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等法院12月28日关于陈水扁案抗告的裁定

台湾高等法院有关抗告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不服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对被告陈水扁所为限制住居等裁定，提起抗告一案之新闻稿。

台湾高等法院新闻稿　　　　　97年12月28日

为抗告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不服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对被告陈水扁所为「陈水扁应限制住居于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九十一巷二号十一楼之一，并限制出境及出海，且应遵守下列事项：一、应遵期到庭，不得挟群众力量影响审判顺利进行。二、不得对本案证人、鉴定人、办理本案侦查、审判之公务员或其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家长、家属之身体或财产实施危害或恐吓之行为。」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议庭已于本（28）日早上1时公告裁定主文：「原裁定撤销。」其理由详见本院97年度抗字第1369号裁定理由参：

参、本院裁定理由：

一、按「当事人对于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别规定外，得抗告于直接上级法院。」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项定有明文，又同法第三条规定：「本法称当事人者，谓检察官、自诉人及被告。」就条文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项并无当事人受裁定者之限制，故当事人对于法院之裁定，均得提起抗告，并不以受有裁定者为限（参见陈朴生着刑事诉讼法实务重订版第五四四页）。另「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十四条第二项所载之非当事人，固须受有裁定始得抗告，至当事人则因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依照同条第一项，对于法院所为之裁定有所不服，茍无特别规定，即属有权抗告，并不以其本身所受之裁定为限。」亦有最高法院二十三年抗字第四一五号判例可参。而司法院院字第一二八九号解释更明指：「审判中关于停止羁押之裁定，依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三条之规定，公诉案件中之检察官，自得对之提起抗告，该裁定即应送达于检察官。」本件被告于侦查中经检察官声请羁押获准，起诉后移由法院审理，原审法院经法官讯问后认无羁押必要，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之二之规定，对被告为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之职权裁定，检察官既为本案被告贪污等案件起诉之当事人，揆诸前揭说明，自有抗告权，先此叙明。

二、法院对被告执行羁押，本质上系为使诉讼程序得以顺利进行，或为保全证据，或为保全对被告刑罚之执行，而对被告所实施剥夺人身自由之强制处分，是对被告有无羁押之必要，当由法院依职权斟酌上开事由为目的性之裁量。而刑事被告经法官讯问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有事实足认为有逃亡之虞，或有事实足认为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或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羁押，显难进行追诉、审判或执行，得羁押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各款定有明文。又刑事被告经法官讯问后，有无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各款所规定之情形，应否羁押，法院固应按诉讼进行之程度、卷证数据及其它一切情事斟酌之。然此毕竟非依证据认定犯罪事实之终局判决，而系在侦查或审判程序中为保全诉讼程序进行及判决确定后执行之手段，是羁押被告系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无羁押事由及必要性为审酌之依据，且既称「犯罪嫌疑」重大，自与有罪认定须达毫无怀疑之确信不同，故法院仅须依本案卷证先就形式上观察、衡量证据之价值，以凭断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而被告执行羁押后，有无继续羁押之必要，法院固得斟酌案情之轻重、诉讼进行程序及其它一切情事，依职权而认定之（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抗字第六号判例参照）。是羁押有无必要性，得否具保、责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羁押，虽均属事实审法院得自由裁量者，但此项裁量、判断，必须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之法则。

三、本院认被告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各款之羁押要件之情形：　

犯罪嫌疑重大：

犯罪嫌疑重大系指法院在决定羁押与否之时，以公诉人现时提出之证据具有表面可信之程度为已足，此系应否羁押被告之前提。本件被告经检察官起诉共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及刑法第二百十六条、第二百十条、第二百十四条、第二百十七条（侵占国务机要费、诈领国务机要费部分）、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龙潭购地弊案部分），以及修正前洗钱防制法第九条第一项等罪，核与公诉人所提证据清单之各项证据数据（详如起诉书证据清单），堪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原审裁定亦同此认定。

有逃亡之虞：

被告在本案中，虽尚无经传不到之情形，但被告是否遵期到庭，仅得做为判断其有无逃亡之虞之考虑因素之一，尚不得以之为唯一判断之标准。经查：被告虽为卸任元首，享有国家安全局提供之随扈护卫，然随扈仅职对被告安全之责，并无监管或强制行动之权力。虽被告称其行动公开透明，且均有随扈跟随，其无法支开随扈，单独行动，一举一动均会经随扈、司机报告国家安全局云云，核与国家安全局特勤小组人员于原审证称：随扈一定要跟随，每天都会有行程表纪录（原审卷第三九页笔录）等情一致。然被告于九十七年七月廿四日、同年八月十五日至特侦组应讯，该二日国家安全局特种勤务中心提出之重要工作日报表及警卫路线表（抗告状附件三）均无该行程护卫记载，且被告坦承前往苗栗法会及会见黄姓少年，亦未见国家安全局于前开报表有何登载，是被告及国家安全局特勤小组人员前揭所述，尚与事证不符，难以采信。原裁定理由以被告否认曾支开随扈云云，又以国家安全局特勤小组人员证称除「私密性」行程外，原则上被告行动均有安全随扈，显然矛盾，原法院既认被告得以「私密行程」为由拒绝随扈跟随，复以特勤小组人员所提供与「行程」无关之玉山警卫组勤务编组表，遽以认定抗告人主张被告可离随扈而有机逃亡为不可采，其采证有违论理法则。

依检察官起诉之事实，被告及其家人共同将犯罪不法所得，以洗钱之方式，交叉转汇至国外，以被告之妻舅吴景茂夫妇、妻吴淑珍、子陈致中、媳黄睿靓等至亲名义开设账户藏匿，总金额高达十余亿元。而所谓「洗钱」即系为掩饰或隐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之行为，故行为人多以他人名义设立人头账户以为匿饰，上开账户虽均非以被告名义开设，但实系被告犯罪不法所得，可供日后被告及其家人在国外享用，况且，迄今尚有五亿七千余万元之巨款未经查扣，难谓被告无逃亡海外之动机，原审裁定理由竟以被告否认知情、共犯及国外账户均非被告本人名义所有，认定被告无逃亡动机云云，认事采证亦有违经验法则。

被告虽享有卸任元首之礼遇，且前遵传到庭，然其所涉贪腐弊案重大，法定本刑高达无期徒刑，复鉴之于国内财势雄大之重罪被告弃重保潜逃国外者，所在多有。外国亦多有贪腐卸任元首，利用在任时政治上之利益交换，或借政治迫害之名，经由他国协助流亡海外之例，被告同属卸任元首身份，复有十余亿元资金藏匿海外，如利用国外隐匿资金或购置财产，即得以过优渥生活，比之入狱服刑之苦，衡情更有逃亡之动机及机会，故原裁定以其前均遵期到场，及卸任元首之身分，遽认被告无逃亡之虞，其所陈理由实属牵强。

有勾串证人之事实及湮灭、伪造、变造证据之虞：

特侦组先后于被告住所搜扣得之文件（抗告状附件十一、十二），显示国防部、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制中心、集保公司内部均有尚未曝光之人员，协助传真与侦查内容相关之公文、数据，或泄漏特侦组检察官欲查证之事项予被告。另以报告总统为名，书写于凯达格兰学校信纸之信函，亦显示被告与詹启荣间有串证事实。又被告前与吴淑珍曾指示林德训、陈镇慧篡改国务机要费使用状况等数据；且经调查局长叶盛茂将于公务上所获知被告之子陈致中、媳黄睿靓海外洗钱曝光情报泄漏于被告后，被告旋将原留存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账户内之美金一百九十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点四四元，分四笔汇入吴澧培所提供之账户内，并随之结清销户；又指使吴景茂、陈俊英会同杜丽萍等人，将原藏匿于国泰世华银行总行保管室之七亿四千余万元之现金巨款搬移他藏，检方虽追回其中一亿七千余万元查扣，尚有至少五亿七千万元巨款流向不明，有待追查。衡诸被告于获悉洗钱情事遭查觉后，随即设法湮灭事证之行为，显见被告对于曝光之赃款等事证，有积极变造、湮灭证据之情事。故抗告人以此释明本案尚有已曝光未查扣之巨款及未曝光密帐，主张被告犹有湮灭事证之虞，尚与事理相符。原裁定仅就被告无串证共犯、证人之虞审认，然未审酌本案尚有前揭湮灭事证之情，遽认被告无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第二款之事由，即有未合。至抗告人所指被告于侦查中与马永成、林德训、陈镇慧、张俊雄等勾串，均系在侦查期间，已经抗告人予以查明，并就相关证人或共犯讯问、调查完毕，事证业已巩固，方为起诉，案件并已系属法院，则抗告人犹执被告于侦查中羁押前之串证事由抗告，并无理由。另抗告人以前揭被告利用办公室代委任同案被告辩护人、故意致赠签名照片予承办检察官、故意利用媒体发表声明、于公开场合故意对认罪同案被告表示不满等方式，胁迫干扰或勾串证人，亦均系于侦查阶段所为，起诉后被告尚有何勾串证人之举，或与何同案被告或证人有勾串之虞，则未见抗告人释明，自不得以被告于前揭侦查中所为，认被告于本案审理期间亦有勾串不特定证人或共同被告之虞。另审理期间之交互诘问程序，系刑事诉讼上所应遵循之正当法律程序，俾以保障被告之诘问权，殊难以被告行使诘问权而认被告有与证人串证之虞。虽审理中有证人会翻异前供，然改称原因多端，或系记忆不清，或系侦查中所言不实，或系经过诘问而澄清等等，不一而足，此正系事实审法院必须实行直接审理原则之主要原因所在。虽不能排除证人事后曲意回护被告之可能性，然审理法院犹能依证据法则、自由心证、证据取舍等方式认事用法裁判，非同案共犯或证人于法院诘问翻称，即认定难以发现真实。况证人前于侦查中已具结证述，如于法院结证再有虚伪陈述，依法均须负担伪证之重责。故原裁定以检察官未提出事证释明被告于起诉后尚有勾串何特定同案被告或证人之虞，认以案经侦查终结起诉，进入法院公开审理程序，即难认定被告有串证之虞，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张，并无理由，并此叙明。

所犯为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非予羁押，显难进行追诉、审判或执行者，得羁押之，此与同条项第一、二款均为独立之羁押要件，而非须兼具第一或第二款之事由。本案被告所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分别为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任国家元首，牵涉多起弊案，贪污金额高达十余亿元，复与家人、亲友多人将犯罪所得以交叉汇款之洗钱方式汇往海外各国，对国家、社会影响至巨，并损及国家形象，原审未予审酌，遽以无关之他案贪被告亦有未为羁押，或同案被告已获保未押情形，及被告为卸任元首身分，认无此条款情形之羁押必要，采证论理亦有违误。

四、综上所述，原裁定既有上述可议之处，即属无可维持，抗告人执以抗告指摘原裁定未对被告为羁押，仅为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不当，为有理由，应予撤销。关于被告之羁押，案件于侦查中，依刑事诉讼法之规定，检察官得声请法院羁押被告、延长羁押、停止羁押、撤销羁押或停止羁押后之再执行羁押，至于案件经起诉后，已移由法院审理，有无羁押被告之必要，应由法院依职权决定，刑事诉讼法并无检察官得于审判中声请羁押被告之明文，纵为声请亦仅在于促使法院依职权发动而已。检察官于审判中既无声请羁押被告之权，倘提出声请，除法院亦认有羁押之必要，无庸再为无益之驳回者外，应认其声请为不合法（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抗字第五九三号裁定参照）。侦查中羁押之被告经起诉移送法院，是否仍有羁押必要，或以具保、责付、限制住居即足以替代羁押，应由法院依职权决定，并随诉讼进行程度及一切情事，由法院斟酌认定是否继续羁押。本件原审法院对被告为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之职权裁定，然该裁定既经本院撤销，即回复原审法院未为处分之送审状态，自应由审理该案合议庭或法官依职权裁量审酌，今抗告人促请本院自为裁定羁押被告，依法即有未合。惟依前述，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之虞、有勾串证人事实、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之虞、且所犯为无期徒刑及最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各款之规定，无不予羁押之理由，原审无视卷内证据数据显示，先后于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及同年月十八日二度裁定，均仅对被告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况以任一被告均应遵守之「应遵期到庭，不得挟群众力量影响审判顺利进行。不得对本案证人、鉴定人、办理本案侦查、审判之公务员或其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家长、家属之身体或财产实施危害或恐吓之行为。」为条件，代替重罪羁押之必要性，有违司法正义之实现。本院撤销原裁定，原审法院应本于法律精神及本裁定要旨，妥适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