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籍“中国人”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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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中国人”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燕京大学之父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欣赏着燕园古建筑群那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可曾知道，这一今日北大最美丽的一块风景，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三个字，也是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由钱穆命名的。
1918年，42岁的司徒雷登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十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不仅使得美国教会对他刮目相看，也使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决定合并，而司徒雷登，被认为是主持这所新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克曼没有看错人。当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这里同样是科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又有抗战干扰破坏，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人，但这里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42名，工程院院士11人。这样的成材率，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比拟的。
闻一多在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曾深情地赞美司徒雷登，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司徒雷登见面，称赞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普遍主义的文化观
与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不同，司徒雷登反对文化冲突论，他极力主张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观。1929年，他在《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谈到，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真理是普遍的，通过传教机构接受西方知识，并不是要使其西方化，而是要使其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因为中国早就有古代圣贤关于民主学说的论述。对民主的追求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不分中西。
作为传教士，司徒雷登认为，他要做的，是要与东方分享上帝给西方的赐福。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
他认为基督教具有自我更新的特点，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融合了许多民族的优秀成果与智慧，特别是近代，它又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与发展还在继续，而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也有很多值得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成分。人性以及对道德和真理的追求，中西之间是共通的。
基于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在主政燕京大学的27年里，司徒雷登多次强调，“燕大应当是中西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他重视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推动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其主持出版的《燕京学报》和《汉学研究引得》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
安息中国的遗愿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
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100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浙江经视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令很多刚庆祝了燕京大学90年校庆的校友奔走相告，观众们也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6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摄制组北上南下、国内国外辛苦拍摄的初衷。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56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而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纪录片仍然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
无缘无故，重返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45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6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2001年4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随着“暂缓办理”，中美关系已入新局，国人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毕竟是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博士雷登·约翰·斯图尔特校长官邸）
C.H. Corbett， J.L.斯图尔特，与三名学生、Moore Gordon.
有憾，但无悔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而忘了写上他更是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4138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230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1946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人像摄影组照片：团体和家庭一组系成员， 1921年春天主题词：燕京大学-教师
燕京大学.雷登·Stuart和燕京大学-建筑物 1947年11月
回南京的车上，同胞们的争吵声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我记起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人们责备他为什么总要离家外出，他说：“不为什么，因为山在那边。”若有人问司徒雷登为什么一定要来中国，我想他也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那边。”
开始和仪式- “第60周年纪念： 前排： 查尔斯Ferguson， J.L.斯图尔特，陈校长代表。 后面行： 拉尔夫? Ward主教， Ward夫人和Hou锂吴”
有憾，但无悔。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1876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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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马前卒《
燕园之父司徒雷登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斯图尔特博士说： 中国的问题今天不是军事、政治、经济，或者别的，它是人的问题… 基督徒教育有一个巨大使命。（图片的原注解词语）
1947, July 6
July 6, 1947
John Leighton Stuart, President 1919-1946
毛泽东选集（全四卷）第四卷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⑴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⑵。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⑶。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⑷。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⑸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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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6〕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见《礼记·檀弓下》。
〔7〕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八月十二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9〕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颂》是韩愈所写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他曾经表示反对；武王灭殷后，他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10〕 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11〕 见李密《陈情表》。
August 10, 1949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驻华大使斯图尔特和其他高校的自然science1947七月
大使斯图尔特博士和王逸梅-日期： 1947年7月
男人的分工和妇女部体育教育-主题词：燕京大学-教师-日期： 1947年7月
叶文超，郑先生，大使斯图尔特和学生和教员大学公共事务1947年7月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作者：齐宏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2-11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
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延庆电讯局长h siae讲 曾经充当桥梁，为日本（战争破坏）--图片原注解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Fifty years in China）
在華傳教士和大使生涯的回憶錄
Fifty Years In China -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9781406705294)_ John Leighton Stuatt_ Books.
………………
《新约希汉英字典》（精装）
书籍作者：JOHN LEIGHTON STUART
图书出版社：SHANGHAI
图书品相：7成品相
库 存 量：0 本
图书售价：100.00元
图书类别：民国旧书
图书标签：精装 新约 汉英字典
上书时间：2009-10-08
出版时间：1918-01 印刷时间：1918-01-01
开本：16开 页数：238页
装订：精装
“滾蛋大使”司徒雷登的人生結局：孑然一生，晚景淒涼
○孟昭庚（江蘇）
2010年03月19日08:17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US Ambassador to China 1949 J. Leighton Stuart
被毛澤東稱為“滾蛋大使”的司徒雷登，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學“毛選”時，曾廣為中國人所知。那麼，司徒雷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人生結局又是怎樣？
一
司徒雷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他父親司徒爾是從美國來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1875年開始，他擔任由他本人興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杭州武林門內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團寓所，11歲時被送回美國，在弗吉尼亞州上學，大學畢業后的1905年又回到中國傳教。
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后，司徒雷登被教會推薦到那裡擔任希臘文教授，他在那裡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傳教士轉變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學院執教的第三年，正好趕上中國辛亥革命爆發，美聯社聘請他擔任戰地通訊記者，負責報道中國政局。1919年，美國在華的“教會聯合會”將北京匯文大學和北京通州協和大學這兩所小神學院合並，並在此基礎上創辦一所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被推薦為校長。司徒雷登結合中國的特點和需要，聘請有真才實學的中外學者來燕大執教。他強調科學，不強迫師生參加宗教活動。在他努力之下，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燕京大學就成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第一流的綜合性大學。
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的畢生事業，他以校為家，很注意與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關系，時時處處表示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愛。每當新生入學舉行開學典禮時，他總是挨個與新生握手，並詢問他們的姓名。燕大青年教師舉行婚禮，他往往去充當他們的主婚人。1929年6月15日，著名女作家冰心與燕大人類學教授吳文藻結婚﹔1935年，吳文藻的高足費孝通和王同惠結婚，主婚人均為司徒雷登。他通過燕京大學，把美國先進的教育方法和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培養出不少人材，其中有許多還是革命者、共產黨員。在日軍佔領北平后，他曾設法營救因抗日而被捕的學生，也曾協助學生投奔解放區。司徒雷登總是說，他從小在中國長大，熱愛中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被日軍監禁起來，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獲釋。一個月后，司徒雷登飛抵重慶，在蔣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會上認識了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告訴司徒雷登，延安有許多燕京大學的學生。司徒雷登聽了欣然一笑。過了幾天，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宴請了他和他的私人秘書、顧問傅涇波。1946年4月，司徒雷登去南京拜訪了蔣介石，談了對時局的印象以及“對付共產主義威脅”的辦法，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鼓勵他去拜訪一下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到中國調處國共兩黨軍事爭端以解決中國“內亂”問題的特使馬歇爾將軍。
司徒雷登也想見見這位戰功赫赫而又負著獨特的赴華使命的人物，便去拜訪了馬歇爾。馬歇爾和他談了一個半小時。司徒雷登對於中國的深入了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歇爾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司徒雷登則表示樂意效勞。
二
1946年7月10日，應馬歇爾推薦，杜魯門總統任命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為美國駐華大使。
美國把中國視為戰后遏制蘇聯在東亞大陸擴張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國既避免內戰，也避免革命。這是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所以，司徒雷登說：“自我擔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認為我的主要精力應集中在和平談判之上。”他又說：“根本的問題在於結束軍事沖突。”
表面上，馬歇爾和司徒雷登都是打著“公正”和“和平”的旗號，來調解國共兩黨爭端的，實際上干的卻是遏制和消滅共產黨的事。
到了1946年年底，馬歇爾宣布他的使命徹底失敗，在離開中國的那一天早上，他問司徒雷登：“和平談判已經破裂，你看美國今后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司徒雷登答道：“隻能採取這樣三個方針：第一，積極支持國民政府，尤其是以軍事顧問的辦法給予支援，希望它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並根據改革情況，逐步考慮提供進一步的援助﹔第二，在我們方面，不採取任何有力的對付辦法，一切聽其發展，相機而行，作‘走著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參與中國的內部事務。”接著，他又補充說：“在這些方針中，我完全贊同第一個方針。”
司徒雷登為了遏制和消滅共產黨，不但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甚至還直接干預具體戰役的指揮和管起國民黨軍隊的餉銀問題。當他聽到濟南被解放軍攻克的消息后，便立即氣急敗壞地去找蔣介石，當面要蔣介石停止獨自瞎指揮的做法，把指揮作戰的事交給經過嚴格挑選的戰略家去做計劃並負責指揮﹔當長春和沈陽被解放軍包圍時，他多次讓蔣介石命令被圍的國民黨軍隊在還有可能的情況下向南突圍，“殺出一條血路”。蔣介石在三大戰役中將其精銳部隊消耗殆盡，然而司徒雷登還妄圖通過美國直接軍事援助，使國民黨軍隊能重新奪回並保住長江以北地區。在解放軍即將發起渡江戰役的前夕，國民黨政府想發點軍餉鼓勵士氣，但士兵拒絕領金圓券而要銀元。為了鼓舞軍隊的士氣，司徒雷登不顧年邁體衰，想盡辦法給國民黨軍隊籌措餉銀。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將經濟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資金用來支付軍餉，將經援變成軍援。此舉毫無疑問推遲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進程，延長了千百萬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痛苦。
在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司徒雷登主張同共產黨爭奪農民群眾，幻想在農村建立起“好於共產黨人的地方政府”，以徹底解決中國的“共產黨人的問題”。他想來想去，認為那個倡導“平民教育促進會”（司徒雷登一直是該促進會的顧問委員會委員——筆者注）的晏陽初博士是一個不二的人選。於是，他拉了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聯名給晏陽初發了一份電報，邀請他到南京來開會商議，讓那些受過訓練的“平民教育促進會”人員到被國民黨軍隊攻下的解放區去，把那裡的居民組織起來反對共產黨，擁護國民黨。他還極其謹慎地挑選了3個中國人和2個美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還未真正開展工作，南京就被解放了，留下了一個讓人訕笑的話柄。
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隆隆炮聲中渡過長江。4月23日午夜，解放軍攻下古城南京。4月24日拂曉，解放軍先頭部隊開始進城，隊伍像滾滾的鐵流沿中山路自北向南列隊行進，一眼望不到頭，秩序井然，秋毫無犯。市民們興奮地擁在大街兩旁觀看，歡迎解放軍進城。
在這種情況下，司徒雷登卻沒有走，這顯然是美國國務院的安排，表明美國對華政策有可能在新的形勢下發生變化。周恩來聞報后，遂當即決定將已在天津工作的黃華調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外僑事務處（簡稱南京外事處）處長，克日赴任。周恩來指示黃華，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
黃華，原名王汝梅，是1932年——1936年燕京大學經濟系學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作為燕京大學的老校長，司徒雷登對他很熟悉，黃華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時，也和司徒雷登見過面。
毛澤東對此事也極其關注，就黃華同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親擬電報稿發電給中共南京市委：
一、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的意向為目的。
二、見面時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說自己的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
三、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
四、與司徒雷登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系。
五、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
六、談話時如果司徒雷登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庄重而和氣的態度。
七、對於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秘書）所提司徒雷登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電文所說的“李濤聲明”是指194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受毛澤東委托，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侵入中國內河長江，炮擊人民解放軍的暴行一事。
5月初，黃華到任后，以燕京大學老校友的身份，拜訪了他的老校長司徒雷登。
據黃華回憶，當年五六月間，他在南京與司徒雷登有過3次接觸。兩人見面以后，除談一些具體事務外，談話的中心內容主要是關於建立新的中美關系的問題。黃華指出，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政策，造成中國人民重大損失，創痛極深，中美要建立新的關系，美國首先要停止援助及斷絕與國民黨逃亡政府的關系，承認新的人民政府。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現在所運來的，是國會1948年通過而未運的部分，所余無幾，今后再無援助。至於承認的問題，目前尚未成立新政府，沒有承認的對象，待新政府成立后，如果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或至少為他們所接受，同時証明它願意並且能按國際慣例同別的國家保持關系，自然就會討論有關承認的事，但在這之前，按照國際法，美國尚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系……
司徒雷登的態度，似乎表明美國政府並不急於建立新的中美關系，這與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的局面顯然是不相稱的。但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對情況和進展的不明朗似乎又頗為著急，便由副國務卿魏伯給司徒雷登發來電報，要他赴北平求見周恩來，直接了解中共中央的態度。
6月8日，司徒雷登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向黃華提出，按慣例，作為老校長想去北平參加這年燕京大學畢業典禮，並想與周恩來會面一次。黃華乃將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做了匯報。對此，中共中央考慮還是通過非官方聯系較好。根據過去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爭取回燕京大學過生日的慣例，便委托燕京大學現任校長陸志韋出面，寫信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陸志韋在其給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中說，司徒雷登先生如要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並轉達周恩來對他的問候。
6月28日,黃華第三次會見司徒雷登，面告他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京大學一行。他希望與周恩來晤談之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亦表示，獲此消息，極為高興。
正當司徒雷登即將啟程赴北平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於7月1日發來電報，稱：“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且你須於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
四
1949年8月2日，充當了3年“內戰大使”的73歲的司徒雷登，懷著悲涼的心情，默默地登上開往美國的飛機，離開了他生活和工作了整整55年的中國。
沒有跟司徒雷登在北平見面的毛澤東，送給司徒雷登的禮物就是那篇措辭十分辛辣的《別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評論。這篇評論，令全國人民把司徒雷登當成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8月5日，在司徒雷登已經離開中國而尚未到達華盛頓之際，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特別是1944年——1949年間的關系》的“白皮書”，正文前面有國務卿艾奇遜為說明編寫該書的經過和宗旨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選擇這樣一個時機發表“白皮書”是頗堪玩味的，顯然是為了既不影響司徒雷登撤離、又避開了司徒雷登到達華盛頓之后對“白皮書”的發表可能產生的阻力。因為，“白皮書”把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兒都推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頭上，說失敗完全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軍隊的不中用，不承認美國對華政策有什麼錯誤。“白皮書”還直接引用了美駐華大使館發給國務院的許多絕密報告，這更使司徒雷登十分惱火和驚駭不安。因為機密文件的公開，暴露了一些中國人、美國人和他自己的言論觀點，使他非常尷尬和被動。
8月10日，司徒雷登到達華盛頓，一下飛機就被直接送往國務院，由遠東事務局局長沃爾頓·巴特沃思出面同他談話，勸他閉門不出，還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系，不許接受記者採訪。后來，他雖被允許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基金會和新澤西州拉韋斯中央長老會作了兩次演講。但他的講話多是祈求世界和人類平安無事的內容，就連這些內容也都必須經過國務院審閱、刪改和認可，不准他公開發表與政府口徑不一致的有關美中關系和對華政策的講話。
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共產黨有過聯系的人都要受其監控和盤查。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國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麥卡錫經常傳司徒雷登去“過審”，接受官方的當面質詢，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國期間的日記，攪得司徒雷登在美國上流社會顏面掃地。
五
司徒雷登孑然一生，晚景淒涼。他雖是美國人，但他在美國卻沒有房產。人們一般都會認為，司徒雷登當了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又擔任3年美國駐華大使，怎麼說也該算個有錢人。但殊不知，燕京大學的辦學經費得全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國和中國募集，司徒雷登在籌款方面長袖善舞，他不僅使張作霖、段祺瑞、孫傳芳、韓復?以及宋哲元、馮玉祥等軍政大員慷慨解囊為燕大捐款，而且還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將募集的一筆筆款項全部用來辦學，而他個人的薪金卻極為有限，生活也非常簡朴。當大使時，月薪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當一部分捐獻給燕京大學，作為建校之用，確實素無積蓄。回到美國后，因為他長期在中國，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所以沒有社會保險，而且年老體衰，工作的機會已經沒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愛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於北京。司徒雷登的兒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國北京，后來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城當牧師，收入很低，沒有能力照顧父親。幸好，美國的一家慈善機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每月提供給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1953年，傅涇波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湊了3萬美元，買下了一所房子。傅涇波知道，此時，老病纏身的司徒雷登已離不開自己的照應了，便請他一起搬來居住。從此，司徒雷登成了傅家的成員之一，傅家照顧他的日常生活和飲食起居，處處給他以溫暖。傅涇波夫婦一直視司徒雷登為父親，他們的子女用英文叫他爺爺，而后來子女們的孩子則又用中文親熱地叫他“太爺爺”。傅涇波到美國后沒找到工作，也沒做什麼生意，基本上是陪著司徒雷登，倆人一天到晚不是寫信就是去散步。1954年，在傅涇波的幫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國50年》的英文回憶錄，出版此書的藍登書屋給了點稿費，但由於印數不多，也沒有再版。
傅涇波夫人劉卓漢女士在中國時是個優秀的數學教師。隨夫到美國后，劉卓漢完全成了家庭主婦，做飯、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歡吃中餐，而且還得是北京味。劉女士就向人請教，盡量做出像樣的北京中餐。為了給一家人換口味，她還專門坐公共汽車去上免費的西餐廚藝課。劉女士做的可口飯菜給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樂趣，他十分感謝他的這位中國的兒媳，往往在吃完飯后，拄著拐杖向劉女士說：“莎拉（劉的英文名字），謝謝你，你做的飯很好，我吃得好極了。”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風后偏癱了13年，因經濟窘迫，請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護理完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連上廁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涇波幫助。待傅涇波體力不支、氣力不濟時，便叫自己的兒子傅履仁來幫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一家教會醫院悄然去世，終年86歲。追悼會在紐約舉行，會后，骨灰由傅涇波捧回華盛頓，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寢室的案頭，沒有送去安葬。
司徒雷登在臨終之前曾立下遺囑，將他的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然而，此時燕京大學已不復存在。1952年，中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這所著名教會大學被撤銷，其法學院並入北京政法學院，文科和理科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燕園也歸入北京大學校園。司徒雷登雖然在1954年對此事表達過怨言，但后來在他的遺囑中，仍然希望將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創辦的校園入土為安。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關閉了23年之久的中美關系的大門重新打開。次年，傅涇波應周恩來之邀，回到闊別24年的祖國，住了10個月之久。1983年，他再度回來探親訪友，見到了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傅涇波表示希望能為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和兩岸的統一做些事情。傅涇波前后兩次回國時，都曾向中共高層人士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卻沒有得到明確答復。1986年3月，應傅涇波的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員赴美國記錄傅涇波口述的歷史，並幫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歷時3個月完成。也就在這一年，傅涇波再次托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轉交一信給鄧小平，其中提到司徒雷登的遺願……1988年5月，病中的傅涇波自感來日無多，便派他的女兒傅海瀾專程將當年周恩來送給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繪花瓶送回中國，陳列在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內。同年8月，傅涇波在華盛頓病逝。
在傅涇波逝世整20年之后，經中國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回到了他生前魂牽夢繞的中國。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點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儀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區半山水洪廟安賢園文星苑舉行。
出席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儀式的，有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康碧翠，以及中國外交部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官員，還有專程從北京和上海趕來的當年燕京大學的老校友。
骨灰安葬儀式開始后，傅涇波之子傅履仁和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常務副會長蔣彥振兩人親手把骨灰放進事先挖好的墓穴，隨即便由工人用泥土掩埋，豎起黑色的墓碑。墓碑上大幅頭像下面，用中英文寫著：司徒雷登 1876年—1962年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August 10, 1949
燕京大学的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
燕京大学-盒装套老照片-面向校友大门入口处巴什福德中央大厅，西山在后台
巴什福德大厅：行政大楼，在燕京大学前共产天。 主题词：燕京大学-建筑物日期： 1937年.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
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燕京大学之父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欣赏着燕园古建筑群那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可曾知道，这一今日北大最美丽的一块风景，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三个字，也是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由钱穆命名的。
1918年，42岁的司徒雷登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十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不仅使得美国教会对他刮目相看，也使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决定合并，而司徒雷登，被认为是主持这所新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克曼没有看错人。当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这里同样是科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又有抗战干扰破坏，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人，但这里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42名，工程院院士11人。这样的成材率，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比拟的。
闻一多在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曾深情地赞美司徒雷登，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司徒雷登见面，称赞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普遍主义的文化观
与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不同，司徒雷登反对文化冲突论，他极力主张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观。1929年，他在《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谈到，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真理是普遍的，通过传教机构接受西方知识，并不是要使其西方化，而是要使其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因为中国早就有古代圣贤关于民主学说的论述。对民主的追求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不分中西。
作为传教士，司徒雷登认为，他要做的，是要与东方分享上帝给西方的赐福。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
他认为基督教具有自我更新的特点，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融合了许多民族的优秀成果与智慧，特别是近代，它又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与发展还在继续，而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也有很多值得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成分。人性以及对道德和真理的追求，中西之间是共通的。
基于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在主政燕京大学的27年里，司徒雷登多次强调，“燕大应当是中西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他重视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推动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其主持出版的《燕京学报》和《汉学研究引得》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
安息中国的遗愿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
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100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浙江经视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令很多刚庆祝了燕京大学90年校庆的校友奔走相告，观众们也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6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摄制组北上南下、国内国外辛苦拍摄的初衷。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56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而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纪录片仍然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
无缘无故，重返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45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6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2001年4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随着“暂缓办理”，中美关系已入新局，国人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毕竟是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博士雷登·约翰·斯图尔特校长官邸）
C.H. Corbett， J.L.斯图尔特，与三名学生、Moore Gordon.
有憾，但无悔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而忘了写上他更是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4138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230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1946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人像摄影组照片：团体和家庭一组系成员， 1921年春天主题词：燕京大学-教师
燕京大学.雷登·Stuart和燕京大学-建筑物 1947年11月
回南京的车上，同胞们的争吵声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我记起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人们责备他为什么总要离家外出，他说：“不为什么，因为山在那边。”若有人问司徒雷登为什么一定要来中国，我想他也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那边。”
开始和仪式- “第60周年纪念： 前排： 查尔斯Ferguson， J.L.斯图尔特，陈校长代表。 后面行： 拉尔夫? Ward主教， Ward夫人和Hou锂吴”
有憾，但无悔。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1876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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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马前卒《
燕园之父司徒雷登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斯图尔特博士说： 中国的问题今天不是军事、政治、经济，或者别的，它是人的问题… 基督徒教育有一个巨大使命。（图片的原注解词语）
1947, July 6
July 6, 1947
John Leighton Stuart, President 1919-1946
毛泽东选集（全四卷）第四卷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⑴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⑵。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⑶。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⑷。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⑸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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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6〕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见《礼记·檀弓下》。
〔7〕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八月十二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9〕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颂》是韩愈所写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他曾经表示反对；武王灭殷后，他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10〕 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11〕 见李密《陈情表》。
August 10, 1949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驻华大使斯图尔特和其他高校的自然science1947七月
大使斯图尔特博士和王逸梅-日期： 1947年7月
男人的分工和妇女部体育教育-主题词：燕京大学-教师-日期： 1947年7月
叶文超，郑先生，大使斯图尔特和学生和教员大学公共事务1947年7月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作者：齐宏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2-11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
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延庆电讯局长h siae讲 曾经充当桥梁，为日本（战争破坏）--图片原注解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Fifty years in China）
在華傳教士和大使生涯的回憶錄
Fifty Years In China -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9781406705294)_ John Leighton Stuatt_ Books.
………………
《新约希汉英字典》（精装）
书籍作者：JOHN LEIGHTON STUART
图书出版社：SHANGHAI
图书品相：7成品相
库 存 量：0 本
图书售价：100.00元
图书类别：民国旧书
图书标签：精装 新约 汉英字典
上书时间：2009-10-08
出版时间：1918-01 印刷时间：1918-01-01
开本：16开 页数：238页
装订：精装
“滾蛋大使”司徒雷登的人生結局：孑然一生，晚景淒涼
○孟昭庚（江蘇）
2010年03月19日08:17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US Ambassador to China 1949 J. Leighton Stuart
被毛澤東稱為“滾蛋大使”的司徒雷登，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學“毛選”時，曾廣為中國人所知。那麼，司徒雷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人生結局又是怎樣？
一
司徒雷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他父親司徒爾是從美國來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1875年開始，他擔任由他本人興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杭州武林門內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團寓所，11歲時被送回美國，在弗吉尼亞州上學，大學畢業后的1905年又回到中國傳教。
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后，司徒雷登被教會推薦到那裡擔任希臘文教授，他在那裡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傳教士轉變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學院執教的第三年，正好趕上中國辛亥革命爆發，美聯社聘請他擔任戰地通訊記者，負責報道中國政局。1919年，美國在華的“教會聯合會”將北京匯文大學和北京通州協和大學這兩所小神學院合並，並在此基礎上創辦一所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被推薦為校長。司徒雷登結合中國的特點和需要，聘請有真才實學的中外學者來燕大執教。他強調科學，不強迫師生參加宗教活動。在他努力之下，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燕京大學就成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第一流的綜合性大學。
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的畢生事業，他以校為家，很注意與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關系，時時處處表示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愛。每當新生入學舉行開學典禮時，他總是挨個與新生握手，並詢問他們的姓名。燕大青年教師舉行婚禮，他往往去充當他們的主婚人。1929年6月15日，著名女作家冰心與燕大人類學教授吳文藻結婚﹔1935年，吳文藻的高足費孝通和王同惠結婚，主婚人均為司徒雷登。他通過燕京大學，把美國先進的教育方法和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培養出不少人材，其中有許多還是革命者、共產黨員。在日軍佔領北平后，他曾設法營救因抗日而被捕的學生，也曾協助學生投奔解放區。司徒雷登總是說，他從小在中國長大，熱愛中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被日軍監禁起來，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獲釋。一個月后，司徒雷登飛抵重慶，在蔣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會上認識了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告訴司徒雷登，延安有許多燕京大學的學生。司徒雷登聽了欣然一笑。過了幾天，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宴請了他和他的私人秘書、顧問傅涇波。1946年4月，司徒雷登去南京拜訪了蔣介石，談了對時局的印象以及“對付共產主義威脅”的辦法，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鼓勵他去拜訪一下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到中國調處國共兩黨軍事爭端以解決中國“內亂”問題的特使馬歇爾將軍。
司徒雷登也想見見這位戰功赫赫而又負著獨特的赴華使命的人物，便去拜訪了馬歇爾。馬歇爾和他談了一個半小時。司徒雷登對於中國的深入了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歇爾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司徒雷登則表示樂意效勞。
二
1946年7月10日，應馬歇爾推薦，杜魯門總統任命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為美國駐華大使。
美國把中國視為戰后遏制蘇聯在東亞大陸擴張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國既避免內戰，也避免革命。這是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所以，司徒雷登說：“自我擔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認為我的主要精力應集中在和平談判之上。”他又說：“根本的問題在於結束軍事沖突。”
表面上，馬歇爾和司徒雷登都是打著“公正”和“和平”的旗號，來調解國共兩黨爭端的，實際上干的卻是遏制和消滅共產黨的事。
到了1946年年底，馬歇爾宣布他的使命徹底失敗，在離開中國的那一天早上，他問司徒雷登：“和平談判已經破裂，你看美國今后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司徒雷登答道：“隻能採取這樣三個方針：第一，積極支持國民政府，尤其是以軍事顧問的辦法給予支援，希望它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並根據改革情況，逐步考慮提供進一步的援助﹔第二，在我們方面，不採取任何有力的對付辦法，一切聽其發展，相機而行，作‘走著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參與中國的內部事務。”接著，他又補充說：“在這些方針中，我完全贊同第一個方針。”
司徒雷登為了遏制和消滅共產黨，不但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甚至還直接干預具體戰役的指揮和管起國民黨軍隊的餉銀問題。當他聽到濟南被解放軍攻克的消息后，便立即氣急敗壞地去找蔣介石，當面要蔣介石停止獨自瞎指揮的做法，把指揮作戰的事交給經過嚴格挑選的戰略家去做計劃並負責指揮﹔當長春和沈陽被解放軍包圍時，他多次讓蔣介石命令被圍的國民黨軍隊在還有可能的情況下向南突圍，“殺出一條血路”。蔣介石在三大戰役中將其精銳部隊消耗殆盡，然而司徒雷登還妄圖通過美國直接軍事援助，使國民黨軍隊能重新奪回並保住長江以北地區。在解放軍即將發起渡江戰役的前夕，國民黨政府想發點軍餉鼓勵士氣，但士兵拒絕領金圓券而要銀元。為了鼓舞軍隊的士氣，司徒雷登不顧年邁體衰，想盡辦法給國民黨軍隊籌措餉銀。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將經濟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資金用來支付軍餉，將經援變成軍援。此舉毫無疑問推遲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進程，延長了千百萬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痛苦。
在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司徒雷登主張同共產黨爭奪農民群眾，幻想在農村建立起“好於共產黨人的地方政府”，以徹底解決中國的“共產黨人的問題”。他想來想去，認為那個倡導“平民教育促進會”（司徒雷登一直是該促進會的顧問委員會委員——筆者注）的晏陽初博士是一個不二的人選。於是，他拉了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聯名給晏陽初發了一份電報，邀請他到南京來開會商議，讓那些受過訓練的“平民教育促進會”人員到被國民黨軍隊攻下的解放區去，把那裡的居民組織起來反對共產黨，擁護國民黨。他還極其謹慎地挑選了3個中國人和2個美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還未真正開展工作，南京就被解放了，留下了一個讓人訕笑的話柄。
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隆隆炮聲中渡過長江。4月23日午夜，解放軍攻下古城南京。4月24日拂曉，解放軍先頭部隊開始進城，隊伍像滾滾的鐵流沿中山路自北向南列隊行進，一眼望不到頭，秩序井然，秋毫無犯。市民們興奮地擁在大街兩旁觀看，歡迎解放軍進城。
在這種情況下，司徒雷登卻沒有走，這顯然是美國國務院的安排，表明美國對華政策有可能在新的形勢下發生變化。周恩來聞報后，遂當即決定將已在天津工作的黃華調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外僑事務處（簡稱南京外事處）處長，克日赴任。周恩來指示黃華，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
黃華，原名王汝梅，是1932年——1936年燕京大學經濟系學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作為燕京大學的老校長，司徒雷登對他很熟悉，黃華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時，也和司徒雷登見過面。
毛澤東對此事也極其關注，就黃華同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親擬電報稿發電給中共南京市委：
一、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的意向為目的。
二、見面時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說自己的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
三、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
四、與司徒雷登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系。
五、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
六、談話時如果司徒雷登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庄重而和氣的態度。
七、對於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秘書）所提司徒雷登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電文所說的“李濤聲明”是指194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受毛澤東委托，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侵入中國內河長江，炮擊人民解放軍的暴行一事。
5月初，黃華到任后，以燕京大學老校友的身份，拜訪了他的老校長司徒雷登。
據黃華回憶，當年五六月間，他在南京與司徒雷登有過3次接觸。兩人見面以后，除談一些具體事務外，談話的中心內容主要是關於建立新的中美關系的問題。黃華指出，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政策，造成中國人民重大損失，創痛極深，中美要建立新的關系，美國首先要停止援助及斷絕與國民黨逃亡政府的關系，承認新的人民政府。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現在所運來的，是國會1948年通過而未運的部分，所余無幾，今后再無援助。至於承認的問題，目前尚未成立新政府，沒有承認的對象，待新政府成立后，如果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或至少為他們所接受，同時証明它願意並且能按國際慣例同別的國家保持關系，自然就會討論有關承認的事，但在這之前，按照國際法，美國尚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系……
司徒雷登的態度，似乎表明美國政府並不急於建立新的中美關系，這與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的局面顯然是不相稱的。但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對情況和進展的不明朗似乎又頗為著急，便由副國務卿魏伯給司徒雷登發來電報，要他赴北平求見周恩來，直接了解中共中央的態度。
6月8日，司徒雷登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向黃華提出，按慣例，作為老校長想去北平參加這年燕京大學畢業典禮，並想與周恩來會面一次。黃華乃將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做了匯報。對此，中共中央考慮還是通過非官方聯系較好。根據過去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爭取回燕京大學過生日的慣例，便委托燕京大學現任校長陸志韋出面，寫信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陸志韋在其給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中說，司徒雷登先生如要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並轉達周恩來對他的問候。
6月28日,黃華第三次會見司徒雷登，面告他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京大學一行。他希望與周恩來晤談之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亦表示，獲此消息，極為高興。
正當司徒雷登即將啟程赴北平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於7月1日發來電報，稱：“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且你須於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
四
1949年8月2日，充當了3年“內戰大使”的73歲的司徒雷登，懷著悲涼的心情，默默地登上開往美國的飛機，離開了他生活和工作了整整55年的中國。
沒有跟司徒雷登在北平見面的毛澤東，送給司徒雷登的禮物就是那篇措辭十分辛辣的《別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評論。這篇評論，令全國人民把司徒雷登當成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8月5日，在司徒雷登已經離開中國而尚未到達華盛頓之際，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特別是1944年——1949年間的關系》的“白皮書”，正文前面有國務卿艾奇遜為說明編寫該書的經過和宗旨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選擇這樣一個時機發表“白皮書”是頗堪玩味的，顯然是為了既不影響司徒雷登撤離、又避開了司徒雷登到達華盛頓之后對“白皮書”的發表可能產生的阻力。因為，“白皮書”把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兒都推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頭上，說失敗完全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軍隊的不中用，不承認美國對華政策有什麼錯誤。“白皮書”還直接引用了美駐華大使館發給國務院的許多絕密報告，這更使司徒雷登十分惱火和驚駭不安。因為機密文件的公開，暴露了一些中國人、美國人和他自己的言論觀點，使他非常尷尬和被動。
8月10日，司徒雷登到達華盛頓，一下飛機就被直接送往國務院，由遠東事務局局長沃爾頓·巴特沃思出面同他談話，勸他閉門不出，還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系，不許接受記者採訪。后來，他雖被允許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基金會和新澤西州拉韋斯中央長老會作了兩次演講。但他的講話多是祈求世界和人類平安無事的內容，就連這些內容也都必須經過國務院審閱、刪改和認可，不准他公開發表與政府口徑不一致的有關美中關系和對華政策的講話。
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共產黨有過聯系的人都要受其監控和盤查。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國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麥卡錫經常傳司徒雷登去“過審”，接受官方的當面質詢，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國期間的日記，攪得司徒雷登在美國上流社會顏面掃地。
五
司徒雷登孑然一生，晚景淒涼。他雖是美國人，但他在美國卻沒有房產。人們一般都會認為，司徒雷登當了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又擔任3年美國駐華大使，怎麼說也該算個有錢人。但殊不知，燕京大學的辦學經費得全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國和中國募集，司徒雷登在籌款方面長袖善舞，他不僅使張作霖、段祺瑞、孫傳芳、韓復?以及宋哲元、馮玉祥等軍政大員慷慨解囊為燕大捐款，而且還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將募集的一筆筆款項全部用來辦學，而他個人的薪金卻極為有限，生活也非常簡朴。當大使時，月薪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當一部分捐獻給燕京大學，作為建校之用，確實素無積蓄。回到美國后，因為他長期在中國，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所以沒有社會保險，而且年老體衰，工作的機會已經沒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愛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於北京。司徒雷登的兒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國北京，后來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城當牧師，收入很低，沒有能力照顧父親。幸好，美國的一家慈善機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每月提供給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1953年，傅涇波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湊了3萬美元，買下了一所房子。傅涇波知道，此時，老病纏身的司徒雷登已離不開自己的照應了，便請他一起搬來居住。從此，司徒雷登成了傅家的成員之一，傅家照顧他的日常生活和飲食起居，處處給他以溫暖。傅涇波夫婦一直視司徒雷登為父親，他們的子女用英文叫他爺爺，而后來子女們的孩子則又用中文親熱地叫他“太爺爺”。傅涇波到美國后沒找到工作，也沒做什麼生意，基本上是陪著司徒雷登，倆人一天到晚不是寫信就是去散步。1954年，在傅涇波的幫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國50年》的英文回憶錄，出版此書的藍登書屋給了點稿費，但由於印數不多，也沒有再版。
傅涇波夫人劉卓漢女士在中國時是個優秀的數學教師。隨夫到美國后，劉卓漢完全成了家庭主婦，做飯、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歡吃中餐，而且還得是北京味。劉女士就向人請教，盡量做出像樣的北京中餐。為了給一家人換口味，她還專門坐公共汽車去上免費的西餐廚藝課。劉女士做的可口飯菜給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樂趣，他十分感謝他的這位中國的兒媳，往往在吃完飯后，拄著拐杖向劉女士說：“莎拉（劉的英文名字），謝謝你，你做的飯很好，我吃得好極了。”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風后偏癱了13年，因經濟窘迫，請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護理完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連上廁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涇波幫助。待傅涇波體力不支、氣力不濟時，便叫自己的兒子傅履仁來幫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一家教會醫院悄然去世，終年86歲。追悼會在紐約舉行，會后，骨灰由傅涇波捧回華盛頓，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寢室的案頭，沒有送去安葬。
司徒雷登在臨終之前曾立下遺囑，將他的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然而，此時燕京大學已不復存在。1952年，中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這所著名教會大學被撤銷，其法學院並入北京政法學院，文科和理科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燕園也歸入北京大學校園。司徒雷登雖然在1954年對此事表達過怨言，但后來在他的遺囑中，仍然希望將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創辦的校園入土為安。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關閉了23年之久的中美關系的大門重新打開。次年，傅涇波應周恩來之邀，回到闊別24年的祖國，住了10個月之久。1983年，他再度回來探親訪友，見到了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傅涇波表示希望能為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和兩岸的統一做些事情。傅涇波前后兩次回國時，都曾向中共高層人士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卻沒有得到明確答復。1986年3月，應傅涇波的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員赴美國記錄傅涇波口述的歷史，並幫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歷時3個月完成。也就在這一年，傅涇波再次托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轉交一信給鄧小平，其中提到司徒雷登的遺願……1988年5月，病中的傅涇波自感來日無多，便派他的女兒傅海瀾專程將當年周恩來送給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繪花瓶送回中國，陳列在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內。同年8月，傅涇波在華盛頓病逝。
在傅涇波逝世整20年之后，經中國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回到了他生前魂牽夢繞的中國。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點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儀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區半山水洪廟安賢園文星苑舉行。
出席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儀式的，有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康碧翠，以及中國外交部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官員，還有專程從北京和上海趕來的當年燕京大學的老校友。
骨灰安葬儀式開始后，傅涇波之子傅履仁和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常務副會長蔣彥振兩人親手把骨灰放進事先挖好的墓穴，隨即便由工人用泥土掩埋，豎起黑色的墓碑。墓碑上大幅頭像下面，用中英文寫著：司徒雷登 1876年—1962年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August 10, 1949
燕京大学的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
燕京大学-盒装套老照片-面向校友大门入口处巴什福德中央大厅，西山在后台
巴什福德大厅：行政大楼，在燕京大学前共产天。 主题词：燕京大学-建筑物日期： 1937年.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
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