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 杨 杨中旭：改变中国的三十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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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的三十六天
李 杨 杨中旭
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给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上一边讨论，会外一边行动。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在《回忆胡乔木》一书中的回忆。朱佳木写道：“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邓小平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修改。朱佳木回忆道：“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邓小平审阅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说：“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邓小平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他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邓小平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天安门事件”是如何平反的？
曾涛：“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块去。”
1978年11月15日中午。北京京西宾馆。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胡在电话中说，“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于光远上楼后，看到胡绩伟、杨西光、曾涛都在。胡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曾是新华社社长，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兹事体大，希望听听于光远的意见。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邓小平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于光远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各种信息了然于胸。他注意到，北京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这等于把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说法翻了过来。
经过反复斟酌，于光远投了一张赞成票。
常委扩大会上的一张小纸条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宣武饭店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市委在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对这一问题表了态，不过，方式有些特别。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了这个会。《炎黄春秋》主编徐庆全专门就此采访过周鸿书。据周鸿书回忆，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话。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 [ 天安门广场 ] 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悼念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庆全专门对天安门事件做过研究，他分析，这段话虽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5个字，但3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之所以不提“天安门事件”5个字，是因为有顾虑。
于光远在《大转折》一书中分析了北京市委的这种顾虑：北京市委“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于光远“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
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光远的“估量”。林乎加接受徐庆全采访时说，“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林乎加、贾庭三参加了会议。
敏感的新华社记者
按照惯例，新华社北京分社列席北京市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周鸿书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敏感地意识到其中蕴藏的重要新闻价值。
于是，一散会，周鸿书就跑到新华社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又去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
“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周鸿书说。
回到分社，周鸿书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又多了一层考虑。他想，虽然杜导正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一旦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那这段话就发不出来了。
于是，周鸿书决定，还是写一个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把贾庭三的这段话埋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他想在稿子送审时，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
11月14日晚，周鸿书把稿子送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左右，毛联珏打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 [ 天安门事件 ] 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但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于是，周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又给杜导正打电话，说了毛联珏的态度。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周鸿书密切关注着这条消息的媒体落地情况。听新闻联播，没有他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只有《北京日报》透露了这个消息。
周鸿书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发消息？
通稿怎么发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发出电讯搞，以便第二天媒体采用。但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么做，原来，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新华社总社领导还没拿定主意。
杜导正曾向徐庆全讲过当年那则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情况。徐庆全忆述，杜导正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于是，杜导正就和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单发一个电讯稿。事涉重大，国内部将稿子送给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穆青审定。穆青表示支持，但说，还要和一把手曾涛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通了电话。
15日，周鸿书接到总社电话，要他立刻回总社开会，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电话还说，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这个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
周鸿书立刻赶到总社，杜导正以及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都在。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商量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按照原来周鸿书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另一个方案是把贾庭三的那段话单发，但大家担心通不过审查。
周鸿书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说，“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既单发，还不用送审。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最后，杜导正拍板：做两个方案，一个摘出来单发，一个放在导语里，最后送给穆青审定。
由于周鸿书比较熟悉情况，后来，单发的稿子就由周鸿书执笔。
根据穆青的回忆，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了一个长标题，确切但不醒目。后来，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标题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此后，穆青和曾涛又通了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才把题目最后定下来。
这天午饭过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就新华社电讯稿的事，征求了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的意见。
要不要请示中央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徐庆全和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傅颐，专门就“天安门事件”问题采访过林乎加。据林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征求他的意见时说，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稿，问行不行？林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我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和穆青之间，就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往来不断。他俩商量的结果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等于给否了。
据穆青回忆，曾涛当时给他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放了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很多老同志都支持，呼声很高。这样，曾涛和穆青才下了决心。
穆青还透露一个有趣的细节。晚上7点临发稿前，曾涛又打电话给他，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后来，林乎加给曾涛打了电话，问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当时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新华社电讯稿发出以后，大家一直关心着华国锋的反应。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于光远撰文记述了这天晚上，他和曾涛通的一个电话。曾涛给于光远打来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于光远向曾涛道喜，说：“这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9条决定。第一条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中央认为，[ 天安门事件 ] 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 [ 四人帮 ] 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的平反。
为什么是邓小平？
他从来没有正式出任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职务，但国内国际却公认他是中国的NO.1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1978这个年份，邓小平获选。
此时，距离标志性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只有区区两个星期的工夫。历史已经证明，把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中共中央名义上的三号人物推上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时代》周刊没有看走眼。
没有看走眼的还有美国政府。就在《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出版的同时，中美两国建交。到了月底，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陪同中国副总理检阅了美国仪仗队。随后，以国宴相待。
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一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官方已经承认邓小平才是中国政府真正的首脑。
接班人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他之前较为完整的履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党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小平与“核心”相关的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右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28岁的邓小平，时任中央苏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曾当面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这样记载：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3月底，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转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着批判的深入，到了5月，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来邓小平总结人生时自称“三落三起”，这一次正是原点。
40年后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写给他的一封信做批示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头子”。
1952年，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与高岗等5人奉召进京。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即负责处理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相关事宜。根据韩钢研究的体会，毛泽东当时在接班人人选上业已有了新的考量。
1956年，谜底揭开。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党史研究者公认的是：这是邓小平确立接班人地位的标志。
中央书记处地位之重要，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50年前的一次工作往来中看出门道。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6月8日，毛泽东索性亲自起草了一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这样记载：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换言之，有时国务院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韩钢说。
毛泽东对邓小平接班人地位的肯定，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得到更为直接的确认。
查阅了大量党史资料之后，李君如得出一个结论：八大之后的政治格局，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事实上的接班人并存的局面。刘少奇与毛泽东与同代人(刘比毛小5岁)，邓却可以算作下一代(邓比毛小11岁)。从年龄角度，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和生于1907年的林彪更有优势。
二度复出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主政中国期间，采取了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一路线的相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使两人的矛盾开始突出。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软禁。这段靠边站的经历，后来对他成为“核心”也不无益处。韩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错误进行修正，而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不是“既得利益者”，起码增加了“感情分”。
“文革”进行到一半之时，在“九大”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客死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集团破灭。当时已经面临朝中无人的局面，“四人帮”只能乱文而不能乱武，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后来还被查出患有膀胱癌。至关重要的军队，尚有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在替毛泽东分忧，但日常行政工作，则必须遴选出周恩来的接班人选。
1972年1月，毛泽东身着睡袍参加了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和陈毅遗孀张茜交谈时，毛泽东似是有意似是无意地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评价，显然与“四人帮”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有着天壤之别。一旁的周恩来随即私下叮嘱陈毅子女，将这句话传出去。
这只是邓小平二度复出过程中，最早的一个铺垫。
1973年2月，蛰伏江西3年有余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0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相别6年的老朋友再度握手。毛泽东嘱咐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不少外国记者随即直奔邮电局，“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了”！这样的电讯迅即传遍世界。
钢铁公司
“人们不仅从感情上倾向于邓小平，从自身利益角度，人们也希望他能在毛泽东去世后站出来。”多名党史研究者说。
在林彪摔死他乡后，人们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是邓小平把这些怀疑变成了一个个的政策”。党史研究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变成政策”，首先要有指挥全局的权力。邓小平二度复出之初，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无力驾驭全局。即便如此，邓小平也没有放弃他一贯的原则。197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著名的“风庆轮事件”上，面对“四人帮”扣上的“洋奴哲学”大帽，他据理力争，直至愤而离席。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后来对前去会见的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随着对王洪文的失望，以及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进一步肯定，1974年12月，毛泽东做出决定，邓小平除了继续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1974年10月开始)，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次年1月，邓小平又获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年过七旬的他，先是从77岁的周恩来手中接过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权力，后来又在1975年7月从41岁的王洪文手中接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成为党政两方面事实上的一把手。
如果说“风庆轮事件”只是钢铁公司开张大吉，这家公司在1975年头几个月的业务进展可以用迅猛来形容。依靠后来被称之为邓小平“四大金刚”的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的猛烈冲锋，邓小平掀起了全面整顿的高潮，“四大金刚”分别在科学、铁路、国防科工、教育系统四处开花。
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2008年1月出版的新书《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当中，借道父亲张爱萍的回忆，还原了当时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的乱象。
1975年3月9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他没有去机关上班，而是一头扎进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之前，他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已经对230厂有了第一印象：乱。
张胜记录：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山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3个月后，张爱萍向军委——国务院联席工作会议汇报。会议记录摘要显示，张爱萍汇报说，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经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随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回答：8923，就是上午8、9点钟上班，下午2、3点钟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个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
邓小平再次插话：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派系纷争，如同一个毒瘤，业已扩散到病人全身。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万里在汇报了派性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状况之后，表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随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邓小平又两度听取万里汇报，在万里提出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准备在3月召开之时，邓小平再度雷厉风行：不行，要在2月25日开。同时，邓小平要求抓紧把整顿铁路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路系统秩序迅速好转。
5月18日，邓小平访法归来，次日就与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再次听取张爱萍的汇报。邓小平说：对那些搞派系的人不能等了，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
张爱萍据此起草了一个决定，和铁道部那一次一样，决定以中央1975年十四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这些在今天看起来，不这样做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却阻力重重，没有钢铁公司，根本成不了事”。党史研究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三度落难
毛泽东去世之前曾有名言：我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尽管对“文革”不受欢迎的状况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办法展开了旁敲侧击。8月20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荻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胜回忆了当时的心情：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宋江篡权，篡了谁的权？他当时忧虑涌上心头，难道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对张胜等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许多关注毛、邓之间互动的人，也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张胜说，这关乎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然到头了。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第二封信后——据张胜所知——雷霆震怒。
毕竟，迟群和谢静宜是靠造反起家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来信做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一说法，到了“四人帮”那里，变成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1月2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时机进言：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即，他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
张胜后来得知，毛远新的“联络员”作用，是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当时听说，邓小平在得知毛远新“荣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后，“反应非常强烈”。
11月2日晚间，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遭到毛远新手持尚方宝剑的猛批。邓小平反驳说，我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次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2日四人会议的汇报，指示将会议规模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帮邓会议渐成常态。
在这个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曾到邓小平家里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一书用了4个字予以形容：不欢而散。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也打个招呼。张胜回忆，在下定决心“批邓”之前，毛泽东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
但毛、邓之间的摊牌终究无可避免。《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异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明确指出：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幕正式开启。
随即，张爱萍在主政国防科委9个月后“靠边站”。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央军委三总部两处宣布“张爱萍同志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错误，要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张胜在《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中这样写道：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71岁的邓小平再度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出席政治局会议，甚至主持“帮邓”会议。他后来回忆，会议上他有时只说两句话：开会，散会。
次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困顿之中的邓小平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得以在周恩来追悼会致悼词。但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怒火。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载入史册的“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7日晚8时，被诬称“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在北京东交民巷新家中，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
众望所归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果断采取行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消息传出，神州欢呼一片。郭沫若诗云：大快人心事，消灭“四人帮”。
据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回忆，此时仍有人希望继续“批邓”，声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王震是最勇敢的斗士，竟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简报负责人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在“王震们”的强大火力下，“‘批邓’根本没有再搞下去了，实际上是停止了”。
但这还不足以令邓小平的“三度复出”波澜不惊。1976年10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对中央宣传部门做指示时提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次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后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亲自决策，“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堵死邓小平“三度复出”的路。但在当时，“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具备最权威的话语权。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写到了中央的不同意见。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表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恢复了一切职务。但他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
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很快有了进展。1977年8月12日～18日，十一大召开。据徐焰回忆，大批老干部在这次会议上重返政治舞台，而“造反派”等“文革”既得利益者几乎被一扫而空。一年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又有数名“既得利益者”被通知不必来开会，“这无疑为邓小平真正成为党内领袖奠定了组织基础”。徐焰说。
第三度复出的“永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此时获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观看中国青年足球队与香港队的比赛，全场突然掌声响起，欢呼如雷。
次日晚，军队系统的一个庆祝建军5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据张胜回忆，晚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
31年后，已年过六旬的张胜回忆：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
没有后台，没有组织参与，一切都是群众自发。张胜的妹妹当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一些文工团员们在获悉邓小平复出时，简直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了，有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改变中国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只是，邓小平头上的紧箍咒依然存在，将之除却，还剩最后的一把火。
胡耀邦此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77年10月，他先是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12月，兼任中组部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两个凡是”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列回到辽宁本溪，开始在东北视察。《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时指出，“我现在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他在东北三省的讲话，没有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对“文革”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当时还在吉林大学上学的徐焰看到了一份邓小平在吉林讲话的内部文件，顿时有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此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站出来表态了。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第一个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23日，做出相同表态的地方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已有32名。
而在中央内部，华、叶、邓三巨头的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态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叶选基说：据我所知，只要邓小平坚持的事情，叶剑英就会同意；只要叶剑英坚持的，华国锋就没有反对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后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指出，邓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
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受邀乘坐新干线。旁人问及他的感受，他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
党史研究者已有共识，当时主管外事的邓小平，通过70年代对美国、日本、欧洲的访问，坚定了开放搞活的想法。
1978年11月初，邓小平的核心之势已然呼之欲出，破除紧箍咒的程序也已进入最后阶段。徐焰从吉林请假返回北京，与老干部广泛接触后得知，这个受了多年排挤的群体已经做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牢骚”的准备。终于，在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3天，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平反终于瓜熟蒂落。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党内共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
12月18日，仍是党内三号人物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被史家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党内新领袖的首次演说。
要看历史关键时刻的作为
“转折的大主意是邓小平拿的。邓小平的习惯就是不怎么管具体的事情，总是琢磨大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这组稿件做了长时间采访，发现了一个现象，同样一段历史，亲历者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稿由谁起草的问题上，于光远和朱佳木(胡乔木秘书)的说法就不一。
李君如：我后来参加了一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了解到中央领导的一些习惯。比方说，有人喜欢口述，有人喜欢委托给一个人，有人喜欢同时委托几个班子起草。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所说的这个文件，邓小平可能同时找了胡乔木和于光远等人起草，有可能谁写得好就用谁的，但在最后，看来是兼容并蓄。
中国新闻周刊：但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
李君如：历史真相几乎是无法还原的。《史记》写霸王别姬，难道司马迁看到了当时的场景？还是多年后通过走访得知的嘛！后人的说法就那么准确？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说，这是一种文学创作。
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陈丕显(原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女儿和我哭诉过，说她哥哥写的关于陈丕显的回忆录很多情况不是事实。这只能说明，人的记忆，有时没有那么准。
中国新闻周刊：那我们如何对那段历史做出判断？有人说，阶级斗争的提法，并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消失。
李君如：口述历史非常重要。30年前参加会议还健在的人都年事已高，他们的口述值得去抢救。如果问我个人的看法，我对他们讲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相信的——你想，让你编，你没有经历也编不出。只是，最终的真相如何，在历史无法还原全部的情况下，你如果看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口述历史，可以自行做一个判断。
中国新闻周刊：还得向您请教一个被采访者说法不一的问题，有人说，华国锋并未阻止过邓小平复出，这是否属实？
李君如：这么说吧，虽说华国锋后来顺应了潮流，但“两个凡是”的提出，是不是不利于邓小平的复出？现在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但他毕竟在形式上还只是三号人物。这样，和作为一号人物的华国锋之间，有些矛盾也是正常的。
中国新闻周刊：同时也有包括于光远在内的一些亲历者提到，华国锋人厚道，民主，强调集体领导，党内在那段时期出现了之前难得一见的民主风气。他甚至对与他唱反调的中央多数新闻媒体，都没有秋后算账。一些被采访者据此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的空间，恐怕也很难集中全党智慧，做出那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抉择。
李君如：这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转折的大主意是邓小平拿的。邓小平的习惯就是不怎么管具体的事情，总是琢磨大方向。
我们评价一个伟人，要看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做出决定的，是邓小平。
你看他在中央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建设时期，1975年的大整顿时期，1977年复出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等，无不证明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伟大。
即使是面对毛泽东这样的权威，他先是在上世纪60年代沉默，被毛泽东戏称为你耳朵聋，坐到前面来；后来又在1975年坚定不移地坚持了整顿的原则，哪怕再被打倒也在所不惜。
转载自
李 杨 杨中旭
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陈云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给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上一边讨论，会外一边行动。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在《回忆胡乔木》一书中的回忆。朱佳木写道：“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邓小平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修改。朱佳木回忆道：“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邓小平审阅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说：“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邓小平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他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邓小平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天安门事件”是如何平反的？
曾涛：“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块去。”
1978年11月15日中午。北京京西宾馆。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胡在电话中说，“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于光远上楼后，看到胡绩伟、杨西光、曾涛都在。胡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曾是新华社社长，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兹事体大，希望听听于光远的意见。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邓小平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于光远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各种信息了然于胸。他注意到，北京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这等于把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说法翻了过来。
经过反复斟酌，于光远投了一张赞成票。
常委扩大会上的一张小纸条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宣武饭店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市委在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对这一问题表了态，不过，方式有些特别。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了这个会。《炎黄春秋》主编徐庆全专门就此采访过周鸿书。据周鸿书回忆，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话。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 [ 天安门广场 ] 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悼念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庆全专门对天安门事件做过研究，他分析，这段话虽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5个字，但3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之所以不提“天安门事件”5个字，是因为有顾虑。
于光远在《大转折》一书中分析了北京市委的这种顾虑：北京市委“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于光远“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
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光远的“估量”。林乎加接受徐庆全采访时说，“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林乎加、贾庭三参加了会议。
敏感的新华社记者
按照惯例，新华社北京分社列席北京市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周鸿书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敏感地意识到其中蕴藏的重要新闻价值。
于是，一散会，周鸿书就跑到新华社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又去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
“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周鸿书说。
回到分社，周鸿书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又多了一层考虑。他想，虽然杜导正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一旦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那这段话就发不出来了。
于是，周鸿书决定，还是写一个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把贾庭三的这段话埋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他想在稿子送审时，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
11月14日晚，周鸿书把稿子送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1点左右，毛联珏打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 [ 天安门事件 ] 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但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于是，周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又给杜导正打电话，说了毛联珏的态度。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周鸿书密切关注着这条消息的媒体落地情况。听新闻联播，没有他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只有《北京日报》透露了这个消息。
周鸿书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发消息？
通稿怎么发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发出电讯搞，以便第二天媒体采用。但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么做，原来，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新华社总社领导还没拿定主意。
杜导正曾向徐庆全讲过当年那则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情况。徐庆全忆述，杜导正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于是，杜导正就和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单发一个电讯稿。事涉重大，国内部将稿子送给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穆青审定。穆青表示支持，但说，还要和一把手曾涛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通了电话。
15日，周鸿书接到总社电话，要他立刻回总社开会，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电话还说，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这个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
周鸿书立刻赶到总社，杜导正以及国内部的几个副主任都在。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商量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按照原来周鸿书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另一个方案是把贾庭三的那段话单发，但大家担心通不过审查。
周鸿书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说，“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既单发，还不用送审。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最后，杜导正拍板：做两个方案，一个摘出来单发，一个放在导语里，最后送给穆青审定。
由于周鸿书比较熟悉情况，后来，单发的稿子就由周鸿书执笔。
根据穆青的回忆，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了一个长标题，确切但不醒目。后来，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标题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此后，穆青和曾涛又通了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才把题目最后定下来。
这天午饭过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曾涛，就新华社电讯稿的事，征求了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的意见。
要不要请示中央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徐庆全和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傅颐，专门就“天安门事件”问题采访过林乎加。据林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征求他的意见时说，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稿，问行不行？林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我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和穆青之间，就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往来不断。他俩商量的结果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等于给否了。
据穆青回忆，曾涛当时给他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放了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很多老同志都支持，呼声很高。这样，曾涛和穆青才下了决心。
穆青还透露一个有趣的细节。晚上7点临发稿前，曾涛又打电话给他，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后来，林乎加给曾涛打了电话，问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当时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新华社电讯稿发出以后，大家一直关心着华国锋的反应。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于光远撰文记述了这天晚上，他和曾涛通的一个电话。曾涛给于光远打来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于光远向曾涛道喜，说：“这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9条决定。第一条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中央认为，[ 天安门事件 ] 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 [ 四人帮 ] 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的平反。
为什么是邓小平？
他从来没有正式出任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职务，但国内国际却公认他是中国的NO.1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1978这个年份，邓小平获选。
此时，距离标志性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只有区区两个星期的工夫。历史已经证明，把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中共中央名义上的三号人物推上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时代》周刊没有看走眼。
没有看走眼的还有美国政府。就在《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出版的同时，中美两国建交。到了月底，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陪同中国副总理检阅了美国仪仗队。随后，以国宴相待。
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一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官方已经承认邓小平才是中国政府真正的首脑。
接班人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他之前较为完整的履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党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小平与“核心”相关的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右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28岁的邓小平，时任中央苏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曾当面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这样记载：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3月底，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转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着批判的深入，到了5月，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来邓小平总结人生时自称“三落三起”，这一次正是原点。
40年后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写给他的一封信做批示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头子”。
1952年，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与高岗等5人奉召进京。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即负责处理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相关事宜。根据韩钢研究的体会，毛泽东当时在接班人人选上业已有了新的考量。
1956年，谜底揭开。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党史研究者公认的是：这是邓小平确立接班人地位的标志。
中央书记处地位之重要，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50年前的一次工作往来中看出门道。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6月8日，毛泽东索性亲自起草了一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这样记载：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换言之，有时国务院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韩钢说。
毛泽东对邓小平接班人地位的肯定，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得到更为直接的确认。
查阅了大量党史资料之后，李君如得出一个结论：八大之后的政治格局，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事实上的接班人并存的局面。刘少奇与毛泽东与同代人(刘比毛小5岁)，邓却可以算作下一代(邓比毛小11岁)。从年龄角度，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和生于1907年的林彪更有优势。
二度复出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主政中国期间，采取了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一路线的相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使两人的矛盾开始突出。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软禁。这段靠边站的经历，后来对他成为“核心”也不无益处。韩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错误进行修正，而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不是“既得利益者”，起码增加了“感情分”。
“文革”进行到一半之时，在“九大”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客死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集团破灭。当时已经面临朝中无人的局面，“四人帮”只能乱文而不能乱武，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后来还被查出患有膀胱癌。至关重要的军队，尚有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在替毛泽东分忧，但日常行政工作，则必须遴选出周恩来的接班人选。
1972年1月，毛泽东身着睡袍参加了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和陈毅遗孀张茜交谈时，毛泽东似是有意似是无意地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评价，显然与“四人帮”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有着天壤之别。一旁的周恩来随即私下叮嘱陈毅子女，将这句话传出去。
这只是邓小平二度复出过程中，最早的一个铺垫。
1973年2月，蛰伏江西3年有余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0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相别6年的老朋友再度握手。毛泽东嘱咐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不少外国记者随即直奔邮电局，“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了”！这样的电讯迅即传遍世界。
钢铁公司
“人们不仅从感情上倾向于邓小平，从自身利益角度，人们也希望他能在毛泽东去世后站出来。”多名党史研究者说。
在林彪摔死他乡后，人们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是邓小平把这些怀疑变成了一个个的政策”。党史研究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变成政策”，首先要有指挥全局的权力。邓小平二度复出之初，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无力驾驭全局。即便如此，邓小平也没有放弃他一贯的原则。197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著名的“风庆轮事件”上，面对“四人帮”扣上的“洋奴哲学”大帽，他据理力争，直至愤而离席。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后来对前去会见的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随着对王洪文的失望，以及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进一步肯定，1974年12月，毛泽东做出决定，邓小平除了继续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1974年10月开始)，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次年1月，邓小平又获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年过七旬的他，先是从77岁的周恩来手中接过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权力，后来又在1975年7月从41岁的王洪文手中接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成为党政两方面事实上的一把手。
如果说“风庆轮事件”只是钢铁公司开张大吉，这家公司在1975年头几个月的业务进展可以用迅猛来形容。依靠后来被称之为邓小平“四大金刚”的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的猛烈冲锋，邓小平掀起了全面整顿的高潮，“四大金刚”分别在科学、铁路、国防科工、教育系统四处开花。
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2008年1月出版的新书《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当中，借道父亲张爱萍的回忆，还原了当时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的乱象。
1975年3月9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他没有去机关上班，而是一头扎进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之前，他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已经对230厂有了第一印象：乱。
张胜记录：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山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3个月后，张爱萍向军委——国务院联席工作会议汇报。会议记录摘要显示，张爱萍汇报说，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经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随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回答：8923，就是上午8、9点钟上班，下午2、3点钟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个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
邓小平再次插话：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派系纷争，如同一个毒瘤，业已扩散到病人全身。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万里在汇报了派性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状况之后，表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随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邓小平又两度听取万里汇报，在万里提出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准备在3月召开之时，邓小平再度雷厉风行：不行，要在2月25日开。同时，邓小平要求抓紧把整顿铁路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路系统秩序迅速好转。
5月18日，邓小平访法归来，次日就与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再次听取张爱萍的汇报。邓小平说：对那些搞派系的人不能等了，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
张爱萍据此起草了一个决定，和铁道部那一次一样，决定以中央1975年十四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这些在今天看起来，不这样做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却阻力重重，没有钢铁公司，根本成不了事”。党史研究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三度落难
毛泽东去世之前曾有名言：我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尽管对“文革”不受欢迎的状况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办法展开了旁敲侧击。8月20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荻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胜回忆了当时的心情：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宋江篡权，篡了谁的权？他当时忧虑涌上心头，难道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对张胜等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许多关注毛、邓之间互动的人，也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张胜说，这关乎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然到头了。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第二封信后——据张胜所知——雷霆震怒。
毕竟，迟群和谢静宜是靠造反起家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来信做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一说法，到了“四人帮”那里，变成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1月2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时机进言：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即，他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
张胜后来得知，毛远新的“联络员”作用，是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当时听说，邓小平在得知毛远新“荣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后，“反应非常强烈”。
11月2日晚间，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遭到毛远新手持尚方宝剑的猛批。邓小平反驳说，我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次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2日四人会议的汇报，指示将会议规模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帮邓会议渐成常态。
在这个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曾到邓小平家里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一书用了4个字予以形容：不欢而散。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也打个招呼。张胜回忆，在下定决心“批邓”之前，毛泽东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
但毛、邓之间的摊牌终究无可避免。《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异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明确指出：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幕正式开启。
随即，张爱萍在主政国防科委9个月后“靠边站”。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央军委三总部两处宣布“张爱萍同志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错误，要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张胜在《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中这样写道：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71岁的邓小平再度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出席政治局会议，甚至主持“帮邓”会议。他后来回忆，会议上他有时只说两句话：开会，散会。
次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困顿之中的邓小平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得以在周恩来追悼会致悼词。但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怒火。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载入史册的“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7日晚8时，被诬称“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在北京东交民巷新家中，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
众望所归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果断采取行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消息传出，神州欢呼一片。郭沫若诗云：大快人心事，消灭“四人帮”。
据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回忆，此时仍有人希望继续“批邓”，声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王震是最勇敢的斗士，竟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简报负责人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在“王震们”的强大火力下，“‘批邓’根本没有再搞下去了，实际上是停止了”。
但这还不足以令邓小平的“三度复出”波澜不惊。1976年10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对中央宣传部门做指示时提出：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次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后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亲自决策，“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堵死邓小平“三度复出”的路。但在当时，“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具备最权威的话语权。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写到了中央的不同意见。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表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恢复了一切职务。但他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
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很快有了进展。1977年8月12日～18日，十一大召开。据徐焰回忆，大批老干部在这次会议上重返政治舞台，而“造反派”等“文革”既得利益者几乎被一扫而空。一年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又有数名“既得利益者”被通知不必来开会，“这无疑为邓小平真正成为党内领袖奠定了组织基础”。徐焰说。
第三度复出的“永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此时获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观看中国青年足球队与香港队的比赛，全场突然掌声响起，欢呼如雷。
次日晚，军队系统的一个庆祝建军5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据张胜回忆，晚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
31年后，已年过六旬的张胜回忆：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
没有后台，没有组织参与，一切都是群众自发。张胜的妹妹当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一些文工团员们在获悉邓小平复出时，简直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了，有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改变中国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只是，邓小平头上的紧箍咒依然存在，将之除却，还剩最后的一把火。
胡耀邦此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77年10月，他先是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12月，兼任中组部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两个凡是”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列回到辽宁本溪，开始在东北视察。《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时指出，“我现在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他在东北三省的讲话，没有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对“文革”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当时还在吉林大学上学的徐焰看到了一份邓小平在吉林讲话的内部文件，顿时有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此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站出来表态了。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第一个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23日，做出相同表态的地方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已有32名。
而在中央内部，华、叶、邓三巨头的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态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叶选基说：据我所知，只要邓小平坚持的事情，叶剑英就会同意；只要叶剑英坚持的，华国锋就没有反对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后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指出，邓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
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受邀乘坐新干线。旁人问及他的感受，他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
党史研究者已有共识，当时主管外事的邓小平，通过70年代对美国、日本、欧洲的访问，坚定了开放搞活的想法。
1978年11月初，邓小平的核心之势已然呼之欲出，破除紧箍咒的程序也已进入最后阶段。徐焰从吉林请假返回北京，与老干部广泛接触后得知，这个受了多年排挤的群体已经做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牢骚”的准备。终于，在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3天，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平反终于瓜熟蒂落。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党内共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
12月18日，仍是党内三号人物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被史家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党内新领袖的首次演说。
要看历史关键时刻的作为
“转折的大主意是邓小平拿的。邓小平的习惯就是不怎么管具体的事情，总是琢磨大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这组稿件做了长时间采访，发现了一个现象，同样一段历史，亲历者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稿由谁起草的问题上，于光远和朱佳木(胡乔木秘书)的说法就不一。
李君如：我后来参加了一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了解到中央领导的一些习惯。比方说，有人喜欢口述，有人喜欢委托给一个人，有人喜欢同时委托几个班子起草。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所说的这个文件，邓小平可能同时找了胡乔木和于光远等人起草，有可能谁写得好就用谁的，但在最后，看来是兼容并蓄。
中国新闻周刊：但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
李君如：历史真相几乎是无法还原的。《史记》写霸王别姬，难道司马迁看到了当时的场景？还是多年后通过走访得知的嘛！后人的说法就那么准确？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说，这是一种文学创作。
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陈丕显(原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女儿和我哭诉过，说她哥哥写的关于陈丕显的回忆录很多情况不是事实。这只能说明，人的记忆，有时没有那么准。
中国新闻周刊：那我们如何对那段历史做出判断？有人说，阶级斗争的提法，并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消失。
李君如：口述历史非常重要。30年前参加会议还健在的人都年事已高，他们的口述值得去抢救。如果问我个人的看法，我对他们讲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相信的——你想，让你编，你没有经历也编不出。只是，最终的真相如何，在历史无法还原全部的情况下，你如果看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口述历史，可以自行做一个判断。
中国新闻周刊：还得向您请教一个被采访者说法不一的问题，有人说，华国锋并未阻止过邓小平复出，这是否属实？
李君如：这么说吧，虽说华国锋后来顺应了潮流，但“两个凡是”的提出，是不是不利于邓小平的复出？现在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但他毕竟在形式上还只是三号人物。这样，和作为一号人物的华国锋之间，有些矛盾也是正常的。
中国新闻周刊：同时也有包括于光远在内的一些亲历者提到，华国锋人厚道，民主，强调集体领导，党内在那段时期出现了之前难得一见的民主风气。他甚至对与他唱反调的中央多数新闻媒体，都没有秋后算账。一些被采访者据此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的空间，恐怕也很难集中全党智慧，做出那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抉择。
李君如：这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转折的大主意是邓小平拿的。邓小平的习惯就是不怎么管具体的事情，总是琢磨大方向。
我们评价一个伟人，要看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做出决定的，是邓小平。
你看他在中央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建设时期，1975年的大整顿时期，1977年复出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等，无不证明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伟大。
即使是面对毛泽东这样的权威，他先是在上世纪60年代沉默，被毛泽东戏称为你耳朵聋，坐到前面来；后来又在1975年坚定不移地坚持了整顿的原则，哪怕再被打倒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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