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看中国：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

作者：Alan Paul/2008-12-27

　　在我侨居中国的三年半时间里，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方面都明显变得更加便捷了。我经历的“中国时刻”(China Moments)也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许多外派来华的“前辈”警告过我的专有名词，即你被眼前的官僚折磨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自己抓狂的份儿。但这里也有让我急得恨不得大声叫嚷起来的例外状况，而这种情况大多和开车有关：办驾照、买车、出交通事故，而最近这一次是在我即将离开北京时卖车。

　　买家是我的朋友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当时陪同我们办理手续的是在《华尔街日报》任职多年的司机窦师傅，他在如何与政府官僚打交道方面很有一手，堪称我们的政府事务联络官；还有一位名叫高森的中国同事也与我们同行。

　　理论上讲，我们必须将车开到设在北京南城距我家约1小时车程的某二手车交易市场，在那里填写一些文件，让人把车检查一下，并把所有该盖的章都盖到。然后我们要折回头来去车管所完成最后的手续，三年前我就是在那栋庞大的楼里考驾照的。我琢磨了一下整个过程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第一个麻烦来了：窦师傅居然找不到那个市场了，要知道他从来不迷路的！最后我们终于把车停下后才发现通往市场入口的辅路上排满了人，他们当中有的要买车有的要卖车，甚至还有人在卖牌照。我们终于驶进了巨大的停车场，并围着这个巨大的建筑群转圈，穿过了正在接受检查的半挂牵引车，它们的驾驶室向上掀起，还有数十辆也在接受检查的小汽车。

　　后面一小群年轻女子指着我们看不同的队伍，显然是在招揽生意，不过我不知道她们在兜售些什么。高森告诉我说她们要50块钱（约合7美元）来帮我们排队。我对这个价钱没问题，于是窦师傅就找了位他信得过的女士。

　　我们跟着她穿过一个大型车辆展室，走入了一个满是人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长椅，玻璃文件架排成了后面的两堵墙。一长溜小桌子将这个办公中心和展厅分开，每个桌子旁边都坐了三四个人，雇佣他们的公司也雇佣了门外招揽生意的那些女子。给我们带路的女士将我们领到一张桌前，她要了我们的护照、车辆登记信息，然后就开始填写从桌上拿到的若干份文件。我才意识到这些女士并非拉拉生意那么简单，她们自己就是登记中介公司的工作代表。

　　这位女士在房间内奔忙着，我们则费力地跟着她的步点，被她带到了一个窗口前。她把我们的所有文件都递交进去，里面的一名男子审看了一番，把文件敲了一堆图章后又递出来。高森对乔治和我说，我们可以留在楼下，由他和窦师傅上楼去完成一些手续。十分钟后他俩回来了，我们又返回那个办事窗口。我心想，“这挺有意思，还算不错。”我们都想早点把事办完，因为乔治稍晚还有个约会，而我则需要与我的乐队一道出席一个公司聚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读者见面会，我可不想把这次活动搞得一团糟。

　　接下来我却听到了一连串的“不可以”。我凑过去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听窗口里的那位工作人员说“数字不对......不能......问题......”，我忙问是怎么回事。

　　高森解释说，“你登记的护照号码和你护照上的号码不一样。”

　　“我换了本新护照，”我回答说。

　　“老护照你带了吗？”

　　“没有。我们还能过户吗？”

　　“可以，但这得先要车辆管理所批准。”

　　于是我们又坐进汽车，驱车半小时来到车管所。这时已是中午12点半，正是午饭时间，车管所的办公大厅里基本空无一人。只有一位女工作人员在值班。她把我们递上的文件都看了一遍，而我也听到了那个如有魔力般的词──可以。她把我们的文件收拢在一起，放进一个密封的塑料信封，然后就丢在一边不管了。

　　高森说，“我们能办，但负责盖章的人吃午饭去了，他要45分钟后回来。”

　　我们又回到车上，驾车沿着条狭窄、弯曲的路去找吃午饭的地方，路旁的人行道上满是放学的中小学生。窦师傅说他担心可能找不到合适的餐馆。“南城是北京最穷的地方，”他解释说。我们向他保证自己不是挑三拣四的人，于是大家去了一家卖美味手擀面的小餐馆。

　　我们1点45分返回车管所，事情办理得出奇迅速，很快我们就行驶在回二手车市场的路上了。这一横生枝节至少让我们多花了两小时，但事情还是有进展的。我们找到了那位替我们代办手续的女士，她一路小跑着抓紧办各种手续，不到一小时就把一切都办妥了。

　　我们又二次来到车管所，花10块钱让一个人把我的车牌拿下、交上去，把几份文件送进去敲图章，然后文件又被送出来作了番在我们看来敷衍了事的审核。事情几乎就要办完了！或许我们接下来去干预定的事还不会太迟。

　　有人来给我的车拍了张照片，还有人检查了车门上的认证号码，以确定我卖的确实是登记的那辆车。在工作人员办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走进他们污秽、狭小的办公室等待。我不经意间往屋外一看，见有七个身穿黑制服的人正围在车前打开的引擎盖边看着什么。情况可能不妙。

　　我上前打探消息，恰好听到其中领头的那位说出“不可以”三个字。高森问这些人我们该怎么“解决问题”。

　　我则问出什么事了。

　　高森说，“他们找不到发动机序列号。”

　　到此为止，我们为车辆过户已经花了近六个小时，太阳正在西坠，乔治和我全没了好心情。他已赶不上赴约，而一位司机此时正驾车行驶在去我家的路上，按约定他要把我和我的音响系统送到我们乐队演出的地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的神经已经疲惫，手指和脚趾都冻麻了。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特别是在有可能因一场冲突而丢脸的官员们面前，但我还是发火了：“我需要把这事办完！”我用中文喊叫道。“可以！可以！我一整天没干别的事。我赔了很多钱。我很快就要回美国了，我今天必须把这辆车卖掉。我再抽不出一天时间了，你们可以把这件事办完！”

　　这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对我说只有他们的领导能决定是否让我给车过户。我们走进办公室。这位身穿制服的警察看上去不是善茬，他不像是个可以通融或吃我这套的人。在高森向这位警官作解释时我选择了默不作声。高森说我是个重要的外国人，要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这位警官把我打量了一番。我试图作出重要人物的样子， 但可惜我那天没刮胡子，身上只随便穿了件旧T恤衫。他拿出了图章和红印泥盒，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后又把图章在上面盖了两三次，然后一脸冰霜地将文件交给了我们。我高兴坏了。

　　我们一路小跑着回到车管所主楼，高森和窦师傅将全部文件都交了上去，不一会新车牌就发到了乔治手里。我们来到楼外，又给那个人十块钱让他把新车牌安上，然后大家坐上车打道回府。车辆过户花了我们将近八小时。

　　这件事至少让我在启程回国前能与乔治聚一聚。我对他说，“这件事的教训是，永远别卖车给你不喜欢的人。”

　　我再也不会抱怨新泽西的车辆管理所了。

　　（作者Alan Paul是《吉他世界》(Guitar World)的高级编辑，同时也为美国篮球杂志《灌篮》(Slam)撰写文章。因妻子工作需要，他举家从美国新泽西州迁往中国，现居北京。他的电子邮件是expatlife@dowjon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