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的那条龙飞了

日期：2006-04-02 作者：郁风 来源：新民晚报

戴爱莲和叶浅予及女儿

三条龙：戴爱莲(中)、丁聪(右)、郁风(左)合影。书法甲骨文：“中国芭蕾之母”是黄苗子写赠戴爱莲的

1944年三对夫妇与苗子的母亲在一起。左面是叶浅予、戴爱莲，中间是黄苗子、郁风，右面是冯亦代、郑安娜

长篇连载漫画《天堂记》之一

《西藏舞》速写

《思乡曲》速写
有一年，一群老朋友难得的聚会,大家计算着年龄和属相，竟然有三个属龙的，那就是戴爱莲、丁聪和我，当时都是85岁。一条龙是画漫画的，一条龙是跳舞的，还有我这条龙是又画又写打杂的。三条龙身体都很健康，谈笑风生，大家高兴。——如今，跳舞的那条龙却飞上天了。
“中国芭蕾之母”
当我听说戴爱莲和丁聪先后都住进了协和医院不同科的病房，我特别惦念爱莲，因为丁聪经常有机会见面，而且知道他很快就会出院。
两个多月前的1月14日，我先去花店自己挑选了白色的百合和几朵红玫瑰扎成小小花篮。到医院看过丁聪之后，去到爱莲的房间。
她显然消瘦了，清醒着和我说话，但是很费力，似乎厚厚的被子压着她透不过气，我很难过。临别时我预感到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把花篮放在她床前陪伴她。果然2月10日早上接到叶明明(叶浅予的女儿)电话：她昨天下午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
去年5月10日芭蕾舞团为爱莲举行90岁的庆祝会，各团的舞蹈工作者全都去了。我和丁聪也参加了盛会。苗子特别用甲骨文写了一幅字：“中国芭蕾之母”赠给爱莲。
宋庆龄支持戴爱莲
计算起来，我们相识已有六十七年。那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的1939年，戴爱莲以一个生长在西方从来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舞蹈家，决心投奔祖国，就在那年夏秋之际她到了香港。我就是在她到来的二三天后认识了她。当时我和她都是23岁。
在香港，她虽有一位不太熟悉的姨母，但她一心投奔的却是她所仰慕的孙夫人宋庆龄，就凭着在伦敦时，她曾为“保卫中国同盟”募捐。于是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请她在半岛酒店音乐厅举办一次舞蹈演出音乐会，为抗日后方筹款。当时我是在香港《星岛日报》当画刊编辑，是廖梦醒大姐通知我去为她的舞蹈排练画速写，以便宣传。同时去画速写的还有叶浅予。他是受政治部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之命在香港编印对外宣传的画报。
当时离演出时间只有一两个星期，记得是每天上午借用一个空无一人的小舞厅，只有钢琴伴奏。当时爱莲显得很紧张，很专注，我们只用简单的英语对话，她对我们表示感谢。下午我要去报馆上班，后来浅予告诉我他有几次带她去过浅水湾等处观光游览。
在当时香港，正统的高贵的音乐会演出，唯一的会场就在九龙半岛酒店的玫瑰厅(Rose Room)，最多只有五六百个座位，票价是很贵的，前排观众很多穿晚礼服。
我至今还记得当晚爱莲演出的节目中有芭蕾经典《吉赛尔》的独舞片断，还有她自己创作编舞的《拾穗者》，是表现农民收获时的欢欣。为了调剂节目，还邀请了当时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穿插演出。
但是我们在观众席看演出，却不见浅予，原来他是在后台管服装，照顾上下场时间，俨然舞台监督。
出乎大家意外地，演出后不久，宋庆龄便在自己的住所为爱莲和浅予举行婚礼！当天下午又在他们仓促租来的新居举行茶会。参加的人有爱泼斯坦和夫人乔茉莉、廖梦醒、马国亮、夏衍、张光宇、张正宇、徐迟、冯亦代、丁聪、黄苗子和我。
当时朋友们都惊讶，浅予竟和这远道而来的舞蹈家如此快速成婚！大家都知道，浅予连大学都没读过，只能用那点儿上海“洋泾浜”英语和戴爱莲对话。大概懂得绘画语言和舞蹈语言不需要普通语言也能交流谈恋爱吧。当时除了佩服浅予的胆识和魅力之外，也逐渐理解爱莲向往祖国、一心要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热情。当然，爱莲后来曾对我说过，首先她被浅予的漂亮潇洒和他的画所吸引，而当时的战时环境和他们要为之献身的工作事业的需要也促成了他俩的快速结合。
爱莲和浅予去重庆
他们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步行，有时爱莲坐轿、搭单车尾、坐小船，历经艰辛才到了桂林。爱莲生长在国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苦旅，但她兴奋地承受着一切。
在桂林，他们受到广西省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的接待。虽然他们的目的地是重庆，在桂林只住三天，但对于爱莲却是永生不忘的祖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给予她的第一次震撼！那就是欧阳予倩邀请她观看了桂戏，名角小金凤演出的舞蹈身段与西方芭蕾截然不同，使她着迷。更奇特的绝技是《哑子背疯》：一个演员同时演两个角色，意思是卖艺的夫妻两人，妻子下身瘫痪不能走路，由丈夫背着她；而丈夫是哑子不能说话，只能背着妻子唱曲卖艺，由一个人演两人。爱莲立即下决心要学会这个民间舞蹈。
原来爱莲和浅予两年前到了重庆不久就赶上大轰炸，每天躲防空洞。她当时虽受苦，但她说能和重庆同胞一同接受战争考验，心里特别痛快！她还在重庆抗建堂举行了一次舞蹈表演会。后来她和浅予又去了香港，不料日寇进攻香港，两人好不容易又逃出香港。我当时已参加广西省艺术馆工作，而浅予和爱莲也租屋住下，和我的住处很近，时常见面。
当时我在艺术馆设立的美术班教课，后来欧阳馆长又特为戴爱莲办了舞蹈班，请她教课。这时的爱莲已能说一般的中国话，但常闹笑话。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爱莲回到祖国后的第一个创作，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保留节目。也是在桂林吧，听了当时马思聪演奏他自己作曲的小提琴独奏《思乡曲》，对于尝过国破家亡背井离乡滋味的人们是触动心灵深处的！那优美缠绵的主旋律我至今都记得。爱莲就用马思聪的音乐创作了独舞《思乡曲》，服装和舞台装置都是浅予设计的。
两对夫妇充当介绍人
1944年11月我和苗子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婚礼时，未能免俗地请了冯亦代和郑安娜、叶浅予和戴爱莲两对夫妇充当介绍人。我们的好朋友们把这种婚礼当演戏一样，爱莲却一本正经穿了长旗袍特地从北温泉到城里来住了几天。
她那时已可以全用中国话谈笑自如了。我记得她很正经地发表议论说：中国最美的男子是周恩来。早先一次在一个晚会上(可能是在苏联大使馆)，她和郭沫若同桌，隔几位就是周恩来，她责怪浅予当时没给她介绍。他俩初次到重庆时虽拿了宋庆龄的介绍信给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她却没机会亲自去曾家岩，而是别人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婉转地叫她不必去，说留在重庆大后方工作更能起作用。这样她才接受重庆剧校的聘请教舞蹈。
爱莲最开心的时候是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和浅予一同去了西康藏族地区学习舞蹈两个多月。浅予画了许多画，她也学了许多舞，采集了藏族乐舞资料，后来编成《巴安弦子》《春游》两个节目。
1946年，我们都回到上海，苗子仍任财政部秘书，我们定居南京。不久浅予来南京办理出国手续，记得苗子还帮他换些外汇。他是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访问美国，爱莲当然同去，大约去了整一年，到1947年秋才回来。不久便在北平的《新民报》发表了长篇连载漫画《天堂记》，是讽刺所谓天堂的美国，按作者自己说是“狠挖一下黄金帝国的疮疤”。有趣的是这套漫画人物是以他自己和爱莲为主角，不怕出洋相，非常有趣。
爱莲在伦敦学芭蕾
据爱莲说，按她的家境能去英国学芭蕾是很偶然的，虽然从小随母亲爱好音乐，一听到母亲弹钢琴，就手舞足蹈地跳起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位教芭蕾舞的老师赏识，破例参加了设在当地总督府花园内只有白人孩子能参加的芭蕾舞学习班。后来由于看到一本《舞蹈时代》杂志，试着给杂志上介绍的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写信，竟意外地收到回信，这才到了伦敦跟随安东·道林学舞，当时她是15岁。当然她还必须为挣生活费参加小型演出或给餐厅打工。后来幸运地又遇上其他名师学习。当时的欧洲，除了英国芭蕾，还有传统的俄罗斯学派、意大利学派，而30年代在德国流行的表现主义影响下，出现了现代舞学派。当爱莲第一次看到了德国现代舞代表人物玛丽·魏格曼的演出，被深深打动了，便又进入另一现代舞工作室学习。1936-1938年她还参加了现代舞蹈团工作，以她扎实的芭蕾技巧功底和对现代舞的新体验，尝试编舞创作。她的成绩为师长们所推崇。
1947年冬他们回国之后，浅予应徐悲鸿之聘到北平艺专(即后来的中央美院)教国画系的写生课，后来是国画系主任。北平解放以后召开文代会，浅予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主持舞蹈组。1950年建国后，她又被文化部聘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这个时期我和苗子虽也到了北京，但大家都忙于工作“干革命”，很少见面。
我当时虽在全国美协上班主持办公室工作，但社会活动特别多，记得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曾组团出国参加活动，也有歌唱舞蹈演出。我曾为不少出国演出人员设计服装，其中就曾与爱莲合作设计她新编的《荷花舞》服装，连同荷花道具都是很特别的，由群舞演员十来人和一位主演，场面犹如一片荷池中的仙子。
爱莲的恋爱婚姻
记得我曾为了看试装去看排演，爱莲紧张得如指挥千军万马，一点差错就重来，脸上严肃得一点笑容都没有，六亲不认。正如浅予和她离婚以后和我们谈起她时，只能慨叹：她是个严肃的艺术家！
可以想象他俩的共同生活，有非常默契的艺术家的合作，也会有生活中不愉快的磕磕绊绊。爱莲后来和我谈起浅予时，就曾说他有大男子主义。不幸，他俩的共同生活只有10年。不管怎样，无论是对于爱莲，还是浅予，过去的10年，都是一生中多么重要而珍贵的10年啊！
在爱莲的一生中，无论是幸与不幸，成就与失误，都是与她的舞蹈事业相关的。即如她说“爱上别人”的那个“别人”，就是一次失误。是由于她在自己创作并演出的一个舞蹈节目中，爱上那个伴舞的年轻男演员，并和他同居了数年之后，他竟席卷她的存款背离而去。
爱莲对好朋友，甚至对浅予的女儿叶明明都不讳言她不能忘情的初恋。那就是在伦敦曾为她塑雕像的一位艺术家。就在为他做“模特儿”的过程中，爱上他了，但雕塑家已有妻子。那个塑像作品很成功，至今仍摆放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当然也是为了给予戴爱莲的荣誉。她到了中国后已多年不通音信。直到“文革”十年后，爱莲开了一张名单，委托一位英国记者从北京回伦敦时，代她寻找，其中就有这位雕塑家。当她知道他已在病中，妻子已先逝去，便在一次去伦敦参加国际会议之后，去他家中护理他，直到送他永别。
“文革”中的一件事
经过了“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磨难，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也看得淡了。1968年，我和苗子、浅予，都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出狱后，朋友们再相见也只淡淡的，谁也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激烈控诉。我们回到芳嘉园的家，主要的三间书房卧室已被别人占去，我们最小的孩子大刚只住边上一个小灰棚房间。永玉听说我们回来了，有一天手里拿着用草绳拴的一条大鱼送给我们，高高兴兴的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但是只有一件事，当大刚平平淡淡地告诉我时，我却流泪了。
那是“文革”中不知哪一年，爱莲在干校劳动，她在城里的住所已被占去，假日回城时没地方住，便常住朋友家，有一次去了史家胡同人艺宿舍的吕恩家住。听她说起大刚的遭遇：我们被捕后不但两人的工资不发，连存款也都没收了。孩子照规定每人发生活费20元；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大孩子在外地大学，应发60元，由我所在中国美术馆和苗子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各付一半。但大刚只领到出版社的一半，美术馆当权的工宣队硬是不给，说人被公安局抓走，你上公安局要去！
大刚当时只是初二的学生，一个星期日在家，刚出去买棒子面煮粥，回来就见吕恩阿姨和戴爱莲从对面西厢房张光宇家过来找他，爱莲二话没说，拿了10元一张票子塞在他手里就走了。当时爱莲的工资也停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
【作者简介】
郁风  1916年出生于北京，原籍浙江富阳。少时受到叔父郁达夫的影响，爱好新文艺。早年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西洋画。上世纪30年代中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为报刊作插图、漫画，并参加演出活动。
抗战开始随郭沫若、夏衍赴广州创办《救亡日报》后转粤北四战区从事美术宣传工作。之后任《星岛日报》《华商报》编辑，《新民报》副刊编辑等。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主持过展览工作，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文史研究馆馆员。在多国举行画展。出版散文集有：《我的故乡》《急转的陀螺》《时间的切片》《陌上花》《美比历史更真实》《巴黎都暗淡了》等，编有《郁达夫海外文集》《郁曼陀陈碧岑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