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先秦诸子圣王崇拜思潮与上古政治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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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圣王崇拜思潮与上古政治文化传统圣王崇拜探源文章提交者：东方欲曙 加贴在 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为什么中国近代走向民主的历程这样艰难曲折，笔者提醒，不要忽视中国古代绵长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face][/face][size][/size]
先秦诸子圣王崇拜思潮与上古政治文化传统[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在王纲解纽、诸侯力政、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下，诸子蜂出，纷纷提出救世学说，思想文化空前繁荣, 为中国文化在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奠定了古代文化的基调。先秦诸子的争鸣，虽然立场不同，观点歧异，但圣王崇拜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在诸子眼里，圣人不但体道、法天、通神，而且制礼作乐、创造文明，是道德、智慧、功业的最高体现和完美统一；往古名王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圣人。但是东周以来，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日益衰微以至于名存实亡，各国诸侯也多为暴君、庸君, “圣王既没，天下大乱”（《子华子》）。这种局面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而诸子迫切呼唤圣王再世，平一天下，重建秩序，实现理想政治。当然，诸子的圣王观也还各有侧重。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对文明异化造成的战乱和纷争痛心疾首，主张圣王以无为治天下。儒家推崇法天敬神、保民尚贤的仁政思想。孔子指出圣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孟子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强调民心，认为人民有权反抗暴君统治，汤武诛桀纣是圣人革命，是顺天应人之举。生当战国晚期的荀子，鉴于政治形势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对孔孟思想作了重要修正，提出“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非相》）。墨家圣王观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墨子主张“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墨子·明鬼下》）。法家认为“后王”就是“新圣”，指出要王天下，必须富国强兵，竭力主张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五蠹》）。综上所述，诸子的圣王观虽然各有特点，但对圣王的推崇是共同的。他们深信：“古之制天下者必圣人”（《大戴礼记·诰志》），只有圣人当王，才能重建理想社会。诸子的圣王崇拜一方面包含着对古代名王功业的崇拜和缅怀，另一方面也部分包含着对当时统治者的批判态度。荀子提出“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孟子推崇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诅咒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视之为独夫民贼，正是依据圣人当王的观念和理想。这种保民而王、民贵君轻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但是先秦诸子都没有看到人民群众自己主宰命运、治理国家的合理性，视人民为群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寄希望于圣王治世，以至于滑入君主专制的迷途。迨及君主大权在握、威加四海之时，圣王理论反而为其所用，“圣王”异化成为“王圣”，君主由权力的独占而达到知识、道德权威的垄断，一切人都成为他的恭顺臣民而俯伏于地。先秦之所以出现诸子一致崇拜圣王的趋向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字源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圣”的原初含义是通达和领会神意者，“圣人”体道法天通神的品质与他原来负载的巫师或祭司的角色相关；“王”的本义则与军权有关，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字像斧钺之形，“王”的含义不仅指握有最高行政权力的政治首领，而且强调了他所拥有的“制生杀之威”（《战国策·秦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中国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进入酋邦社会；到夏朝建立，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经过春秋战国的转型期，至秦统一进入大一统专制帝国阶段。集神权、军权、政权于最高统治者一身的“圣王”合一的情形是中国自酋邦社会到早期国家一直延续的传统，先秦诸子所称颂的“圣王”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无一例外。先看神权。作为华夏民族人文初祖的黄帝同时是一个法力高强的大巫师，曾“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韩非子·十过》）。颛顼帝“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垄断通天神权。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史记·五帝本纪》），“历象日月星辰”（《尚书·尧典》），占星授时，“法天而治”。帝舜就任酋邦首领后，“肆类于上帝，湮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尚书·舜典》），一系列祭祀活动昭示了他最高祭祀的身份。大禹传“禹步”（《帝王世纪》），实际是作法时的巫步。汤“祷于桑林”以祈雨（《吕氏春秋·顺民》）。文王“惟卜用”（《尚书·大诰》），亲自占卜，并有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传说。武王伐纣，受命于天，“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墨子·非攻下》），灭商后主祭各路神灵，昭告天下。由此看来，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等都具有大巫师或最高祭司的身份。如赵世超先生所指出的，“最初的王，往往也是法术最高的巫师，人们相信自然与社会的和谐都有赖于他的存在，……‘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谁获得了主祭权，谁就获得了代表天、帝统治万民的资格。商灭夏，周灭商无一不带争夺最高祭司权的性质。”上古圣王同时还是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轩辕（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通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先后打败蚩尤和炎帝，成为中原酋邦的最高领袖。颛顼诛灭共工部族；尧战胜凿齿、九婴、大风等部族；舜征三苗，道死苍梧；禹继续征伐三苗，最终获得全胜。商汤伐夏，亲自出征，作“汤誓”。周文王、周武王在翦商过程中，也同样掌握着本邦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最终取商纣王而代之。上古圣王之所以能集神权、军权、政权于一身，其社会基础在于他们以宗族长的身份掌握族权。中国进入酋邦社会和早期国家的进程，是和父系家族—宗族组织的发展相对应的。原生血缘组织父系家族—宗族体系在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组织作用。黄帝之时，天下“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这所谓“万国”，其实就是以父系宗族组织为基础的众多部落或酋邦。这些父系宗族以家族为基础，拥有族产，组织族军，推举族长。宗族长由地位最高的家族长担任，拥有宗族最高的土地分配权、生产指挥权和财产管理权，宗族长往往还把持着与雨水农业联系在一起的祭祖、祭天地神祗的宗教祭祀权和对外战争的军事指挥权 。那些人口兴旺、经济繁荣、军事实力雄厚的强宗大族 ，在聚落分化和不断发生战争的环境中突现出来，成为众多宗族的核心。其宗族长被认为是部族始祖神的直系后裔，理所当然拥有酋邦最高的宗教祭祀权、军事指挥权和行政管理权。黄帝、颛顼、尧、舜、禹都是这样的大族长。夏商时期，中央王朝虽已耸立于“万邦”之上，但是无论王邦和庶邦，居于权力顶端的均是邦国中强宗的族长。至周代，“君之宗之”的宗法分封，使族权和王权合一、宗统即是君统的“家天下”格局达到顶峰。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使财富和权力沿着父系家族—宗族系统逐层集中，王权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轴心。春秋以后，周天子威权下降，大国争霸，礼崩乐坏，但是父系家族—宗族结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整个社会仍然保持金字塔般的等级结构。战国时期，宗法分封的格局因官僚制和郡县制的推行而被打破，但王权专制却以新的手段得以强化。“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左传·昭公七年》）等观念盛行不衰，圣王崇拜成为诸子共同理念势有必然。在黄帝、颛顼、尧、舜、禹酋邦社会和夏、商、西周早期国家阶段，最高统治者作为大巫师或大祭司，宗教神权的色彩较浓。春秋以后，社会变动剧烈，民智渐开，人本和民本的观念兴起，在此条件下，“圣王”原有的宗教巫术含义大大减退了。“圣人”由巫师、祭司等神意的倾听者变成法天体道、博施济众的至高道德和智慧的化身，但是仍然保留了“圣人通天”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圣王”观念则在保留上古天授王权的思维框架的同时，突出了“圣王”的道德、功业和智慧，强调“圣王”为民谋利造福的功德。[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先秦诸子阐发的“圣王”观念殊途同归，都把国家太平、民生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圣王专制。在秦汉以后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格局下，皇帝得天命和一人治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运行都以至高无上、政教合一的皇权为轴心。圣王崇拜观念对保持民族和文化的向心力，对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创造出光辉的古代文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政治主动性和创造力，妨碍了民主观念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发育成长，对维系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专制皇权起到了意识形态稳压器的作用。特别在近现代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呈现出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和反省。圣王不死，大乱不止。克服圣王崇拜观念在思想文化和民众心态深层结构中的消极影响，发展和完善人民主权和公民政治的原则和制度，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size][/size]
先秦诸子圣王崇拜思潮与上古政治文化传统[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在王纲解纽、诸侯力政、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下，诸子蜂出，纷纷提出救世学说，思想文化空前繁荣, 为中国文化在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奠定了古代文化的基调。先秦诸子的争鸣，虽然立场不同，观点歧异，但圣王崇拜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在诸子眼里，圣人不但体道、法天、通神，而且制礼作乐、创造文明，是道德、智慧、功业的最高体现和完美统一；往古名王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圣人。但是东周以来，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日益衰微以至于名存实亡，各国诸侯也多为暴君、庸君, “圣王既没，天下大乱”（《子华子》）。这种局面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而诸子迫切呼唤圣王再世，平一天下，重建秩序，实现理想政治。当然，诸子的圣王观也还各有侧重。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对文明异化造成的战乱和纷争痛心疾首，主张圣王以无为治天下。儒家推崇法天敬神、保民尚贤的仁政思想。孔子指出圣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孟子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强调民心，认为人民有权反抗暴君统治，汤武诛桀纣是圣人革命，是顺天应人之举。生当战国晚期的荀子，鉴于政治形势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对孔孟思想作了重要修正，提出“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非相》）。墨家圣王观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墨子主张“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墨子·明鬼下》）。法家认为“后王”就是“新圣”，指出要王天下，必须富国强兵，竭力主张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五蠹》）。综上所述，诸子的圣王观虽然各有特点，但对圣王的推崇是共同的。他们深信：“古之制天下者必圣人”（《大戴礼记·诰志》），只有圣人当王，才能重建理想社会。诸子的圣王崇拜一方面包含着对古代名王功业的崇拜和缅怀，另一方面也部分包含着对当时统治者的批判态度。荀子提出“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孟子推崇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诅咒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视之为独夫民贼，正是依据圣人当王的观念和理想。这种保民而王、民贵君轻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但是先秦诸子都没有看到人民群众自己主宰命运、治理国家的合理性，视人民为群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寄希望于圣王治世，以至于滑入君主专制的迷途。迨及君主大权在握、威加四海之时，圣王理论反而为其所用，“圣王”异化成为“王圣”，君主由权力的独占而达到知识、道德权威的垄断，一切人都成为他的恭顺臣民而俯伏于地。先秦之所以出现诸子一致崇拜圣王的趋向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字源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圣”的原初含义是通达和领会神意者，“圣人”体道法天通神的品质与他原来负载的巫师或祭司的角色相关；“王”的本义则与军权有关，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字像斧钺之形，“王”的含义不仅指握有最高行政权力的政治首领，而且强调了他所拥有的“制生杀之威”（《战国策·秦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中国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进入酋邦社会；到夏朝建立，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经过春秋战国的转型期，至秦统一进入大一统专制帝国阶段。集神权、军权、政权于最高统治者一身的“圣王”合一的情形是中国自酋邦社会到早期国家一直延续的传统，先秦诸子所称颂的“圣王”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无一例外。先看神权。作为华夏民族人文初祖的黄帝同时是一个法力高强的大巫师，曾“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韩非子·十过》）。颛顼帝“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垄断通天神权。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史记·五帝本纪》），“历象日月星辰”（《尚书·尧典》），占星授时，“法天而治”。帝舜就任酋邦首领后，“肆类于上帝，湮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尚书·舜典》），一系列祭祀活动昭示了他最高祭祀的身份。大禹传“禹步”（《帝王世纪》），实际是作法时的巫步。汤“祷于桑林”以祈雨（《吕氏春秋·顺民》）。文王“惟卜用”（《尚书·大诰》），亲自占卜，并有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传说。武王伐纣，受命于天，“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墨子·非攻下》），灭商后主祭各路神灵，昭告天下。由此看来，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等都具有大巫师或最高祭司的身份。如赵世超先生所指出的，“最初的王，往往也是法术最高的巫师，人们相信自然与社会的和谐都有赖于他的存在，……‘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谁获得了主祭权，谁就获得了代表天、帝统治万民的资格。商灭夏，周灭商无一不带争夺最高祭司权的性质。”上古圣王同时还是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轩辕（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通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先后打败蚩尤和炎帝，成为中原酋邦的最高领袖。颛顼诛灭共工部族；尧战胜凿齿、九婴、大风等部族；舜征三苗，道死苍梧；禹继续征伐三苗，最终获得全胜。商汤伐夏，亲自出征，作“汤誓”。周文王、周武王在翦商过程中，也同样掌握着本邦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最终取商纣王而代之。上古圣王之所以能集神权、军权、政权于一身，其社会基础在于他们以宗族长的身份掌握族权。中国进入酋邦社会和早期国家的进程，是和父系家族—宗族组织的发展相对应的。原生血缘组织父系家族—宗族体系在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组织作用。黄帝之时，天下“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这所谓“万国”，其实就是以父系宗族组织为基础的众多部落或酋邦。这些父系宗族以家族为基础，拥有族产，组织族军，推举族长。宗族长由地位最高的家族长担任，拥有宗族最高的土地分配权、生产指挥权和财产管理权，宗族长往往还把持着与雨水农业联系在一起的祭祖、祭天地神祗的宗教祭祀权和对外战争的军事指挥权 。那些人口兴旺、经济繁荣、军事实力雄厚的强宗大族 ，在聚落分化和不断发生战争的环境中突现出来，成为众多宗族的核心。其宗族长被认为是部族始祖神的直系后裔，理所当然拥有酋邦最高的宗教祭祀权、军事指挥权和行政管理权。黄帝、颛顼、尧、舜、禹都是这样的大族长。夏商时期，中央王朝虽已耸立于“万邦”之上，但是无论王邦和庶邦，居于权力顶端的均是邦国中强宗的族长。至周代，“君之宗之”的宗法分封，使族权和王权合一、宗统即是君统的“家天下”格局达到顶峰。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使财富和权力沿着父系家族—宗族系统逐层集中，王权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轴心。春秋以后，周天子威权下降，大国争霸，礼崩乐坏，但是父系家族—宗族结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整个社会仍然保持金字塔般的等级结构。战国时期，宗法分封的格局因官僚制和郡县制的推行而被打破，但王权专制却以新的手段得以强化。“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左传·昭公七年》）等观念盛行不衰，圣王崇拜成为诸子共同理念势有必然。在黄帝、颛顼、尧、舜、禹酋邦社会和夏、商、西周早期国家阶段，最高统治者作为大巫师或大祭司，宗教神权的色彩较浓。春秋以后，社会变动剧烈，民智渐开，人本和民本的观念兴起，在此条件下，“圣王”原有的宗教巫术含义大大减退了。“圣人”由巫师、祭司等神意的倾听者变成法天体道、博施济众的至高道德和智慧的化身，但是仍然保留了“圣人通天”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圣王”观念则在保留上古天授王权的思维框架的同时，突出了“圣王”的道德、功业和智慧，强调“圣王”为民谋利造福的功德。[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先秦诸子阐发的“圣王”观念殊途同归，都把国家太平、民生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圣王专制。在秦汉以后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格局下，皇帝得天命和一人治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运行都以至高无上、政教合一的皇权为轴心。圣王崇拜观念对保持民族和文化的向心力，对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创造出光辉的古代文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政治主动性和创造力，妨碍了民主观念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发育成长，对维系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专制皇权起到了意识形态稳压器的作用。特别在近现代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呈现出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和反省。圣王不死，大乱不止。克服圣王崇拜观念在思想文化和民众心态深层结构中的消极影响，发展和完善人民主权和公民政治的原则和制度，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size][/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