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20世纪的老校长

他们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20世纪的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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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20世纪的老校长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6:39
聚焦大学校长
□对话人：谢泳　余世存    (撰稿：傅国涌)
别只拿制度当借口
余世存：这两年大学校长成了新闻热点，你对现代史上的大学教育研究多年，对大学校长跟现代教育、社会公义的关系理解得比较深。以前我总认为你对以前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有些理想化，我觉得你是对过去的一段历史抱有温情和善意。
谢泳：我承认，我对旧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敬意。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理性认识，对于那个逝去的年代我始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从文献中看到的历史肯定是有局限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我说旧知识分子有独立品格，是找出了很多具体的事例的。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一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待人接物的气度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倾向于认为，那个年代的教育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没有致命的弱点，在做人这一点上，足以垂范后世。以校长为例，那个年代出了很多在文化史上有过贡献的校长，他们不仅胜任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工作，而且给社会提供了相当多的产品，从人格、观念到制度建设，他们都作出了贡献。
余世存：那个年代我们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新闻制度、现代出版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这三方面较之其他领域率先而早熟地确立了现代性。陈寅恪、钱穆等人都承认，中国社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就是说，从世纪初的制度性建设到此时有了结构性成果，中国文明突破中的道统隐然将要建立。这种后发国家转型过程中，在提供社会的公共产品方面，如你说的教育产品、人格、观念和制度建设，大学校长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假如说有什么历史使命的话，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是超额完成了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废科举之后的中国教育推进到世界知识传播的前沿。当然，我们在推崇那个年代的人物和精神气度时，也要看到那个年代还有反动的力量、专制的力量。用1990年代初人们爱说的话说是，两类力量赛跑，破坏的力量跟建设的力量赛跑。
谢泳：说实话，我对现在的某些大学校长感觉失望。他们在我们社会里享有的权利、占有的地位，跟他们承担的责任比起来，是不成比例的。
余世存：就像你的研究证实的，在过去，大学校长对现代教育的贡献非常大，如蔡元培和蒋梦麟。他们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作为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他们有世界眼光，用你的话说，那时的教育家有大的关怀。
今天的一些大学校长往往习惯了制度依赖，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好像没自己什么事儿似的。其实，人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20世纪初，就是一个大学、几个知识分子把社会激活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如果躲在体制的后面混日子，他们是难辞其咎的。
谢泳：你这个躲在体制后面的说法比较有趣。这其实是体制、科层、官僚化，远没有尽到一个教育家的责任。20世纪初叶的大学校长有荣誉感，有个人自尊，值得记取。1946年1月，周鲠生给胡适写信时回忆起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说，“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说实话，一群穷知识分子合到了一起，要做成事是很难的，但是靠了几位大学校长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保留下来了。大学学风因抗战的大变故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上没有变坏。
不属于官场的官
谢泳：过去时代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他知道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服务社会。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大学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余世存：那时，社会的价值评判系统是由你说的社会贤达群体组成的，它的无形力量对个人的社会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它由人组成，由人的言行来体现。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正是要恢复这样的道统。大学校长本来应该在其中作出大的贡献，任何时代都需要有这种精神价值的人格形式，以人弘道。正是具体的人的存在，我们看到了人格力量，正是一个有形无名的价值评判系统的存在，使得社会大众的向上向善之心有所附丽，使得社会大众生活而能有所安慰。我们看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们，总能感觉到他们的担当，他们不折不挠地为社会提供价值或公共产品的毅力。这既是传统士大夫的现代转化，也是世界知识的中国创造。
谢泳：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教授和学生的思想不应过分干涉，教授和学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做官员来做。过去时代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即便自己并不认同学生的主张，其第一反应仍然不是去责怪，而是先去解脱他们。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
余世存：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刘文典摆的不仅是资格，也是自己的人格。
谢泳：大学校长应该由学有所长的学者担当，他们跟知识、知识分子是相通的，他们就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象征或集成形式。他们是官，但不属于官场。他们的心在知识界，在教育界。我们常说要转变观念。“七·七”事变前，在庐山开会。胡适在教育组上提出4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教育独立。第一个意思就是大学校长不能让官员兼任。那个年代在大学里做校长的人，以学者为多。不是学者，很难在大学呆下去。今天的中国人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读书人做不成事，学者办行政，多数办不漂亮，可在那个年代的大学里，学者们比纯粹的行政官员更能办好大学。
余世存：那时的好校长可数者太多了，而且都很有个性。梅贻琦是理科出身的校长，并不爱张扬。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那时的校长关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社会在学校里的成就，关心自己是否维护了大学之道。陈寅恪教授住院治疗时，清华的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后来对梅贻琦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于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说，“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一个有这样教育自尊的校长是一个学校的幸事。我们今天谈大学校长，归根到底，也是希望今天的大学校长有尊严和荣誉，他们不应该只遵循官场的逻辑，真把自己当成官了。
厂长能转型，校长为什么不能？
余世存：大学之道，本来是一个师生如切如磋的求道场所，是生命人格的完善场所。我们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恢复这样的大学之道。大学校长在其中也一样需要“慎尔忧游，勉尔遁思”，用我们熟悉的话，大学校长应该是集设计师、工程师、导师一身的教育家。
今天的某些大学校长的言行是以怪异的方式惊人耳目的，跟我们社会里所谓的“成功名者”或说“成功人士”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诉苦、夸口、做秀，往往成了社会新闻。
谢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里存在一个大学校长的功能定位问题，因为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基本是一个小社会。作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他是什么都要管。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而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了。
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垄断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格局，大体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在垄断行业里才会出现巨大的权力，同时也会出现员工所有问题都要找企业负责的现象。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不想一想，如今私有企业里的员工，还会向经理要房子吗？我们不能只要市场的好处，而不要它的坏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死死保持计划经济的好处，而又大谈它所固有的坏处。
余世存：有道理。我们对大学校长的态度可能是混乱的，我们要求他是校长，他实际上是个部长、局长，校长不过是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大学校长在我们社会究竟算什么？这一职位看似是一种社会分工，官、产、学，界线清晰，但实际上是官产学一体化，它被强行赋予了一个微型的总体性社会的权力。大家知道，这种单位社会的官员虽然是上一级的代理者，又在自己的任期内权力无限，是一种垄断，又是一种放任，是一种管制，又是一种异化。
谢泳：所以大学校长不应该简单抱怨自己什么事都要管。因为你依赖政府得到巨大权力，多管一些事也是应该的，你本来就是行政官员嘛，不能要了行政的好处，又想要学者的清闲。中国名校的校长许多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很难想象一个西方的大学校长和政府的阁员有同样的待遇。
余世存：我们不能总是归咎于体制了事。改革不是要求机构和个人能够创新吗？体制给了校长的权力，校长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试验。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权力位置上，校长应该有较大的作为。在今天都市文化主导的社会氛围里，校长们早应把这种垄断权力一步步地分解。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思想家、一个优秀的官员，要创造条件藏富于民、启智于众、还权于人。校长不是号称什么都管吗，这说明学校里的员工处于无权状态，没有身份认同感；校长要做的，就是创造机制让人们获得权利意识并运用自己的权利。
用学者们的话，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很多单位的一把手都成为体制改革和创新的英雄，但大学校长对这种转型适应得还不够好。
转型没有完成，任何社会个体都不是纯粹的，都不是分立的，而是彼此相关的。大学校长更是公正和正义的象征，他们以关心社会进步为天职。政府可以给你位置，但人格和社会声望要靠良知和勇气建立。
蔡元培：兼容并包
从1917年起，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京大学校长，实际在校办事只有五年半，却奠定了崇尚民主、科学和自由的北大传统，也塑造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在他看来，大学就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他主张教授治校，以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他支持学生社团活动，仅傅斯年们办的《新潮》每月就拨款2000元(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在军阀跋扈的暗夜里，他在北大辟出了一块自由的园地，点燃了“五四”的圣火。
胡适：学术独立
从1946年到1948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不过两年半，但从1917年留学归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曾长期担任北大教授及文学院院长(期间还做过20个月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他当大学校长的时间短，但他对于塑造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北大传统起到的作用却是无人替代的，换句话说，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塑造了北大的品格。1946年10月，他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特别强调学生要独立研究，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1947年他写下《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用大力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的大学，他认为大学制度要革新，大学教育要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以学术独立为基础。
梅贻琦：行胜于言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包括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前后18年。清华大学在他手里始终坚持自主办学的传统，长期保持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在美国学的是电机工程，又进修了物理学位，他在办学中处处体现出科学精神，为人处世无不一丝不苟。他沉默而真诚，但他的沉默与寡言并不是寡断，而是有自己主见的，他身上有一种“沉默的责任感”，他把自己对于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当做一切。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前夕，在西南联大的几次学潮中，他都是尽力保护学生。他脚踏实地的为人，恰如清华的标志日晷上镌刻的铭文：“行胜于言”。
马寅初：北大主义即牺牲主义
这位曾让蒋介石政权头痛的经济学家195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1960年1月4日被迫辞职)，他衷心地拥护共产党，但他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是一味的盲从、跟风。大学一律学苏联，几乎取消科研，他却主张大学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早年他就在《北大之精神》文中指出：“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至高的鹄的。”他本人就是北大精神的身体力行者，1950年代后期，他因为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而成为批判对象，但他认定自己没有错，在批判会上一再声明：“我勇于更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从1919年起，蒋梦麟曾三度代行北大校长职权，直到1946年离开西南联大，他主持北大长达17年之久。他把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两点，忠实地守护“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三个准则。1930年他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后，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北大之所以迅速走上现代大学的轨道，其中包含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努力。晚年回忆在北大度过的那些岁月，他只是淡淡地说，“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求是”精神
从1936年到1949年，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竺可桢做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学生自治。他十分赞赏从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朴实严谨的学风，把“求是”确立为浙大校训，他认为“求是”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字Veritas)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而“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他把教授视为“大学的灵魂”，对学生发自内心进行爱护。每次当局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回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每次学生出事，他几乎都挺身而出、不顾利害，全力投入救援。他“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浙大在坚苦卓绝的抗战岁月，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