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

    孔子是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

    ——兼答新儒家为什么赞于丹批李零
　　   力瑾
　　

    同样是对《论语》的解读，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在当下中国遭遇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大陆新儒家”对前者追捧有加，而对后者则猛烈批评之。在内地著名的儒家网站如儒学联合论坛、中国儒教网、木铎论坛、华夏复兴网等网站上，都开辟了专辑进行讨论，专辑的名称就耐人寻味，分别为“对于丹说《论语》批判的批判”和“李零新著《丧家狗》批评”，一赞一批，非常醒目。“大陆新儒家”对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批评，近日尤以陈、王、蒋、康四位最为言辞激烈。
    陈明说李零“亵渎孔子”“厚诬古人”，是“愤青”，“即情结支配思维，表现为行为就是为愤恨而愤恨。”的人，并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见陈明：《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蒋庆的评价是“此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末世此类人甚多”；康晓光说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王达三对上述三人贬斥李零新作的评价是“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不是个学术问题，表明态度就是了。”并把蒋、康言辞激烈的评论公诸网络，标明他与三位“大陆新儒家”对此事的立场完全一致。（王达三：《蒋庆、康晓光对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严厉批评》）
    “大陆新儒家”，为什么要赞于丹批李零呢？其原因何在？我觉得，原因有这样几种：
　　

    （一）李零说了大实话，说了真话，道出了事实真相。
    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呢？对孔子个人的认识，决定了对孔子创立的学说的评价定位。因此，是将孔子当作高高在上的“圣人”还是平常的普通人，这是个大问题。李零说“孔子是汉武帝大树特树捧起来的圣人”，“我们也可以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中国人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优良”传统，如今，出来一个道出“皇帝的新衣”的孩子，道出了孔子的真实情况——“孔子不是圣，只是人”“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有些人就不舒服了，就要起而攻之了。陈、王、蒋、康四位所谓的“大陆新儒家”，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就是这些人中的中坚力量。
    对孔子个人的认识，我完全同意李零的看法，孔子绝对不是什么“圣人”，而只是一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论语》是孔门后学编的书，书中有很多人在讲话，孔子、孔门弟子，还有其他人。”“此书（指《论语》）杂乱无章，流淡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语》通篇讲的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道德说教”，即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等。被我们历代无数的先人尊称为“圣人”的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为什么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唠叨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德说教”呢？“仁义礼智信”，就像“为人民服务”一样，如果真做到了，哪一样是不好的呢？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之所以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唠叨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德说教”，我认为原因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历来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即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我这是在危言耸听吗？不，绝不！按照我们中国人相信的“吃啥补啥”的中医养生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情理之中的事，一点也没有夸张。
    这样说，自然会让陈、王、蒋、康四位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们不高兴了，他们不但不高兴，还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立场是面哈哈镜，陈、王、蒋、康们，以及于丹、李零们，他们都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解读《论语》，去认识孔子，只是由于立场不同，才导致了观点和结论的不同。孔子，只有一个，但这个世间已无真孔子，孔子早就死了，早就离开了这个“腐烂”“腐朽”“腐败”了的人间。我们今日看到的，只是哈哈镜中的孔子的影象罢了，与真孔子根本无关。在这众多的“哈哈镜中的孔子的影象”，只不过我觉得李零照出来的“孔子的影象”，最不走样，最不被扭曲，最接近于客观事实，最接近于那个曾经生活过的真孔子！
　　

    （二）于丹，以及“大陆新儒家”们，仍旧逃不脱“圣人”的“道德说教”。
　　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中说：“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象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象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于丹《于丹论语心得》Ｐ７）虽然在这里于丹说《论语》不是“高不可及”的，不需要我们“仰望它”，表面上看是让我们大家易于接近《论语》，但在于丹的内心深处，她把孔子仍旧当作是高高在上的“圣人”的。“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于丹《于丹论语心得》Ｐ８）
    既然孔子是“圣人”，他自然就享有了“道德说教”的权力，就自然享有了“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权力。这是“大陆新儒家”们，不顾“《于丹论语心得》，只是当下流行的快餐文化的一种，于丹，只不过是一个快餐文化的制造者。”（参见我的拙作《于丹：一个快餐文化的制造者——我读《于丹论语心得》》）的客观事实，而对她一再吹捧的原因之一。
    对于丹的一再吹捧还有一个原因。我上面已经说过，孔子“只是一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努力错了方向的理想者”呢？上面我没有说，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我上面已经指出：“我们中国人历来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即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面对中国人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的孔子当然是十分的不满意。儒家是入世的，这一点很正确。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这样一个有强烈入世情怀的人。他有远大的抱负，他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孔子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正如李零说的那样，孔子“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然而，孔子为救世而采取的行动、为救世而开出的药方，是完全不得法、不得要领的。当然，这是我站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的立场上说的，因为我们今日已经站在这些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了，自然比他们当年站得高，望得远。要改变“我们中国人历来没有做到“仁义礼智信”，即中国人历来都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人”的现状，首先就得弄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做到药到病除。否则，不但对疾病无益，反而会有害，加重原本不轻的病情。
    那么，中国人“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人天生就贱，就不懂得“仁义礼智信”的重要吗？答案显然不是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具有爱心的人。然而，由于环境的因素，使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扭曲变形，才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变得如此“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的。这环境因素，就是封建专制的极端残酷和漫长。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一治一乱。而“一治一乱”的实质，则是流氓强盗的争夺所谓的“天意”“天命”。这样的基于对“天意”“天命”的争夺，说造反也罢，说起义也好，都是毫无“正义”可言的。历代的改朝换代，都只是拿“正义”来扯大旗，拿“正义”来忽悠小老百姓，其实根本无“正义”在。这样的流氓强盗，信奉的当然是丛林法则，当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当然是“成王败寇”了。
    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强盗，他们能有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强盗，“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臣子们奴才们，会不向他们的主子学习吗？因此，中国的历史上，历来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家，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奴才走狗，而少有顶天立地的真正大写的“人”！
    面对“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扭曲变形”的现状，我们的孔子，不满，愤怒，想有所作为，想改变。但，他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找到的出路只能是“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假药方，吃死人的药方。孔子自身的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此路的不通，他自己这样的“圣人”都没有办法做成功，只能“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徒唤奈何，他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丧家狗”了。
    于丹，以及“大陆新儒家”们，仍旧逃不脱“圣人”的“道德说教”。他们的热情，他们想给我们今日的中国人指出的走的路，仍旧是孔子数千年前所走过的老路——“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假药方，吃死人的药方。
　　
    要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扭曲变形”的现状，从回老路是没有出路的，几千年的儒家实践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今日，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只有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来，创造出与数千年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以个人的完全独立觉醒为基石的保障“人权”的新路——一条崭新的现代民主宪政之路。
    近年来，所谓的“国学热”，是值得我们大家保持高度警惕的，那看似温文尔雅的“国学”“大陆新儒家”，其骨子里，则是在开“五四”的倒车，是在重走孔子走过的老路，重服“教人阅读经典”“批评当世权贵”“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梦想恢复周公之治”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假药方，吃死人的药方。
    显然，孔子当年努力错了方向——不应该向“道德说教”上努力，而应向“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的实施上努力——我们今日的“大陆新儒家”们同样也努力错了方向，犯了方向性错误！实在可叹，可怜，可悲，可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