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杰：新时代的绊马索

——评“精英经济学家”

作者：苏中杰 来源：搜狐网 时间：2007-9-15

一、伪自由主义的表演

生活垃圾好分辨，而历史垃圾则较难认清。因为历史垃圾常与时俱进：什么外衣华美，就穿什么外衣。各种各样的“主义”作为外衣，打扮过不少垃圾。近些年，国内令人厌恶的“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们穿的是什么外衣呢？是“自由主义”。他在自由主义回春而同时权贵经济又大力施暴的情势下，以自由主义观念迷惑知识界，同时以支持权贵抢劫迎合权贵，从而制造出令人目眩的历史垃圾。为此，舆论界朋友们打扫了好几年，至今还未打扫干净。

几乎无人不晓，张维迎们的“经济理论”的目标是实现私有化，通过发展私有化来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说起来振振有词，甚至是大声疾呼。在左倾阴霾还相当厚重的时候，这个目标在知识界升起的是一片彩霞。出于对公有化灾难的认识，出于对没有财产权进而没有人身权和尊严感的痛苦体验，最终出于自由主义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国内知识分子望着张维迎们的这道霞光，把他当成同道者了，以为他们是勇者。这样的勇者，挑战的是红色意识形态与所有制，按说，他不被当成“异议者”而厄运连连，也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但你切莫担忧，他这个“异议者”不但没有厄运，而且大红大紫起来，成为影响决策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奇特，原因何在？原来他们解体公有制来发展私有化的途径是“权者先占”。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所以，张维迎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正当权者乘改革之机，面对公产——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资产加上几十年全国百姓积累的脂膏——两眼发绿、血口大张、獠牙发痒而没有理论支持的时候，在国家经济大失血的时候，张维迎就成了他们最忠诚最可靠的师爷。

他们玩自由主义，讨好了知识界；他们在“自由主义”前面加了个“伪”字，成了权贵的坐上宾！

他们玩这一套，把自己玩臭了，特别是在04年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那场大辩论之后，他们的“学术形象”在严肃而科学的理论面前，在充满血泪的现实面前，越来越丑陋。网上谴责如潮，张维迎又用自由主义来为他们这群学者形象立牌坊。他说：“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

是的，学者不应迎合何人，学者拥抱的是真理，这是自由主义关于学术独立的主张，在当下的中国，是很迷人的言说。可是这样的言说此时只是遮丑布而已：遮盖自己的丑陋和在大众舆论面前的孤立：那么多人谴责我们能说明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学者；不能因为反对我们的人多，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学者了！此时的张维迎，就这样用自由主义的言说一方面来救他们自己，一方面贬斥受到大众支持的郎咸平教授不是真正的学者。

可是，张维迎如同孔雀开屏一样，只顾前面漂亮而不顾自己后面露出屁股有多难看。是的，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即不当民选的议员，也不能是官员及其腐败分子的代言人吧？可是看张维迎如何说。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样的攻击和歪曲代表的是谁？说“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代表的是谁？要为企业家免除原罪，并要用公产奖励他们，代表的是谁？正当郎咸平与疑犯顾雏军争辩达到白热化时，04年8月，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独自一人赶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发言，力挺疑犯顾雏军，并说自己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代表的是谁？张维迎每年直接来自各类公司和企业的收入我们不知道，但早年出任光华学院副院长后，成为了亚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知名民企的独立董事，则是事实。代表谁呢？还是樊钢说得直率痛快：“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张维迎转述杜维明的话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难做到的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杜维明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思想家、学者不受传媒左右，要有反潮流精神。他丢掉了另一半：思想家、学者的真知来自哪里？难道来自对社会苦难的漠视和对达官贵人的依附？来自对利益对立的研究对象的一方偏袒和一方拒斥？来自对普世价值的颠倒？弄不清这一半而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几乎是宣布“与人民为敌”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需要为张维迎补说一句的是，贪官和御用学者都是历史垃圾，而所不同的是，千年之后，多数贪官都不为世人所知了，而御用学者却在史册的耻辱柱上特别醒目。所以，即使不为大众考虑而只为自己后代着想，也该“反求诸己”了。

二、谁有不可饶恕的罪恶？

有人要在月黑风急时入室行盗，他们公开为盗窃者指路；少数人要在多数人的白骨上建天堂，他们大声喊着说这很合理；有人要杀人，他们就为屠夫磨刀；有人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很必要……这就近二十年以来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和“科学思想”。历史不会忘记，现实在作证明：他们呼唤腥风血雨，打造人间地狱，确实建立了不朽的功劳。国家的艰危和人民的苦难与他们的言论丝丝相扣，难解难分，相互印证。不信？请看——

在权贵们有的虎视眈眈，有的对国产张开血瓢大口时，厉以宁说：“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

“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 …… 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注意：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40——50年代出生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实际上，是流进了私人腰包。

“改革成本”当然由老百姓支付。工人因此而大遭劫难，不投河上吊而死，就中饥寒交迫中挣扎。此时，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有名的“改革代价论”。厉先生也许感到其面孔太狰狞了，此话后面又补了一句：“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但“用就业促进再就业”中的前一个“就业”，就是让抢夺公产的权贵先建立起他们的家业，然后再让下岗工人就业。这还是在为强盗逻辑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厉以宁原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尤其重要的是还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对国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公产遭劫，工人被扫地出门，社会财富以丛林法则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四处怨声载道，遭到普天下的谴责声讨。此时，厉以宁一方面否定贫富差距，叫嚷着还应该继续扩大差距，一方面把屎盆子往老百姓头上扣。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近十多年来的一切社会恶果，都在于分配不公。而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其中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公产的分配，竞争起点的分配，劳动报酬的分配。人们强烈谴责分配不公，是在端正改革的航向，同时也切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生产和分配。但是，作为“精英”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却迎着人们的谴责进行无理而顽劣的对抗：“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那个“总量”是谁的？老百姓占多少？

分配不公把百姓逼成什么样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失业者更是艰难，甚至没饭吃。这时，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 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中国经济过热，全球有目共睹，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却说：“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面对城市建设规划鼠目寸光，折磨未来，一个叫刘伟的经济学家来了个文过饰非：“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面对1998年的特大洪灾吞没百姓的生命财产，这位刘伟先生又为死人和毁灭财富大唱赞歌：“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灾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就是这样的“学术”和“科学思想”，让全民震怒。04年和05年，网络上的声讨和批判空前激烈，主流经济学家的形象越来越丑陋，名声越来越臭。在此期间，张维迎站出来怒不可遏地叫喊道：

“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

到底谁有不可饶恕的罪恶？

三、弱智的招魂词

有些理论，特别是为权贵服务的理论，是躺在棺材里出世的，本来就是僵尸。其腐气之所以还能流布扩散，不是由于其本身的理性活力能征服人心，而是占有话语权“一枝独放”，不允许他人清扫或消毒。当年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这样的理论，也受到这样的保护，所以人们面对这具僵尸及其幽灵，不忍也得忍。但是，网络文化的发展，为民间话语提供了较广阔的空间，于是它成了众矢之的，成了理论火葬场和精神殡仪馆的重要对象。

“精英”经济学家张维迎们，是拥抱着这一僵尸及其幽灵起家得势的，进而发红的，他们的“学术”和“科学思想”以此为基础，以此为灵魂。天下人万箭齐发之后，这具僵尸碎不成体，被推进了火葬场。这等于火葬张维迎们，他们能不奋起反对吗？

反对是必然的，但可惜的是真理不在握，智术已穷尽，只能以浓厚的哀悼意味写招魂词：

“当年提出‘效率优先’，不是说不考虑公平，准确一点讲，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义。”

这样的招魂词竟弱智到掩耳盗铃的程度：为了偷换概念，从当初响当当、硬邦邦、金科玉律般的八字提法中砍去了四个字。当初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和“公平”两相对举。这个提法中，“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只是“兼顾”而已，语意特别清楚，当初已说得很准确了，并不是“效率优先，不搞平均”，张维迎“准确地说”一次，就把“公平”说成平均主义了！这八个字响遍天下，你这么砍一下，“准确”一下，人们就忘了吗？要不是弱智到挑战天下人的记忆力和智商，就是在强词夺理了。

张维迎的上述招魂词说得很清楚：“效率优先”这个提法的目的“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义”。注意：说的是“收入平均主义”，并不是“机会平均主义”——“机会均等”！可是机会均等是个多诱人的口号呀，只要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成是为了“机会均等”，这具被天下人射得碎不成体的僵尸就活了，当然张维迎们也就随之而活了。为此，张维迎的招魂词接着写道：

“一个社会更应该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公平理解成机会均等，它实际上和效率优先是同一个概念。”

既然“效率优先”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效率优先”，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当初的提法为什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呢？二者内容一样，何须“兼顾”呢？这是在狡赖！

再看张维迎本人的“理论”，是并不主张“兼顾公平”的。他与其他“精英”一样，主张把公产当成“无主”之产，谁先占就是谁的。其“吐唾沫论”就是经典式流氓理论：公产是块馍，谁抢到手，先吐口唾沫的那块馍上，其他人不吃了，那么这块馍就是先抢并吐唾沫的人。这有什么机会均等可言？这是给流氓出主意，而权贵们对公产的大肆掠夺也印证了张维迎的流氓主意。这就是其学品。

如此狡赖，如此学品，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学术”和“科学思想”，还宣布什么“不与无耻的人辩论”。这叫人说什么好呢！为什么不想想自己因何被社会舆论唾弃呢？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就是个极为错误的口号，践踏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认为，任何价值中，人的价值至上；万事万物中，人的权利至上；社会生活中，社会公正至上；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至上。面对这“四个至上”，效率算什么？只能是为人的价值服务的。如果效率妨碍了社会公正，剥夺了人权，这样的效率有什么意义？是罪恶！以抢劫的方式把公产转移到权贵手中，“私有化”的效率是很高的，但直接剥夺了广大工人赖以就业的现实基础，使之陷入生存危机，步入水深火热，导出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结果肥了一批继续奴役他人的强贼，社会公正何在？人权何在？通过武装征地，出动警力强拆民房，把户主打残或驱赶出去，可以很快建起以新贵为主人的高楼大厦，效率很高，但这是建立在白骨之上的效率！可能“精英”们有这样的期望：先实现私有化，民主而后就会自然到来。未必！甚至是欺人之说！南美和东南亚不少国家是私有化但没有民主化，而是经济权贵化，政治黑金化。奴隶主的私有化，封建领主的私有化，当代强盗的私有化，一切建立在他人血泪上的私有化，不可能支持民主化。人类的私有化已数千年了，只有经过人权和社会公的打造而产生平等规则的私有化，才是理想的私有化，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主，是各利益阶层在激烈博弈之后强势者妥协让步才实现的。在大众作为弱势而还没有博弈意识和博弈实力的历史时期，真正的精英就是培养大众同权贵经济、强盗经济博弈的精神和能量——为他们创造公正的平台，通过“私有”而强大；而减不足而增有余，支持强势剥夺弱势，是在反民主！这是当代精英的常识，如果张维迎们不是陷入学术误区而对此无知，那他们的言论就是别有用心了。

无论张维迎怎样招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他们赖以走红的幽灵是叫不回来了，那些苍白无力、智术贫弱、逻辑混乱、强词夺理的招魂词，只能说明张维迎们在进行无可奈何的挣扎。

本着学术理性和良知，弃旧图新是正道，但不知张维迎们是否愿意？

四、精英主义的破产

针对公产被私吞、工人大失业、政府无力应对的惨状，网上一篇题为《无耻者无畏》的文章这样问：此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都在干嘛呢？在成为一个个企业的独立董事，在帮企业家们搞一次次的学术演讲，拿着红包拿着支票。就像科龙顾雏军被搞掉的以后，有记者采访张维迎，问认识顾雏军吗，他说我和他也不熟，于是有很多人调侃张维迎说他和顾雏军确实不熟，因为张维迎只对支票熟。”如果是这样，也如郎咸平所说的他们是官商学组成的“铁三角”，那么，此文用“精英主义”四字就是高看他们了。但对于“红包”或“支票”，笔者暂时未得实据。为避免上法庭，就把他们的行为当成“精英主义”高看他们一次吧。

精英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精英主义”却是人类社会的灾难。因为“精英主义”的行为方式是：自以为是地为大众设计美丽的社会蓝图，并以自己为轴心，指挥大众牺牲自我，为实现他们自以为是的社会蓝图而奋斗，最后自己成为统治者。所以精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仅一步之遥，为世人所唾弃。尽管如此，近代精英主义，尤其是革命精英主义，寿命很长，有的几十年，有的达一百多年，一直让人崇拜。而当代，特别是近些年则不然，精英主义是相当短命的，有的刚一出生就死亡。

精英主义的短命现象在中国经济学界尤为明显。

奉行精英主义的国内经济学家，大多都有一定的背景。从职位上来看，有政府管理、研究、咨询等要害机构官学一体人物，也有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从声誉上来看，被称为“主流”、“贤达”、“泰斗”、“新秀”。他们个个摆出“圣人出，黄河清”救世主形象，拿出居高临下、转动环宇的气势，大声喊改革，挥手指方向。他们个个也来个“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可是并非“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甘助新贵抢与偷”！且是公开的，赤裸裸的，声援式的，谋划式的，并落实到改制过程中。这一下，抢得公产的少数人上了社会的宝塔尖，多数人被压在宝塔底，社会矛盾尖锐，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因此，在普罗大众眼中，他们并不是精英。到了05年，“经济学家”几乎与“祸水”二字画等号，有的学生家长以“经济学家”四字为耻，不让自家考大学的孩子报“经济学”。随着“顾郎之争”的白热化，随着精英们力挺的新贵顾雏军成为疑犯，气势压人、不可一世的大陆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个个成为缩头龟而不应战。有人称郎咸平是一人敌千军：郎咸平一炬，经济学界遍地焦土！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炮轰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许多人只把经济学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还有人接着丁学良的话说：最多只两个。对此，经济学界无人应声。而今，一提经济学家，人们多是掩鼻而笑，谁还看他们绘画蓝图，听他们挥手指方向呢！

精英主义就这样破产了。

如此短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近代精英主义者在绘制好社会蓝图是、在未得势而正需唤起大众为之奋斗的过程中，许多人是比较高尚的，有的还敢于自我牺牲，只是在内讧或得势之后为固其权，其内在的专制基因才裂变膨胀，给社会带来祸殃。而眼下的精英主义者则不然，从绘制经济蓝图的开始，就存在着令人难以恭维的欲望，而且精英形象和经济蓝图不是给大众看的，是献给权贵来邀功行赏的。这是眼下精英主义速亡的根本原因。

近代精英主义有可以让大从接受的精神资源，例如，号召多灾多难的老百姓起来反抗暴政，不怕流血牺牲，为了子孙后代，建立平等幸福的社会，而且把立功者当英雄，死了的当烈士，老百姓是响应的。而眼下的精英主义能不能这样说：工人和农民朋友们，我们为了通过私有化而在未来实现民主化，让你的子孙后代幸福起来，你们就把工厂和土地送给权者吧！送吧，你们饿死冻死是烈士，是光荣的，历史忘不了你们！——不能吧。既然说不出让老百姓做出牺牲的理由而还非要淌着老百姓血水走，老百姓还能说你不是仇人是恩人？

近代精英主义处于前管制时代，大众的精英崇拜情绪浓，“中心情结”重，自我意识淡，精神枷锁重，再加上资讯不通，头脑装在罐头盒里，所以精英主义处于朝阳期，有良好的发展空间。而眼下的精英主义处于后管制时代，大众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萌发，辨识力增强，不是人物的东西非要在大众面前摆出人物的架势，只能被当成猴子做戏。还有网络平台，谁都可以发帖说话，起到剥画皮、亮真相、求真理的作用。精英主义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这时，你再摆精英主义的谱，谁理你？张维迎倒是狂妄，竟然宣布要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唉，真叫人没法说他，他竟不知道自己是啥……莫道中华无人，注意网络，民间藏龙卧虎啊，你算个啥？你敢再辩，就在网上出招，必定落花流水！

社会精英一定要抛弃精英主义：把自己当成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在公共舆论或学术平台上发表意见，让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张得大众认同，以化为大众的行动；千万不能以自己为中心，指挥或役使他人。阿伦特说得到位：知识分子任务只是“打开”，不是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