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

时间:2010-08-01 00:15 作者:廖保平

很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卖国贼，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可有趣的是，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从法理角度却是“无懈可击”的。

　　这里所说的执政合法性当然是权力的合法性。民主制下，权力来源于民授，通过选举这样的合法程序，人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执政者，而让执政者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僭主制不同于以上两者，执政者不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权力，而是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是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

　　偶像化或是神化执政者在强权之下可以获得民众的膜拜，但未必说明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这可能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被认同”，并不具有公信力。

　　一旦强权松动，民众就会离心，而统治集团内部也会众叛亲离，就会面临解体之危险，也正因为它不具有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直到有一天被另外的力量取而代之。

　　按此分类，袁世凯是在民主制下，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权力，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

　　袁世凯执政合法性如何建立

　　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全国大总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1789年）在纽约宣誓当总统。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与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样。

　　不管袁世凯是不是在国会选举他们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时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团”去包围国会，给议员施加压力等，谁也不能否定袁世凯是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正是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这就是袁世凯执政合法性之所在。

　　如果我们把执政合法性广泛一点看，袁世凯权力的合法性在当时也是当仁不让的。

　　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社会的转型历史性课题，且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和人民呼唤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

　　所以，辛亥年之后，确实应该把政治权力委托给那些有道德力、智识力、有组织力的领导者去管理，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

　　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议之中，南方革命党就主张，袁世凯反正之后，推他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当时包括英美等列强，也认为袁世凯是执掌中国的不二人选。在袁世凯着手组织北京政府之际，他获得了列强的贷款支持，而孙中山四处求贷却无门，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强的态度。立宪派大多支持袁世凯更不在话下。

　　袁世凯本身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在读史过程之中，除了发现他对权力特别偏好之外，并不十分贪财，在领袖级政客这个层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质、操守、见识是比较好的。他能多为各方势力所认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乱，回归稳定。他能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最为重要的是，在仍然无法摆脱枪杆子说话的时代，袁世凯的枪杆子最强，统治权旁落他手，也符合历史逻辑。因此，虽然，革命党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袁世凯成就了临门一脚之功，所有的荣誉都加身于他。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谁能否定逼退清帝的盖世之功。

　　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每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不管袁世凯抱着怎样的个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谈，逼迫清帝退位，不费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牺牲，实现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

　　为此，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如此看，袁世凯确实有缔造共和之伟功，也无怪乎，在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比孙中山还要享受盛誉。

　　可惜袁世凯自毁长城，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再地损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当他的统治合法性流失殆尽之时，也正是他穷途末路之时。

　　推毁共和，一步步地丧失合法性

　　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至少在名义上将共和制的招牌挂在了政府的城门上，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

　　由于被西方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从对简单的西方技术层面的服膺和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服膺和学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我们不能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基层民众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大体的共识，而且把中国腐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实行宪政，没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宪式的民主。

　　即便是像袁世凯以及他的继承者这样的军阀武夫，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当时，进化论是尚方宝剑，西方的制度代表着潮流，意味着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他们所清楚的。

　　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议制度，不代表他们可以不理会。他们也曾希望拿来尝试一下，让中国强盛起来，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执政之下，国家衰落不堪，自己脸上无光。

　　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为反动，从而丧失合法性。

　　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政争不断，战争频繁，也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复辟非常不容易，甚至连退半步，搞君主立宪也非常难，这正像梁启超所说，君主立宪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镜难圆了。可见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袁世凯的统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过程中丧失掉的。

　　袁世凯反民主破坏宪政的行为有很多。最为核心的，一个是废毁宪法，一个是解散国会，一个是打击政党。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则主权在于全体国民，现在经袁氏垄断，变为袁氏一这姓一家所有，则袁世凯这个民选的总统已不合法。

　　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但与之匹配的宪法、国会、政党要么消亡，要么名存实亡，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凯这个总统就是个假总统，是非法的。

　　再有，袁世凯此时毕竟不是皇帝，也没有世俗的认可，他没有权利将国家主权变为一姓一家之产，这又是不合法。总之，其执政合法性经过自己一番捣腾，已荡然无存。

　　签订“二十一条”，道德面孔被描黑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双方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中国近代历史上，凡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人，都没有得到好名声，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也不例外。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耻辱。

　　对于日本的横蛮，袁世凯显然无力抵抗。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48小时。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情况下，袁世凯只好“顾全大局”，权衡利弊，用软磨硬泡的办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他称帝而甘愿出卖国权，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凯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对他，他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日本要求中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时，袁世凯就没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这多少说明袁世凯对日本并没有那么的亲善。

　　不管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立场如何，以及进行了多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是他无可推卸的，那就是这样的奇耻大辱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而国耻面前，国人的沉痛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断指血书的都有，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对政府和袁世凯提出严厉质问，甚至极尽咒骂也是理所当然。

　　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可想一般人对袁世凯的悲痛心情与对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恨。

　　客观公平地讲，弱国无外交，袁世凯在他那个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尽己所能与列强周旋，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应该说，袁世凯处理得还算体面，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鸡蛋碰石头。我们客观理性地想，换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个位置，都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

　　得承认一点的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毕竟挂着共和的招牌，新闻相对自由，骂袁世凯骂得特别的多而狠，尤其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称袁氏政府为“恶劣政府”，落下卖国贼的骂名，并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合法性并不稀奇，要是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谁敢骂，不要命了就骂。但是当时这一骂，让袁世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到后来，袁世凯这张道德脸谱是越画越不成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上去，说他背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个骗子，说他背叛清室，是个乱臣，说他背叛了共和，是个贼子，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是窃国大盗，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说他掌握强大军事力量，是军阀，说他登基做皇帝，是复辟先锋……总之，袁世凯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终于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

　　如此一个在道德上无一可取之人，哪里还有执政合法性。好在，历史被不断地还原，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

　　当然，袁世凯似乎还没有学会将“丧事办成喜事”的手腕，没有尽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点”。他自称签订“二十一条”，还自认是奇耻大辱。

强力“削藩”，等于自我拆台

　　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

　　我们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混杂、新旧交替的时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政权民授”，是民授，即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民选出国家的执政者。

　　如果用旧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掌头说话”，谁的谁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谁掌握靠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

　　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

　　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世凯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不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

　　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撑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桩的。

　　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一样。

　　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已经私有化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辛亥革命后，更是群雄割据，如果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

　　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袁世凯要想削藩， 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的感觉，谈何容易。

　　不过，袁在削国民党的这个大藩干得还是挺漂亮的。

　　其实，袁世凯最难削的是那些与他已经貌合神离的嫡系武力北洋军阀，此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一个个羽翼丰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削了弱藩换上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更是尾大难掉，不听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对他们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触发众怨，袁氏势力随之削弱。

　　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

　　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

　　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

　　这只能说袁世凯太急功近利了，地方军阀势力割据非一日之功，袁此时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稳当，正是当拉拢旧部，以共图大业之时，此时就急着想鸟尽弓藏，不仅太暴露，而且也是不量力而行。

　　复辟帝制，彻底葬送合法性

　　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

　　前面讲到，袁世凯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实，袁世凯在执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总之，在当时，袁感到办什么事情都十分困难，这就很容易让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盘散沙盘的国家，就想集权，集权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权，只有集权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现实。

　　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只是想集权，把总统的权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府会之争（总统与国会），平息党派之争，号令天下军阀。否则，一味地尊重代议制，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

　　随着权力起来越集中，这个时候，他那个想做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凯做皇帝，而袁周围的一班子谋士也想捞个开国元勋，也极力劝袁做皇帝。

　　袁世凯也是一个常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自然知道皇帝比总统爽，而且他就是眼见着皇帝是怎么个好法的（当然也知道万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点促使袁走出了冒险的一着棋——复辟帝制。

　　应该说，袁世凯复辟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宪，叫洪宪帝制，洪宪弘扬宪政嘛。可是，就是这么一小步，立即让他失去了执政的新旧两种合法性。

　　从新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等于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统和法统荡然无存。

　　从旧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把整个国家搞成你一家一姓，万世一系，那等于断绝了那些巴望着轮流坐庄当总统的军阀们的美梦，那些地方势力、骄兵悍将，被袁压得正郁闷，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对袁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袁的称帝之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讨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

　　袁称帝不得军阀们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经十分效忠于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强自己的时候，就轻率称帝，注定了他必将失败。

　　复辟帝制，让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这是一件值得扼腕长叹的事。

　　袁氏教训，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如果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

　　袁世凯的合法性丧失了，执政也垮台，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凯，“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和“复辟先锋”几顶大帽子是戴定了，袁氏本来是有巨大功绩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陈了，这是不能不令后来的执政者深有感触的，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袁氏的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操弄权术尤为突出，这并非每个执政者可以学得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后来的执政者学到了，那就不管怎么样，你必须为自己的执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你是新瓶装旧酒也行，你也要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一旦合法性丧失，一切就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力才是“器”。

　　袁世凯这个老政客，应该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只怪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当了一个跟皇帝都差不多的总统都不知足，还要想要皇帝那个名。其实，老袁不搞那个形式，当个总统皇帝跟当一个真的皇帝有什么不一样吗？老袁也许会一直统治下去。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评价袁这一臭招时说：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总统”去向民众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果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

　　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语中的，这其实也总结了袁氏教训，那就是，在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社会，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形态，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普世潮流。

　　也许民主的观念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否则不会上演一再复辟事件），但专制确实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来源:长城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