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孔子》连载 第八章：政治家<2> [00139] (2008-08-19 10:23:54) 标签：鲍鹏山 鲍鹏山博客 孔子 文化 学悦 分类：《说孔子》 随着孔子在鲁国政坛的出现，他改变了鲁国政坛的一直的混乱局面，使鲁国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鲁国逐步地走向强大的势头，引起了鲁国的邻国——齐国的担心。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鲁国会对齐国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时，齐国有一个大夫叫黎鉏（有的地方叫犁弥），他对齐景公说，鲁国现在重用了孔子，齐国的形势非常危险。从长期来看，鲁国的强大必然会对齐国造成威胁。齐国在经过了一番斟酌以后，就派使者到鲁国，要求和鲁国的国君举行一次会谈，改善两者之间关系。
鲁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的东边是齐国，它的西边是强大的晋国。此前，鲁国的外交政策是倒向晋国的一边倒政策，而和齐国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到了齐景公的时代，齐国逐渐强大起来，和晋国开始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就在鲁定公的9年，也就是孔子在鲁国出任中都宰的那一年，齐国进攻晋国，攻占了晋国叫夷仪，在今天河北邢台市西边这个地方。由于晋在距夷仪不远的中牟（晋国地名，在邢台与邯郸之间，与河南中牟无关）集结了千乘兵力，才一时遏止齐师西进。
这看起来是别的国家发生的事，却对鲁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弱小国家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的：它必须听命于一个能够保护它或者能够伤害它的强国。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国家不止一个：至少，有能力伤害它的国家不止一个。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周天子的威权丧失，不能有效控制天下诸侯的时候，会出现霸主：因为，一国独大比群魔乱舞好——那些弱小的国家至少知道该听谁的，并且听了以后，不会有另外的强国来收拾它。
这一次军事行动表明，齐国在崛起，而晋国逐步地走向衰落。如上所言，像鲁国这样的弱小的国家，它或者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被一个强大的国家伤害。所以一个能够保护他的国家，或者一个能够伤害他的国家，他都是不能得罪的。所以此前，鲁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倒向晋国，依靠着晋国的保护。现在随着齐国的强大，鲁国也意识到，必须和齐国改善关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国派使者来，向鲁国提出两国国君会谈的提议，鲁国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最后决定会谈的地址在齐国境内的一个叫夹谷的地方，靠近鲁国的北方边境。
夹谷是一个山的名字，在今天山东省的莱芜市南边。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莱芜市呢？因为此前这个地方是莱人聚居的地方。这个小小的莱国后来被齐国的齐灵公灭了。会谈地点在齐国，鲁国的国君离开自己的国家到齐国去见齐国的国君。这个事实就说明，齐国是强大的，而鲁国是弱小的。而夹谷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莱人，莱人是当时比较落后的、比较野蛮的一个民族。会谈地点选在这个地方，齐国是有想法的。会前，鲁国决定由孔子担任礼相（礼仪总指挥），陪同鲁定公赴会。鲁自“三桓”专国以来，鲁君历次出席诸侯盟均由“三桓”为相辅行。这次改由孔子担任，根据钱穆先生的推测，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这次事关重要的会谈恐无很大成功把握，如果他们陪同国君赴会而会谈失败，弄得很不体面，势必损害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而孔子则无疑是替代他们此行的合适人选：他位居大夫，谙习礼仪；早年到过齐国，与齐君臣有过交往，情况比较了解。（钱穆《孔子传》）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孔子将陪同鲁侯赴会的消息传到齐国后，齐大夫犁弥（《齐世家》作黎鉏（zu），即上文所见）对齐景公说：“孔丘社人只懂得礼仪而不懂得军事。如果两君相会时，派附近的莱人以武力劫持鲁侯，必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齐景公听从了他的意见。
孔子对此早有防备。他在出行前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时候诸侯出国，一定带领文武官员随从。我请求你这次一定带上左右两司马同行。”古时诸侯盟会可以随带兵车士卒护送，听从孔子建议，鲁国又加派了军队和军事长官。（《孔子世家·相鲁》、《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
犁弥大概不知道，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
仁德的人必定具有道德勇气，而勇于敢为；且所勇于敢为之事，必定是正义的事业，所谓“见义勇为”是也。我们来看看孔子在这场“鸿门宴”中的表现吧。会场设在一处较空阔的地带。地面上临时搭起有三级台阶的土台和环台而筑的四方土院，院四边各一门，作为会场。齐景公和鲁定公见面礼毕，相互揖让登坛就席，双方随行人员依次列于下阶。会晤过程中举行献礼后，齐国执事者马上提议表演当地舞乐助兴，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旗旄以及矛、戟、剑、盾等兵器鼓噪而至，直接冲向定公。孔子见此情景，自己抢先登坛保护鲁侯避让，由于心急，也顾不得登坛礼节，三级台阶一两步就跨上去了。一面大喊鲁国卫队：“赶紧上来保卫国君！”然后，他转过头来，严厉责问齐景公说：
“两国君主友好相会，而裔夷之俘（臣服于中原的外族俘虏）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君决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
边鄙荒蛮之地不能谋害中原，四夷野蛮之人不能扰乱华人，俘虏囚犯不可侵犯盟会，武力暴行不可威胁友好，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对神灵是不祥，在德行上是失义，对人是无礼，您齐君不会这样做吧？”
勇敢、智慧、道义，集于一身。
齐景公心亏，不能作答，连忙命莱人离开。犁弥等人见劫持鲁侯未遂，于是在两国盟誓时，单方面在盟书上加进一句话，说：“齐师出国征伐，而鲁国不派出三百辆兵车相随，就会象盟书所要求的那样受到惩罚！”
孔子也立即派鲁大夫兹无还答道：“你们齐国如果不归还我鲁国汶阳之田，而要我们供应齐国所需，也会同样如此！”
会盟结束后，齐景公打算设宴享礼待鲁侯。孔子为防止再出意外，谢绝了这一邀请，并对齐大夫梁丘据说：
“齐国和鲁国的旧典，您难得没有听说吗？事情已经结束，而又设享礼，这只能使办事人员辛苦劳累。而且牺尊、象尊这些礼器不宜拿出国门，钟、磬等嘉乐不能在野外合奏。在此设享而动用这些东西，是不合礼法的；不动用这些东西而设享，那就象秕子、稗子一样轻贱，随便。象秕、稗一样轻贱随便，对国君是一种羞辱；办事不合礼法，又会招来恶名。您为何不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呢？享礼是用来宣扬德行的，不能宣扬德行，不如不用。”
夹谷之会是鲁国由从服于晋转而从服于齐的开始。春秋列国时代，小国从服于大国，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晋国的影响日益削弱的形势下，鲁从服于齐，也是比较明知的外交策略。
我们要思考的是，在齐鲁之间的角力中，鲁国有什么凭借？它靠什么在这样重要的双边会谈中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与尊严？
靠的就是孔子个人的智慧、勇敢、和道义的力量。
首先，在会谈之前，齐国君臣就认识到，有孔子的鲁国是一个有了力量的鲁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这次会谈，就是这种认识的结果。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齐国提出来召开的。
其次，孔子这次会盟中，充分利用诸侯普遍尊重的礼作为外交武器，据礼抗争，针锋相对，挫败了齐国的预谋。从而使鲁国在强齐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尊严。这种既从服于齐而又维护自身独立的立场，也使晋国能够接受。因此，夹谷之会对鲁国来说，也是一次在外交上的重要胜利。
第三，正是齐国君臣对孔子此前的认识以及此次会谈中的切身体会，使得他们认识到，有孔子的鲁国，是不好轻率对待的国家，与鲁国搞好关系，符合齐国的利益，于是，齐国主动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是的，夹谷之会的胜利，几乎可以说是孔子一个人的胜利，这场看不见烽烟的战争，几乎是孔子一个人的战争。并且，他在别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功勋。当三桓面对这样几乎一边倒的双边会谈，悲观消极，避之唯恐不及时，孔子挺身而出。这就是“见义勇为”。就是他所说的“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
这就是他的学生子张说的：“士见危致命”（《论语·子张》）
这就是他的学生曾子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如果说道家一类的人物追求个人的自由与适性，那么儒家中曾子这一派人物则推崇社会的责任与正义。孟子的浩然之气，得之于孔子的一脉相传。
会盟结束以后，齐景公回家，想一想这次聚会的情景。他觉得这一次会盟，在礼仪上他们是失礼的，而且齐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所以他回去以后，非常害怕又非常生气，就对他手下的群臣说，你们看一看，鲁国的孔子，他用君子之道辅佐他的国君，看看你们是怎么样来辅佐我的，你们是用夷狄之道，用野蛮、落后的地方的那样的一种方法来辅佐我。你们是把我往邪路上引啊。现在我得罪了鲁国，我失礼了，我在诸侯那个地方没有面子，你们看怎么办？这时，齐国的明白人就跟齐景公说，一个君子，如果要向别人道歉的话，那就应该拿出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来。你现在认识到错了，这次我们齐国确实做得不光彩，我们必须要向对方表示歉意，那么我们就得要拿出一点实质性的东西来，就照他们要求的，把汶阳之田还给他们吧。齐国把他们占领的鲁国的土地送还了鲁国。
景公惧而动（容），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史记·孔子世家》）这些土地送还鲁国以后，鲁国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城，把这个城取名叫谢城。谢是就是道歉的意思。因为这个土地是齐国为了表示向鲁国的歉意还给鲁国的，而这个歉意，主要靠的是谁呢？是孔子。所以鲁定公在这个地方建的一个小城，把它取名为谢城，意思就是要用这座城来纪念孔子对鲁国所做出的贡献。（夹谷之会见《左传·定公十年》、《孔子家语·相鲁》、《史记·孔子世家》、《公羊传》、《谷梁传》等相关内容）
孔子在夹谷之会所取得的成功，显示了他的坚毅、机智的品格和政治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鲁国君臣一定认识到了孔子的重要性。所以这次夹谷之会不久，他再一次得到了提升。他原来是大司寇，已经是大夫了，现在由大司寇的身份“行摄相事”，就是代理国相的事务，不是职务。当时的国相就是季桓子，所谓“行摄相事”，就是代替或协助季氏处理国政。这个时期，子路也受举用，出任季氏家的总管，就是阳货原来的岗位。所以师徒二人，在鲁国都有了实权，都进入了鲁国的政治的核心。这是孔子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期，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实行其主张和理想的最好机会。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孔子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脸上常常喜气洋洋。他有一个学生看了，觉得很奇怪了，就说，老师啊，以前我常常听你讲，“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现在您得高位而喜，为什么会这样呢？孔子说，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是还有一句话你可能没听说，就是“乐以贵下人”。（《孔子世家·始诛》）乐居高位，人之常情，孔子并没有超乎常人的感情。问题在于，身居高位，不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普通大众谋福利，并且谦虚下人，这种快乐的情感，一般人不大体会得到啊。如果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感，那多么好啊！这个时候孔子的俸禄也很高，他常常拿出点钱出来救济贫苦的人。孔子有一个穷学生叫原宪，孔子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改变他的经济状况。他说，原宪，你到我家里来给我做管家吧。给他多少的报酬呢？“与之粟九百”（《论语·雍也》）这个九百有两个说法，一种说是给他九百斗小米，还有种说法就更多了，说是给他九百石小米。九百斗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折算了一下，在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大概要六斗多一点，那么九百斗可以养活十个人整整一年。那就是原宪到孔子家里面做他的管家以后，孔子给他的报酬，他可以养活十个人。如果说是九百石那就太厉害了，他拿到的报酬可以养活一百个人。所以原宪觉得不大好意思，就跟老师推辞：老师，太多了，我不要这么多。你看原宪很穷，但是他不贪。越是富的人往往越贪婪而不知推让，贫穷的人倒往往见得思义，有所不受。孔子说，你就收下吧，如果你真觉得多了，用不完，你也可以拿出来救济你那些穷乡亲啊。原来，孔子给原宪这么多，他是想通过原宪的渠道能给他的穷乡亲们一点接济呢。你看孔子，身居高职后，除了自己推广仁政，用自己的政策和政治来改善民生以外，他还做了这么样一些具体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些慈善事情，而且他做得非常隐蔽，做得非常自然。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
但是就在孔子一切看来很顺利的时候，鲁国又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侯犯之乱。讲侯犯之乱，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三桓之一的叔孙氏。叔孙氏有一个采邑，这个采邑就叫郈邑，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郈。当时，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些大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地。他们往往派自己的家臣到封地去，让他代为管理。管理什么呢？修建城池，招募人马，渐渐的，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割据的小据点了。这些据点对国君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这些大夫本人也同样是一个威胁。叔孙氏的采邑郈邑的主管叫公若藐。叔孙氏新继位的宗主，叫武叔懿子的，他不喜欢公若渺，于是他就派了侯犯，把这个公若藐杀了。但是侯犯把公若藐杀了以后，他不听武叔懿子的话，开始占据郈邑造反了。武叔懿子很生气，自己带着军队去攻打，竟然攻了几次攻不下来，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不过后来他还是想了其他的办法，从内部攻取，把这个地方给打下来了，平息了侯犯之乱。
这个事情给叔孙氏包括给季孙氏、给孟孙氏一个很大的警醒。“三桓”经营三邑，本来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但结果反受其害。阳虎、侯犯之乱提醒人们：在家臣势力日渐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私邑容易被其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陪臣执国命的支柱；或直接成为叛乱根据地，威胁邑主和国家的安全。处理侯犯事件时，武叔对驷赤说：“郈邑不仅是我们叔孙氏的愁事，也是国家的祸患。”这话反映了鲁国君臣耿耿于心的普遍忧患。因此，解除这种威胁，已势在必行。我们知道，鲁国的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三桓的势力太大，私家权力大，公室权力小。对内，损害了人民的福利，对外，损害了鲁国的强大。孔子对此深有体会。上一任国君鲁昭公的命运，就是例子。
现在，孔子终于有了机会，试图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
首先，夹谷之会的胜利使鲁国赢得一时较为安全的国际环境。
其次，他代摄相事，有了这样的权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第三，郈犯之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和机会。他可以以此说服三桓支持他。
为此，孔子提出了“堕三都”的建议。
鲁定公12年，孔子“行摄相事”不久，便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主张把郈、费、成等三邑的城堡拆除。他援引古制，认为三邑的城墙都超过了规定。拆除三邑的坚固防御设施，可以防止侯犯之事再起，并借此清除盘踞在费邑的阳虎余党，故季孙、叔孙表示同意，孟孙也不反对。堕三都还有抑私家、强公室的意义，即借此削弱“三桓”的实力，以加强鲁国对国家的统治，所以受到鲁定公的积极支持。这种趁“三桓”急于根除身患之机而削弱其实力的做法是十分机智的，它显示了孔子在复杂的政治中利用矛盾以达到目身决策才能。当时，子路任季氏家总管，故堕三都的计划就由他代表季氏安排实施。堕郈、堕费均在这年夏秋之际进行。堕郈进行得比较顺利，那里的叛党侯犯已于二年前逃亡，故武叔帅师堕城时没有遭到抵抗。但叔孙氏作为邑主，拆除本邑城堡还要帅师前往，说明当时这些家臣盘踞城邑，对邑主也并不完全服从，家臣与大夫的关系，是大夫与诸侯关系的复制，正如同大夫与诸侯关系是诸侯与天子关系的复制——当时的天下，确实没有了秩序——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远远没有出现。
但是，堕费就碰到大问题了。
堕郈的举动惊动了盘据在费邑的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他们意识到费邑也会遭到同样对待，于是先发制人：在堕费之前，抢先带领费人偷袭鲁都。鲁定公和季桓子、武叔懿子、孟懿子等人没有防备，匆匆逃到季氏家中，登上高台抵抗。公山不狃等人追至台下强攻，有的箭射到鲁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孔子得到消息后，命鲁大夫申句须、乐欣率部反攻，把费人打退；城内居民也迅速拿起武器，乘势追击，在姑蔑（鲁城以东约90里）打败费人。公山不狃、公叔辄逃到齐国。事平，季桓子、孟子懿帅师堕费，子路荐举孔子的学生子高担任费宰。
堕成安排在最后。成邑位于鲁北境（今山东省宁阳县北），距齐国边境不远。堕成遭到成邑宰公敛处父的反对。此人头脑机敏，在阳虎事件中戡乱有功，深受孟氏器重。他对孟懿子说：
“毁掉成邑，齐人就可以无阻挡地直抵鲁国北门；成邑又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也就没有孟氏。你就假装不知道，我将不去毁它。”
公敛处父这席话道破了堕三都的要害，即抑三家以强公室的政治目的。如果说堕郈、堕费由于侯犯、公山不狃等人而使这一目的性受到掩盖，那末，当公山不狃等人被清除之后，再去堕毁成邑必然会使孔子的更深层的用意暴露。所以公敛处父的话，立即让孟懿子领悟过来。孟氏少时学礼于孔子，但事关切身利害，也只好不顾尊师旨意，于是对堕成佯装不知，按兵不动。堕三都的深意大概也被季孙、叔孙觉察，故他们对孟孙的消极态度不作干预。堕成邑的计划就这样拖到这年12月，最后只好由鲁定公单方行动，结果围成不勘，失败而归。
堕三都是孔子在公室微弱、权力下移、政局动荡不休的形势下，试图加强公室以实行国家的安定与统一的重要一环。堕成的失败，说明强公室的任务不能依靠“三桓”去实行，而鲁侯也无力实现它，这使孔子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
堕三都，实际上是与虎谋皮。孔子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达到这样的结果，已经是非常成功。
但是，堕三都引起孟孙的反对和季孙、叔孙疑虑，也说明孔子已失去鲁当权贵族的信赖。孔子的内忧加重了。
孔子“行摄相事”之初，与季桓子关系尚好。史籍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也说明他们合作的不坏。但季桓子一当觉察堕三都有损于即而利于公室时，便立即警惕起来。他回想鲁昭公时公室与先父季平子之间的那场拼斗，其情景犹历历在目。昭公死后，季平子出于旧怨，把这位国君的坟墓葬在鲁公墓区道南，同道北的鲁先君墓隔开。孔子任司寇不久，在昭公墓外挖一条界沟，使其墓与鲁先君墓同在界沟以内的墓区而合为一体。此时，季桓子想起这件事，感到孔子这一举动与堕三都有前后相随的思想联系，因而又增加了对孔子的不快，以至孔子因为公务几次去见他时，他都表现冷淡。鲁定公13年，孔子想离开鲁国。既然本国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为什么不可以到别国去寻找出路呢？如果别国也不能实现理想，那就乘坐木筏到海上漂泊去。
“同我一起乘筏漂泊海上，恐怕只有仲由（子路）吧！”孔子说。
还不仅仅有内忧，孔子还有外患，这个外患就是齐国，他不是在齐国的夹谷之会里面给齐国很深刻的印象吗？而且在夹谷之会之前，齐国就认识到，只要孔子在鲁国当政，鲁国就一定会强大，鲁国强大，对齐国一定会有威胁。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在家里面一再跟大臣们说这个事情，怎么办？鲁国现在重用孔子，鲁国一旦强大，我们跟它是临近的国家，它首先要损害的就是我们。我们还是赶紧跟它搞好关系吧，我们是不是给它送一点土地，来拉拢拉拢他们？这个时候还是那个犁弥出了一个很下流的主意。他说，我们先想办法让孔子在鲁国，不能够再做下去。如果阻止不了，我们再给他送东西也不晚。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阻止孔子呢？犁弥等人出了一个非常下流的主意：给鲁国国君和季桓子送美女去，送一批高级的马车去，送多少美女呢？有的说16个人，有的说80个人，送了120辆高级的马车，送到鲁国去了。先是放在鲁国的曲阜城的南边，然后让这些美女们天天在那个地方搞演出，季桓子一听说齐国送了很多美女来，他一开始也不好意思接受啊，你说一个执政的大臣接受了别人送来的美女，这个在道德上，品行上，名声上影响太大，但是他又忍不住，他就跑去看，装成普通的老百姓，穿上便装去看，越看他心里面越痒痒，然后回来就跟鲁定公说，哎呀那些美女真漂亮，我们还是接受下来吧，照单全收，全收下来了。这件事情对孔子打击非常大，多年后，孔子说了一句话，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这句话跟季桓子、跟鲁定公这个行为有关系的。孔子的弟子们，像子路更看不惯了，子路非常耿直，说，老师，这个国君和这个执政都太不像话了，我们走吧。孔子那个时候还舍不得，他好不容易有今天这个地位，他说我们等一等，马上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就是在野外祭天，说按照礼节的规定，郊祭完了以后，这些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我们就等一等，看他们祭祀完了以后，这个祭肉分不分给我。他们如果分给我，说明他们还把我看作大夫，还愿意重用我，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再做，如果他们不送给我，那我们再走。
鲁国的郊祭大典举行了，举行完了以后，果然分送祭肉的时候没有送给孔子。
我们刚才讲，季桓子不愿意见孔子，这已经是信号很明确了，现在分送祭肉，鲁定公又不把祭肉送给孔子，鲁定公的信号也很明确了。那就是说，孔子实际上是被他们抛弃了，被执政季桓子抛弃了，被国君鲁定公抛弃了。于是孔子收拾收拾，赶上马车和弟子们决定到卫国去。一路上走的很慢，弟子们很埋怨他，老师啊，为什么走这么慢，走快一点。你以前在齐国，齐景公不用你了，你跑得那么快，现在鲁定公不用你了，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孔子说，这不一样啊，齐国我是客人，主人不要我了，我当然赶紧走。鲁国是我的父母之国啊，是我的祖国啊，我舍不得啊，我不忍心啊。他的内心想看一看，季桓子和鲁定公会不会派人来挽留他。他们来到鲁边境一个名叫屯的地方，又停了下来。这时候，季桓子派出的使者，一个名叫师己的乐官赶到此地送行。孔子见季孙派这位使者来，既无自责之意，又不表示挽留，也就不愿多说话。
“你老人家没有什么过错啊！”师己颇有些同情地说。
孔子没有作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唱支歌儿给你听，好吗？”于是一边抚琴，一边唱道：
彼妇之口，
可以出走，
彼妇之谒，
可以死败。
盖优哉游哉，
维以卒岁。
（那女人的口，可把人逼走；那女人的话，可丧国败家。我何不宽心游荡，快乐打发时光。）
师己回去后，把见面情况如实报告季桓子。桓子懂得孔子作歌是批评他接受齐人女乐。对孔子离去，他不愿挽留，又觉得惋惜，不禁叹了口气，说，这是孔丘在怪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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