为中共党员的选择项为虚拟变量，均可以直接引入回归方程。出身地、流动距离、出身阶层、到达阶层为定类变量，在回归分析时，需要将它们编码为虚拟变量。其中，将出身地变量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以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作为参考类别；将流动距离变量编码为3个虚拟变量，以远距离流动者作为参考类别；将到达阶层变量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以技术与管理性工作者作为参考类别。四、调查结果表4表示的是，自变量对网络规模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出身地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体现在乡镇出身者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的不同，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分别比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多18.1%（P﹤0.05）、19.0%（P﹤0.05）和17.6%（P﹤0.05）。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的影响呈现统计显著性，近距离和中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分别比远距离流动者少17.5%（P﹤0.05）和18.5%（P﹤0.01）。
到达阶层对网络总量以及不同类型关系的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具体可以指出：（1）无职业者的亲戚和朋友关系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多16.6%（P﹤0.05）和15.5%（P﹤0.05）；（2）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事、同乡关系的量，均大大多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3）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亲戚关系也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多17.0%（P﹤0.05）。
流入年数越长，拥有的亲戚关系越多；教育年数越长，拥有的同事、同学以及朋友关系越多；在政治身份对网络规模的影响方面，党员的网络总量比群众多18.0%，邻居、同学、同乡关系的量也分别比群众多20.4%、17.1%、21.8%。
表5表示的是，自变量对网络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在网络持续性方面，村落和乡镇出身者分别比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弱0.23年（P﹤0.05）和0.18年（P﹤0.05），中距离流动者比远距离流动者强0.14年
表4 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回归分析
总量 亲戚 邻居 同事 同学 同乡 朋友
村落 0.014 -0.003 0.170 0.031 -0.110 0.057 0.011
出身地 乡镇 0.181﹡ -0.022 0.190﹡ 0.016 0.129 0.176﹡ 0.031
县城 0.028 -0.070 0.111 0.016 -0.059 0.124 0.058
地级城市 0.052 -0.024 0.026 0.032 -0.068 0.130 0.100
流动距离 近距离 -0.105 0.006 -0.110 -0.056 0.063 -0.175﹡ -0.001
中距离 -0.047 0.065 -0.069 0.080 0.116 -0.185﹡﹡ 0.017
无职业 0.090 0.166﹡ 0.142 -0.097 0.131 0.026 0.155﹡
到达阶层 打工性工作 0.234﹡﹡ 0.170﹡ 0.177﹡ 0.191﹡ 0.085 0.176﹡ 0.089
个体工商户 0.036 0.081 0.065 0.045 -0.092 -0.029 -0.072
事务性工作 0.092 0.170﹡ 0.122 0.120 0.053 0.085 0.071
流入年数 0.036 0.191﹡﹡ 0.055 -0.031 0.011 0.087 0.083
教育年数 0.002 -0.022 -0.067 0.180﹡ 0.264﹡﹡﹡ -0.119 0.145﹡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0.180﹡﹡ -0.006 0.204﹡﹡ 0.096 0.171﹡﹡ 0.218﹡﹡ 0.010
R² 0.115 0.073 0.116 0.115 0.166 0.161 0.048
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01﹤P﹤0.05，﹡﹡ 0.001﹤P﹤0.01，﹡﹡﹡ P﹤0.001。
其中，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政治身份的参考类别分别为省会城市（含直辖市）、远距离、技术与管理性工作、普通群众。表5 社会关系网络的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 扩大性的回归分析
持续性 职业同质性 收入同质性 选择性 表面性 扩大性
村落 -0.233﹡ 0.041 -0.090 -0.110 0.182 0.015
出身地 乡镇 -0.181﹡ 0.050 -0.105 0.042 0.011 -0.038
县城 -0.149 -0.073 -0.012 -0.058 0.076 0.010
地级城市 -0.148 0.014 -0.029 -0.098 0.108 -0.001
流动距离 近距离 0.118 0.016 0.043 -0.086 -0.071 0.027
中距离 0.135﹡ -0.052 -0.010 -0.130 -0.087 0.072
无职业 -0.048 0.180﹡ 0.162﹡ -0.072 0.062 -0.033
到达阶层 打工性工作 -0.015 0.088﹡ 0.062 -0.036 0.062 -0.071
个体工商户 0.037 0.070 -0.002 0.049 0.079 -0.056
事务性工作 -0.024 0.150﹡ 0.194﹡﹡ 0.073 -0.001 -0.005
流入年数 0.242﹡﹡﹡ 0.062﹡ 0.084 0.022 0.056 -0.080
教育年数 0.185﹡﹡ -0.068 0.038 0.157﹡ 0.044 0.140﹡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0.078 0.123﹡ 0.129﹡ -0.065 0.103 -0.085
R² 0.143 0.076 0.071 0.073 0.048 0.048
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01﹤P﹤0.05，﹡﹡ 0.001﹤P﹤0.01，﹡﹡﹡ P﹤0.001。
其中，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政治身份的参考类别分别为省会城市（含直辖市）、远距离、技术与管理性工作、普通群众。（P﹤0.05），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越长,网络持续性越强，到达阶层与政治身份的变动对网络持续性的影响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2）在网络同质性方面，无职业者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流动者强18.0%（P﹤0.05）和16.2%（P﹤0.05），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强8.8%（P﹤0.05），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的流动者强15.0%（P﹤0.05）和19.4%（P﹤0.01），中共党员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分别比普通群众强12.3%（P﹤0.05）和12.9%（P﹤0.05），但是，出身地、流动距离、教育年数对网络同质性的影响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3）在网络的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方面，只有教育年数对网络选择性和扩大性的影响呈现统计显著性，表现为教育年数越长，网络的选择性和扩大性越强（P﹤0.05）。
但是，从表4及表5所示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²的统计量看，所有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低，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弱。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仅受本研究设定的自变量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五、讨论与结论（一）社会流动与网络规模
与此相关的主要发现是：（1）流动者的网络规模受出身地的影响，其根据是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总量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2）流动距离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关系网络都具有显著影响，而仅仅对其中的同乡关系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流动者的流动距离越长，拥有的同乡关系越多；（3）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比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无职业者的亲戚、朋友关系以及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亲戚、邻居、同事、同乡关系的量，多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4）流入年数仅仅与亲戚关系具有正相关性，而对其他关系网络的影响没有呈现显著差异；（5）教育年数对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乡关系量的影响没有呈现显著不同，但是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却拥有越多的同事、同学以及朋友关系；（6）实现从一般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不会引起亲戚、同事、朋友关系的显著变化，却有助于邻居、同学、同乡关系的形成，进而导致网络总量的扩大。
因此，出身地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假设一致；流动距离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仅仅体现在对同乡关系的影响上，因此只能说与理论假设部分一致；到达阶层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呈现出与理论假设相反的倾向性；流入年数、教育年数、政治身份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仅仅体现在某些关系类型上，也只能说与理论假设部分相符。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呢？美国学者Germani在论述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时，指出了社会流动的客观层面、主观层面 以及社会结构特性是影响流动者关系网络的三大因素（Germani，1966：364-394）。因此，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我认为，上述研究发现，归根到底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导致的：（1）人们长期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血缘、地缘意识已被深深内化、（2）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分离，导致城乡社会的分离、（3）社会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制约，导致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发展的不一致。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自不必说，1949年和1978年的城市化率分别为10.6%和17.2 %，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人们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社会行为受儒家伦理的支配并形成了以人缘、人情、人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模式（翟学伟，1993：79）；虽然1950年以后中国发展了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的强烈限制，以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为内容的城市化并没有随之发展起来，导致农村与城市，在社会结构的各个侧面产生社会分离；1978年以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致于城市社会出现了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2005年城市化率为43%，一方面表明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于农村，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意味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流动，无论是地区流动还是职业流动，都呈现出流动者的流动方式、到达的职业阶层以及生活方式，因出身地而不同的倾向。比如，农村出身者多半通过连锁方式流入城市，流入城市后又多半生活在同一地区出身者形成的聚居区，并依靠出身地的血缘、地缘关系实现就业与再就业，但是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为蓝领职业（陆学艺，2004）。这样的流入方式以及城市生活，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出身者的同乡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又阻隔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再者，由于限制农村出身者职业流动的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致使农村出身者这一社会群体在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产生了社会流动惰距。比如，职业流动不能引起身份变迁、经济地位的提高不能引起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权的丧失等（陆学艺，2004：334-335）。这些因素的作用，致使农村出身者流入城市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出身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即，人口的城市化不能引起生活的城市化。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流动距离与同乡群体的形成具有正相关性（松本通晴、丸木恵祐，1994）。也就是说，由于近距离流动者容易维持出身地已有的关系网络，地区流动后反而同乡意识弱于远距离流动者。其实，国内学者研究中提到的北京浙江村、深圳平江村等，实际也就是一个同乡群体（王春光，1995；王汉生，1997；刘林平，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中国社会，远距离流动者的同乡意识同样强于近距离流动者，前者比后者会具有更多的同乡关系。
本研究的调查表明，越是出自规模大的地区以及流入年数、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到达的职业阶层越高；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有助职业的上升流动。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Laumann，1965；Blan﹠Ruan，1990；Lin，1982、2001）以及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张文宏，2005）都表明，职业地位与网络规模具有正相关。但是，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受教育年数长者、中共党员分别比受教育年数短者、普通群众拥有更丰富的关系网络，但是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反而比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拥有更为丰富的关系网络。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由于在中国社会，到达阶层的高低以及流入年数、教育年数的长短、政治身份的流动，都受出身地、出身阶层的影响，而到达阶层低者、流入年数以及教育年数短者、政治身份的非流动者，多半都是农村出身者所致。
这种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而导致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比如，居住年数越长、到达阶层越高的流动者拥有越丰富的关系网络（Zimmer，1955；Kasarda and Janowitz，1974；三浦典子，1991）以及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不受出身地影响（野边正雄，1996），就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二）社会流动与关系网络的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
与此相关的主要发现是：（1）对于网络持续性，到达阶层以及政治身份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的影响却较为显著。具体体现为：村落和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弱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中距离流动者的网络持续性强于远距离流动者，流入年数与网络持续性呈现正相关，而教育年数却与网络持续性呈现负相关；（2）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不同的流动者，其网络同质性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无职业者和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强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实现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变动，会导致网络同质性的增强；（3）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流入年数、政治身份不同的流动者，其网络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没有呈现显著差异，但是教育年数的增加会增强网络的选择性和扩大性。
因此，本研究设定的六个自变量对网络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的影响，均没有呈现与理论假设一致的倾向性。比如，虽然网络持续性因出身地而不同，但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却弱于城市出身者；虽然到达阶层对网络持续性并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实现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虽然对网络持续性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却会增强网络同质性。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调查结果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流动者的职业稳定性以及职业流动的方向性决定的。比如，农村出身者流入到城市后，其职业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虽然有的人曾经多次调换职业，但大多是蓝领职业之间的水平流动，从事一份职业的时间最短的只有几个月，长一点的一般也就在3-5年，而且有不少农村出身者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陆学艺，2004：322）。这种职业的不稳定性，必然会弱化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流入城市后的居住年数越长，对流入城市的适应程度越高，职业的稳定性越强，越容易形成持续性较强的网络。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年数与职业地位呈现正相关（陆学艺，2004：190-191）。这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也就是说，教育年数长者，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的同时，会扩大社会交往的机会及范围，导致网络持续性减弱、选择性与扩大性增强。但是，与无职业者、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相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较弱。这恐怕是由于无职业者和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多半为农村出身者，生活在聚居区，从事大致相同职业的原因所致。
另外，在中国社会，中共党员无疑是一个政治性社会群体，虽然其成员也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但是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却导致了网络同质性的增强。这恐怕是由于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不仅增强了群体归属感，而且又往往导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使得流动者在扩大社会交往的同时，增强了关系网络的同质性。（三）结论
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虽然因关系类型，影响效果而有所不同，但是还是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受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流入年数、教育年数、政治身份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社会交往的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与同乡关系呈现正相关；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职业流动后，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与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呈现正相关；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会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但会导致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会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
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这些影响效果，是由漫长农业社会中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城乡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导致的。
正是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才呈现了出身地、到达阶层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与先行研究的成果不一致的倾向。这提示我们，在考察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时，只有结合诸如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性、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以及城乡关系等社会现实，才能得出与其相一致的研究成果。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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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武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厦门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明确了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主要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与同乡关系呈现正相关；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与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呈现正相关；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漫长农业社会中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导致的。
关键词：社会流动 关系网络 社会历史文化一、研究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7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其中跨省流动人口约477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6：290）。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对于很多人来说，居住地的迁移、工作的变动已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流动极为丰富的社会。流动者进行地区间流动的原因，诸如求学、就业、结婚等，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在地区流动与职业流动相伴，并使得原来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方面，却是每一个流动者都必须面临的。关系网络作为能够体现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侧面，必然会由于社会流动，或多或少地使流动者已有的关系网络解体，也使流动者不得不在流入地重新建立新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明确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地区流动和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两个最基本形态，其流动的方式、方向和到达的社会位置，无疑会受流动者自身的诸如出身地、年龄、学历、职业等个人社会特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为了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影响的特性，比照国外学者的先行研究，本研究将具体以流动者的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到达阶层为自变量，以关系网络的规模、持续性、同质性以及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为因变量，考察两者的相关性。另外，在中国社会，从一般群众到中共党员，无疑是体现在政治身份上的上升流动，本研究也将考察政治身份对因变量的影响。二、文献述评（一） 国内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
也许由于国内学者已对关系网络进行了大量研究而显得本研究缺少创新性，也许本研究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会具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是影响国内学者进行网络研究的先行理论，无疑是1970年以后登场的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怀特（Whitte）、林南(Lin)、博特(Burt)、科尔曼(Coleman)、韦尔曼(Wellman)、范德普尔(Van der Poel)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网络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把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阐述的是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在个人的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以及生活问题处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受这些理论的启发，国内学者考察关系网络的目的，多是为了明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关系网络在解决不同的生活问题时发挥的作用，比如，1986年阮丹青、周路的天津调查和1996年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等人的天津调查显示：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在遇到生活问题时，亲缘关系给予的社会支持最多，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 （阮丹青、周路，1990；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第二，不同关系网络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刘林平、翟学伟分别通过深圳调查和深圳、南海、东莞、宁波等地的调查，明确了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刘林平，2001；翟学伟，2003）；第三，阶层地位与关系网络的关联性，比如，胡荣的厦门调查、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的北京调查分别明确了不同社会特征、不同阶层地位居民的网络差异（胡荣，2003；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张文宏，2005）。但是，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反映的仅仅是某一群体（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或者农民工）的关系网络在不同生活侧面的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关系网络的量与质的影响。在社会流动已经普及、社会结构逐渐开放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流动对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具有怎样的影响？显然，上述研究成果对此不能给以充分说明。
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实证研究，可以举出李培林的济南调查（李培林，1996）、王春光和王汉生等人的北京浙江村调查（王春光，1995；王汉生等，1997）。这些研究仅仅以农村出身者为对象，并从这一群体整体的角度，考察了社会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的变化。研究发现，农村出身者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以及流入后的城市生活中，仍然主要依赖于出身地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流入者”，不仅是农村出身者，无疑还包括城市出身者，况且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以民工潮为标志的人口城市化，已经进展了约20年，其间大多数城市流入者又经历过数次职业流动。那么，城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是否受出身地、到达阶层、流入年数等变项的影响？显然这些问题已被国内学者所忽略。因此，有关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可以说国内学者研究得还很不够充分，有必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化、细致的研究。（二）国外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
在国外社会学界，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索罗金提出的社会流动效果论是影响力最大的古典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地区流动者，在脱离原来生活群体的束缚而变得自由的同时，由于感情性强的血缘、地缘关系短时间内很难建立，因此反而会感到生活孤立、精神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立、孤独状态，流动者必然积极地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扩大自己的趣缘关系（Sorokin，1959）。这就是索罗金提出的社会流动的“分离假设”（dissociative hypothesis），它的准确性被后来学者的一些研究所验证。比如，有学者考察了已婚女性由于“出嫁”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指出已婚女性与父母及亲属的交往比未婚女性少，到达新的家庭后邻居关系及朋友关系基本没有形成（Stuckert，1963），也有学者把出身阶层低的学生进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看作是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并考察了他们的关系网络，证明这部分学生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并且很少参加各种小组活动（Ellis、Lane，1967)。但是，对于索罗金的分离假设，也有许多学者产生了质疑，并提出了社会化假设（socialization hypothesis）。这些学者认为，人存在再社会化的可能，在一个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普及的社会，由于流动前，可以预知到达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流入地的社会规范，所以到达新的地区后不会形成社会孤立，反而会在短时间内适应流动后的地区生活，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Curtis，1959；Litwak，1960）。另外，有学者的调查显示，在欧美社会，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年数与关系网络的形成呈现正相关（Zimmer，1955；Kasarda and Janowitz，1974）。
有关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日本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三浦典子的研究显示，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受流入地区社会结构的特性以及文化个性的影响，并大多具有持续性弱而选择性强的特征，流动者的到达阶层越高，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三浦典子，1991：202-203）。森冈清志的研究证明，流入年数、流动距离对关系网络具有影响，流入年数越长，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越多；近距离流动者，由于维持了出身地形成的关系网络，所以在流入地区，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比较缓慢，而远距离流动者，由于不能够很好地维持出身地已有的关系网络，反而在流入地区，会在短时间内结成丰富的关系网络（森冈清志，2000：68）；野边正雄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调查则显示，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不受出身地的影响，农村出身者和城市出身者在流入地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同（野边正雄，1996：222）。
综观上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成果和分析视角方面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成果分别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说明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与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特性、文化个性以及社会流动的普及程度有关。比如，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由城市化向逆城市化过渡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城市化率已近80%、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钝化的背景下提出的；（2）流动者因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出身阶层、到达阶层，而在流入地形成不同的关系网络；（3）在社会流动丰富的社会，流动者形成的关系网络大多持续性弱而选择性强。但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是在社会制度稳定并且社会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基本不存在、社会结构开放的背景下，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为舞台进行的，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城乡关系方面，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社会，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效果，是否呈现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的倾向性？还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
因此，针对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设计了以上的研究主题。三、研究假设及研究设计（一）研究假设
中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人们长期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培养了浓厚的血缘、地缘意识，社会行为受儒家伦理的制约；1949-1978年的30年间，社会流动受以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强烈制约，致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结构封闭、城乡分离的社会；1978年以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引发了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大规模城市流动，致使中国的职业结构逐步开放并呈现出趋高级化的倾向（陆学艺，2004：104）；但是2005年城市化率仅为43%，又说明大部分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无论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城乡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中国的社会流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到达阶层以及政治身份对流动者关系网络的影响，在理论上可以做如下假设：
1．出身地与关系网络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产业、阶层、群体、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并且农村出身者往往通过连锁方式流入城市，生活在以同一地区出身者为中心的聚居区，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依赖于出身地的血缘、地缘关系（李培林，1996：50；王春光，1995：218-219；王汉生等，1997：66）。因此，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会受出身地的影响。其中，农村出身者的关系网络中，出身地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较多，而流入后形成的朋友关系较少，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较强，而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较弱。
2．流动距离与关系网络
出身地到流入地的距离称为流动距离，并根据距离远近，可以将地区流动分为近距离流动、中距离流动和远距离流动。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已经显示，流动距离对关系网络具有影响（森冈清志，2000：68），流动距离与同乡意识具有正相关性（松本通晴、丸木恵祐，1994）。况且，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2005年省际流动人口已占流动总人口的32.4%（国家统计局，2006：290），因此可以预测，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会因流动距离而不同。其中，远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相对丰富些，并且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较强，而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较弱。
3．到达阶层与关系网络
根据Laumann的威信假设 （Laumann，1965）、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Blan﹠Ruan，1990）以及社会资本理论(Lin，1982，2001)，一个人的职业地位与其所拥有的网络规模呈现正相关。另外，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也已表明，处于较高职业阶层的成员，由于占据着优势的结构位置，社会交往中的限制相对较少，因而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较多元化的关系种类（张文宏，2005：74-75）。因此，社会流动后的到达阶层越高，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越弱，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4．流入年数与关系网络
流动者流入到一个地区后，随着居住年数的增加，会渐渐适应流入地的地区生活，因而会建立丰富的关系网络。这已被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验证（Zimmer，1955；Kasarda and Janowitz，1974）。又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居住年数的增加，无疑会促进流动者的生活方式再社会化（Wirth，1938）。因此，流入年数与关系网络呈现正相关，但是流入年数越长，网络持续性、同质性减弱，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增强。
5．教育年数与关系网络
教育年数与学历的获得，无疑具有正相关性。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学历与职业地位的获得同样具有正相关性（陆学艺，2004：190-191）。因此，根据上述有关职业地位与关系网络具有正相关性的先行理论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设想，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越弱，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6．政治身份与关系网络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社会，政治身份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党员的交往对象比群众广（胡荣，2003：66）。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党员比群众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陆学艺，2004：190），并且1990年以后，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逐渐变为正相关（李强，1996：11-12）。因此，与群众相比，党员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和范围更大些，会拥有较为丰富的关系网络，但是网络持续性、同质性相对弱一些，而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相对强一些。（二）研究设计
1．调查地区
根据研究目的和理论假设，本研究选择了福建省厦门市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地区。其理由有三：一是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口流动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国家统计局，2006：290），厦门不仅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因此就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理位置而言，厦门是与人口流动的地域性和方向性一致的城市；二是2005年底，思明区和湖里区（以下称为厦门）人口已达124.2 万人。根据表1所示的总迁移率和净迁移率，厦门是一个地区流动活跃的社会，而且无论是整个厦门，还是思明区和湖里区，人口的迁入率均大大高于迁出率，说明厦
表1 2004年厦门市人口的迁移状况 （‰）
迁入率 迁出率 总迁移率 净迁移率
厦门市 9.02 2.06 11.08 6.96
思明区 4.53 0.90 5.43 3.63
湖里区 1.59 0.10 1.69 1.50
出处：福建省统计局，2005，《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人口篇）2005》，
福建人民出版社，209页。表2 厦门流入者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流入年数 （%）
流入者占户籍 流入半年以内 流入半年以上
人口的比重 流入者的比重 流入者的比重
2001年 14.8 20.3 79.7
2002年 22.9 28.2 71.8
2003年 54.4 30.8 69.2
2004年 70.1 25.6 74.4
出处：福建省统计局，2005，《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人口篇）2005》，
福建人民出版社，137页。门又是一个人口流入型的城市；三是如表2所示，随着年代的推移，流入厦门的人口逐年增多，到了2003年和2004年，流入人口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而且无论哪一年，在全部流入者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流入者来厦门超过半年。因此，无论是社会流动的现状，还是流入者的社会构成，以厦门为例，考察中国的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2．调查样本及其基本特征
本研究考察的样本，设定为满20岁—70岁的居民。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法从厦门市抽取11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从每个被抽取的街道分别选取7个居民委员会。然后根据随机原则从被抽中的77个居委会的户口登记簿上抽取被访户作为调查样本。具体调查的样本是被访户的家长。2006年1月完成样本抽取，共抽取样本461个。本调查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于2006年3月—4月实施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最终成功地调查了所有样本。在461个样本中，有流动经历的样本实为437个。另外，437份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为434份。表3 样本的基本特征 （%）
出身地 村落27.4 乡镇12.1 县城28.1 地级城市22.4 省会城市（含直辖市）10.0
流动距离 近距离流动者22.1 中距离流动者34.9 远距离流动者43.1
流入年数 半年以内23.4 1-5年 50.0 6-10年18.9 11-15年5.6 16-20年1.4 21年以上 0.7
教育年数 0-6年 8.9 7-9年29.9 10-12年23.5 13年以上 37.7
到达阶层 无职业23.6 打工性工作30.6 个体工商户14.6 事务性工作14.4
技术与管理性工作16.7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19.6 普通群众80.4表3表示的是，作为本研究自变量的不同社会特征的样本在有效样本中占的比例。可以发现，在流动者中，农村出身者（村落和乡镇）最多，比例达39.5%，而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最少，比例仅为10.0%；近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厦门相邻地区的流动者，中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厦门相邻地区以外、福建省以内的流动者，而远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福建省以外的流动者。有效样本中，远距离流动者最多，其次是中距离流动者，再次是近距离流动者；从流入年数看，1-5年的流入者占绝对多数(50.0%)，其次是半年以内的流入者(23.4%)。但是，与半年以内的流入者相比，半年以上的流入者占绝对比例，这与表2所示的统计资料基本一致；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0-6年、7-9年、10-12年以及13年以上的受教育者分别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学历者，可以发现，在调查样本中，高中以下的低学历者占绝对多数，比例合计为62.3%，而大学及大学以上的高学历者仅占37.7%；根据到达的职业阶层，将流动者划分为无职业者、打工者、个体工商户、事务性工作者、技术与管理性工作者，其职业地位依照上述顺序依次提高，这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阶层划分标准设计的（陆学艺，2004：1-8）。可以发现，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最多，其次是无职业者。经历过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流动的流动者的比例为19.6%，而没有实现政治身份流动的流动者的比例为80.4%。调查样本的这种比例构成，基本与2005年厦门市的人口统计数据相符，说明调查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变量的把握及其操作化设计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关系网络的规模、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分别是通过以下提问方式测定的。
（1）网络规模： 请问，平时与你保持亲密交往的人一共有多少？其中亲戚、邻居、同事、同学、老乡、朋友分别有多少？
（2）网络持续性：在家庭成员以外，你与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交往几年了？
（3）网络同质性：在家庭成员以外，你与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的职业、月收入是否相同？
（4）网络选择性：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目的，与各式各样的人接触。
（5）网络表面性：表面上与对方表现得很亲密，但实际并不想交往得过深。
（6）网络扩大性：包括现在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在内，还很想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
其中，测定网络规模和持续性的变量为两个定比变量，而测定网络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的变量已被设计为虚拟变量。因此，均可以直接引入回归方程。
在表3所示的自变量中，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为定比变量，而流入厦门后是否在政治身份上从普通群众变为中共党员的选择项为虚拟变量，均可以直接引入回归方程。出身地、流动距离、出身阶层、到达阶层为定类变量，在回归分析时，需要将它们编码为虚拟变量。其中，将出身地变量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以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作为参考类别；将流动距离变量编码为3个虚拟变量，以远距离流动者作为参考类别；将到达阶层变量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以技术与管理性工作者作为参考类别。四、调查结果表4表示的是，自变量对网络规模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出身地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体现在乡镇出身者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的不同，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分别比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多18.1%（P﹤0.05）、19.0%（P﹤0.05）和17.6%（P﹤0.05）。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的影响呈现统计显著性，近距离和中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分别比远距离流动者少17.5%（P﹤0.05）和18.5%（P﹤0.01）。
到达阶层对网络总量以及不同类型关系的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具体可以指出：（1）无职业者的亲戚和朋友关系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多16.6%（P﹤0.05）和15.5%（P﹤0.05）；（2）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事、同乡关系的量，均大大多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3）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亲戚关系也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多17.0%（P﹤0.05）。
流入年数越长，拥有的亲戚关系越多；教育年数越长，拥有的同事、同学以及朋友关系越多；在政治身份对网络规模的影响方面，党员的网络总量比群众多18.0%，邻居、同学、同乡关系的量也分别比群众多20.4%、17.1%、21.8%。
表5表示的是，自变量对网络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在网络持续性方面，村落和乡镇出身者分别比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弱0.23年（P﹤0.05）和0.18年（P﹤0.05），中距离流动者比远距离流动者强0.14年
表4 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回归分析
总量 亲戚 邻居 同事 同学 同乡 朋友
村落 0.014 -0.003 0.170 0.031 -0.110 0.057 0.011
出身地 乡镇 0.181﹡ -0.022 0.190﹡ 0.016 0.129 0.176﹡ 0.031
县城 0.028 -0.070 0.111 0.016 -0.059 0.124 0.058
地级城市 0.052 -0.024 0.026 0.032 -0.068 0.130 0.100
流动距离 近距离 -0.105 0.006 -0.110 -0.056 0.063 -0.175﹡ -0.001
中距离 -0.047 0.065 -0.069 0.080 0.116 -0.185﹡﹡ 0.017
无职业 0.090 0.166﹡ 0.142 -0.097 0.131 0.026 0.155﹡
到达阶层 打工性工作 0.234﹡﹡ 0.170﹡ 0.177﹡ 0.191﹡ 0.085 0.176﹡ 0.089
个体工商户 0.036 0.081 0.065 0.045 -0.092 -0.029 -0.072
事务性工作 0.092 0.170﹡ 0.122 0.120 0.053 0.085 0.071
流入年数 0.036 0.191﹡﹡ 0.055 -0.031 0.011 0.087 0.083
教育年数 0.002 -0.022 -0.067 0.180﹡ 0.264﹡﹡﹡ -0.119 0.145﹡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0.180﹡﹡ -0.006 0.204﹡﹡ 0.096 0.171﹡﹡ 0.218﹡﹡ 0.010
R² 0.115 0.073 0.116 0.115 0.166 0.161 0.048
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01﹤P﹤0.05，﹡﹡ 0.001﹤P﹤0.01，﹡﹡﹡ P﹤0.001。
其中，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政治身份的参考类别分别为省会城市（含直辖市）、远距离、技术与管理性工作、普通群众。表5 社会关系网络的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 扩大性的回归分析
持续性 职业同质性 收入同质性 选择性 表面性 扩大性
村落 -0.233﹡ 0.041 -0.090 -0.110 0.182 0.015
出身地 乡镇 -0.181﹡ 0.050 -0.105 0.042 0.011 -0.038
县城 -0.149 -0.073 -0.012 -0.058 0.076 0.010
地级城市 -0.148 0.014 -0.029 -0.098 0.108 -0.001
流动距离 近距离 0.118 0.016 0.043 -0.086 -0.071 0.027
中距离 0.135﹡ -0.052 -0.010 -0.130 -0.087 0.072
无职业 -0.048 0.180﹡ 0.162﹡ -0.072 0.062 -0.033
到达阶层 打工性工作 -0.015 0.088﹡ 0.062 -0.036 0.062 -0.071
个体工商户 0.037 0.070 -0.002 0.049 0.079 -0.056
事务性工作 -0.024 0.150﹡ 0.194﹡﹡ 0.073 -0.001 -0.005
流入年数 0.242﹡﹡﹡ 0.062﹡ 0.084 0.022 0.056 -0.080
教育年数 0.185﹡﹡ -0.068 0.038 0.157﹡ 0.044 0.140﹡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0.078 0.123﹡ 0.129﹡ -0.065 0.103 -0.085
R² 0.143 0.076 0.071 0.073 0.048 0.048
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0.01﹤P﹤0.05，﹡﹡ 0.001﹤P﹤0.01，﹡﹡﹡ P﹤0.001。
其中，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政治身份的参考类别分别为省会城市（含直辖市）、远距离、技术与管理性工作、普通群众。（P﹤0.05），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越长,网络持续性越强，到达阶层与政治身份的变动对网络持续性的影响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2）在网络同质性方面，无职业者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流动者强18.0%（P﹤0.05）和16.2%（P﹤0.05），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强8.8%（P﹤0.05），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的流动者强15.0%（P﹤0.05）和19.4%（P﹤0.01），中共党员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分别比普通群众强12.3%（P﹤0.05）和12.9%（P﹤0.05），但是，出身地、流动距离、教育年数对网络同质性的影响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3）在网络的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方面，只有教育年数对网络选择性和扩大性的影响呈现统计显著性，表现为教育年数越长，网络的选择性和扩大性越强（P﹤0.05）。
但是，从表4及表5所示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²的统计量看，所有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低，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弱。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仅受本研究设定的自变量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五、讨论与结论（一）社会流动与网络规模
与此相关的主要发现是：（1）流动者的网络规模受出身地的影响，其根据是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总量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2）流动距离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关系网络都具有显著影响，而仅仅对其中的同乡关系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流动者的流动距离越长，拥有的同乡关系越多；（3）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比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无职业者的亲戚、朋友关系以及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亲戚、邻居、同事、同乡关系的量，多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4）流入年数仅仅与亲戚关系具有正相关性，而对其他关系网络的影响没有呈现显著差异；（5）教育年数对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乡关系量的影响没有呈现显著不同，但是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却拥有越多的同事、同学以及朋友关系；（6）实现从一般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不会引起亲戚、同事、朋友关系的显著变化，却有助于邻居、同学、同乡关系的形成，进而导致网络总量的扩大。
因此，出身地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假设一致；流动距离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仅仅体现在对同乡关系的影响上，因此只能说与理论假设部分一致；到达阶层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呈现出与理论假设相反的倾向性；流入年数、教育年数、政治身份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仅仅体现在某些关系类型上，也只能说与理论假设部分相符。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呢？美国学者Germani在论述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时，指出了社会流动的客观层面、主观层面 以及社会结构特性是影响流动者关系网络的三大因素（Germani，1966：364-394）。因此，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我认为，上述研究发现，归根到底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导致的：（1）人们长期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血缘、地缘意识已被深深内化、（2）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分离，导致城乡社会的分离、（3）社会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制约，导致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发展的不一致。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自不必说，1949年和1978年的城市化率分别为10.6%和17.2 %，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人们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社会行为受儒家伦理的支配并形成了以人缘、人情、人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模式（翟学伟，1993：79）；虽然1950年以后中国发展了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的强烈限制，以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为内容的城市化并没有随之发展起来，导致农村与城市，在社会结构的各个侧面产生社会分离；1978年以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致于城市社会出现了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2005年城市化率为43%，一方面表明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于农村，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意味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流动，无论是地区流动还是职业流动，都呈现出流动者的流动方式、到达的职业阶层以及生活方式，因出身地而不同的倾向。比如，农村出身者多半通过连锁方式流入城市，流入城市后又多半生活在同一地区出身者形成的聚居区，并依靠出身地的血缘、地缘关系实现就业与再就业，但是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为蓝领职业（陆学艺，2004）。这样的流入方式以及城市生活，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出身者的同乡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又阻隔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再者，由于限制农村出身者职业流动的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致使农村出身者这一社会群体在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产生了社会流动惰距。比如，职业流动不能引起身份变迁、经济地位的提高不能引起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权的丧失等（陆学艺，2004：334-335）。这些因素的作用，致使农村出身者流入城市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出身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即，人口的城市化不能引起生活的城市化。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流动距离与同乡群体的形成具有正相关性（松本通晴、丸木恵祐，1994）。也就是说，由于近距离流动者容易维持出身地已有的关系网络，地区流动后反而同乡意识弱于远距离流动者。其实，国内学者研究中提到的北京浙江村、深圳平江村等，实际也就是一个同乡群体（王春光，1995；王汉生，1997；刘林平，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中国社会，远距离流动者的同乡意识同样强于近距离流动者，前者比后者会具有更多的同乡关系。
本研究的调查表明，越是出自规模大的地区以及流入年数、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到达的职业阶层越高；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有助职业的上升流动。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Laumann，1965；Blan﹠Ruan，1990；Lin，1982、2001）以及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张文宏，2005）都表明，职业地位与网络规模具有正相关。但是，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受教育年数长者、中共党员分别比受教育年数短者、普通群众拥有更丰富的关系网络，但是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反而比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拥有更为丰富的关系网络。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由于在中国社会，到达阶层的高低以及流入年数、教育年数的长短、政治身份的流动，都受出身地、出身阶层的影响，而到达阶层低者、流入年数以及教育年数短者、政治身份的非流动者，多半都是农村出身者所致。
这种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而导致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比如，居住年数越长、到达阶层越高的流动者拥有越丰富的关系网络（Zimmer，1955；Kasarda and Janowitz，1974；三浦典子，1991）以及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不受出身地影响（野边正雄，1996），就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二）社会流动与关系网络的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
与此相关的主要发现是：（1）对于网络持续性，到达阶层以及政治身份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的影响却较为显著。具体体现为：村落和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弱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中距离流动者的网络持续性强于远距离流动者，流入年数与网络持续性呈现正相关，而教育年数却与网络持续性呈现负相关；（2）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不同的流动者，其网络同质性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无职业者和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强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实现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变动，会导致网络同质性的增强；（3）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流入年数、政治身份不同的流动者，其网络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没有呈现显著差异，但是教育年数的增加会增强网络的选择性和扩大性。
因此，本研究设定的六个自变量对网络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的影响，均没有呈现与理论假设一致的倾向性。比如，虽然网络持续性因出身地而不同，但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却弱于城市出身者；虽然到达阶层对网络持续性并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实现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虽然对网络持续性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却会增强网络同质性。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调查结果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流动者的职业稳定性以及职业流动的方向性决定的。比如，农村出身者流入到城市后，其职业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虽然有的人曾经多次调换职业，但大多是蓝领职业之间的水平流动，从事一份职业的时间最短的只有几个月，长一点的一般也就在3-5年，而且有不少农村出身者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陆学艺，2004：322）。这种职业的不稳定性，必然会弱化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流入城市后的居住年数越长，对流入城市的适应程度越高，职业的稳定性越强，越容易形成持续性较强的网络。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年数与职业地位呈现正相关（陆学艺，2004：190-191）。这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也就是说，教育年数长者，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的同时，会扩大社会交往的机会及范围，导致网络持续性减弱、选择性与扩大性增强。但是，与无职业者、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相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较弱。这恐怕是由于无职业者和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多半为农村出身者，生活在聚居区，从事大致相同职业的原因所致。
另外，在中国社会，中共党员无疑是一个政治性社会群体，虽然其成员也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但是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却导致了网络同质性的增强。这恐怕是由于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不仅增强了群体归属感，而且又往往导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使得流动者在扩大社会交往的同时，增强了关系网络的同质性。（三）结论
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虽然因关系类型，影响效果而有所不同，但是还是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受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流入年数、教育年数、政治身份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社会交往的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与同乡关系呈现正相关；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职业流动后，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与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呈现正相关；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会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但会导致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会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
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这些影响效果，是由漫长农业社会中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城乡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导致的。
正是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才呈现了出身地、到达阶层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与先行研究的成果不一致的倾向。这提示我们，在考察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时，只有结合诸如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性、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以及城乡关系等社会现实，才能得出与其相一致的研究成果。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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