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推动抗日反蒋

 
 
 
 
 
  
第三节 陈独秀推动抗日反蒋托派重要骨干接连被捕，组织大伤元气，并呈分崩离析之势。但陈独秀并不气馁，他多次收拾残局、重整旗鼓，然而，又多次失败，很长时间收不拢来。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罗汉处于消极状态。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之间也合作不好。由于协商统一期间的纠纷，他们二人的关系搞得很僵。“常委会”上，俩人常常争吵，不欢而散。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主要由于陈独秀的努力和形势的推动，托派中央的工作还是开展了起来。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终于问世。十二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刻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室）房租、伙食费、以及蜡纸、油墨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19]。陈独秀当时主要的径济来源是《独秀文存》及一些文字学论著的稿费和版税。在这两个刊物上，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常委”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文件和署名“独秀”、“雪衣”的文章。有的还以传单形式，广为散发，引起了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19]曾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了高潮。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曾被迫下野，国民党出现了统治危机。这引起了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极大的兴趣。尤其是陈独秀，他看到在这场抗日民主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从请愿游行，到捣毁上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了当时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以及因此遭到的血腥镇压，就根据他在“五四”、“五卅”运动中的经验，为了给运动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创办了一个类似五四时期《每周评论》和五卅时期《热血日报》那样的刊物一一《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办刊物。该刊是铅印的正式印刷物，远比《火花》和《校内生活》考究。目前发现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出了七期。据当年应陈独秀之约、以“胡年”笔名在《热潮》上发表文章的刘仁静说，也就是出了这七期。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就停刊了，转而大量印发传单，进行更及时更广泛的斗争。《热潮》每期重要文章皆陈独秀所撰，以“顽石”或“三户”笔名发表。陈独秀所以取“三户”笔名，来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20]此外，《热潮》每期还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一百零二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独秀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陈独秀写的《热潮》“发刊词”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熏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20]《访问刘仁静记录>（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唐宝林访记。那么，《热潮》是怎样给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潮供给“动力”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21]。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自认无力抵抗，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军、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妥协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热潮》立即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觉醒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示意下，中国政府与日本就“满州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22][21]顽石：《国际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1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版。[22]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1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闩，蒋介石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23]。果真，汪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热潮》第四期就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各方面报导、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24]！除此以外，陈独秀等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托派的路线进行。《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导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面”，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展到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等人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希望运动走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25]。这反映了他们对运动过“左”的估计和期望，甚至提出“不打倒国民党便不能抗日”的口号来引导学生运动，把阶级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上。当运动汹涌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等广大中间势力发生动摇时，陈独秀又提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口号，鼓吹“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26]，表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唯我独左、孤家寡人的倾向。[23]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3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24]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热潮》第4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25]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7期。[26]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载《热潮》第7期。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广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而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27]在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攻击和镇压时，陈独秀等人就出来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批驳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发生了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的问题”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28]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一方面还保持着反帝爱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革命来潮时托派的极“左”倾向。这两种倾向，集中表现在他们托派的基本纲领――国民会议的主张中。他们极力鼓吹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30]。[27]同[26]。[28]《真正的危机>；《“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29]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5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出版。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得到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隶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31]托派推行的这条极左路线，使“九一八”后出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受到干扰。尤其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中，由于一些大学学生会掌握在托派手中，南下请愿团及其领导层中也混进了不少托派分子。他们趁当时中国共产党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给城市工作带来被动局面的机会，与共产党争夺学生运动的领导权，表现得更加极“左”，竭力鼓吹“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夺取政权”等口号，怂恿学生的暴力行动，致使运动失去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和社会舆论的同情而很快地消沉下去。[30]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载《热潮》第6期。[31]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载《热潮》第3期。 
第四节　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日军的挑衅面前奋起反抗。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极为振奋，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油印传单），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这时，托派中央主要是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与一九二九年他与党决裂及一九三一年五月刚任托派中央书记时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中共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利用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的时机，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但是现在，他认为正是中国民族和帝国主义决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撞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32]因此，在策略上，陈独秀认为应该实现由国民会议到夺取政权过渡、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方针，提出“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等口号。于是，托派中央指示各级组织：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33]。“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晤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34]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一一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坚决进行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特别要全力推动城市工人发起进攻。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同时，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个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一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一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一一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三月三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发表《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油印传单），以上海抗战失败，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32]《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校内生活》第2期。[33]同[32]。[34]独秀：《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火花》第7期。[35]《校内生活》第3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版。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一九三一年五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36]。陈独秀和托派中央以工人阶级代表自居，根据“五四运动”和建党初期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经验，十分重视北方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在这年七月二十日以“常委”名义给北方特委的信中，估计北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指示北方托派组织迅速健全起来开展工作：“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的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叙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37]这期间，托派中央还主动缓和与中共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二月十日“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一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36]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4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出版。[37]《给北方特委的信》（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载《校内生活》第4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托派中央又发表《告全党同志书》[38]，更明确地表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陈独秀、罗汉、彭述之还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39]。但是，陈独秀托派中央对中共的态度的这种转变，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们反对中共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变。就在当时，他们在《火花》上还不断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在瑞金中央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抨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对红军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需要的红军，是当托派国民会议的配角，如二月十日决议案中说的，“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甚至在二月十日决议后一个月，陈独秀还撰写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前途》一文，又重弹老调，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40][38]《火花》第7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39]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40]同[38]，第1卷第7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彭述之也在北方托派区委机关报上发表题为《怎样去正确认识和领导目前的“红军”斗争》文章，攻击说：“斯大林主义者几年来将农民的武装队伍，甚至将土匪队伍，都冠以‘红军’的头衔，这显然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滑稽勾当。……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红军是绝不能组织成功的。”他认为中国红军不但名实不符，而且在将来的革命中留下鱼目混珠的危险。因为此种“红军”在将来城市无产阶级真正起来夺取政权时，究竟能否拥护无产阶级而不为其他资产阶级政派所利用，还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断言：“农民的弱点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观念”，虽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无产阶级成分十分微弱，“当然很难影响于农民群众”，而且“在斯大林主义的垄断包办之下”，共产党“不惟没有能纠正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弱点，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弱点；他们本身久已与农民和游民无产者同化。”于是，彭述之又故伎重演，公开挑拨广大中共党员起来反对中共中央。他说：“我们希望每个真实的革命分子，尤其共产主义者和‘红军’中的革命家，应立刻起来重新分析‘红军’的真实状况，正确认识此种武装队伍在目前民族斗争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前途。首先应向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领导作坚决的斗争，……推动目前中国整个民族民主运动走向真正的革命局面。”[41]由于这样的原因，再加上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把托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省委和第三党一样，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42]所以，陈独秀托派中央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41]《先锋》第6、7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42]《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34页。  
 
 
 第五节　“不爱资产阶级的国家”陈独秀托派中央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同时还遭到托派内部极左小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工人无祖国”、“大同主义”、“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荒诞无稽的说教，鄙弃“对日宣战”、“民族主义”、“爱国运动”、“抗日救国”的口号。陈独秀批评他们这种思想与耶稣、托尔斯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是反动的[43]。反对陈独秀中央常委最厉害的是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一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44]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45]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43]陈独秀：《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载《校内生活》第1期。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载《热潮》第1期。[44]《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载《校内生活》第3期。[45]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致常委的信，《校内生活》第3期．和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46]。“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47]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斯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斯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48]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足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49]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50]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46]同[44]。[47]《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3期。[48]《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的批评》，《校内生活》第3期。[49]《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载同上。[50]同[48]。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51]可见，双方都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手段，首先是撤消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52]与上述事件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意陈独秀常委的上述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遭到双方抵制。为此，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53]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54][51]《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第3期。[52]《通告第6号一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第4期。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五人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致常委的信。（校内生活）第3期。[53]《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伯庄对北方问题的报告》（一九三二年六月三日），（校内生活）第4期。[54]《给北方特委的信》（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校内生活》第4期。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主张时，他在生病，“事前并未预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期，因此宣传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提“反蒋”就可以了。[55]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及托派“中央”、“常委”名义发出的一系列文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由于当时托派组织不健全，再加上他一贯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还有他掌握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和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时托派中央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一直不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常委”决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差得很远”；况且，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同意[56]。就这样，九一八后陈独秀唱独脚戏的托派中央，虽然以为革命高潮到来了，作出了一系列反应，想利用托派组织大干一场，结果由于主客观和内外条件种种限制，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离开了党和人民群众，一切努力都落空了，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55]转引自《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雪衣：《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56]《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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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第六节　陈独秀托派中央全被逮捕一九三二年春天，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中央书记，常委彭述之（宣传部长）、罗世墦（组织部长）、濮德志、宋逢春，秘书吴季严，不久被捕，由谢少珊接替。陈碧兰为宣传部干事，彭道之（彭述之弟弟）为组织部干事。曾猛、何止铮负责刻印《火花》。上海三个区委：沪西区委书记金鸿图（后由高衡接替）：沪东区委书记蒋振东（后由寒君接替）：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陈独秀因患慢性肠炎，经常卧床，掌握托派的路线方针。彭述之率领其妻陈碧兰、其弟彭道之，经常出席区委及支部会议，指导实际工作。由于“一二八”时期托派中央与区委、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分子之间的争论和纠纷，使陈独秀托派中央的威信受到严重挑战。所以，这次中央领导机关重新成立后，六月二十五日，首先写信给托洛茨基，在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同时，详细汇报了托派中央在“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共同行动”的策略引起的争吵，请求“最高权威”裁决。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和十月三日，托洛茨基两次覆信，首先对托派中央的重建表示高兴。他说：“中国左派反对派经过了最残酷的破坏之后，又复活与复兴起来了，我们的欢乐是无需言说的。”关于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结成反蒋抗日联合战线，托洛茨基表示了审慎的态度。他认为领导中国红军的许多共产党员是“失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训练。”根据俄国内战那几年的经验，这样的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而在中国，“农民运动的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恨。”为此，他指示中国托派首先必须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先进的工人必须教育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团结在一起，进入战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托洛茨基认为，“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运动，和农民战争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这将构成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他支持陈独秀的“和正式党及其领导下之农民运动联合战线之政策”：他企望这样能“避兔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可怕的危险冲突，实现这两个革命阶级之间的必要的共同行动，并且转变他们的联合战线为走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历史的步骤。”[57]托洛茨基亲身参加了俄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这本来是很可贵的。但是他把这变成固定不变的公式，到处套用，就走到了反面。俄国革命的公式是，由城市到农村，无产阶级政党先在工人运动中成长壮大，然后再争取农民运动。殊不知在中国，由于城市里国民党势力特别强大，又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工人运动很难开展：只有在农村武装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展壮大，中国革命之火才越烧越旺。因此，中国托派按托洛茨基路线进行，只能在城市中枯死，还谈什么领导农民运动和红军。不过，正因为如此，自诩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托派一直在城市活动，而中共则主要在农村斗争（自然也不完全放弃城市工作），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托派对中共和革命事业的破坏作用不大。[57]《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一一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中国革命问题》第30l页。关于目前中国反日反国民党斗争的策略，托洛茨基说：“俄国革命在许多年过程中，是汇合了两个口号：‘打倒沙皇！’与‘立宪会议万岁！’”而目前中国，“除了国民会议，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之回头的与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对于反日与反国民党的关系，托洛茨基说：“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越扩大，则国民党越困难。我们越使民众反对国民党，则反帝斗争越扩大。”但对陈独秀提出的在“爱国主义”名词下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策略，他表示反对。他说：“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方法拥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如国民党。我们能不能把已经被玷污了的‘爱国主义’这名词来利用？我是怀疑的。在这一企图中，是否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名词的倾向呢？这样的倾向，如果它是在我们的队伍中真正发现时，应该给以无情的打击。”[58][58]《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滩一一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307页。托洛茨基这两封信写了十几天，写得很长，认真回答问题，坦率陈述意见，满腔热忱地扶持中国托派运动。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这两封信，即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所破获，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五个常委全被逮捕。关于陈独秀这次被捕事件真相，台湾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陶希圣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传记文学》编辑部举办的“陈独秀专题人物座谈会”上，还在说“陈独秀被捕是共产党告密”，其实不然。据当时与陈独秀一起被捕的濮德志、曾猛和主持这次逮捕事件的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首领徐恩曾所说，事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托派常委后，有一天，他的妻子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一个过去在莫斯科留毕的同学一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即徐恩曾说的“那个女的，后来成为姚文元的“干妈”）同是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而且都在回国时被捕。费侠在莫斯科时仅系一普通团员。未入中共，既不为陈绍禹（王明）派所赏识，也与托派无涉（外传她是托派分子，不实）。徐恩曾说，费侠被捕后叛变了一一“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不仅如此，她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与费克勤以及曾参加过托派小组织的徐乃达、解叔达等叛徒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取消派的首领陈独秀等。当时张颖新不知道费克勤已是特务，所以就约她到家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这位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元通缉的共党首领。事后。濮德志比较机警，批评张颖新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一费侠传到徐恩曾那里。十月十五日，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少珊家开“常委会议”，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濮德志和彭述之、宋逢春、罗世墦四个常委及谢少珊全部被捕。陈独秀因病在家未赴会。本可幸免，但是由于唯一知道陈独秀住址的谢少珊，当天就出卖了他，晚上，他就被捕入狱。[59][59]参见濮清泉（即濮德志）一九八○年六月十八日给笔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沉云龙《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关于这个史实，当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筱日（即十七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即十五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五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60]十九日的代电讲得更详细：“……据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七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61]所以，陈独秀这次被捕，与中共毫无关系。对所传的“共产党告密”的谣言，中共中央驻沪办事处当时就致函中统刊物《社会新闻》就进行了辟谣[62]。《社会新闻》事后发表文章，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被捕，外界传说“为共党干部派之陷，似非确事。”[63]为了保护叛徒，掩盖谢少珊出卖陈独秀的真相，后来在审判时，国民党检察官没有对谢少珊提出起诉，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被捕经过时，也撒谎，诡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64]可见其用心之良苦。但是他也未敢附和“共产党出卖陈独秀”的谣言。不仅如此，国民党起诉书和判决书在引证谢的口供时还透露，谢还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分，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点”，先后破获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几名托派骨干分子，如陈碧兰、彭道之、曾猛、王平一、何止铮等，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十人之多。[60]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127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61]同[60]，天字第16034号。[62]《社会新闻》第1卷第7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63]刘珊：《共产党取消派的过去》，载《社会新闻》第2卷第9、10合刊。[64]《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央日报》，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谢少珊又名谢德盘，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后留学日本，被日本驱逐回国，转到苏联中山大学读书，与吴季严接近，转向托派，回国后又与吴一起加入托陈“无产者社”。一九三二年吴被捕后，他由彭述之推荐接替吴任托派中央秘书长，并负责与陈独秀的个人联系。出卖陈独秀及托派中央一些重要机关后，他改名“谢力公”，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他先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不久因是黄埔同学转到戴笠门下，成为军统特务骨干，专门从事反共和训练特务学生的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戴笠联络上海青洪帮组织和一些社团工会，成立了一个“苏浙行动委员会”，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以委员兼书记长的名义负实际责任，下设参谋、政训、情报、训练、总务等处，谢力公为训练处长，并在该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训练班中任副主任，主持训练班工作[65]。一九三七年冬天，上海沦陷后，他被戴笠派到湖南筹办了一个约八百人的大规模特务训练班――“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后来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学生大多数是从另一个托派叛徒梁干乔在郑州办的特务训练班中搞来的。在湖南这个特务训练班中，戴笠是班主任，谢力公任总教官兼任敦务处长，并主讲情报课程[66]，因为他亲自傲过共产党及托派的保密工作，又干过出卖陈独秀及其中央的勾当，可以现身说法如何搞到共产党的情报。[65]参见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66]参见沉醉：《军统内幕》第11、1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中，谢力公受戴笠指使，潜到上海唐绍仪家中，用斧头将唐劈死。唐绍仪原是袁世凯亲信，后来与桂系军阀、孙中山及蒋介石政府都有瓜葛，若即若离。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竭力拉拢唐绍仪出来充当汉奸傀儡，唐正在犹豫观望中，就被军统砍死。陈独秀领导的托派，连连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民党方面看，国民党政府对托派的政策，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初期，以镇压为主，后来渐渐演变为以怀柔和利用为主，这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差不多是与托派同时产生的。初期国民党政府在维持其统治权方面，经验还不足，较侧重于镇压的一面。同时，初期托派自称是共产党内的一派，他们与中共的矛盾及其深刻程度，还不为外界所重视。所以，国民党这时把陈独秀搞托派主要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对于国民党来说，二者都是敌人。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为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得到一份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写的《告全党同志书》，该部调查科写的“审查报告”称：这篇《告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陈独秀自去年八月即开始积极的作反中央的工作。（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四）露党内部日渐分裂。[67][67]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案l一3—647号。但是，“审查报告”的结论仍称《告全党同志书》是“共党首要陈独秀”的“反动刊物”。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中所散发的宣言和传单，所创办的刊物，所进行的种种“反日反国民党”的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68]。据托派称，国民党两次大规模破获托派中央，主要目标是针对陈独秀的。一九三一年五月马玉夫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因不知道陈独秀的住址，那批人被捕后，就重点审问郑超麟，当时只有郑超麟一人与陈联络。所以，郑超麟一被带到提篮桥巡捕房，司令部侦缉员王斌就要郑“帮帮忙”，说出陈独秀住在哪里。郑拒绝。他又要求外国捕头用刑逼供，捕头不答应。到引渡给司令部那一天，他双手一摊说，过了那么多天，说出来，陈独秀也跑掉了。他们被引渡到西门白云观司令部侦缉队驻地。队长姓马，安徽人。他在审讯用假名的郑超麟时说：“不行，你连姓名都不承认，叫我怎么交差”。为此磨了很久。最后他说：“你也要替我设想，我并不要求你做别的事情，只要你承认真实姓名，承认加入共产党就够了。”说时，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仲甫”二字，说道：“我也不问你这个，他是我的老朋友。”显然，他也认为，这时郑超辚即使说出来，陈独秀也搬了家，因此落得做人情[69]。所以，陈独秀这次被捕，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大肆宣传。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国民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共党到南方“巨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情严办，迅予处决。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等，通过研究“罪证”，调查叛徒，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被告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共匪自无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才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奔走营救之下，蒋介石亲自作出了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68]《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69]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判决书上称被告“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70]其他被捕者有的证据不足，无罪释放：有的判三、五年徒刑。[70]《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载《中央日报》，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陈独秀判刑后，被押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当局对他特殊优待，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可以每日接见亲友，接受大量书报：还让濮德志、罗世墦照顾他的病体。国民党想以此来软化他，为其服务。他则利用这个优待条件，通过经常自上海到南京探监的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传进托派活动的情况和托派临时中央作出的各项决议、文件，带出陈独秀的书信、文章和意见。陈独秀还想以此来遥控狱外的托派活动。陈独秀等人被捕，对于中国托派真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陈其昌在一年后回顾说：“陈独秀被捕后，组织的恶劣面目便充分暴露无遗了！区委机关有的无形消灭，机关报无法出版，同志与区委、区委与领导机关之间，连过去的散漫关系也断绝了：所谓‘临委’也者，不过三区书儿戏的产物，甚至造成从个人玩弄到无人过问的现象，乃至基础区书被捕以后，临委对于区委工作怎样继续，一二个月不问不闻。”[71]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大批托派分子感到无前途，纷纷离去，另谋出路。化名杜叔林在北平民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的托派北方区委书记汪泽楷，在陈独秀被捕后，曾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的名义，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援救陈独秀运动”。他们发表了《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就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事，审察“过去对独秀同志所加的一切非议诬蔑之错误，接受反对派的政治路线，并为援救独秀同志而斗争。”[72]他们还向社会呼吁：“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号召推翻某党统治”；“中国的革命群众和一切左翼的社团、一切革命分子都应立即起来，游行、示威、通电、开大会，坚决不拔的为援救陈独秀而斗争！”[73]在他们鼓动和组织下，几个大学部分学生举行了集会演讲。不久，汪泽楷因不满上海新临委的领导而脱离托派，到广西桂林师专作教员。一九三四年又回北平，在大学任教。抗战时，又到桂林、湖南等地当中学教员。一九四九年后，曾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当教授。[71]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72]同[41]第4期。[73]同[41]。陈独秀的安徽同乡高语罕，二十多年来一直追随陈进行活动。辛亥革命时期，他扶助韩衍剑办青年军，与陈独秀一起，先后辅助孙毓筠、柏文蔚督皖。“五四”前后，他与陈独秀相呼应，在安徽推动反封建、扬民主、写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中共成立后，又受陈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然后参加了大革命和“八一”起事，失败后追随陈转向托派。现在陈独秀被捕，他对托派运动深感失望，脱离组织，向国民党靠拢，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吹捧国民党的文章，抗战期间当选为国防参议员。另一位托陈取消派的老人、“无产者社”上海法南区委负责人薛农山（又名薛铁珊），在陈独秀被捕后，去投靠了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进入《时事新报》社任主笔：后来又得政学系首领张群的提携，任国民党海外部长，利用职权发了横财；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搞对外贸易。曾把《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带进托陈派、后来当了托派沪西区委和法南区委委员的屠仰之，也脱离托派，投靠了国民党。陆沉也在一九三三年到南京，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抗战时，作为中统派到山东胶济铁路的特派员，进行武装活动，在与“军统”的矛盾斗争中被杀：一天晚上，几个人跑到他的住处，用一张桌子压在他头上，把他的头压破了。王平一曾为在中国宣传托洛茨基主义，促使陈独秀派转向托派。以及推动托派小组织统一上，做过许多工作，出过大力气，但在统一大会上没捞到一个席位，随即消极，利用父亲提供的几百元钱。在上海福履路建业里开了一家纸烟店。父子二人靠此过活，纸烟店成了他们的命根子，精心经营，同时还与托派有联系，因此与陈独秀等一起被捕。最后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实际是已成特务的托派朋友徐乃达、解叔达拉拢和关照，他也写悔过书成了特务。因此，不久他以王伯平之名，正式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抗战胜利后，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社会厅长（有的说是济南市社会局局长）。后来，随国民党撤到台湾，当了“国大代表”。还有与陈独秀一起被捕的两个温州人曾猛和何止铮，在狱中经过黄埔同学的关系，写了悔过书，很快获释。然后，两人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批准，回到家乡温州，组织起该地的托派组织，与国民党勾结。只从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托派中央视他们为叛徒，要求温州托派组织与其脱离关系。抗战胜利后，曾猛到国民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直接为蒋介石训练反共反人民的兵痞。统一大会中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未被捕的罗汉，见到托派中央机构和组织接连被内部的叛徒告密而破坏，对托派事业极度失望。他在后来述说：“我自一九三二年秋，即已脱离了实际的政治生活，在沪苏一带的工厂中服务。”因见陈独秀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后”，他也“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驰懈。”因此事实上与托派组织脱离了关系[74]。[74]参见罗汉：《给周恩来一封公开的信》，《正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罗汉给述之的信》（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