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的工作而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其实，大学生淘粪和前不久的所谓硕士生杀猪等等，全是评论者的误会。人家企业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说是“白领”。只不过企业要求这些“白领”从最基层的实践起步而已。媒体和各种专家对此的误读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知道什么是培养管理人才有效途径；第二，整个社会的观念结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则跟不上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冲杀的企业，还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败的观念结构之中。

我们不妨从第二点讲起，因为传统观念确实是媒体为正当的现代经营管理而大惊小怪的缘由。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不过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材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侪。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既然谈传统，就不妨先随手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两代中国是科举制度的顶峰。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举，就象现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学一样。结果社会上遍地是举子。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传统。有人估计，当时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大致维持在五十万之众的水平上，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精英”多了。有此资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记，算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说，亦有各种特权，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時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县等等。换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干部编制了。想想看，明清两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五十万秀才，几百年、十几代下来，大致也是快千万人了。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当时帝国行政最低一级大致是县，全国就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可见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挤破门，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过是一种身份，并不具备当官的资格。要想当官，必须成为举人才行，而且即使是举人饭碗也没有保证。那么，当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对社会贡献又如何呢？当时地方政府的吏治之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见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考了高分、当了官的人，实在也是乏善可陈。而在接近千万之众的秀才中，既没有官作不说，大部分也没有其他成就留下来。他们多只能皓首穷经，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个孔乙己的下场。

在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读书人淘粪是否算可出路？在那个时代，这要比现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作。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几个异数。甘心这么作的，还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农书》。大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心思上都在科举上，使我们这个最大的农业国家在这一时代的农书数量非常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氏农书》也就更显得绝无仅有地珍贵了。此书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难细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乡绅，是否有科举的功名不甚清楚，但显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为当地之大户。他隐居江南乡下务农，随手写下这本务农手册，大概是供经营自己的农场之用。读此书便知，他是个淘粪好手，不仅告诉你到哪里买粪、怎么运粪、各种粪的用法和效能，还非常细致地教导你粪应该如何搅拌、怎么观察粪的颜色变化等等，谈拌粪如同谈酿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根据其书的记载，他耕种的土地亩产在当时几乎是最高的。说他是个成功的农业ＣＥＯ，绝非言过其实。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还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龚自珍、魏源等等都属于“经世致用”派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家贫，亲自务农，想来也是掏过粪的。在他的笔记《安吴四种》中，就写到粪池的修造以及粪的种种好处，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粪池，使得水田得益，产量高不说，也使环境清洁。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异数。他们学问不错，特别是包世臣，诗词文章俱佳，书法也颇有成就，很为士林所重。但是，从今天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还是讲大粪、海运等等非传统的“经济之学”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册农书，岁不入当时士林之主流，但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的经典，其价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辈所著的万卷诗书。

他们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传统士大夫那种“读书、考试、作官”的“事业格局”。在科举之下，你当官的正途是苦读四书五经，然后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一旦“高高地中”了，就可能在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被派个官作。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才管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没有实践经验，在法律、财政等关键的行政技能方面没有任何训练，甚至因为不通方言，和当地百姓无法直接沟通。中国政治之破败、官僚之无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今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本不应该歧视动手的实用技艺、不应该鄙视劳动。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还是继承了这种陈腐的科举价值观念。比如，几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为北大毕业生还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称北大学生都是国家一流人才，毕业后应该被各用人单位争着来抢才对，怎么竟然还需要自己写简历找工作呢？从科举传统上看，这样的想法确实名正言顺：你考得高，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国家栋梁之材，做的官就应该大，这叫“野无遗贤”，是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盛世表症。让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讨个饭碗、甚至从最底层的贱业干起，则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难怪，有的大学已经把高尔夫列为必修课，理由是高尔夫是成功人士的修养，自然也是成功的阶梯。不错，以中国土地资源之紧缺，打高尔夫确实是富人奢侈、摆谱儿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你总得先教学生怎么成功，再教他们成功后怎么摆谱儿吧？再形象点地说，你总得先淘粪、杀猪，再学怎么打高尔夫吧？

现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科举制度下那种以考试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国的名牌大学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名校的牌子说明不了什么。二十年后没有人会在乎你年轻时在哪里读书，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须从最基层的事情作起，必须“什么都能干”，必须以实际的业绩“证明自己”。第一个工作，就是给你这样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和别人一样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学校还拿出大量资源帮助他们写简历、包装自己。所以，大学毕业生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在美国很难成为新闻。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高盛的生成》（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讲到这一著名金融公司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这种经营哲学，中国的许多企业其实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学到了。它们已经摆脱了那种要把高位直接送给新科状元的旧观念，不愿意把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放到管理层上当白领，而是要先让他们在最基本、琐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比如招“硕士猪倌”的企业，虽然招的是管理层人员，但要求新来的员工从亲历杀猪卖肉中积累工作经验。这次的大学生淘粪工，其实是“清淘化粪池业务员”，是否真要去淘粪从新闻里看不出来。但在我看来，这些业务员还是亲身经历一下清淘粪池的过程后工作才更称职一些。我们的年轻学子，其实学得也非常快。几年前，在一个招聘会上，一位自称是“什么都可以干”的女大学生，在被用人单位问及“是否可以扫地”时勃然大怒，斥责对方不知道尊重人才，还获得了媒体的普遍同情。如今，杀猪、淘粪这些“贱业”，则颇获大学生们之青睐。看来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良好的生存本能。反而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机构跟不上趟。

如今大学生杀猪、淘粪等等，闹得舆论鼎沸。从事此道的年轻学子们，心理压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这种举世谤议的压力下，方能显示他们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来，那些顶这社会偏见、在此业中宠辱不惊、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当大任。有眼光的企业，要盯着这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