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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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

 

 

 

  人物简介:

  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就读湘潭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获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任教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离职。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主要著作有《现代美学体系》(合著)、《中国古代文化遗迹》、《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画家张仃》、《中华泰山》、《中国乡土建筑》、《故国》等。

  

  如果要说出30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本书,猛地一想还真不好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理论方面的书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影响的,这本书提供了对古代文明进行重新审视的新角度和新眼光,当时只要是好读书的人,几乎都看过。

  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精神空间的理解上,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中间的核心概念。还有《顾准文集》,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感,这种震撼不在于这本书提供了哪些正确的观念,或者对社会有哪些正确的判断或结论,而在于在那个年代里,在资讯还不发达的条件下,顾准能够突破“黑房子”,展开自由的思考,可以说这对我产生了灵魂上的震撼。

  此外,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让我见识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可以如此辽阔。这本书让我看到,在一个智者的眼中,如何分析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模式,使之变得这么清晰、透明,这是一件让人钦佩和震撼的事情。 

http://www.sznews.com   2008-10-15 16:35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挑出《美学》40多处翻译问题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曾经让我读得非常认真的书是黑格尔的《美学》,它让我系统地了解了德国古典哲学。如果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所学习和了解的话,是没有办法把全部四册的黑格尔《美学》读下来的。

  在《美学》的总序和各章节前的各种小序里,黑格尔都是在谈自己的哲学体系。其实黑格尔作品写的是整个西方的文明史,他用绝对理念的历史时空中辨证、发展的轨迹,把整个文明史套在他的逻辑框架里,这种思维方式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美学》刚刚翻译出版的时候,我正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上大二,当时读这本书读得非常艰苦。为了读懂这部书,当时我还专门到哲学系选修了德国古典哲学。回想起来,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我把《美学》读得非常仔细,自以为是地在正文和注释中挑出了40多处在翻译上和表述上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整理出来,给商务印书馆寄出了一封信,托他们转交给译者朱光潜先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古典作品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在过去是“不存在”的。30年前,这些作品就像是重新创造出来的。在我们刚开始阅读这些古典作品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完全“颠覆”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那样的背景下,我重新认识了曾被“妖魔化”的孔子,重新在庄子身上体会到很多人生智慧,重新看到孟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君子人格。我逐渐通过阅读了解到,究竟是哪些经典在培养、规范着这种君子风格。 

  存在主义与寻根思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人都特别“迷”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存在主义是影响非常大的思潮。虽然当时很多类型的刊物里都能看到有关存在主义的内容,包括直接介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各种流派的,也包括介绍存在主义各个阶段主要人物及其特点的,但是,我认为真正能够在阅读中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品,是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加缪用小说的形式,阐述了存在主义思想,描写了人在某种存在状态中的无奈、不自由和多余,并在这种存在状态中确认一种本质,然后突破这种存在。可以说,加缪第一次使我们思考自己人生的时候,看到了人的存在的深渊,甚至看到了这个深渊的底。

  同样是小说作品,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让我看到了一种存在感,他把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放到了一个民间的环境里,一切都剥离了,显得极其赤裸,这也体现出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终极命运的一种思考。

  当时还有一个阅读热潮是精神分析学,很多人书架上都有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大部分人都基本上是翻一下就不会再读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超我”、“本我”、“潜意识”等概念,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虽然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讲得乱七八糟、离题千里,闹出很多笑话。上世纪80年代,我就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在和一位80多岁的长者大谈特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我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他居然可以那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见,当时精神分析学在社会上是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的学说,连一些老先生都想向年轻人询问。精神分析学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作家在创作时用这一学说来建构小说中的人物,一些诗人也在诗歌中涉及相关的内容,同样的,从事电影、绘画等门类的艺术家们也尝试着在作品中表现精神分析学。

  文学界的“寻根思潮”波及的影响面也非常大,以作家莫言、韩少功的作品为代表。当时人们在探寻走向未来的路时,心里总有一个非常急切的任务,就是询问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在此之前我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后来这种“寻根思潮”直接引发了文学、电影、音乐的“西北风”的兴起。西北原是秦、汉、唐的所在地,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古代崛起、兴盛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面貌,在西北地区的民间可能还存在着,于是到西北地区的民间文艺中寻根,挖掘出西北的民间绘画、威风锣鼓、陕北腰鼓等等。在追溯什么是汉唐气象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一些在西方文明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思维和文艺形式,其实我们的祖先在上千年以前就拥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了。 

  

  从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受到追捧的阅读内容,一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各种思想、哲学等文化思潮,这种趋向在大学校园里尤其明显,大学生们面对大量新翻译的书籍,纷纷通过阅读来恶补各种知识,当时只要是新出版的书,都会受到关注。后来很多人学习“新三论”,即方法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虽然学下来是非常生硬的,但在思考方式上能够受到一些影响。再后来,围绕着中国文化的书也受到欢迎,当时新儒家的作品一进入内地,就引发了阅读热潮。

  从阅读心态上来看,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心灵、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各种书籍来获取思想,超越自我,提升精神境界。当时人们的精神话语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因为某一部小说,就引发一个争论焦点,也可以因为《收获》等文学期刊上有什么新的动静,而引起各种热潮。这些现象在当下是完全不可能再重现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的价值观转向了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大。很多人都偏向于专业阅读,即使有争论,也是围绕着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圈内讨论,已经很少有精神阅读方面的争论了。当然,精神阅读依然存在,但已不会再有全民阅读、讨论思想的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后就更没有了,经管类图书的兴起就说明了阅读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如今,阅读更加趋向于个人化,与上世纪80年代阅读强烈的集体人格意志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实在没有必要几亿人同时去关注同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