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回来了

    杭州耶稣堂弄里的司徒雷登塑像

    从立下遗嘱那天起，司徒雷登似乎已料到自己“回家”的路注定不易。所以在1955年立下的遗嘱里，这个基督徒“指令”将自己的遗体火化。

    “基督徒死后一般是不火化的。”燕京大学校友姚林杰说。在79岁的老人看来，这位燕大老校长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有心理准备的。

    只是，他和他的老校长都没料到，这趟“回家”路，竟让司徒雷登在死后整整等了46年。

    一次低调的骨灰安葬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点多，在杭州半山安贤园文星苑一座已经挖好的墓穴前，白发苍苍的姚林杰时不时向路口张望。和他一起的，还有6位80岁左右的燕京大学校友。在来这里之前，他们7个人的审查材料，早已由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上报给国家外事部门备案。

    在有关部门审批后，他们获准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前来杭州，参加这场凝重的骨灰下葬仪式。出席这个仪式的，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康碧翠，以及浙江省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官员。他们也和姚林杰一样，静静等待专车的到来。此前，存放在美国的骨灰已经由美国国务院派专员送到上海。

    在众人的期待中，专程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驱车赶来的一名工作人员，将一盒骨灰转交给傅履仁将军和蒋彦振。随后两人亲手把骨灰放进墓穴。傅履仁是司徒雷登当年在中国的助手傅泾波的儿子，也是美国百人会现任会长；蒋彦振则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骨灰很快被工人用泥土掩埋，黑色的墓碑被迅速树起。墓碑上，大幅的头像下面，只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再无其他。

    葬礼在几段简短的致辞和三鞠躬后结束，前后持续了三四十分钟，然后神情肃穆的人们分头离去。

    11月18日，浙江当地的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

    从此之后，即便是当事的人们，关于已经举行的那场下葬仪式，大多也不愿意多谈。

    “我们只是配合工作，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去找省外办，或者具体承办这事的杭州名人纪念馆。”杭州市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坦白讲，这事上面交代了要尽量低调。我们什么都不方便讲。”杭州名人纪念馆副馆长房友强很坦诚地说。

    而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的态度更是坚决：“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

    59年前，毛泽东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同燕大的这位创办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挥别，与那样的高调相比，低调似乎成为司徒雷登此次归来时的唯一主题。

    11月23日，星期天。杭州市下城区耶稣堂弄的基督教会天水堂里，像往常一样传出基督教徒们唱诗的声音。司徒雷登的父亲曾于1875年开始担任这个教堂的主持。如今，司徒雷登的半身塑像，正立在距离教堂大约百米的堂弄里，那里也是他故居所在的位置。塑像对面的长凳上，一位纳着花鞋垫的中年妇女，正与人凑在一起说着家庭琐事。问及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她们摇了摇头，对6天前已经举行的下葬仪式，她们更是一无所知。

    “落叶归根嘛，埋回来了挺好。”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说。他看了当地的报纸，才知道“原来语文课本上这个名人出生在杭州”，但他不知道，其实司徒雷登最想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的燕园。

    “偌大的燕园，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注：即傅泾波）及妻子作出。”司待雷登在遗嘱中写道。

    然而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游行队伍里的燕京大学师生挥手致意，并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便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虽然在1954年表达过对此事的怨言，但一年后立遗嘱时，还是毅然选择火化，并希望回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入土为安。

    于是，46年来，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成为傅泾波父子和一些燕京大学校友无时无刻不想了却的心愿。但这条归葬之路，并不那么顺利。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一书的作者沈建中介绍，早在1973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访华时，已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燕园。11年后，在他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后，再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同样的请求，并在同年致信邓小平，提出骨灰安葬，并提出要将解放前周恩来赠送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归还中国。1986年6月，中央同意接受花瓶。而北京大学则致公函给傅泾波，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燕园临湖轩。

    “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京大学校友王百强回忆。1987年4月，傅泾波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此事暂缓办理，因为有人发起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而据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

    一年之后，傅泾波逝世。去世前，他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之事嘱托给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

    及至1999年初，北京大学在研究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事宜后，得出结论，“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同意再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

    然而事情刚有转机，当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燕园一事不得不“缓办”。

    事实上，燕京大学校友发现，如今的燕园，在司徒雷登曾经工作和生活的临湖轩等地，已然找不到与司徒雷登有关的任何痕迹。他的妻子1926年死后所葬的燕园以东的燕大墓地，后来也改作社区体育活动场，只有周围的松树林尚存。

    姚林杰曾经专程去燕园转了一圈，最后只剩下一句感慨：“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房子“哪怕是茅草房”，也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标签”

    但在杭州，姚林杰发现，与司徒雷登有关的痕迹还依稀可寻。

    1996年，姚林杰和在杭的燕京大学校友一起，拜访了耶稣堂弄里一座昏暗的二层小楼。意外发现楼下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司徒雷登故居”六个字，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他后来得知牌子是1985年悄悄挂上去的，因为文物部门把这里认定为一个文物点。

    “杭州市没有忘了司徒雷登。”有校友很快在燕京大学校友通讯上撰文写道。

    但4年后，这幢老房遭遇了拆迁。由于故居被产权单位认定为“危房”，一夜之间被拆除。姚林杰回忆，“拆下来的梁柱和楼板等原装木料，被连夜运到了湖州”。据当地媒体报道，司徒雷登故居只剩下“两面残墙一堆断柱”。而拆除故居的目的，竟是“为了建单位宿舍”。

    好在拆迁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之下，司徒雷登故居于2001年6月15日开始复建。但市政府2000年的一个会议决定，“故居修复后可作办公用房，也可作住宅使用”。

    姚林杰对此不能接受。在他看来，运动期间住人可以理解，但现在不能这么对待司徒雷登。于是，他拨通了杭州市长热线12345，以燕京大学在杭校友的名义反映问题。

    问题很快在2001年10月10日得到时任杭州市长仇保兴的批示。这位即将进京赴任的官员在离任前40天的一句简短批示，改变了司徒雷登故居的命运。在这位市长的眼里，司徒雷登的房子“哪怕是茅草房”，也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标签”。也是在这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

    但曲折依然不断。就在姚林杰和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正为故居复建奔走呼吁时，有人以燕京大学校友和马克思主义党员的身份，致信当时的浙江省委领导，坚决反对复建司徒雷登故居。

    当姚林杰当面拜访这位校友询问反对原因时，对方回答：“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

    像这位燕大校友一样，绝大多数人对司徒雷登的了解，仅仅来自《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是：“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不过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这条注释被删掉了。

    “尽管领袖那么说，但我们燕大校友大多明白司徒雷登是个什么样的人。”80多岁的王百强在电话里说。他是参加骨灰下葬仪式的燕大校友中唯一见过司徒雷登的人。至今在他的记忆里，司徒雷登是那个新生入学开学典礼那天，挨个与他们握手，并俯身询问他姓名的老校长。

    姚林杰和他的校友们认识到，有必要还原老校长的本来面目。为此，姚林杰曾专程到北京，要求校友会出面，邀请燕大著名校友雷洁琼、吴阶平、周南等人题词，并邀请燕大校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黄华为故居题写匾牌。

    而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傅家人的回应。2002年10月,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通过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向司徒雷登故居捐赠了第一批司徒雷登的遗物。

    从此，那些为司徒雷登归葬燕园奔走的人们，开始慢慢把目光从燕园向杭州转移。

    2003年，傅海澜再次通过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向司徒雷登故居捐赠遗物，并在当年10月造访司徒雷登故居。

    2005年，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而在这段时间，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的事情，依旧被告知“暂缓办理”。受托办理此事并奔走于中美之间的林孟熹，未能完成故人嘱托，在2006年1月辞世。

    司徒雷登回来了

    林孟熹离世后，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的事情落到了傅履仁的肩头，年逾古稀的傅履仁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在一位燕京大学校友的帮助下，傅家人也加快了清理和捐赠司徒雷登遗物的速度。

    2006年8月，傅海澜决定将刚刚清理出来的一大批遗物捐献给司徒雷登故居。不料这批遗物在运抵萧山机场后，被杭州海关扣留。海关视这些遗物为贸易货物，要求收件方缴纳17％的关税。据姚林杰回忆，经过杭州市有关方面的努力，海关只同意将衣物、皮箱、中文书籍等放行，而司徒雷登的日记等则被视为非法出版物，不允许入境。后来因为傅履仁决定于2006年11月9日参访司徒雷登故居，杭州海关在收了一两万元的保管费后，才匆忙放行。

    参访时，傅履仁当场向故居捐赠了一把刻有“杭州市荣誉公民”字样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是1946年由当时的杭州市市长赠给司徒雷登的。在历经60年沧桑再回到杭州时，表面的镀金已部分剥落。

    2007年12月，傅家向杭州司徒雷登故居捐赠了最后一批遗物。在姚林杰看来，“此时，与司徒雷登相关的一切，只剩下骨灰没有回到中国”。

    最终，74岁的傅履仁选择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尽管安葬的地点，并非司徒雷登最期望的燕园。

    现在，这位颇多争议的美国人安息在半山安贤园的文星苑，躺在他身边的，多是生前从事艺术和教育工作的人们。与文星苑一路之隔的，是掩埋着一些老干部的功勋苑。有意思的是，在司徒雷登墓的右后方，功勋苑最显眼的位置，是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牺牲的“海空卫士”王伟的陵墓。

    但不管怎样，在姚林杰看来，“司徒雷登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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