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陶世龙：我的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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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我的1978年
陶世龙 @ 2008-11-30 21:11
我的1978年 陶世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就在北京地质学院被工作队当作“三家村”黑店的伙计打入另册，工作队没达到目的就撤走了，最后由1968年进驻学校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成：虽然和黑店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思想是相通的，都是反对三面红旗和伟大领袖。没有别的证据，证据就是我写科普文章，居然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是影射攻击。虽然荒唐，但谁有异议，也就有对伟大领袖不忠之嫌，即使对我同情，有意维护，也只能心照不宣，直到1978年，才从根本上被推翻。
一
1966年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约有两千人游行，并到工作队的驻地请愿，我也参加了。导火线是6月16日他们突然将院长高元贵停职，而这位院长作风民主，尊重知识，特别关心教学，深得人心，停职的处分使矛盾激化而爆发了。
在得到上级将反工作队定性为反党，是旧北京市委的残渣余孽在兴风作浪的指示后。他们将十三名干部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我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我是教务科科长，他们怀疑我起了策动群众特别是教师反工作队的作用。我成为院机关教务和科研部门批斗的重点，但6月20日那天，本是一次自发的行动，我也不过是和其他参加者一样，出于义愤，跟着走了一圈。所以尽管他们多次动员揭发和逼问参加者，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搞阴谋的证据；动员积极分子出我的大字报，仍不过提出点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且寥寥可数。此时院党委中有位常委出来牵头，写了份大字报：《陶世龙--三家村在地院的黑伙计》，主要根据有三点:
1、陶世龙是宋硕派到地质学院来的。
2、是吴晗的座上客，配合三家村的进攻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3、经院长高元贵私自批准，去大连参加了于光远召开的黑会。
三件事都有，但都是按当时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的程序公开进行的。
1、我于1952年9月从团市委大学部调出参与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当时北京市高校党的工作归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工作科（简称学支科）管，宋硕是科长，而团市委是北京市委的组成部分，在工作上我们常得到学支科的指导，有些单项任务还是在宋硕直接领导下进行。我去地质学院宋硕知道，应该也是他同意的，但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是宋硕个人的行为。而且后来由于我转为做教学管理工作，久已与他没有联系。
2、吴晗确实具帖请我去吃过饭，而且是两次，都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但实际是北京出版社请客，他们为了编一套科普读物《自然科学小丛书》，找北京市科协帮助，由吴晗出面邀科学家来商量。第一次十来个人，第二次人多些，坐了三桌。除了我，被邀请者都是著名的科学家，茅以升、严济慈等。我是被认为有科普创作经验而忝列其中的。吴晗是以北京市管文教的副市长身份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续纲和北京出版社社长周游也到场讲了话，但会上谈的全是如何编科普图书的事，并未涉及政治。
3、1965年夏天我是去大连开过一个多月的会，确实是于光远出面召集，但他讲完话开了场就走了，实际主持是查汝强先生。具体任务是为编写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拟出提纲，参加者约三十余人，按学科分组进行。被邀请的也主要是著名的科学家，戴文赛、张文佑、贝时璋、吴汝康等，不过年轻人除了我还有几位，每组都有。我是地球史的主编张文佑先生点名要我去，而由于这次会时间长，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派人持公函到学校找到院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对我发的邀请信。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黑会。
我发表的文章，的确不少，但绝大部分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还有些关于教育与青年问题的文章，则是结合我的工作写出，发在党报团刊或教育部的刊物上，而且这类文章与科普文章不同，一般还经过有关领导审查才能发出。
为表示我是光明磊落的，我将手头剪贴收存的文章几百篇全交给了工作队。教务部门的文革小组将我发表的文章目录抄成大字报贴出，用了十多张大字报纸，贴满了一扇席棚。这些文章以在人民日报刊出的最多，发在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的也不少。羊城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天津晚报、新观察等报刊。北京晚报加上北京日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写的文章，除了有关本职工作的使用本名外，科普文章大部是用笔名，有十多个。现在都公开出来，学院中知道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想到有那么多。
为了表明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三反”问题，我还将一些文章被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评为好文章而得到红旗奖状交给工作组。
工作队本拟开大会批斗包括我在内的十三名干部，并将这些人送去农场劳改，但突然刹车并悄悄地撤走了。别的被整的干部恢复了自由，参加了群众组织，我则不能，因为我毕竟是和宋硕、吴晗、于光远有过交往，也本是北京市委管辖的团市委机关干部。更因为当时搞派性，抓住对方成员的辫子大做文章是惯常的手段，别人怕沾上边，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工作队撤走后，我对新当权者的一些作为也不赞成，因此反反复复又多次挨整，其间也有个取名“揭竿而起”的战斗队要批我的文章，但经过我和他们辩论，没有搞下去。这些学生终究是学习地质的，我那些文章大多是写地质的小品，也许有的人还有点欣赏，下不了手，而且在他们看来，给我加上“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罪名，打倒我已足够了，不必再花气力去批这些文章。
1968年8月，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进校夺了权，原来整我的人纷纷受到审查。按说我的情况应该好转，但是更糟了。因为这些自称最忠于毛泽东主席人，继承了工作队的未竟之业，不过这回他们没有提出我和宋硕及“三家村”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而是认定我那些科普文章是在影射攻击，在思想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他们说地院革委会那些人整我，是出于派性，对毛主席并不忠，放过了要害，现在“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罪名可以取消，但该算这笔账了。
1968年10月，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突然宣布我的罪行，将本已在牛棚关了半年多的我,当场抓进用地院医务室病房改成的牢房。那次会上大概抓了十多个人， 包括据称有恶毒攻击言论的老右派集团成员和新生的反革命，是又一次清理地院阶级队伍的开端。
监管人员将关进去的人编了号，学习1969年元旦社论时，曾将我和另外三个被囚禁者编在一组学习，彼此不许用姓名来称呼，只能称为某号，我们成了一个一个数字，不是人了，所以这回留下的记忆特别深刻。同在这一组的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后因被怀疑为516分子，1970年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了七年。他说，卫戍区的生活比关在地院医务室的时候好多了，他最不堪的是这病房改装的牢房门上留有一小窗口，睡觉不许关灯，不管白天晚上，隔一阵就有一只眼睛出现在那里盯着你。我感到最不可耐的是限量供应食物，仅能作到吃不饱也饿不死，远不如学生关押我时，是和他们吃一样的饭食。
这回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没进来，说明我的规格又提高了，摆在“恶攻”一类。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专案组的一位年轻的军官周旋了两三个月。
进驻地院的工军宣队，实际掌权的是军人，他们是从空军学院来的，有一定文化。我的对手还可能是个文学爱好者，更象个知识分子不像军人，现在成为我的忠实读者，他的工作是看了我的文章后，将他认为有影射攻击之处提出来要我承认。
譬如我于1959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出的《珊瑚岛》中，有一段：“珊瑚虫的‘公寓’是固定在海底上的，因而珊瑚虫不能随便移动，只能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伸出几根触须来等待自投罗网的食物。这‘守株待兔’的猎食方法，你也许觉得太笨，担心它会挨饿吧！但是不必过虑，因为它们是‘有饭大家吃’”。被认为是在攻击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但我接着说了“在一个珊瑚虫集体中，所有珊瑚虫都被一根管子连结起来，任何一个珊瑚虫捕获了食物消化后，马上通过这根管子与大家同享食物的养料。一个珊瑚虫捕获食物的机会少，成千上万个珊瑚虫的合作保证了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都能生存繁衍下去。”，便又可解释为在赞颂集体主义。通篇看来不仅没有对珊瑚虫不敬之词，而且还有赞叹之意。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寄寓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我对珊瑚虫在那不时受到风浪袭击的条件下，孜孜不息地生长，最后以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体，构建了矗立在大洋中的礁石，十分的感动。我常想，个人是渺小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人如能象珊瑚虫那样为整个人类的大厦积累那么一点点，也足以告慰自己的一生。这能成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吗？（这篇文章在文革后被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选入他们编的《智慧的花朵》）
还有在《名山不在高》在这篇文章中，我引陶渊明赞美青松的诗句：“连林人不觉，独书树众乃奇。”用来说明名山之有名，不在高，而在它是奇峰突起。是想增加点文学的情趣，接着用地质学的知识说明，这是因为构成名山的岩石大都很坚固，如花岗岩；而名山周围一带的岩石则容易风化所致。本以为无可指责，殊不知这篇短文竟被看出是为给彭德怀打气之作。花岗岩是伟大领袖比喻顽固不化的脑袋时使用的，我却有赞美之意，而且1958年9月4日我在人民日报发出的《花岗岩为什么“顽固”》，更是在大讲花岗岩如何有用，还说什么北京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就是一整块花岗岩，而我举出的名山中有庐山，这不是给顽固分子打气是什么。
而《名山不在高》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间是1959年8月2日，这天恰好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上开幕的日子，这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真是无巧不成书！
但是我要真是如此与彭老总呼应，必须对庐山开会的情况能及时知晓。我提出，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在批彭德怀。并反问，当时你知道吗。他们无言以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这篇文章也就难以作为为罪证。
开头我还极力辩白，攻防多次。但后来感到实在不可以理喻，到他们抓住几篇涉及太阳黑子的文章，将文中的太阳等同于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导人来解读，硬是说我的文章在反对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了伟大领袖，难以辩白。当时许多歌曲就是把领袖当太阳来歌颂的。
1961年8月26日我发表在《工人日报》的《太阳带来的灾害》，按他们的说法，就凭这个标题便可以定罪。
我太阳黑子始于1959年写了篇科学小品《地球的冷暖》，发表在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上，说的是在地球历史上，曾比今天冷，也曾比今天更暖。炎凉变易，不止一次。一年中有春夏秋冬，从整个地球史看，也有它的“冬天”和“夏天”。而现今正处在它最近经历过的冬天“第四纪冰期”之后，其发展趋势是变暖。
对于为什么有这种变化，我打了个比方，当你烤火时，火炉愈旺你也觉得愈暖和；地面上的热基本上是太阳辐射来的，当太阳辐射能力加强的时候，地球就会变暖。还有其他的原因，如火山爆发，喷出大量碎屑物长期悬浮空中；人类的燃烧，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造山运动形成高山峻岭的影响等等。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太阳的影响。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对比了太阳黑子与地球上火山爆发的关系，发现太阳上黑子增多的年份也是火山活动强烈的年份；而黑子增多是太阳活动加强的表现，它将影响到地球的大气是必然的，只是此时我所知尚少，没有展开。
随后我读了一些书，主要是如紫金山天文台陈彪研究太阳活动和南京大学杨纫章介绍日地关系的著作；查了一些资料，包括当时影印国外出版的几百年来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而1959年又正是太阳活动的高峰年,7 月10日和14日紫金山天文台两次观测到黑子群中出现了耀斑。而在进入1960年后，太阳表面中心出现了一大群黑子，面积和三十八个地球相当，4月1日在黑子中又两次出现了耀斑。此时我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气候可能继续反常。因为许多例子表明，每当太阳上黑子很多或是出现耀斑的时候（耀斑常在黑子多处出现），地球上气候总要发生点不平常的变化。5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发表了我写的《太阳上的风波》，试图将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做一点通俗的介绍。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地球的冷暖》发表后许多读者感到兴趣，也受到从老《观察》过来的《新观察》编务的主持者林元同志的注意，他要我继续写下去。那时我还年轻，胆子大，正好有这些材料，我就写了。由于要使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从标题开始，我使用了拟人化的语言，不称为活动，而称为风波；并说：“太阳上发生了风波，怎能不波及地球，但是在我们的脑子中往往把太阳当作不变的‘长明灯’，似乎天天都发出同样多的光和热，因而虽然气候有了大的变化，还是容易忽略太阳的影响，只从地球本身找原因，这当然得不到圆满的答案，因为太阳上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来没有停止过运动。”当时我和编辑都觉的这样表示比较生动而又不失科学的原意。谁想到这时都成了罪证。
1959年人民日报八版上发出的一则小常识《太阳上的黑斑》，更成了确定无疑的重要罪证，不足三百字，全文照录如下：
人们常常喜欢用‘太阳上的黑斑’来形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确，这个比喻是最恰当不过了。和太阳比较起来，黑斑是微乎其微的，最多不过占太阳总面积的千分之几，这些黑斑并非真正的黑，仅仅因为温度比周围略低，所以显得有些暗，实际上这里达到温度仍有四千五百度左右。
黑斑的出现表明太阳具有高度的活动性。在太阳中进行的强烈热核反应，是太阳巨大的光和热的来源，不可能设想在如此宏伟的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运动的发展竟会是完全平衡的，因此，在太阳上发生了“风暴”，使火热的气体卷起了漩涡，漩涡中的温度较低，正是我们看见的 黑斑。黑斑是太阳活动的产物，不可能长久存在，通常寿命不到一天。（今明）
“今明”是我的一个笔名，不常用，如果我不主动交出，工作队是想不到，查不出的。
虽然即使从这些文字所作比喻来看，也没有反三面红旗的意思。当时的领导人常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缺点只相当一个指头，而我说的是千分之几，比一个指头还小得多。要按今天的认识，这是在强调天灾为人祸开脱呢。
但他们有权，既已认定，我不承认就过不了关。而且即使我不承认，他们用这些文字来定罪也是做得出来的，因为不仅有邓拓的案例在先，还有陶铸《太阳的光辉》在后。陶铸在这篇1959年5月写的文章中，也有“我看用太阳的光辉来比喻我们党所领导着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之语，并用“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来比喻，和我说的意思一样。
那时我关起来已久，我的妻子在清华大学，是康生点名的要犯，关的更久，我估计短期内出不来。家中两个女儿才十二、三岁，这时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每人每月仅得12元5角生活费。而拉锯战到最后，对方的底牌已能摸到，只要我承认下来，马上就能放出去，工资就能恢复。于是我认输了。
但这一来得深挖思想来说明，一想，1959年夏天，北京地质学院师生接受了一批生产任务，我奉命到燕山地区去检查师生所做的地质填图工作，亲历了农村中此时已出现的艰难生活，得上痢疾和肝炎；也看到把含铁多一点的砂岩当铁矿石来开采，一些小高炉只能废弃在那里的现象。 我的这些事情是有看法，这时便拿来交代，他们满意了。
最后他们对我作出的结论是：借写太阳黑子攻击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了伟大领袖。说是“进而”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别的证据，只能按文章来作结论。处理意见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暂不戴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
在当时，戴什么帽子，我已感到无所谓，放我回家和将工资恢复到80多元，算是得了点实惠。接着又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帽子在群众手中了；最后再降为“拉入人民内部矛盾”，工资也恢复原状。据说这是8341部队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创造的经验：有的人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他们说是拉了我一把。这都是在一个多月内完成的，在外人看来够宽大了。但我清楚，“拉入人民”就表示从此不能等同于人民，犹如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所以随着处理完毕即派我为建干校的先遣队去江西时，我把多年来购置的几千册图书，几乎是全部，都卖给收破烂的了。还有些剪报和卡片资料卖不起钱，便弃置在那里。我当时确实是认为不可能再从事科普创作也不想再写什么文章了。
北京地质学院的干校在江西省峡江县仁和的龙陂，山清水秀，而且没有血吸虫。我本来自山沟，真的想过，如能在这里了此一生也不错。多亏我的妻子尽管处境比我更坏，却比我有远见，替我保全下来，她把那些资料带到鲤鱼洲，清华大学的农场，带去又带回。
太阳上有黑子，在欧洲是伽利略首先于1609-1610年间观察到的，也是宗教法庭处罚他的一项罪名，不过不是说伽利略在影射什么，而是按照他们的教义，“一切天体都是无垢的”，所以太阳不能有黑子，历史似乎在重演。但即使在这场人类创造的文明精华几乎全被冻结的浩劫中，也无法压抑人们对知识的追求。 1968年春天，地院革委会将我单独关押，看守我的学生对我并不苛刻，还向我借《十万个为什么》去阅读，因为这部书早已售缺，此时更不好找，而从大字报公布出来我所发表的文章目录可以得知，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因而想到我一定会有。
1972年，北京地质学院迁到湖北江宁改名湖北地质学院，我们干校也迁到湖北沙洋，工军宣队都换了人。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权威已动摇，我的处境也有改善，到食堂去当了采购。这年秋天，高元贵院长的秘书，因不肯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而被挂在那里，此时叫他从江宁到干校参加秋收劳动，趁没人时悄悄告诉我，听说上海来了一封信，要重新出版我的书。我得知后就去江宁拿到这封信，已经来了两三个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出版办公室给学校的，说是我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审查，认为可以重新出版，但需要按现在的出版要求修订。我马上去武汉找到已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原副院长周守成，申请回北京去搜集材料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当即批准，而我也就在1972年11月离开干校。（不久干校撤消了，其他人在以后几个月中也全部离开。）
在北京忙了几个月，将《火山和地震》加了些新材料和穿靴戴帽的语录交出去，接着修订《地球的画像》，因这本书涉及的方面多，需要更多的时间。此时原地质部已缩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的一个局，原地质出版社变为这个局的书刊编辑室，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出版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冶金部门出了一批科普书，大受欢迎，地质书刊编辑室也想编一套。地质出版社原社长现为编辑部主任的边知非同志，还有基础编辑室主任李鄂荣同志，约我去参加。他们当然清楚我在地质学院的遭遇，但不相信有什么影射攻击的问题，对我优礼有加，编辑部的同仁也无人对我见外。那时北京地质学院已不存在，我在迁到江宁的地质学院中也没有岗位，是他们收容了我，一直到1975年秋，因上级决定学校再迁武汉，我又被派为先遣队，到武汉去做准备工作，这才离开书刊编辑室。但次年唐山大地震，群众迫切需要地震知识。头年我参加编写的《地震问答》，创记录地发行了一百几十万册。书刊编辑室计划组织几位编著者到唐山考察，然后增订出版。地质总局的核心组同意他们的方案，给武汉地质学院去电要求执行。这样我在1976年9月又回到北京，继续在地质书刊编辑室客串，一直到1978年末。
《火山和地震》于1974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25万册，而且很快卖光。《地球的画像》交稿后，估计是因为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又紧张起来，没有及时印出，四人帮垮台后，我又再次修订，1979年3月出版，随即重印，两次共印60多万册。那时科普图书品种很少，印出来就多能畅销。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筹办科普刊物《地质》和《地质辞典》的编辑工作，也渐渐有别的单位来找我写文章。1977年秋，科学出版社为迎接科学大会，计划编一本《现代科学技术简介》，约我写一篇文章介绍地质力学。他们找的作者一般是各学科的权威，我是一个例外，因为将地质力学作出通俗的介绍难度大，需要有从事科普创作的经验，我尽力完成了这项任务，成果就是书中署名为“石工”的《发展中的地质力学》。“石工”是我发表科普文章时常用的一个笔名，使用他是表示我是以科普作者身份写的，也不代表我所在的单位。《现代科学技术简介》本是非卖品，内部发行，主要是送给参加科学大会的代表和有关领导，十六开大字本，印了两万册。出来后反应良好热烈，供不应求，1978年9月公开出书，印了五十五万多册。
此时尽管“四人帮”已垮台，但“两个凡是”仍不可逾越，我自知对我最多也只能有控制地使用，大家都心有余悸，仍是谨言慎行，不过解冻的热流已在地下暗涌。 197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年的女同志居然找到我在清华园的住所，筒子楼四公寓的一间小屋，送来一份去北京饭店参加方毅同志召开的座谈会的通知，使我终身难忘。因为当时我的妻子陶德坚在清华大学仍戴着迟群当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时给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帽子，一般人是不会来的。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这位女同志是谁，操办此事的中国科协的王麦林和章道义同志也记不清了，因为那时科协机关也是劫后重建，没几个人，是托人设法送到的。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有五十多人，主要是各自然科学学会的负责人、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去的是原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谈了他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的经过。我列在科普方面的名单中，科普方面还有三位是甄朔南、李元、何祚庥。我在会上没有发言，见到认识的人也没有谈什么。但由此恢复了与中国科协的联系，他们也经过了机构撤消、下放干校，而且人员星散，原来的房子和家当也没有了，比我们地质学院还惨。
这次座谈会在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北京饭店召开，主持人的是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而文革中我在北京天文馆外墙上，看到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李元”的大标语；甄朔南先生更是在1957年就戴过帽。现在我们这些人能在这种场合出现，使我感到，世道是在变了，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更大的变化在酝酿，到了1978年，终于显现出来了。
二
1978年值得我记下我的第一件事是，1月3日应邀参加了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地学组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地学方面的自然辩证法工作。主持讨论是查汝强先生，就是1965年那个“大连黑会”的实际主持人，当时于光远只是开始时来了一下，讲完话就到别处去了。他们整理出来的我的发言是：
武汉地质学院陶世龙同志说：李四光同志在科学上是有建树的，但对他的工作也要有一分为二的态度。李四光同志早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他既然这样对待前人，也一定希望后人这样对待他。但现在有一些后人却不是这样做。对不同于地质力学的其他学派，扣上了许多大帽子。其中有些人并不懂地质力学，而是从哲学概念出发，搞空对空，影响很坏。现在有些宣传与事实不符。例如，有人说陆相生油理论是李四光同志首先提出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李四光认为陆相、海相并不是主要问题。还有些文章说，“地槽”概念是从西北欧那个小天地出来的。其实“地槽”的概念是由北美先搞起来的。李四光同志早期著作多次说明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受了当时或前辈科学家的启发。例如Suess就提出过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可以引起海平面变化。李四光是很尊重Suess 在科学上的贡献的。但是现在宣传中这些事都不提了，只是强调“土生土长”。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东西，片面夸大了，就会变成谬误。在宣传地质力学时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开展百家争鸣。（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简报（二十二），会议简报组编发，1978年1月10日）
简报出来后不久，老边把我找去单独谈话，问我是不是我有过这样一个发言？原来是有人写信告到地质总局核心组，上面批下来要他查问，我说那记录是整理的，很简单，与发言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我说的就是那些意思。他要我如实写份材料交上去。我当即写了。
此时原来的北京地质学院已变成留守处，我很少去，不过许多老教师还住在那里，他们常到全国地质图书馆去看书，我也常去，有机会那里见面。一次在那里碰到杨遵义老师，他竟也知道我这个发言的事，临走时压低嗓子对我说，“老陶，可要小心啊！”还有一次是杨起老师，他也很关心，并告诉我：“你知道吗？上面有规定，不用地质力学观点的论文，不许拿去参加国际地质大会。”
随后又有位大概是参与写这封告状信的人对我说：“你是被人当枪使，成为反李四光的带头羊了。”还说，你那发言已上到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的简报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当然不知道，那个简报是只发到部一级的。接着要求我发个声明，说我的话不是那样说的，这样可以把我撇出来再和他们干。此人是北京地质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应该是出于维护我的好意。我说已向核心组写了材料，就是那样，不会发什么声明。并问你们要干什么。和谁干。他没有回答，但我心里清楚，因为这次座谈会有张文佑先生的助手参加准备，而那些挺地质力学的人对张先生的成见很深，他们把这座谈会看成是张先生导演的了。
我作这个发言，早有准备，在写《发展中的地质力学》和参与《地质辞典》构造地质学分册的审订过程中，看过许多材料，而且与不少地质界有关人士交换过意见，是有根据才说的。支持百家争鸣是我的一贯立场，当地质力学还不大为人所知，处于弱势地位时，我支持它作为一门课程在北京地质学院开设，并将地质力学介绍给社会，1962年10月《科学大众》发表的《探索大地构造的新途径--介绍地质力学》就是我写的，对李四光先生也一直是由衷的敬佩，非常尊重。但这时我了解到文革中将地质力学压倒其他学派，甚至要用行政命令来推行地质力学，我大不以为然。而且就我的了解，这类措施也并非地质力学专家们的本意，而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在讨论《地质辞典》时我就已表达过这个观点，这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当然要说。
再有，从这期简报把我的发言列为第一部分“在地学领域开展百家争鸣”之首，我倒是认为至少是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的组织者有同感，我的发言并不是大逆不道。如果真的上了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的简报，更表明这次大会是准备纠正这类问题了。果然，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讲了：“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1978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后来再也没人追究我这发言的事。
第二件事是5月23日到6月5日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了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并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
这次座谈会有从事科普创作、出版的作者、编辑约300人参加，还有一些关心科普事业的科学家和科教出版界的领导人也来了。刘述周、于光远、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王子野、董纯才等还在大会上讲了话。
刘述周同志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关押，复出后到中国科协工作，这次座谈会就是在他的领导下组织的。他在《繁荣科学普及创作，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的报告中，用事实和数字揭露了文革期间中国科普事业受到的严重破坏，也讲了科普作者、译者和编辑受到的残酷迫害。在印刷出来的报告中，他批判当时“把自然科学分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从而把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成就和宣传科学真理，诬蔑为封、资、修，是放毒，是“影射”什么。攻击什么，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这段话在他在讲的时候举有实例，一个是我，因写太阳有黑子而贾祸；一个是贵州的彭辛岷，写过在雾中看太阳是黄色的，因而定了罪。
刘述周同志在大会上讲的时候没有提我们的姓名，汤寿根同志编简报，把这些事和盘托出，编为一期，让徐克明同志找我核对，我见到里面有批评所在单位迟迟不落实政策的话，提出把我这例子取消，因为面对兼有党政权力的军工宣队作出的结论，而且是“攻击”伟大领袖的问题，没有上面来的红头文件，作为基层领导，一般是不敢去触动的。需要气候合适，我相信时候一到他们会给解决。现在如在这里批评，反而使我与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好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可能增加困难。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我是有经验的，在外面说说容易，真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本单位。这次我查了一下，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才发出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1978年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后，才有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接着是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和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两个凡是”明确否定。在这以前要否定所谓隐射攻击的结论，没有极大的胆识是做不到的。刘述周同志是大大超前了。
我感到这次会议虽是讨论科普创作。其意义实已超越。因此我的发言《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作水平》固然是谈创作，但着重在批判那时我认识到的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假丑恶政治。尽管认识是很肤浅的，仍有许多是非并未分清，但是我说的真心话，看来也是当时大家想说想听的话，上海科技报的许鲁文同志拿去节编为一篇短文，在一版头条发表。下半年四川省也召开了科普创作座谈会，邀我参加，我又重复讲了一次，至今我还记得，领导这次会议的李力众同志，四川省科委主任，坐在第一排靠近讲台的地方，不时小声鼓励我：“放开讲！，放开讲！”他是在给我“把场”，给我打气了。我也明白，四川比较偏，有些话，在北京可以随便说了，在地方上还不能乱说。所以那天听的人很起劲，我也讲的特别多，从上午讲到下午。
这次四川之行是1978年我应该记下的第三件事。
去上海和去四川，都是地质书刊编辑室提供的支持，而且在四川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支持地质系统的一些作者前去参加，老边同志自己也去了。会后他们又邀请了十多位科普作家、编辑到峨眉山去旅行，派出王君碧同志来组织。此时，这位在晋察冀边区办报出身的老同志，很想在地质科普上有所作为。
不仅是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中国青年报负责《长知识》副刊的编辑赵之同志，他说是来观察的，因为他们的报纸在文革中停了，此时尚在筹备复刊；他告诉我，文革中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而且是被押送去干校。他要我复刊后一定给他们写点文章。在上海，还结识了多位新朋友，和我同住一室的饶忠华同志，让我了解到文革对上海科普出版事业的摧残和他准备重振科学画报的雄心。总之，从我接触到的旧雨新交身上，都能感到劫后生机的萌动，大家都在跃跃欲试。
我的感觉是，坚冰最先在科学、科普领域打破。这与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给他的分工是管科技分不开，或许当初这种分工有使他不在权力中心的考虑，而对科技界来说，倒是有福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以科普罹难，也由科普更早感受到春天，这就是我的1978年。
三
1978年12月3日，人民日报知识小品专栏，发出署名为石工的《关于太阳黑子》，篇幅比通常多了一倍，主要是介绍了人类认识到太阳上有黑子的历史过程。据责任编辑叶幼琴同志告诉我，文章发出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质问人民日报发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文章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难怪人家要产生联想。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总是要向前发展。1978年，在我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车轮在加速运转。
去上海开会的通知，是四月份收到的，这次是中国科协把信发到地质总局书刊编辑室，点名要我去，但也征求组织上的同意，那时我已获准借调在书刊室，但那个影射攻击结论尚未取消，这种身份有点使他们为难，不过但还是决定让我去了，路费也是他们出的，只是关照，如要我担任什么职务，不可接受。大概是怕有人告状，牵连到编辑室。他们还希望编辑室也去一位代表参加，中国科协也同意了。他们派出老编辑许冀闽女士一同前往。她是我的师母。一路上对我多有照顾，而这一来，要再成为什么“黑会”，都有个担待了。但到六月初我在会上被选为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后，已无人提出异议。
更使我难忘的是，1966年进驻地质学院的工作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在也挨了许多整后，1977年复出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我表示，希望我留在地质系统，在地质科普上发挥作用。因为那时中国科协等几个单位，曾要我去他们那里工作。有的直接和我谈过，有的还派人去了武汉。尽管后来我那里也没有去，但也对我是一种鼓舞和驱策，从只能按号码称呼，失去人格尊严到真正能作为一个人来发挥特长，这个变化也够大了，而决定性变化就发生在 1978年。
大家都会想到，工军宣队给我做的结论，最后一定被推倒。是的，我已记不清是1978年末还是1979年初，教务科研部门的党总支书记谢增荣同志通知我，经过复查已取消了原来的结论，并说他参加了讨论我的复查结论的党委常委会，无人有异议，周守成同志还说，当时我就认为不对，所以他申请回北京去修订他的书，我当时就批了。周守成同志说的是真话。而且不止是他，邹家尤同志何尝不是如此。
1978年，对我来说仍留有一个阴影，我的妻子在清华大学仍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使我感到造成文革疯狂的人文因素，非一日所能消除，但我当时仍是对未来过于乐观，并且以为只要回到文革前就好了。那时的许多认识，在今天看来仍是太天真和幼稚。但是，无论如何，1978年终究是突破多年思想禁锢，使中国历史出现划时代变化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文革的灾难逼出来的变革。
我以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文革刚结束之时。许多文革未能破坏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文明，在金钱物欲的洪流面前，正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以为回到过去就有救了，各种历史糟粕沉渣泛起；
再就是失去理想，以认为什么理想都是乌托邦，而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物欲横流，见利忘义。种种现象都在表明，三十年了，历史需要又一次变革，思想上的禁锢仍然存在，需要又一次突破。能不能突破，如何突破，需要全民的智慧，我在这互联网上，在我的五柳村中期待着。
陶世龙，2008年2月26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应向继东先生之约，为《我的1978年》一书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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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我的1978年
陶世龙 @ 2008-11-30 21:11
我的1978年 陶世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就在北京地质学院被工作队当作“三家村”黑店的伙计打入另册，工作队没达到目的就撤走了，最后由1968年进驻学校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成：虽然和黑店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思想是相通的，都是反对三面红旗和伟大领袖。没有别的证据，证据就是我写科普文章，居然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是影射攻击。虽然荒唐，但谁有异议，也就有对伟大领袖不忠之嫌，即使对我同情，有意维护，也只能心照不宣，直到1978年，才从根本上被推翻。
一
1966年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约有两千人游行，并到工作队的驻地请愿，我也参加了。导火线是6月16日他们突然将院长高元贵停职，而这位院长作风民主，尊重知识，特别关心教学，深得人心，停职的处分使矛盾激化而爆发了。
在得到上级将反工作队定性为反党，是旧北京市委的残渣余孽在兴风作浪的指示后。他们将十三名干部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我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我是教务科科长，他们怀疑我起了策动群众特别是教师反工作队的作用。我成为院机关教务和科研部门批斗的重点，但6月20日那天，本是一次自发的行动，我也不过是和其他参加者一样，出于义愤，跟着走了一圈。所以尽管他们多次动员揭发和逼问参加者，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搞阴谋的证据；动员积极分子出我的大字报，仍不过提出点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且寥寥可数。此时院党委中有位常委出来牵头，写了份大字报：《陶世龙--三家村在地院的黑伙计》，主要根据有三点:
1、陶世龙是宋硕派到地质学院来的。
2、是吴晗的座上客，配合三家村的进攻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3、经院长高元贵私自批准，去大连参加了于光远召开的黑会。
三件事都有，但都是按当时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的程序公开进行的。
1、我于1952年9月从团市委大学部调出参与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当时北京市高校党的工作归市委组织部学校支部工作科（简称学支科）管，宋硕是科长，而团市委是北京市委的组成部分，在工作上我们常得到学支科的指导，有些单项任务还是在宋硕直接领导下进行。我去地质学院宋硕知道，应该也是他同意的，但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是宋硕个人的行为。而且后来由于我转为做教学管理工作，久已与他没有联系。
2、吴晗确实具帖请我去吃过饭，而且是两次，都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但实际是北京出版社请客，他们为了编一套科普读物《自然科学小丛书》，找北京市科协帮助，由吴晗出面邀科学家来商量。第一次十来个人，第二次人多些，坐了三桌。除了我，被邀请者都是著名的科学家，茅以升、严济慈等。我是被认为有科普创作经验而忝列其中的。吴晗是以北京市管文教的副市长身份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续纲和北京出版社社长周游也到场讲了话，但会上谈的全是如何编科普图书的事，并未涉及政治。
3、1965年夏天我是去大连开过一个多月的会，确实是于光远出面召集，但他讲完话开了场就走了，实际主持是查汝强先生。具体任务是为编写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拟出提纲，参加者约三十余人，按学科分组进行。被邀请的也主要是著名的科学家，戴文赛、张文佑、贝时璋、吴汝康等，不过年轻人除了我还有几位，每组都有。我是地球史的主编张文佑先生点名要我去，而由于这次会时间长，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派人持公函到学校找到院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对我发的邀请信。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黑会。
我发表的文章，的确不少，但绝大部分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还有些关于教育与青年问题的文章，则是结合我的工作写出，发在党报团刊或教育部的刊物上，而且这类文章与科普文章不同，一般还经过有关领导审查才能发出。
为表示我是光明磊落的，我将手头剪贴收存的文章几百篇全交给了工作队。教务部门的文革小组将我发表的文章目录抄成大字报贴出，用了十多张大字报纸，贴满了一扇席棚。这些文章以在人民日报刊出的最多，发在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的也不少。羊城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天津晚报、新观察等报刊。北京晚报加上北京日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写的文章，除了有关本职工作的使用本名外，科普文章大部是用笔名，有十多个。现在都公开出来，学院中知道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想到有那么多。
为了表明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三反”问题，我还将一些文章被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评为好文章而得到红旗奖状交给工作组。
工作队本拟开大会批斗包括我在内的十三名干部，并将这些人送去农场劳改，但突然刹车并悄悄地撤走了。别的被整的干部恢复了自由，参加了群众组织，我则不能，因为我毕竟是和宋硕、吴晗、于光远有过交往，也本是北京市委管辖的团市委机关干部。更因为当时搞派性，抓住对方成员的辫子大做文章是惯常的手段，别人怕沾上边，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工作队撤走后，我对新当权者的一些作为也不赞成，因此反反复复又多次挨整，其间也有个取名“揭竿而起”的战斗队要批我的文章，但经过我和他们辩论，没有搞下去。这些学生终究是学习地质的，我那些文章大多是写地质的小品，也许有的人还有点欣赏，下不了手，而且在他们看来，给我加上“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罪名，打倒我已足够了，不必再花气力去批这些文章。
1968年8月，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进校夺了权，原来整我的人纷纷受到审查。按说我的情况应该好转，但是更糟了。因为这些自称最忠于毛泽东主席人，继承了工作队的未竟之业，不过这回他们没有提出我和宋硕及“三家村”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而是认定我那些科普文章是在影射攻击，在思想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他们说地院革委会那些人整我，是出于派性，对毛主席并不忠，放过了要害，现在“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罪名可以取消，但该算这笔账了。
1968年10月，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突然宣布我的罪行，将本已在牛棚关了半年多的我,当场抓进用地院医务室病房改成的牢房。那次会上大概抓了十多个人， 包括据称有恶毒攻击言论的老右派集团成员和新生的反革命，是又一次清理地院阶级队伍的开端。
监管人员将关进去的人编了号，学习1969年元旦社论时，曾将我和另外三个被囚禁者编在一组学习，彼此不许用姓名来称呼，只能称为某号，我们成了一个一个数字，不是人了，所以这回留下的记忆特别深刻。同在这一组的地院附中教师张海涛先生，后因被怀疑为516分子，1970年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了七年。他说，卫戍区的生活比关在地院医务室的时候好多了，他最不堪的是这病房改装的牢房门上留有一小窗口，睡觉不许关灯，不管白天晚上，隔一阵就有一只眼睛出现在那里盯着你。我感到最不可耐的是限量供应食物，仅能作到吃不饱也饿不死，远不如学生关押我时，是和他们吃一样的饭食。
这回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没进来，说明我的规格又提高了，摆在“恶攻”一类。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专案组的一位年轻的军官周旋了两三个月。
进驻地院的工军宣队，实际掌权的是军人，他们是从空军学院来的，有一定文化。我的对手还可能是个文学爱好者，更象个知识分子不像军人，现在成为我的忠实读者，他的工作是看了我的文章后，将他认为有影射攻击之处提出来要我承认。
譬如我于1959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出的《珊瑚岛》中，有一段：“珊瑚虫的‘公寓’是固定在海底上的，因而珊瑚虫不能随便移动，只能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伸出几根触须来等待自投罗网的食物。这‘守株待兔’的猎食方法，你也许觉得太笨，担心它会挨饿吧！但是不必过虑，因为它们是‘有饭大家吃’”。被认为是在攻击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但我接着说了“在一个珊瑚虫集体中，所有珊瑚虫都被一根管子连结起来，任何一个珊瑚虫捕获了食物消化后，马上通过这根管子与大家同享食物的养料。一个珊瑚虫捕获食物的机会少，成千上万个珊瑚虫的合作保证了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都能生存繁衍下去。”，便又可解释为在赞颂集体主义。通篇看来不仅没有对珊瑚虫不敬之词，而且还有赞叹之意。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寄寓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我对珊瑚虫在那不时受到风浪袭击的条件下，孜孜不息地生长，最后以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体，构建了矗立在大洋中的礁石，十分的感动。我常想，个人是渺小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人如能象珊瑚虫那样为整个人类的大厦积累那么一点点，也足以告慰自己的一生。这能成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吗？（这篇文章在文革后被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选入他们编的《智慧的花朵》）
还有在《名山不在高》在这篇文章中，我引陶渊明赞美青松的诗句：“连林人不觉，独书树众乃奇。”用来说明名山之有名，不在高，而在它是奇峰突起。是想增加点文学的情趣，接着用地质学的知识说明，这是因为构成名山的岩石大都很坚固，如花岗岩；而名山周围一带的岩石则容易风化所致。本以为无可指责，殊不知这篇短文竟被看出是为给彭德怀打气之作。花岗岩是伟大领袖比喻顽固不化的脑袋时使用的，我却有赞美之意，而且1958年9月4日我在人民日报发出的《花岗岩为什么“顽固”》，更是在大讲花岗岩如何有用，还说什么北京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就是一整块花岗岩，而我举出的名山中有庐山，这不是给顽固分子打气是什么。
而《名山不在高》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间是1959年8月2日，这天恰好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上开幕的日子，这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真是无巧不成书！
但是我要真是如此与彭老总呼应，必须对庐山开会的情况能及时知晓。我提出，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在批彭德怀。并反问，当时你知道吗。他们无言以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这篇文章也就难以作为为罪证。
开头我还极力辩白，攻防多次。但后来感到实在不可以理喻，到他们抓住几篇涉及太阳黑子的文章，将文中的太阳等同于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导人来解读，硬是说我的文章在反对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了伟大领袖，难以辩白。当时许多歌曲就是把领袖当太阳来歌颂的。
1961年8月26日我发表在《工人日报》的《太阳带来的灾害》，按他们的说法，就凭这个标题便可以定罪。
我太阳黑子始于1959年写了篇科学小品《地球的冷暖》，发表在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上，说的是在地球历史上，曾比今天冷，也曾比今天更暖。炎凉变易，不止一次。一年中有春夏秋冬，从整个地球史看，也有它的“冬天”和“夏天”。而现今正处在它最近经历过的冬天“第四纪冰期”之后，其发展趋势是变暖。
对于为什么有这种变化，我打了个比方，当你烤火时，火炉愈旺你也觉得愈暖和；地面上的热基本上是太阳辐射来的，当太阳辐射能力加强的时候，地球就会变暖。还有其他的原因，如火山爆发，喷出大量碎屑物长期悬浮空中；人类的燃烧，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造山运动形成高山峻岭的影响等等。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太阳的影响。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对比了太阳黑子与地球上火山爆发的关系，发现太阳上黑子增多的年份也是火山活动强烈的年份；而黑子增多是太阳活动加强的表现，它将影响到地球的大气是必然的，只是此时我所知尚少，没有展开。
随后我读了一些书，主要是如紫金山天文台陈彪研究太阳活动和南京大学杨纫章介绍日地关系的著作；查了一些资料，包括当时影印国外出版的几百年来太阳黑子活动的记录。而1959年又正是太阳活动的高峰年,7 月10日和14日紫金山天文台两次观测到黑子群中出现了耀斑。而在进入1960年后，太阳表面中心出现了一大群黑子，面积和三十八个地球相当，4月1日在黑子中又两次出现了耀斑。此时我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气候可能继续反常。因为许多例子表明，每当太阳上黑子很多或是出现耀斑的时候（耀斑常在黑子多处出现），地球上气候总要发生点不平常的变化。5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发表了我写的《太阳上的风波》，试图将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做一点通俗的介绍。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地球的冷暖》发表后许多读者感到兴趣，也受到从老《观察》过来的《新观察》编务的主持者林元同志的注意，他要我继续写下去。那时我还年轻，胆子大，正好有这些材料，我就写了。由于要使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从标题开始，我使用了拟人化的语言，不称为活动，而称为风波；并说：“太阳上发生了风波，怎能不波及地球，但是在我们的脑子中往往把太阳当作不变的‘长明灯’，似乎天天都发出同样多的光和热，因而虽然气候有了大的变化，还是容易忽略太阳的影响，只从地球本身找原因，这当然得不到圆满的答案，因为太阳上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来没有停止过运动。”当时我和编辑都觉的这样表示比较生动而又不失科学的原意。谁想到这时都成了罪证。
1959年人民日报八版上发出的一则小常识《太阳上的黑斑》，更成了确定无疑的重要罪证，不足三百字，全文照录如下：
人们常常喜欢用‘太阳上的黑斑’来形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确，这个比喻是最恰当不过了。和太阳比较起来，黑斑是微乎其微的，最多不过占太阳总面积的千分之几，这些黑斑并非真正的黑，仅仅因为温度比周围略低，所以显得有些暗，实际上这里达到温度仍有四千五百度左右。
黑斑的出现表明太阳具有高度的活动性。在太阳中进行的强烈热核反应，是太阳巨大的光和热的来源，不可能设想在如此宏伟的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运动的发展竟会是完全平衡的，因此，在太阳上发生了“风暴”，使火热的气体卷起了漩涡，漩涡中的温度较低，正是我们看见的 黑斑。黑斑是太阳活动的产物，不可能长久存在，通常寿命不到一天。（今明）
“今明”是我的一个笔名，不常用，如果我不主动交出，工作队是想不到，查不出的。
虽然即使从这些文字所作比喻来看，也没有反三面红旗的意思。当时的领导人常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缺点只相当一个指头，而我说的是千分之几，比一个指头还小得多。要按今天的认识，这是在强调天灾为人祸开脱呢。
但他们有权，既已认定，我不承认就过不了关。而且即使我不承认，他们用这些文字来定罪也是做得出来的，因为不仅有邓拓的案例在先，还有陶铸《太阳的光辉》在后。陶铸在这篇1959年5月写的文章中，也有“我看用太阳的光辉来比喻我们党所领导着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之语，并用“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来比喻，和我说的意思一样。
那时我关起来已久，我的妻子在清华大学，是康生点名的要犯，关的更久，我估计短期内出不来。家中两个女儿才十二、三岁，这时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每人每月仅得12元5角生活费。而拉锯战到最后，对方的底牌已能摸到，只要我承认下来，马上就能放出去，工资就能恢复。于是我认输了。
但这一来得深挖思想来说明，一想，1959年夏天，北京地质学院师生接受了一批生产任务，我奉命到燕山地区去检查师生所做的地质填图工作，亲历了农村中此时已出现的艰难生活，得上痢疾和肝炎；也看到把含铁多一点的砂岩当铁矿石来开采，一些小高炉只能废弃在那里的现象。 我的这些事情是有看法，这时便拿来交代，他们满意了。
最后他们对我作出的结论是：借写太阳黑子攻击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了伟大领袖。说是“进而”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别的证据，只能按文章来作结论。处理意见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暂不戴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
在当时，戴什么帽子，我已感到无所谓，放我回家和将工资恢复到80多元，算是得了点实惠。接着又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帽子在群众手中了；最后再降为“拉入人民内部矛盾”，工资也恢复原状。据说这是8341部队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创造的经验：有的人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他们说是拉了我一把。这都是在一个多月内完成的，在外人看来够宽大了。但我清楚，“拉入人民”就表示从此不能等同于人民，犹如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所以随着处理完毕即派我为建干校的先遣队去江西时，我把多年来购置的几千册图书，几乎是全部，都卖给收破烂的了。还有些剪报和卡片资料卖不起钱，便弃置在那里。我当时确实是认为不可能再从事科普创作也不想再写什么文章了。
北京地质学院的干校在江西省峡江县仁和的龙陂，山清水秀，而且没有血吸虫。我本来自山沟，真的想过，如能在这里了此一生也不错。多亏我的妻子尽管处境比我更坏，却比我有远见，替我保全下来，她把那些资料带到鲤鱼洲，清华大学的农场，带去又带回。
太阳上有黑子，在欧洲是伽利略首先于1609-1610年间观察到的，也是宗教法庭处罚他的一项罪名，不过不是说伽利略在影射什么，而是按照他们的教义，“一切天体都是无垢的”，所以太阳不能有黑子，历史似乎在重演。但即使在这场人类创造的文明精华几乎全被冻结的浩劫中，也无法压抑人们对知识的追求。 1968年春天，地院革委会将我单独关押，看守我的学生对我并不苛刻，还向我借《十万个为什么》去阅读，因为这部书早已售缺，此时更不好找，而从大字报公布出来我所发表的文章目录可以得知，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因而想到我一定会有。
1972年，北京地质学院迁到湖北江宁改名湖北地质学院，我们干校也迁到湖北沙洋，工军宣队都换了人。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权威已动摇，我的处境也有改善，到食堂去当了采购。这年秋天，高元贵院长的秘书，因不肯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而被挂在那里，此时叫他从江宁到干校参加秋收劳动，趁没人时悄悄告诉我，听说上海来了一封信，要重新出版我的书。我得知后就去江宁拿到这封信，已经来了两三个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出版办公室给学校的，说是我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审查，认为可以重新出版，但需要按现在的出版要求修订。我马上去武汉找到已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原副院长周守成，申请回北京去搜集材料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当即批准，而我也就在1972年11月离开干校。（不久干校撤消了，其他人在以后几个月中也全部离开。）
在北京忙了几个月，将《火山和地震》加了些新材料和穿靴戴帽的语录交出去，接着修订《地球的画像》，因这本书涉及的方面多，需要更多的时间。此时原地质部已缩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的一个局，原地质出版社变为这个局的书刊编辑室，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出版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冶金部门出了一批科普书，大受欢迎，地质书刊编辑室也想编一套。地质出版社原社长现为编辑部主任的边知非同志，还有基础编辑室主任李鄂荣同志，约我去参加。他们当然清楚我在地质学院的遭遇，但不相信有什么影射攻击的问题，对我优礼有加，编辑部的同仁也无人对我见外。那时北京地质学院已不存在，我在迁到江宁的地质学院中也没有岗位，是他们收容了我，一直到1975年秋，因上级决定学校再迁武汉，我又被派为先遣队，到武汉去做准备工作，这才离开书刊编辑室。但次年唐山大地震，群众迫切需要地震知识。头年我参加编写的《地震问答》，创记录地发行了一百几十万册。书刊编辑室计划组织几位编著者到唐山考察，然后增订出版。地质总局的核心组同意他们的方案，给武汉地质学院去电要求执行。这样我在1976年9月又回到北京，继续在地质书刊编辑室客串，一直到1978年末。
《火山和地震》于1974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25万册，而且很快卖光。《地球的画像》交稿后，估计是因为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又紧张起来，没有及时印出，四人帮垮台后，我又再次修订，1979年3月出版，随即重印，两次共印60多万册。那时科普图书品种很少，印出来就多能畅销。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筹办科普刊物《地质》和《地质辞典》的编辑工作，也渐渐有别的单位来找我写文章。1977年秋，科学出版社为迎接科学大会，计划编一本《现代科学技术简介》，约我写一篇文章介绍地质力学。他们找的作者一般是各学科的权威，我是一个例外，因为将地质力学作出通俗的介绍难度大，需要有从事科普创作的经验，我尽力完成了这项任务，成果就是书中署名为“石工”的《发展中的地质力学》。“石工”是我发表科普文章时常用的一个笔名，使用他是表示我是以科普作者身份写的，也不代表我所在的单位。《现代科学技术简介》本是非卖品，内部发行，主要是送给参加科学大会的代表和有关领导，十六开大字本，印了两万册。出来后反应良好热烈，供不应求，1978年9月公开出书，印了五十五万多册。
此时尽管“四人帮”已垮台，但“两个凡是”仍不可逾越，我自知对我最多也只能有控制地使用，大家都心有余悸，仍是谨言慎行，不过解冻的热流已在地下暗涌。 197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年的女同志居然找到我在清华园的住所，筒子楼四公寓的一间小屋，送来一份去北京饭店参加方毅同志召开的座谈会的通知，使我终身难忘。因为当时我的妻子陶德坚在清华大学仍戴着迟群当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时给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帽子，一般人是不会来的。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这位女同志是谁，操办此事的中国科协的王麦林和章道义同志也记不清了，因为那时科协机关也是劫后重建，没几个人，是托人设法送到的。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有五十多人，主要是各自然科学学会的负责人、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去的是原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谈了他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的经过。我列在科普方面的名单中，科普方面还有三位是甄朔南、李元、何祚庥。我在会上没有发言，见到认识的人也没有谈什么。但由此恢复了与中国科协的联系，他们也经过了机构撤消、下放干校，而且人员星散，原来的房子和家当也没有了，比我们地质学院还惨。
这次座谈会在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北京饭店召开，主持人的是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而文革中我在北京天文馆外墙上，看到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李元”的大标语；甄朔南先生更是在1957年就戴过帽。现在我们这些人能在这种场合出现，使我感到，世道是在变了，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更大的变化在酝酿，到了1978年，终于显现出来了。
二
1978年值得我记下我的第一件事是，1月3日应邀参加了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地学组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地学方面的自然辩证法工作。主持讨论是查汝强先生，就是1965年那个“大连黑会”的实际主持人，当时于光远只是开始时来了一下，讲完话就到别处去了。他们整理出来的我的发言是：
武汉地质学院陶世龙同志说：李四光同志在科学上是有建树的，但对他的工作也要有一分为二的态度。李四光同志早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他既然这样对待前人，也一定希望后人这样对待他。但现在有一些后人却不是这样做。对不同于地质力学的其他学派，扣上了许多大帽子。其中有些人并不懂地质力学，而是从哲学概念出发，搞空对空，影响很坏。现在有些宣传与事实不符。例如，有人说陆相生油理论是李四光同志首先提出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李四光认为陆相、海相并不是主要问题。还有些文章说，“地槽”概念是从西北欧那个小天地出来的。其实“地槽”的概念是由北美先搞起来的。李四光同志早期著作多次说明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受了当时或前辈科学家的启发。例如Suess就提出过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可以引起海平面变化。李四光是很尊重Suess 在科学上的贡献的。但是现在宣传中这些事都不提了，只是强调“土生土长”。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东西，片面夸大了，就会变成谬误。在宣传地质力学时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开展百家争鸣。（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简报（二十二），会议简报组编发，1978年1月10日）
简报出来后不久，老边把我找去单独谈话，问我是不是我有过这样一个发言？原来是有人写信告到地质总局核心组，上面批下来要他查问，我说那记录是整理的，很简单，与发言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我说的就是那些意思。他要我如实写份材料交上去。我当即写了。
此时原来的北京地质学院已变成留守处，我很少去，不过许多老教师还住在那里，他们常到全国地质图书馆去看书，我也常去，有机会那里见面。一次在那里碰到杨遵义老师，他竟也知道我这个发言的事，临走时压低嗓子对我说，“老陶，可要小心啊！”还有一次是杨起老师，他也很关心，并告诉我：“你知道吗？上面有规定，不用地质力学观点的论文，不许拿去参加国际地质大会。”
随后又有位大概是参与写这封告状信的人对我说：“你是被人当枪使，成为反李四光的带头羊了。”还说，你那发言已上到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的简报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当然不知道，那个简报是只发到部一级的。接着要求我发个声明，说我的话不是那样说的，这样可以把我撇出来再和他们干。此人是北京地质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应该是出于维护我的好意。我说已向核心组写了材料，就是那样，不会发什么声明。并问你们要干什么。和谁干。他没有回答，但我心里清楚，因为这次座谈会有张文佑先生的助手参加准备，而那些挺地质力学的人对张先生的成见很深，他们把这座谈会看成是张先生导演的了。
我作这个发言，早有准备，在写《发展中的地质力学》和参与《地质辞典》构造地质学分册的审订过程中，看过许多材料，而且与不少地质界有关人士交换过意见，是有根据才说的。支持百家争鸣是我的一贯立场，当地质力学还不大为人所知，处于弱势地位时，我支持它作为一门课程在北京地质学院开设，并将地质力学介绍给社会，1962年10月《科学大众》发表的《探索大地构造的新途径--介绍地质力学》就是我写的，对李四光先生也一直是由衷的敬佩，非常尊重。但这时我了解到文革中将地质力学压倒其他学派，甚至要用行政命令来推行地质力学，我大不以为然。而且就我的了解，这类措施也并非地质力学专家们的本意，而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在讨论《地质辞典》时我就已表达过这个观点，这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当然要说。
再有，从这期简报把我的发言列为第一部分“在地学领域开展百家争鸣”之首，我倒是认为至少是全国自然辨证法规划会议的组织者有同感，我的发言并不是大逆不道。如果真的上了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的简报，更表明这次大会是准备纠正这类问题了。果然，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讲了：“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1978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后来再也没人追究我这发言的事。
第二件事是5月23日到6月5日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了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并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
这次座谈会有从事科普创作、出版的作者、编辑约300人参加，还有一些关心科普事业的科学家和科教出版界的领导人也来了。刘述周、于光远、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王子野、董纯才等还在大会上讲了话。
刘述周同志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文革中被关押，复出后到中国科协工作，这次座谈会就是在他的领导下组织的。他在《繁荣科学普及创作，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的报告中，用事实和数字揭露了文革期间中国科普事业受到的严重破坏，也讲了科普作者、译者和编辑受到的残酷迫害。在印刷出来的报告中，他批判当时“把自然科学分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从而把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成就和宣传科学真理，诬蔑为封、资、修，是放毒，是“影射”什么。攻击什么，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这段话在他在讲的时候举有实例，一个是我，因写太阳有黑子而贾祸；一个是贵州的彭辛岷，写过在雾中看太阳是黄色的，因而定了罪。
刘述周同志在大会上讲的时候没有提我们的姓名，汤寿根同志编简报，把这些事和盘托出，编为一期，让徐克明同志找我核对，我见到里面有批评所在单位迟迟不落实政策的话，提出把我这例子取消，因为面对兼有党政权力的军工宣队作出的结论，而且是“攻击”伟大领袖的问题，没有上面来的红头文件，作为基层领导，一般是不敢去触动的。需要气候合适，我相信时候一到他们会给解决。现在如在这里批评，反而使我与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好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可能增加困难。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我是有经验的，在外面说说容易，真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本单位。这次我查了一下，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才发出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1978年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后，才有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接着是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和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两个凡是”明确否定。在这以前要否定所谓隐射攻击的结论，没有极大的胆识是做不到的。刘述周同志是大大超前了。
我感到这次会议虽是讨论科普创作。其意义实已超越。因此我的发言《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创作水平》固然是谈创作，但着重在批判那时我认识到的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假丑恶政治。尽管认识是很肤浅的，仍有许多是非并未分清，但是我说的真心话，看来也是当时大家想说想听的话，上海科技报的许鲁文同志拿去节编为一篇短文，在一版头条发表。下半年四川省也召开了科普创作座谈会，邀我参加，我又重复讲了一次，至今我还记得，领导这次会议的李力众同志，四川省科委主任，坐在第一排靠近讲台的地方，不时小声鼓励我：“放开讲！，放开讲！”他是在给我“把场”，给我打气了。我也明白，四川比较偏，有些话，在北京可以随便说了，在地方上还不能乱说。所以那天听的人很起劲，我也讲的特别多，从上午讲到下午。
这次四川之行是1978年我应该记下的第三件事。
去上海和去四川，都是地质书刊编辑室提供的支持，而且在四川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支持地质系统的一些作者前去参加，老边同志自己也去了。会后他们又邀请了十多位科普作家、编辑到峨眉山去旅行，派出王君碧同志来组织。此时，这位在晋察冀边区办报出身的老同志，很想在地质科普上有所作为。
不仅是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中国青年报负责《长知识》副刊的编辑赵之同志，他说是来观察的，因为他们的报纸在文革中停了，此时尚在筹备复刊；他告诉我，文革中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而且是被押送去干校。他要我复刊后一定给他们写点文章。在上海，还结识了多位新朋友，和我同住一室的饶忠华同志，让我了解到文革对上海科普出版事业的摧残和他准备重振科学画报的雄心。总之，从我接触到的旧雨新交身上，都能感到劫后生机的萌动，大家都在跃跃欲试。
我的感觉是，坚冰最先在科学、科普领域打破。这与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给他的分工是管科技分不开，或许当初这种分工有使他不在权力中心的考虑，而对科技界来说，倒是有福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以科普罹难，也由科普更早感受到春天，这就是我的1978年。
三
1978年12月3日，人民日报知识小品专栏，发出署名为石工的《关于太阳黑子》，篇幅比通常多了一倍，主要是介绍了人类认识到太阳上有黑子的历史过程。据责任编辑叶幼琴同志告诉我，文章发出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质问人民日报发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文章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难怪人家要产生联想。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总是要向前发展。1978年，在我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车轮在加速运转。
去上海开会的通知，是四月份收到的，这次是中国科协把信发到地质总局书刊编辑室，点名要我去，但也征求组织上的同意，那时我已获准借调在书刊室，但那个影射攻击结论尚未取消，这种身份有点使他们为难，不过但还是决定让我去了，路费也是他们出的，只是关照，如要我担任什么职务，不可接受。大概是怕有人告状，牵连到编辑室。他们还希望编辑室也去一位代表参加，中国科协也同意了。他们派出老编辑许冀闽女士一同前往。她是我的师母。一路上对我多有照顾，而这一来，要再成为什么“黑会”，都有个担待了。但到六月初我在会上被选为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后，已无人提出异议。
更使我难忘的是，1966年进驻地质学院的工作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在也挨了许多整后，1977年复出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我表示，希望我留在地质系统，在地质科普上发挥作用。因为那时中国科协等几个单位，曾要我去他们那里工作。有的直接和我谈过，有的还派人去了武汉。尽管后来我那里也没有去，但也对我是一种鼓舞和驱策，从只能按号码称呼，失去人格尊严到真正能作为一个人来发挥特长，这个变化也够大了，而决定性变化就发生在 1978年。
大家都会想到，工军宣队给我做的结论，最后一定被推倒。是的，我已记不清是1978年末还是1979年初，教务科研部门的党总支书记谢增荣同志通知我，经过复查已取消了原来的结论，并说他参加了讨论我的复查结论的党委常委会，无人有异议，周守成同志还说，当时我就认为不对，所以他申请回北京去修订他的书，我当时就批了。周守成同志说的是真话。而且不止是他，邹家尤同志何尝不是如此。
1978年，对我来说仍留有一个阴影，我的妻子在清华大学仍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使我感到造成文革疯狂的人文因素，非一日所能消除，但我当时仍是对未来过于乐观，并且以为只要回到文革前就好了。那时的许多认识，在今天看来仍是太天真和幼稚。但是，无论如何，1978年终究是突破多年思想禁锢，使中国历史出现划时代变化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文革的灾难逼出来的变革。
我以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文革刚结束之时。许多文革未能破坏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文明，在金钱物欲的洪流面前，正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以为回到过去就有救了，各种历史糟粕沉渣泛起；
再就是失去理想，以认为什么理想都是乌托邦，而使自己成为行尸走肉，物欲横流，见利忘义。种种现象都在表明，三十年了，历史需要又一次变革，思想上的禁锢仍然存在，需要又一次突破。能不能突破，如何突破，需要全民的智慧，我在这互联网上，在我的五柳村中期待着。
陶世龙，2008年2月26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应向继东先生之约，为《我的1978年》一书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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