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最终崩盘？--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公共讨论

新自由主义的最终崩盘？--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公共讨论

《文化纵横》本刊记者 李响

2007年年末，我和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友人聊起当时还是一个新名词的“次贷危机”。面对我的疑问，她谈起她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曾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澳新银行任职多年——课堂上的宣讲：次贷危机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当前世界的金融体系以及机制已经非常发达和完善，而且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监管制度，这样的小问题不会引发大的危机；1929年的危机已经被研究得非常透彻了，类似这种危机不可能重演，金融市场一定会继续繁荣；在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中，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社会福利毫无疑问会不断增加。这一点，毋庸置疑。

2008年10月8日，友人从温暖的澳大利亚回国，迎接她的恰恰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流。此前一天，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大幅减息1厘，创1992年以来最大减息幅度，以纾缓全球金融海啸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剧烈的降息”。悉尼的麦格里集团经济师罗伯逊(Rory Robertson) 则指出:“这表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确信经济衰退的到来，将要出现的是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消费品将大幅上涨，通货膨胀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总而言之，对于繁荣已经丧失信心了。

面对这场金融海啸举手无措的人，不仅是这位偏居澳大利亚的教授。大名鼎鼎的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在9月14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时公开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而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大。这位近12年来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设计师毫不讳言地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并继续影响美国房地产价格。他认为，美国躲过经济衰退的几率小于50%，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直至美国房地产价格稳定下来，而且危机还将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而就在2005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还盛赞次级贷款占总信贷额的比例从1990年代初期的1%到2005年的10%，称赞次级贷款等新的金融工具降低了对贷款者信誉评级的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更好运转。

从7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开始，“危机”(crisis)这个词就不停地出现在欧美各大媒体的头版上。另一个占据头版显著位置的词汇是bailout——其中文意思为融资，较为通俗说法就是“解套”，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经济被套住了，而如何处理危机就是“解套”。10月4日，美国众议院终于批准了7000亿美元的“bailout”法案，开始了全面拯救资本主义的行动。10月8日，澳大利亚央行的降息亦是这个全球“解套”行动的一步。10月10日，欧盟国家领导人峰会达成全面给各大银行注资的意向。拯救大兵“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时下世界的主题。

在一片“bailout”的喧闹声中，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iek）则在10月9日的《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撰文，题为《不要只做，谈谈吧》。齐泽克指出，对目前金融泡沫粉碎的反应中，一个最为让人震惊的事实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他进一步指出，信心是整个现代经济游戏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整个市场的救援与干涉，不仅仅依赖于银行家对于这些干预的信任，更要依赖于他们是怎么能让其他人相信他们。9月24日，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希望推迟竞选辩论，号召大家去到华盛顿商讨救市举措，齐泽克认为这一举动是荒诞的，“这不是麦凯恩应该出现在华盛顿的时刻，所谓政治就是确定中立地带的斗争，麦凯恩此举不能说明他想要抛弃政党偏见。政党政治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尝试掩饰自己的政治派别，称自己代表所有人的声音，这样的言辞只能使得人们更加确定他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他认为奥巴马的拒绝完全正确，但是不能只是提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It’s economy ,stupid），而应该补充为“笨蛋，问题是政治经济！”（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stupid!）。的确，如果真的渴望能让这次危机“是短暂的”，我们应该首先冷静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讨论。

“资本主义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 ”

这场危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iliz)在9月17日接受CNN的专访时作了解答。开场他即道明美国政府对整个经济危机的回答是一个粗糙的答案。他指出，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可以低息贷出的金钱)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坏账。而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的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

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机构本身最应该为危机负责。“这些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得到的回报很丰厚，说起来是因为他们冒了风险并且分配资本，这两方面被认为能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也使得他们的高收入看起来合理。但是他们错误地分配了资本，他们错误地处理风险问题——他们实际制造了风险。”斯蒂格利茨严厉地批评金融机构，“他们的行动基于他们的奖励机制：专注于短期盈利，鼓励承担过度风险。这并不是金融制度的第一个危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那些信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场’的人向政府寻求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显示着深层的系统问题。”

斯蒂格利茨所谓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呢？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生动刻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言：“资本主义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是有难必然同当。”通过市场自由贸易，每个人在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带动全社会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很清晰地概述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存在，并不在于能产生约翰·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而在于能促进社会的繁荣。但是实际运行中的资本主义，总是人人首先希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也就所谓有福自己先享受，所谓“有福不能同享”是资本主义普遍的情况。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建立在公共利益被个人蚕食的基础上，当这种蚕食越来越厉害的时候，经济危机也就爆发了。

今年7月，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经济政策创新会议上，斯蒂格利茨发表了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的论文，《2007/2008金融危机以及其微观经济学后果》，详尽分析了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和诱因。“这是一个经典的庞茨（Ponzi）骗局”，【1】斯蒂格利茨认为，9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繁荣实际上是旧的美国金融金字塔骗局的重新上演，根本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技术增长的繁荣。“投资基金购买作为投资组合一部分的新的金融衍生品。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案例发现，次级贷款和其他的资产被横向和纵向切成许多小块，然后重新组合，这些最后的产品会和其他类似的人工制造的金融产品混合在一起，抛售到市场上——没有人能很轻易地确定这些最后投资证券组合中哪一部分属于风险资产”。斯蒂格利茨称这种投资机制为“老鼠会”，“一种新形式的会计欺骗”，究其实质，是一个“精美的规范套利”机制。

斯蒂格利茨精湛的专业分析，实际已经给出了整个金融风潮的根本诱因——金融获利的欲望，正是这个欲望牵引着整个美国经济一步一步地滑向了“溃败”的局面。欲望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一方面是获利的欲望在支撑着一个金融老鼠会不停地把泡沫吹大，另一方面，则是消费欲望，获取更多的物质享受欲望在维持着这个泡沫。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获奖当日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上留言“今早对我而言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的克鲁格曼获奖理由是为了表彰他在“商贸模型分析和经济活动区位领域”的贡献。对克鲁格曼而言，这个“有趣的事情”在于如果人们能早点听取他的“商贸模型 ”分析的话，金融危机或许就可以避免。早在2006年2月13日，他就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发表《债务与否定》一文，指出美国人在全球市场的消费已经超过了其收入的57% ，换言之，美国人进口量超过了他们出口量57%。那么，美国人是如何“超消费”的呢？克鲁格曼指出，这主要是通过向日本、中国和中东石油国家借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说，“我们对于进口钱就像进口石油那样着迷”。而美国的外债主要不是用来推动投资，实际上的商业投资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多借来的钱是被用来修建房屋，购买消费品，并且为联邦预算的赤字融资。

克鲁格曼指出，这样的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房地产的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的调整不大可能是“软着陆”，而是一种“崩盘式”的调整。今年1月8日，克鲁格曼发表文章《美利坚，请别为我哭泣》，进一步指出去年以来美国面临的危机是整个30年世界危机的一个延续而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他认为近30年来，金融投资家们一直在持续着一个游戏，如果他们在某个国家的投资无法获得他们满意的收益，他们就撤资，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找新的游戏地点，“那些在拉美和亚洲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故事与美国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崩溃是同一个故事，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日子里，美国开始扮演通常是他们分配给第三世界的经济体的那个角色”。只不过，第三世界经济体是生产实体产品过剩，而美国是生产债券过剩。这位里根时代的政府经济顾问，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近30年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里根经济学终于到了全面崩盘的时刻了。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许诺

已故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早在十年前法国《世界外交》杂志发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文，就已开始了系统的分析和反思。布尔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整套的话语逻辑，在当代世界已居支配地位，而其本质是“一个旨在破坏一切妨碍纯粹市场机制运行的群体组织的工程”。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要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才能建立这个世界，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都要被摧毁。这套话语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进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法则（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上）和社会法则（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之间的对立。布尔迪厄指出，这套话语是“一套强势话语，在这个世界中完全站在强权一边”，解除金融管制不过是其整套行动步骤的一步而已。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进而，它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新自由主义这套话语的一个特点，是将自己和民主、自由捆绑在一起，但是其核心的要求却是“自由贸易”——普世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贸易！对此，斯蒂格利茨形象地描述道：“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铁律让你无从选择，你必须要把一切关键决策都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简而言之，当我们的左手似乎是在向前殖民地国家的个人赋权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又把它收回来了。”

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作了一个乌托邦的许诺：即通过新自由主义，通过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繁荣与富裕。遗憾的是，这个乌托邦只能是乌托邦。事实上，早在2006年11月24日，《今日美国报》就发表了题为《贫富差距卷走美国梦》的文章，指出当时还很繁荣的美国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文章以弗罗里达州科利尔县（Collier County）的拿波里镇为例，乡间俱乐部的高档住宅从500万美元涨到了1600万美元，但是这个县的其他地方的住宅价格则缩水了50%。当年全美标价为500万的高级住宅价格上涨了11% ，但是全美房价则连续下跌8个百分点，原因是房价已经是许多美国人不敢问津的了。文章援引一位货车司机的话，道出了普通美国人对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让人恼火的是这些人视你如无物，你不是开着宝马车或其他的名车，他们就让你感到你微不足道。”而根据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2007年8月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全美国最富有的2% 的人净资产从1984年到2005年翻了一番，但是最穷的1/4的人2005年的净资产——如果使用恒等美元计算的话——相对于1984年是减少的。

如果贫富差距仅仅是美国一国的情况，那么倒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是近20年来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2007年10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指出世界财富增长了7% ，达到了97.9兆美元，其中0.7%的人却占有了近33.2兆的财富，而这些人大多数都生活在西欧和北美。世界银行2004年4月19日的报告指出，必须要采取行动修正全球贫富不均衡的情况：“全球有60亿人口，其中10亿人掌握着全球GDP的80% ，而其他5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那么造成这种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的关键在哪里呢？2007年4月的世界银行一份报告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美国的经济赤字是所有其他的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赤字总和的3.5倍。美国政府大肆发行国债，增加赤字，美国金融市场也在不停地生产各种各样的债券，而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种债券，“正因为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人纵情地享受比他们收入高出6% 的消费，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30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终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两亿穷人！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全球化，是很难持续的。2008年7月和8月，斯蒂格利茨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上相继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向左转，谋求增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成本远远高于其收益，经济增长如果不能让大多数人受益就毫无意义,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关于增长的乌托邦是一个只能建筑于未来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处境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时候，只能是再次说明“有福不能同享”。

救市：现金换垃圾？

资本主义有福不能同享，自然有难也不应同当。但是当“bailout”一词成为时下欧美各大媒体的关键词的时候，资本主义也只能“有难同当”。在美国政商界大佬如火如荼地讨论救市的时候，2008年9月《纽约客》刊发了知名作家Ben Greenman的一幕音乐剧《 “解套”的片断》。Greenman把钞票、信用卡、股票债券、支票这一干现代货币拟人化，在金融风暴中这伙兄弟都落魄了，决定一起去看保尔森、布什、巴菲特等一帮大佬出演的电影。电影一开始没多久，钞票便开始打瞌睡，这时信用卡高呼：“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地狱啊，美元正在打鼾！”美元醒过来说：“我确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金融家掉下来一只靴子之后，第二只也一定要掉下来，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就会不停地蹦。”这些充满讽刺性的台词，正好表达了一个现实——美元沉睡，金融家乱蹦。电影里政界自我鼓吹，大谈遏制危机；商业界可怜兮兮，大吐苦水。而钞票兄弟们总结道，“这部电影太烂了！”

的确，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救市就是一幕“很烂很冗长的电影”。现实的生活危机才是真真切切的“美丽人生”。10月15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在金融危机中很受伤。5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调查指出，欧洲主要五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无法容忍，其中西班牙和德国不满人数分别达到了76%和87%。

而就在一连串紧急救市政策出台之后，10月18日的《泰晤士报》的头条却醒目地写着《市场持续走跌，全球通向漫长衰退》，整个英伦三岛失业人口将达到300万。

的确，面临这么一个“病态经济”（ailing economy，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语），仅仅是大笔的“bailout”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当救市宣言一经发布，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10月7日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我们没有走向衰退》。这位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目前的危机决非经济大萧条，政府不应该救市，那些没有市场的金融产品应该在市场运转中自我消亡。如果贸然救市会造成道德风险，应该相信多年以来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他提出应该扩大银行对资本的需求，同时把“房地美”和“房利美”迅速出卖，交给私人企业。市场再稍加调整之后就可以复苏了。贝克尔不停为金融市场打气。他认为目前的金融市场已经非常复杂，并且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人们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很难提出一个长期性的改革计划，而采取较为理性的微小措施便能降低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贝克尔大概是忘记了，这种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恰恰是美国于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之后造成的，这个1933年为应对大萧条而提出的银行法案，将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正是这个长期被新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恶法”的银行法案，在近70多年里保证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斯蒂格利茨称该法案的废除给新的利益争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传统商业银行的保守主义文化，完全被投资银行的冒险主义文化摧毁了，如今冒险成了统治银行业唯一的文化 ”。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则是另一种批评态度。在2008年9月21日《纽约时报》上，克鲁格曼用“现金换垃圾”为题撰文批判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指出确实应该采取行动，但是需要的正确的行动是拯救美国银行体系，而非购买一文不值的债券。

10月14日保尔森终于接受了各方的建议，宣布将2500亿救市资金直接注资商业银行。布什公布救援方案时表示，政府的 “解套”资金不会给金融家们作为“下岗”的补偿，金融企业的高收益的“回缩”也是救市计划中的一部分。然而似乎一切都有些晚了，10月18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的消费信心和对经济环境的信心仅为5% 和12% 。

镀金的“30年繁荣”

2007年，克鲁格曼将自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的文章整理之后，出版了新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整个社会比较和谐。

在克鲁格曼看来，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政府政策的结果。回忆罗斯福时代，人们马上想到“罗斯福新政”，有时候人们把罗斯福新政狭义地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加上那些帮助走出萧条的大工程。其实，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来“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美国社会，让大家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

但自里根政府以来，以所谓的“保守主义”为旗号，共和党开始右转“革命”。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里根早期成功地迎合保守人群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并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而走上政坛，小布什甚至尝试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克鲁格曼作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个富者愈富的社会就像比尔·盖茨进酒吧，酒吧里的人均财富值立即剧增，但其他顾客并没因此变得更有钱。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1973年要比今天高12％，普通美国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

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本主义失去了“30年的繁荣”。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滑稽。也许要想获得真正的繁荣，首先就应该从彻底反思30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

注：[1]Charles Ponzi，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金融诈骗犯，他首创了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老鼠会”的骗局，以高回报引诱人们不断投资到一个虚体公司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