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政治课复作家身(南方周末 2006-6-19)

　　2003年2月10日，著名作家龙应台婉拒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再三挽留，辞去了文化局局长的职务，从而为自己三年零三个月零三天的官场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龙应台的任期应该在2002年年底就已经结束，但在台北各界一片深情款款的挽留呼声中，龙应台俨然成为下一任局长的不二人选，她本人却是去意决绝。为此，马英九特别邀请8位文化界资深人士研讨合适的继任人选。马英九在2002年12月16日晚上长达3个多小时的觅才会议之后对外宣布，龙应台暂时留任市文化局局长职务，如果“在12月25日再次提名市府各局处首长名单之前找到合适人选，就顺利交接，不然即由龙应台续任”。

　　顿时，龙应台的去留问题成为台岛媒体焦点，当时文化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理解与支持，如联合晚报副董事长张作锦认为，龙应台在3年的官场历练中，同时维护了文人的理想尊严与施政的志向，十分不易；如果她此时选择离去，是因为有了更高远的眼界，人们应当尊重她的选择；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入世传统有三种境界：立功、立言、立德；而“立功”特别需要圆融与智慧，位在“立言”之上，龙应台应该在“立言”之后再为社会“立功”，因此不能率性离开政治舞台。

　　但此时的龙应台对官场早已无心恋栈，在2002年12月29日台北市中山堂的演讲会上，她引述了苏东坡的话再次表明心志：“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在就任之初，她曾经向朋友抱怨：从一个天马行空、独立率性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政府公务员，“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被丢进水里参加游泳比赛”，内心极度惶恐不安；如今则是“一只原本在大江大海里畅游的鱼，三年前被勺起放进鱼缸里，现在又复归大海”。

　　于是，在马英九最终提名原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廖咸浩续任成为第二任市文化局局长得到“议会”通过之后，龙应台终于彻底离开官场，恢复作家的自由身。

　　4月初，刚刚得到喘息的龙应台便以作家的身份开始在华文世界发言，《谁的城市谁的家——我的市民主义》同时在两岸三地报刊上发表，引起文坛的关注。

　　5月初，在文化界有重要影响的《天下》杂志发表了龙应台复出后的第二篇文章《当权力在手》。

　　在这篇文章中，龙应台对影响社会发展的五种人（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和作家）的权责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政务官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了认真的反思：“君子居其位则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她引用古代思想家韩愈的话解释说，掌有施政权力的人，应该为他的责任粉身碎骨，不掌施政权力的知识分子另有职责，就是“修其辞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笔，说清楚。

　　龙应台十分珍惜自己的作家身份、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藉此积累下来的荣誉，因而特别担心自己进入政治生态圈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这也是1999年在得到马英九邀请之后她一度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在就任文化局局长3年多的时间内，不能“全身而退”，从而使“英名毁于一旦”的恐惧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而3年后重新面临去留抉择之际，作家龙应台战胜了政务官龙应台，因为她痛感再这样下去，“会失去人们之所以珍爱我的，最重要的，那个理性批判能力跟大格局思考的可能性”。

　　著名作家的光环、文化界的高度认同及绵密的人脉关系、媒体宠儿，这些都是龙应台成为一个强势文化局局长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也给她推行自己的文化策略带来很大帮助，但这些特殊条件特别是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个性使她并没有在既定的官场生态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反而成为某些人攻击她的借口。

　　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石原事件和“软性抗议”事件。

　　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曾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指责，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他以“赈灾”的名义到达台北，后来据台湾媒体报道，就是否与石原会面，向来以“尊重历史”、提倡大历史观为写作主轴的龙应台曾经思考再三，后来考虑到东京与台北间的城市文化交流必须超越个人情感和看法，决定参加马英九召开的茶会。在会上，她向石原递交了“台北与东京交换艺术家备忘录”，但在结束后又以作家身份向石原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百年思索》，并告诉对方“就作家对历史的见解，我们有着极大的差距，而我的想法都在书中”，她还特意把书中批判李登辉史观的部分用笔标出给石原参考。

　　据说石原回到日本后对此非常生气，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龙应台时说，“我很讨厌她”。

　　2002年10月4日由龙应台一手主导的“软性抗议事件”几乎使当年的文化局预算搁浅。由于当时正值台湾大选年，很多“议员”忙着跑场子，很多会议由于个别“议员”迟到动辄推迟数小时才能开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某种被官场潜规则默认的“习惯”，可龙应台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乖乖就范，而是突发奇想，请来市交响乐团的几位音乐家在议会大厅现场演奏音乐以表达无声抗议，此举果真又让一些“议员”勃然大怒，甚至威胁不再审议文化局的预算，后来在龙婉转表达了歉意后才得以通过。

　　这两场风波暴露出龙应台作为一个介入官场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她必须维护自己一向秉承的原则性立场，不想被文化同道和读者误解、猜疑；而作为一个文化官员，她又不得不力尽其职。

　　龙应台在2002年访问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做官就是拥有一种做事的权力”。在她的的擘画下，经过3年多的努力，台北的文化景观已经渐具雏形。

　　打开台北市《文化政策白皮书》，台北市未来四年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目标及蓝图一目了然，并且以12个目标、39个策略及93个执行方案的形式予以细化，可谓用心良苦。

　　在龙应台的强势推动下，台北市在文化硬件建设方面创造了21个第一：比如成立第一个国际艺术村，创立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首创公私合营美术馆新模式——当代艺术馆，建立第一个文化指标系统等。市文化局还陆续推动古迹活化、树木保护、公共艺术、儿童艺术节、台北诗歌节、亚太文化之都、“文化就在巷子里”，获得各界极大回响。市民的“生活”也有点不一样了。现在普通市民可去“市长官邸”和“台北之家”喝茶、谈艺术、听演讲，“中山堂”重新开放使用，本土和通俗艺术表演有“红楼”，老市府成了现代美术馆，“钱穆故居”和“林语堂故居”美化了台北的人文风貌，“国际艺术村”招引了众多外来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

　　作为文化官员，龙应台对自己基于文化人出身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及相当的距离，她再三提醒自己的同事：文化是浪漫不羁的，但文化行政是科学，“有点像种树，树长大之后会有人来写诗，来唱歌，来打盹，来做梦。种树，是让他人享受清凉；而文化行政，是让他人享受浪漫”。

　　在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方面，她特别看重政策的独立性，并主张“温柔地坚持”，她说，“我之所以可以落实我的理想，是因为市长赋予我权力，但任何市长任何局长都不可以忘记：权力是为了文化而在，文化不是为了权力而在。市长必须尊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局长更必须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

　　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在市政府举办的告别晚会上，龙应台说，“如今，四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文人可以坚‘忍’不拔，可破可立，可以言行一致，可以经得起权力的考验。”

　　龙应台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城市发展与文化政策理念的书，内容主要是她3年文化局长任内所推动的措施、政策的论述，因此要“隐居3个月”。今年8月，她将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城市大学“客座”一年。而在今年11月底，著名学者王元化生日期间，龙应台表示很希望能来上海访问。“但是政务官卸任之后三年之内，到大陆都得‘陆委会’批准，我还不是很自由呢。”

　　现在的龙应台“无官一身轻”，在台北阳明山的家中，“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看书、写作，和孩子旅行，看山看水种花，不见媒体，不演讲，不座谈，不吃饭应酬，几乎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她说，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台北的人们渐渐遗忘了她的长相，走在马路上不被认出，“那就真的幸福了”。（编辑：刘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