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30年时空隧道

透视30年时空隧道

http://blog.sina.com.cn/sabayedun萨巴耶顿

第一枝报春花

1979年3月，南京决定兴建金陵饭店，高37层。此时，距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100天时间。那次会议结束于1978年12月22日，被称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摩天楼，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里面，长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

金陵饭店，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几乎不值得一提，但在历史上，它绝对具有象征性，表明僵死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开始苏醒。

上海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在南京金陵出现以前一直是中国内地最高的建筑。这座国际饭店，在一部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电影片里边被描写成是腐蚀无产阶级的魔窟。可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最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北京于20世纪70年代在王府井大街街口建筑了北京饭店新楼，高17层。兴建这座新楼的目的是为改造资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还是另有什么用途，局外人不得而知。可以推测的原因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外交活动大增，原有的北京饭店显然规模太小了。长安街上还有两座外交官公寓，接近20层，也是为应付外交官大增而兴建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战的年代兴建这些具有资本主义象征意义的高楼，却没有人反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的复杂。

国际饭店1934年开业，距离1979年快半个世纪了。

金陵饭店37层高有什么特殊含义，没有见到过有关说明。世界第一座摩天楼芝加哥保险公司是37米高，是否与此有关？

摩天楼毕竟是现代社会发达的经济的象征，不管人们喜欢还是憎恶。繁忙的商业活动需要一个集中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摩天楼，而繁忙的商业活动正是经济发展的标志。没有商业活动而经济很发达的事情，全世界没有先例，不准社会公众从事商业活动而社会很平顺的事情，全世界也没有先例。

金陵饭店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狂潮的第一朵报春花。

毫无诗意的开端

一次微型的和平起义，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集会，誓死分田到户。设誓的农民保证，如果队长被官方处死，他们一定抚养他的子女直到成年。

这是一次悲壮的起义，尽管没有旗帜，没有口号，连根竹竿都没有。农民誓死反抗公社制度，决心摆脱不是饥饿就是讨饭的悲惨生活。安徽有的地方，农民行乞几乎职业化了。生产队开出介绍信，上面说：“兹有贫下中农……因事外出，请予接洽。”有什么事？接洽什么？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张介绍信一定会莫名其妙，但当时的人们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他们一般到浙江一带行乞。江南人生性胆小怕事，看了他们的介绍信，马上忙不迭拿出自家的大米来给他们，而且不是一斤二斤。后来，理论家们说包产到户是群众的首创精神，仿佛充满诗情画意。其实，对这18户农民来说，他们是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命运抗争，恐怖与无畏交织在一起，哪有什么诗意可言？他们的目的是要有尊严地活下去。

因为僵死的公社制度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北方地区数以亿计的人口常年吃不饱饭，不得不在全国实行南粮北调，而南方调来的粮食相当一部分在运输的途中就被吃掉了，因为驴马拉的大车晃晃悠悠行进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赶车人也要吃饭呀。那时侯，整个大陆拥有的汽车数量还不及小小的台湾省。

小岗村的队长没有被处死，他的包产到户办法在全国推广了。

解散公社，恢复乡村建制，这是农村改革的第一幕

广东因为紧临香港，不堪贫穷或政治运动折磨的人们千方百计往香港跑，这叫逃港风，是当地官方无比头痛的事情。香港一次又一次出现大陆难民潮，在上个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性的新闻，只不过实行了铁桶般的新闻封锁，国内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当时收听外国广播是要进监狱的。香港则有一个旅游项目，在边界上设立一些高倍望远镜，投一个硬币，就可以往大陆方向了望。望远镜里能看见什么：荒凉的乡村，衣衫褴褛的乡民……后来，终于有人建议：引入香港资金，在当地设立合资企业，增加就业，缓解逃港风。

允许港资进入广东，这就是开放的起点。

邓小平先生接任最高层第一提琴手以后，面临的难题堆积如山，其中之一就是数以千万计的上山下乡青年怎么办？其中有的已经不是青年了。他们乘车或乘船离开当地与亲友告别的时候，车上车下船上船下一片呜咽，他们梦中都是盼望回城与父母团聚。各地的事端接连不断，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当机立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可是，到了城里，他们的生计怎么办？国营企业大多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根本无力接受他们。情急之下，急中生智：允许他们自谋出路。于是，北京城里出现了大碗茶。低级茶叶，农民吃饭用的大碗，就在马路边地上放着，2分钱一碗。北京因为是首都，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永远是人山人海，大碗茶生意兴隆。积累资金以后，大碗茶变成了别的。

大碗茶，是个体户和私营经济的开端。

国营企业改革的最早政策是允许企业发奖金，然后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一条政策指向针对工人，第二条政策指向针对企业领导人。目的几乎是赤裸裸的。这两个名堂，苏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行，发奖金的理论说法叫做物质刺激。苏联毕竟具有俄罗斯时代遗留下来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不像中国社会当时完全处在原始状态。这段历史，凡是和经济理论多少有点沾边的人都十分熟悉。

国营企业改革的起点，实际是照搬苏联的老套套，也没有任何诗意可言。

改革开放大事小事万万千，但大多与包产到户，设立合资企业，允许个体户存在和启动国营企业改革这几件事情差不多。许多诗情画意是后来描上去的。

孙悟空飞天驰海                 

眼花缭乱的30年开始了。

1978年年底，小岗村分田到户。第二年，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卖给国家4450万公斤粮食，超过以往26年的总数。叫人哭笑不得的是：以往20多年国家拨给凤阳的救济粮，比凤阳卖给国家的数字要大。

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就像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一样不可思议，可是，这是事实。

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犹如变魔术一样，充满了市场。很快，粮票，别的各种票子一个接一个取消了。

千千万万个孙悟空，从石头逢里蹦了出来。

1982年的一个星期日，四川新津县古家村，一棵树底下，农家四兄弟开了一个“四方会议”，决定一起辞去公职，自己创业。要知道，农家子弟获得公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这四兄弟却毅然决定一起辞职，自己创业。他们卖掉手表，自行车，才凑到了一千元钱。他们从养鹌鹑起家。后来，他们中的一位——刘永好——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名噪天下。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日用消费品越来越丰富，中国很快摆脱了短缺经济的窘境。

浙江宁波农民李书福，自己做个照相机给别人拍照，挣了一些钱，后来做摩托车生意，最后竟然造汽车。现在，吉利汽车扬名全国，还有出口。

30年时间，上亿的农民进入城市做工。整个中国成了一片大工地。高楼大厦犹如雨后春笋。全世界目瞪口呆。

中国社会像万花筒，瞬息万变，连东邻日本人都坐不住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日本人就自愿加班。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发展这么快，很快要超过日本，所以必须拼命干。

履带碾碎思想

经济实业的领域里孙悟空大展拳脚，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天地间则出现了众神狂欢的局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段与欧洲中世纪一模一样的黑暗之后，郁积在无数思想者胸中的智慧之花，如火山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北京的西单墙大字报，可以说是纯粹的街头政治现象，很快被扫荡一空。而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众神狂欢，就不是街头政治那么简单了。一时间，严家其，苏绍智，刘再复，包遵信，刘宾雁……众多学术和思想的明星在天空中闪烁。高等学校里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有的学者直指中国社会科学水平的低下，许多学科还在穿开裆裤阶段，有的则完全是白痴的水平。高等学校里出现思想沙龙。北京大学的三角地开始热闹起来。总之，中国社会迅速摆脱了所谓拨乱反正的阶段，向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改革的起点很低，只是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整个社会如何协调发展，发展的战略如何安排，这一切都来不及考虑。所以，经济刚刚开始发展，社会体制的积弊马上暴露出来。民众一边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同时对社会弊端牢骚满腹。当时的经典顺口溜叫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民众骂娘，在中国应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说，民众不满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还需要社会公正，甚至要求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权的老人们对这种局面浑然不知。他们沉浸在宫廷宴饮的愉悦之中，耳边充满了赞颂之声。“你好”的问候声，似乎会永远回荡在中国的天空中。然而，他们错了。一位有争议人物的突然去世，瞬间引发社会风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一句恶毒的咒语，道出了人心的剧变。由热情地问候“你好”到恶毒的诅咒，其间仅仅经历了五年的光阴。这表明，中国社会具有迅速发展变化的内在能力。这一点，值得后世的当政者永远牢记。风暴的最终，导致坦克在北京长安街上出现，演出了一幕履带碾碎思想的悲剧。

今天，新的风暴是否正在海面上形成，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思考的责任，谁也没有逃避的权力。

惊险的瞬间

1989年的夏季，北京的天气十分炎热，社会的空气却是冰冷的。一切重新回到10年前的时代：11亿人口只有一个人拥有思考权力。

龙椅上发出的声音是：稳定压倒一切。

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实行市场经济的建议，论证的依据是：凡是经济繁荣昌盛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凡是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繁荣昌盛的。论证不可谓不严密，论据不可谓不充分。但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支持吴先生的只有一个人，而反对围攻他的却是一大群人。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人，依据的不是自己的理论见解，而是龙椅上的脸色。

温州的民营企业，感到了来自北方的寒风。有的做企业的农民得到凶险的急报，来不及穿衣服，身着一条内裤仓皇出逃。这种事情创造了世界记录：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从事经济活动，竟然要遇到如此惊心动魄的经历。

大学减少招生。有人明白宣告，多招生是给自己掘墓。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这三个中国应该而且必须建设的平台，全都遭到否定。

有权就有一切。20世纪60年代林彪师傅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天机。是呀，别的，还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林师傅是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世界级大师。

人算不如天算。

正当中国充满稳定的祥云瑞雾的时节，欧洲的中部却发生了惊天的巨变。

先是东德，因为邻国开放边界，大批东德人潮水般绕道涌向西德。东德政权的合法性立即露出原形，在国际上丢尽脸面，政局随即变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当权党分裂，领导人更替，改名易帜……一切都在瞬间地覆天翻。这不奇怪，这些政权本来就是苏联扶植起来的，没有社会基础。而且，中部欧洲的发展水平比某些天朝国家要高得多，民众的愚昧率比较低，改变社会的力量强大。最精彩的故事发生在罗马尼亚。罗共头目齐奥塞斯库闻讯有个地方闹事，便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集群众大会。他以为，只要他一讲话，会场上立即会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谁料，他一张口，会场上一片喝倒彩的声音。齐奥塞斯库这时候才明白：大势已去。于是，仓皇出逃。可是，他逃到哪里，哪里就有捉拿他的民众。很快，他落入反对派手中，经过闪电式审讯，被愤怒的士兵的乱枪打死。

1991年底，苏联也解体了。

欧洲历史上，社会主义宣告结束。

大清王朝对付世界民主浪潮的办法是把权力抓得紧而又紧，直到灭亡，内阁清一色是皇族，而这些皇族成员偏偏个个都是饭桶草包。如果当时皇族中有那么一两个头脑清醒的人，王朝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面对中部欧洲巨变，有一个人的头脑还有点清醒，至少比那帮年纪要轻得多的人清醒。他的判断是：经济发展不起来，早晚要灭亡。这一点，比那些以为只要权力抓得紧就可以千秋万代永世相传的人要高明。

他南巡了。

1992年秋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总算在经济领域里打开了一条通路，为日后文化和政治的进步奠定基础。

面对苏联的红旗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降下的电视镜头，两种意念殊死搏斗，一种是以高压维持权力，另一种是以发展经济来巩固权力的基础。后者胜利了。这是一个惊险的瞬间。如果高压意念获胜，社会至少要停滞几十年。中国的进步恐怕会遥遥无期。紧急关头，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至少安慰了履带下的灵魂。

惊险的瞬间已经过去，一切看来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