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20世纪的老校长

他们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20世纪的老校长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6:39
聚焦大学校长
□对话人：谢泳　余世存    (撰稿：傅国涌)
别只拿制度当借口
余世存：这两年大学校长成了新闻热点，你对现代史上的大学教育研究多年，对大学校长跟现代教育、社会公义的关系理解得比较深。以前我总认为你对以前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有些理想化，我觉得你是对过去的一段历史抱有温情和善意。
谢泳：我承认，我对旧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敬意。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理性认识，对于那个逝去的年代我始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从文献中看到的历史肯定是有局限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我说旧知识分子有独立品格，是找出了很多具体的事例的。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一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待人接物的气度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倾向于认为，那个年代的教育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没有致命的弱点，在做人这一点上，足以垂范后世。以校长为例，那个年代出了很多在文化史上有过贡献的校长，他们不仅胜任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工作，而且给社会提供了相当多的产品，从人格、观念到制度建设，他们都作出了贡献。
余世存：那个年代我们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新闻制度、现代出版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这三方面较之其他领域率先而早熟地确立了现代性。陈寅恪、钱穆等人都承认，中国社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就是说，从世纪初的制度性建设到此时有了结构性成果，中国文明突破中的道统隐然将要建立。这种后发国家转型过程中，在提供社会的公共产品方面，如你说的教育产品、人格、观念和制度建设，大学校长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假如说有什么历史使命的话，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是超额完成了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废科举之后的中国教育推进到世界知识传播的前沿。当然，我们在推崇那个年代的人物和精神气度时，也要看到那个年代还有反动的力量、专制的力量。用1990年代初人们爱说的话说是，两类力量赛跑，破坏的力量跟建设的力量赛跑。
谢泳：说实话，我对现在的某些大学校长感觉失望。他们在我们社会里享有的权利、占有的地位，跟他们承担的责任比起来，是不成比例的。
余世存：就像你的研究证实的，在过去，大学校长对现代教育的贡献非常大，如蔡元培和蒋梦麟。他们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作为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他们有世界眼光，用你的话说，那时的教育家有大的关怀。
今天的一些大学校长往往习惯了制度依赖，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好像没自己什么事儿似的。其实，人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20世纪初，就是一个大学、几个知识分子把社会激活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如果躲在体制的后面混日子，他们是难辞其咎的。
谢泳：你这个躲在体制后面的说法比较有趣。这其实是体制、科层、官僚化，远没有尽到一个教育家的责任。20世纪初叶的大学校长有荣誉感，有个人自尊，值得记取。1946年1月，周鲠生给胡适写信时回忆起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说，“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说实话，一群穷知识分子合到了一起，要做成事是很难的，但是靠了几位大学校长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保留下来了。大学学风因抗战的大变故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上没有变坏。
不属于官场的官
谢泳：过去时代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他知道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服务社会。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大学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余世存：那时，社会的价值评判系统是由你说的社会贤达群体组成的，它的无形力量对个人的社会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它由人组成，由人的言行来体现。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正是要恢复这样的道统。大学校长本来应该在其中作出大的贡献，任何时代都需要有这种精神价值的人格形式，以人弘道。正是具体的人的存在，我们看到了人格力量，正是一个有形无名的价值评判系统的存在，使得社会大众的向上向善之心有所附丽，使得社会大众生活而能有所安慰。我们看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们，总能感觉到他们的担当，他们不折不挠地为社会提供价值或公共产品的毅力。这既是传统士大夫的现代转化，也是世界知识的中国创造。
谢泳：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教授和学生的思想不应过分干涉，教授和学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做官员来做。过去时代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即便自己并不认同学生的主张，其第一反应仍然不是去责怪，而是先去解脱他们。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
余世存：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刘文典摆的不仅是资格，也是自己的人格。
谢泳：大学校长应该由学有所长的学者担当，他们跟知识、知识分子是相通的，他们就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象征或集成形式。他们是官，但不属于官场。他们的心在知识界，在教育界。我们常说要转变观念。“七·七”事变前，在庐山开会。胡适在教育组上提出4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教育独立。第一个意思就是大学校长不能让官员兼任。那个年代在大学里做校长的人，以学者为多。不是学者，很难在大学呆下去。今天的中国人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读书人做不成事，学者办行政，多数办不漂亮，可在那个年代的大学里，学者们比纯粹的行政官员更能办好大学。
余世存：那时的好校长可数者太多了，而且都很有个性。梅贻琦是理科出身的校长，并不爱张扬。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那时的校长关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社会在学校里的成就，关心自己是否维护了大学之道。陈寅恪教授住院治疗时，清华的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后来对梅贻琦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于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说，“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一个有这样教育自尊的校长是一个学校的幸事。我们今天谈大学校长，归根到底，也是希望今天的大学校长有尊严和荣誉，他们不应该只遵循官场的逻辑，真把自己当成官了。
厂长能转型，校长为什么不能？
余世存：大学之道，本来是一个师生如切如磋的求道场所，是生命人格的完善场所。我们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恢复这样的大学之道。大学校长在其中也一样需要“慎尔忧游，勉尔遁思”，用我们熟悉的话，大学校长应该是集设计师、工程师、导师一身的教育家。
今天的某些大学校长的言行是以怪异的方式惊人耳目的，跟我们社会里所谓的“成功名者”或说“成功人士”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诉苦、夸口、做秀，往往成了社会新闻。
谢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里存在一个大学校长的功能定位问题，因为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基本是一个小社会。作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他是什么都要管。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而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了。
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垄断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格局，大体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在垄断行业里才会出现巨大的权力，同时也会出现员工所有问题都要找企业负责的现象。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不想一想，如今私有企业里的员工，还会向经理要房子吗？我们不能只要市场的好处，而不要它的坏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死死保持计划经济的好处，而又大谈它所固有的坏处。
余世存：有道理。我们对大学校长的态度可能是混乱的，我们要求他是校长，他实际上是个部长、局长，校长不过是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大学校长在我们社会究竟算什么？这一职位看似是一种社会分工，官、产、学，界线清晰，但实际上是官产学一体化，它被强行赋予了一个微型的总体性社会的权力。大家知道，这种单位社会的官员虽然是上一级的代理者，又在自己的任期内权力无限，是一种垄断，又是一种放任，是一种管制，又是一种异化。
谢泳：所以大学校长不应该简单抱怨自己什么事都要管。因为你依赖政府得到巨大权力，多管一些事也是应该的，你本来就是行政官员嘛，不能要了行政的好处，又想要学者的清闲。中国名校的校长许多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很难想象一个西方的大学校长和政府的阁员有同样的待遇。
余世存：我们不能总是归咎于体制了事。改革不是要求机构和个人能够创新吗？体制给了校长的权力，校长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试验。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权力位置上，校长应该有较大的作为。在今天都市文化主导的社会氛围里，校长们早应把这种垄断权力一步步地分解。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思想家、一个优秀的官员，要创造条件藏富于民、启智于众、还权于人。校长不是号称什么都管吗，这说明学校里的员工处于无权状态，没有身份认同感；校长要做的，就是创造机制让人们获得权利意识并运用自己的权利。
用学者们的话，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很多单位的一把手都成为体制改革和创新的英雄，但大学校长对这种转型适应得还不够好。
转型没有完成，任何社会个体都不是纯粹的，都不是分立的，而是彼此相关的。大学校长更是公正和正义的象征，他们以关心社会进步为天职。政府可以给你位置，但人格和社会声望要靠良知和勇气建立。
蔡元培：兼容并包
从1917年起，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京大学校长，实际在校办事只有五年半，却奠定了崇尚民主、科学和自由的北大传统，也塑造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在他看来，大学就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他主张教授治校，以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他支持学生社团活动，仅傅斯年们办的《新潮》每月就拨款2000元(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在军阀跋扈的暗夜里，他在北大辟出了一块自由的园地，点燃了“五四”的圣火。
胡适：学术独立
从1946年到1948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不过两年半，但从1917年留学归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曾长期担任北大教授及文学院院长(期间还做过20个月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他当大学校长的时间短，但他对于塑造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北大传统起到的作用却是无人替代的，换句话说，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塑造了北大的品格。1946年10月，他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特别强调学生要独立研究，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1947年他写下《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用大力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的大学，他认为大学制度要革新，大学教育要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以学术独立为基础。
梅贻琦：行胜于言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包括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前后18年。清华大学在他手里始终坚持自主办学的传统，长期保持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在美国学的是电机工程，又进修了物理学位，他在办学中处处体现出科学精神，为人处世无不一丝不苟。他沉默而真诚，但他的沉默与寡言并不是寡断，而是有自己主见的，他身上有一种“沉默的责任感”，他把自己对于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当做一切。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前夕，在西南联大的几次学潮中，他都是尽力保护学生。他脚踏实地的为人，恰如清华的标志日晷上镌刻的铭文：“行胜于言”。
马寅初：北大主义即牺牲主义
这位曾让蒋介石政权头痛的经济学家195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1960年1月4日被迫辞职)，他衷心地拥护共产党，但他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是一味的盲从、跟风。大学一律学苏联，几乎取消科研，他却主张大学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早年他就在《北大之精神》文中指出：“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至高的鹄的。”他本人就是北大精神的身体力行者，1950年代后期，他因为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而成为批判对象，但他认定自己没有错，在批判会上一再声明：“我勇于更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从1919年起，蒋梦麟曾三度代行北大校长职权，直到1946年离开西南联大，他主持北大长达17年之久。他把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两点，忠实地守护“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三个准则。1930年他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后，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北大之所以迅速走上现代大学的轨道，其中包含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努力。晚年回忆在北大度过的那些岁月，他只是淡淡地说，“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求是”精神
从1936年到1949年，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竺可桢做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学生自治。他十分赞赏从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朴实严谨的学风，把“求是”确立为浙大校训，他认为“求是”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字Veritas)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而“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他把教授视为“大学的灵魂”，对学生发自内心进行爱护。每次当局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回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每次学生出事，他几乎都挺身而出、不顾利害，全力投入救援。他“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浙大在坚苦卓绝的抗战岁月，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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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大学校长的气质
作者：谢泳、丁东
丁：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那时在中国教育界，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大学教育法有明确规定，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西南联大将要北上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蒋梦麟去行政院做了秘书长。傅斯年就说，他不能再兼任北大的校长。
谢：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就是要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这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好传统。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和政治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在理念上要保持和官场的距离。“七·七”事变前，在庐山开会。胡适在教育组上提出4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教育独立。第一个意思就是大学校长不能让官员兼任。
丁：当年大学里做过校长的人，以学者为多。不是学者，很难在大学呆下去。学者在大学里负一点责，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好像有一种错觉，以为学者办行政，多数办不漂亮，可在过去的大学里，常见的还是学者比纯粹的行政官员能办好大学。
谢：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就干得很好。后来做北大校长，也是一位出色的校长。罗尔纲回忆他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情景，对胡适的民主作风和开明办学风格，备加怀念。他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丁：梅贻琦虽然是理科出身，也有人文气质。他在大陆和台湾做了几乎一生清华大学的校长，深受不同时期师生的爱戴，这不容易。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不是自创，是从欧美学来的。前辈的好处是知道什么好就学什么，而不是明明知道什么好却偏不学。他们不是找借口，以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而自外于世界文明的现有成果。
谢：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思想活动是不应当过分干涉，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作一个官员来做。旧大学里的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不受迫害。
丁：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国民党政府无奈，才把3位教授释放。这在当时是大学校长的起码素质。
谢：张芝联在上海光华教书时，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衦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要说思想倾向，张芝联和朱经农也是不同的，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不妨碍校长去保护他手下的教授。
丁：学生被捕，校长力保，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到竺可桢、傅斯年、张寿镛等，过去凡做过大学校长的，在保护学生方面，大体都是一样的。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他们对学生总是保护第一，开导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谢：上世纪40年代末，北平国民党特务负责人，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管事的人是清华毕业的，对梅贻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力主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蒋梦麟也是这样。“一二·九”学潮后，北大开除了一些学生。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收到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许多人就是靠这笔钱后来出国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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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作者：谢泳
一、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及大学理念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主要以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其它大学的建立时间大体在这前后。1当时中国大学的主要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形式。
国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省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教会大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2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当时这三种大学的实际地位虽然稍有差异，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
本文讨论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指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校长，也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其控制地区建立的大学及它的校长。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从法律制度上观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它官职。”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它有两个特点：1、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蒋梦麟。2、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蔡元培、蒋梦麟都做过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
早期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来自欧美，越往后受美国教育制度影响越重。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中西比较教育制度的常导之认为，英美两国倾向地方分权，其学校制度上容许较多的回旋余地，其它各国均倾向中央集权，全部学制皆出于最高行政机关的一贯规则。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唯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3
常导之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法国教育权集中于中央，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大体源于这三种模式的综合影响。一般说来，校长由政府任命，但权力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特别以国立清华大学最具代表性。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早地接受了大学独立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因为校长是政府任命，国立大学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这一现代大学理念的接受。1919年6月，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4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已完全确立了现代大学校长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国立大学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为天经地义，而政府不能以大学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就对大学事务随意干涉。这一认识已成为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共识，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功主要得之于这一理念的形成和落实。傅斯年曾多次讲过，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5
中国早期研究教育行政的夏承枫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他还说；“迄至目前，一般资助大学者，尚无以赠与金钱为取得控制权之手段者。在国家方面今日对于大学所付与之拨款，多于战前十培，然始终完全承认允许大学自由之必要。然而英人一般认为此中伏有危机，并以为大学之自由苟以任何形式被侵害时，皆当警戒并竭力反抗云。”6 1946年1月，周鲠生给胡适的信中曾忆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说：“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7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正是靠了几位国立大学校长的努力，才保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虽然从此以后中国国立大学的学风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没有变坏。周鲠生在同一信里还表达了他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看法，他认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最令他怀念，以后就有官僚化甚至衙门化的倾向。
由于比较强烈意识到国立大学校长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8
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91945年，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朱家骅和傅斯年就劝他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10
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时就说过：“教育应当是立在政潮外边的。”111949年以前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观念中，公开的政党活动在大学里通常不被认可。无论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派背景并不是国立大学校长来源的必备条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12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时曾有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
“展览说明书”是这样写的：13
洎自民国五年蔡孓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略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教育部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学潮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学潮。1949年前的中国学潮，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学潮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学潮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学潮。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学潮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学潮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学潮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学潮。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14这是蔡元培对学潮的基本态度，大体代表了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对学潮的一般认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也非常有独立性。四十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的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15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在对待学生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学生上，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学潮，无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背景，国立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学生比政府重要。
国立大学校长知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国立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这是国立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这三位是著名的红色教授。但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最后使三位教授获得释放。在教授和学生受到威胁时，国立大学校长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间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
三、国立大学校长的时代环境
从国立北京大学最重要的几位校长严复、蔡元培、将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代理）的思想观察，其自由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中国知识分子较看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晚清历史处境中的国立大学校长，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余地很大。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当时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如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从法理上保障了民间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选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国立大学校长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
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16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1949年以后，政权更迭时在政治、经济、外交、司法、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保留，使得国家和社会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整个社会生活失去了活力。
1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见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第16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上海
2 唐鉞等主编《教育大辞书》第509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2月，上海
3 常导之《各国教育制度》下册第402页，中华书局印行，1937年7月，上海
4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杭州
5《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1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长沙
6夏承枫《现代教育行政》第89页，中华书局印行，1933年9月，上海
7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88页，中华书局，1983年4月，香港
8 《中华民国史挡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7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杭州
9 《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69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年10月，合肥
1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中华书局，1983年4月，香港
11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杭州
12 《梅贻琦日记选》第17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北京
13 《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1948年12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北平
14 《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杭州
15《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0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2月，长春
16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96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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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当传统中断之后
作者：谢泳      来源：同舟共进
从1952年的“分”到现在的“合”
近来全国高校的合并风潮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使我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在全国先发展十所大学，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第一个五年先发展五所大学，第二个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学。当时中国大学的格局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胡适在他的设想中多次提到过，国家在选择发展的大学时，对于这三种大学要给予同样挑选的机会，要看大学的人才、设备和研究成绩。对于胡适当时的这个设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人们还是认同的。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化，他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实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权也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国大学为基本模式，而院系调整后中国高等教育则以苏式高等教育为主要模式。1952年院系调整的前奏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这次院系调整看出，新政权确实有分散原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意图。这次院系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字：分，也就是拆散，把大的变成小的，把文的变成“工”的。这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大选择，它的意义不单纯是从教育上考虑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的合并，在思路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可以说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次整体否定，大体上可以说回到了当年胡适的那个设想。不过胡适当年的设想，是以学术独立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这次的合并却更多地考虑了在技术层面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接轨，却没有考虑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行政和技术层面，而主要在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即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
能否像当年一样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
我们现在有没有私立大学？我以为没有。现在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学的，但这个鼓励，只是更多地从办学经费上着眼，而不是从民族的兴盛和未来考虑。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五十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我们过去对于教会大学是有偏见的，对于它的历史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具有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我们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我们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让人有信心。
现代大学史上那些令人怀念的好传统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它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也许是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总起来说：1977年之前的10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17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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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的风范
作者：智效民    来源：《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7期
智效民  1946年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往事知多少》和《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心理的单间》和《思想操练》（与人合著）。
讨论谁来当中国大学的校长，至少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外的成功范例，二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前者已经有人论及，这里只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要谈经验教训，就应该了解过去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子。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人，曾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人格风范是一笔丰富的财富。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非但没有继承。反而在全面否定后将它抛弃，这就使现代学术传统被人为地中断了。学统的中断，让我们迷失方向，走了很大弯路。如今大家讨论大学校长的问题，是想找一条顺应新世纪、对付新挑战的出路。
在我看来，这些老校长做人做事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等几个方面。这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如果与具体事例结合起来，也能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出问题，找到差距。
一、“懂教育”的含义
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二要摒弃官本位意识.一谈到“懂教育”，人们往往在管理层面考虑较多，而对管理者的定位以及学校的职责关注不够。其实，懂教育的含义一是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二是要明确的自我定位。
近年来，人文教育的缺失和应试教育的危害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注意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其结果还是不能理解教育的真谛。
所谓人文教育，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这个世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而教育本身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让人们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人文主义教育是对个人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最大肯定。
这种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短缺，更重要的是手段落后，观念陈旧。多少年来，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最好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在饱受经费不足之苦的同时，成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和学生、老师、家长们最大的负担。于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式有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让校长成为厂长，教师成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只能是任其加工的原料或零件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天赋与无限的可能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中。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潮流。与此同时，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洋务运动的衣钵，在较长时期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的“批量性人才生产”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唐。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基于这一理念，他在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的同时，还指出现代教育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人们“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其结果不仅扭曲了教育，也使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失去现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最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这反映了我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今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作赚钱发财的手段。有人说现在的学校成了严酷的训练营，可怕的炼丹炉，是有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明白教育的真谛，即便是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也不可能把学校引上正路。
懂教育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大学校长一定摒弃官本位意识，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由于现行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中国的官本位意识非常严重。许多人以为大学校长也是官，这是非常错误的。
最近大家对胡适与鲁迅的比较非常关注，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还有一篇文章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大学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因此大学校长不是官；第二，当年文化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不一样，不是校长的“一支笔”说了算，因此胡适不可能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既然大学不是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一知半解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与最近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的原因基本一致。我举这个事例，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真正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陈丹青辞职的消息传出后，网上有篇文章，意思是说陈丹青不玩了，但我们还要玩下去。不过，我们继续玩的目的不是迁就错误，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陈丹青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很欣赏这个观点。因此我认为懂教育的第一个含义是绝不要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只有这样的校长，才能把学校办好。
二、“负责任”的含义
一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二要防止把他们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三要鼓励他们实行自治，因为校长不是官，他就不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是只要对学生负责就行。但是如何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也大有讲究。
所谓对学生负责，首先是要培养他们研究学问的兴趣。许多人以为研究学问是学者的事，其他人不必介意，是错误的。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担任校长的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了下面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许多人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其实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许多人把上大学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以为不需要做学问了。他们不知道，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胡适说，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让“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胡适全集》第3卷，第818页），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此外，对学生负责还有一个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问题。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工厂，就很容易让学生成为没有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为了避免现代教育制度的这种缺陷，当年的老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31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146至147页）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由此可见，不要让学生为了当专家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让他们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振发展的人，就是对学生负责。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努力最有效。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 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同上，第184至185页）。
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4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体育馆发表演讲时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著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同上，第334-337页）5月18日，他在宣誓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同上，第351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9月18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372页）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 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370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并想办法改变那些不正常的状况，才是对学生负责。
除了激发研究兴趣，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前几年杨东平编了一本名为《大学精神》的书，其中陶行知、蒋梦麟、林砺儒的四篇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院，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五四运动时，他写了一篇《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的文章，其中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大学精神》第261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蒋梦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过北京大学校长。他说：“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同上，第275页）他强调：“学生自治，并不是一种时髦的运动，并不是反对教员的运动，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是养成活泼泼地一个精神的运动。”（同上，第271页）
林砺儒早年在多所大学任教，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他指出：“学生自治是学校里必不可少底训练。……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自治底习惯，也可以说中国人旧习惯和团体自治正相反对。因此，学生自治在中国学校里，更该负起改造国民性底重大使命。”（同上，第278页）这说明，学生自治既是老一代教育家的共识，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必要准备。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许多大学为了维护秩序，雇佣大量保安人员，这其实是对学生能力的最大蔑视。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大学生怎能做到自理、自律、自强、自信呢？
写到这里，又想起近年来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校长、老师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能够仔细研究一下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道理，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三、“重人才”的含义
不仅要礼贤下士，更要无为而治
所谓尊重人才，首先表现在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在这方面，老校长们堪称后人的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为了提倡新思想，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当时二人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胡适还有个洋文凭，梁漱溟根本没有学历，后来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也没有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门槛越来越高，非博士进不去，进去也呆不住，逼得许多四五十岁的大学教师为了那张博士文凭，不得不去充当现代教育制度的老童生。这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如今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琐又死板，大家对无穷无尽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声载道。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与管理上的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有关，但也隐含着对教师的不尊重和不信任。面对这种情况，陈丹青不能忍受，说这是一格一格降人才，可谓一语中的。
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值得称道。他担任校长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逃难，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更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因为教授治校是竺可桢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对人才的尊重，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满足、交往中的礼貌，还包括人格上的信任、工作上的支持、管理上的合作。
蔡元培也是教授治校的倡导者。当初他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校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商量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妥，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等事宜。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础，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42页）
在这方面，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正因为这样，他在处理校务时总是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大气。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朱自清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曾经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时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同上，第59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说到无为而治，胡适是最有力的倡导者。1928年胡适担任自己母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后，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了“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这个“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在1932年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可见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才是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四、“没私心、有魄力”的种种表现
除了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之外，没私心、有魄力也是老校长们的共同品质。
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时，因为没有安排宿舍，不能天天到校办公，便主动不拿工资，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学校董事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说：“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将家眷迁校内居住，从前的校长，本有这种权利的。薪水也应加高些。校中经费如不足，宜从他项节省，不应专请校长尽义务，下一次开校董会，等我来提议吧。此话你或不愿听，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实写出，请你原谅吧。”（《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风范。
写到这里，我想起原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他的父亲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密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代部长、监察院院长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但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却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被称为“红色大少”。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校长，52年院系调整时山西大学被一分为三，他改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当时他要捐献父亲留下的全部房产，组织上给他留下一个院子，于是他坚决不要学校的宿舍。工学院在城外，离他家很远，按级别他本来有专车接着，但要他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赵宗复之所以如此，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如今这种人早已成了稀有品种，至少是教育的失败。
梅贻琦也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典型。他担任校长后，便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傅任敢在上述文章中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许多人听了这个故事后，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刚从美国归来的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说他听到这话后内心非常难过，因为公款公用是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只能说明他奉公守法，不值得褒扬。如果有人公款私用，那与偷窃、抢劫有什么两样？（同上，第382-384页）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校长有没有这种理念。
蒋梦麟在《西潮》中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 他还说，当时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它辩护。这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蒋梦麟认为，消除陋规需要以良好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西潮?新潮》第168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说到蒋梦麟，傅斯年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都高明。对此，蒋先生是认可的。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他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北伐战争之后，北京大学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并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帮助蒋梦麟重返北大，胡适与傅斯年等人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北大筹集100万元，再加上北大的100万，用于聘请第一流教授和研究人才。蒋梦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办事作风。当时，他曾对胡适等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之所以勇于承担此事，说明他的确是一位无私心、有魄力的好校长。
罗家伦也是一位正直无私、颇有魄力的好校长。1928年北伐成功后，他才31岁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但是他却不大满意。他认为清华大学如果不能冠以“国立”二字，就仍然有半殖民地之嫌。经过一番努力，当局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系。因此，冯友兰把这件事当作中国学术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走马上任后，罗家伦发现由外交部控制的清华基金在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便以辞职相抗争，并把其中黑幕公之于众，终于把这笔巨款的管理权争取回来。他还说，大学知识的发源地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所以他对大学建筑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一定要豪华、舒适，讲究，实验室要设备齐全，体育场馆要多盖几处，至于学生宿舍，则一定要简单朴素。这样，学生才愿意去图书馆、实验室和体育场，而不至于躲在宿舍里。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每年至少要拿出百分之二十的预算来购置图书仪器。后来，人们把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清华园的“三宝”，与罗家伦是分不开的。
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时，还修订了《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并报请国务会议通过，从而奠定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此外，他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据冯友兰说，当时清华想公开招收女生，但是如果要把这个问题提交有关部门，很可能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这件事未必准确，却也反映了罗家伦的办事作风。另一件事也很有意思。据说他一上任就分别给教职员颁发了聘书和委任状。并强调教师的聘书比职员的委任状更重要。随后，他又为教师增加了工资，并降低了高级职员的薪水。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
我原来以为，当年老校长的风范已经成为绝响，因此对谁来当大学校长的事情比较悲观。但是最近看到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采访后，这种看法有所改变。在这次采访中，王校长谈到应试教育、官本位、高额学费、大学城圈地等许多热点问题。表现出少有的勇气。他说：
——高校应该是先进文明和主流价值的传播地。但是经过多年的应试教育,特别是高考前的巨大压力,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很多,对自私自利,考试作弊习以为常,自杀、厌学的情况并不鲜见。
——整个考务系统的经济利益非常巨大，在这个垄断经济中就很容易滋生腐败。近年来为什么考务系统屡屡出现泄题，或用高科技手段内外勾结作弊等现象,就是因为背后有巨大的利润。
——中国的教育还是官本位。大学被扣上行政级别，被赋予官衔，这是非常尴尬的。比如，有的高校校长被定为副部级，这很荒唐。……大学的作用不在于行政级别高低，大学本来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是这种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让大学处境尴尬。
——作为校长有一点我体会最深。办大学不能赚钱，否则大学是办不好的。
——在全社会关注教育、教育消费占居民消费的第一位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却出现这么多问题,应该说在管理上、规划上没有按照客观的规律去做。比如各地建大学城的问题,原本是件好事,却变味了,变成了政绩工程,变成了炒房地产,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宗旨。
——大学应该各有分工。国家应该明确按照大学类别，分不同层次设定不同的评价体系。每个层面的大学社会都是需要的，没必要去跨领域竞争。就像拳击一样，轻量级的不一定非要往重量级去打，无须为了挤进重量级而盲目地增肥。
因此我以为，只有王树国这样有胆有识的人，才有资格当中国的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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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蔡元培和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
作者：刘剑虹
当今，我国最著名且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首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崛起并确立其全国大学中的领头地位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那个时期，长北大、清华的是蔡元培(1868～1940)、梅贻琦(1889～1962)。正如有的学者所论的，“北大之大，大于蔡公”［１］，梅氏“这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2］。北大与清华同处一地，两校交流频繁，早在1926年10月蔡元培就撰文称赞清华设立研究院“尤是大学教育进步的明证”［3］。1937年，北大、清华实行联合招生。抗战时期，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合一，“三校原有精神，已潜移默化融合于整个联大之中”。蔡元培长北大于1917～1927年，1929～1930年(未到任，由人代理)，梅贻琦长清华于1931～1948年。从时间而言，蔡元培与梅贻琦前后相衔；从思想而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实乃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4］，梅贻琦也自称“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5］由此，如果说蔡元培开创了我国近代大学的“新机运”，那么，梅贻琦则是将近代大学推向现代的中坚人物。因而，许多学者习惯于将蔡、梅相提并论。
从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史看，北大、清华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也正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和民族教育与学术独立进程的一个缩影。蔡元培、梅贻琦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本文只是选取蔡、梅在大学教师观上的传承关系及变化，从一个侧面来探讨我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宝贵经验，为当代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一、大学理想与教师地位
1917年1月，北大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此时，蔡元培已51岁。此前，蔡元培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从晚清进士名翰林到民主革命斗士，从留欧学者到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此时的蔡元培已胸怀“学术救国”的宏志，并且革新意识已象血液渗透着他的整个人格与思想体系之中。蔡元培初长北大，北大之“旧”，“旧”于“太腐败”，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6］这样，改革北大的历史重任自然而然落在蔡元培的身上。蔡元培长教育部伊始，就敏锐地提出要“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7］。此后，他又多次声明自己“偏于理想”［8］。这就是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之始，最先思考的问题是把北大改革和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即提出他的大学理想。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特别提出大学的性质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9］。从他大量的教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的学术神圣与学术救国思想始终占据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而学术的根本任务和最大功能是创造和发展文化。换言之，学术文化或科学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构成之一。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10］。于是，蔡元培就把他创造文化的希望托付给了大学。他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说：“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11］。1919年7月23日，他又说：“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2］。由此可见，蔡元培以改革为契机，想把北大改造与建设成为“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的中国“最高文化中心”，即最高的科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蔡元培这一大学理想，无疑受到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陆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可谓科学研究的大学理想模式。
如何实现这一大学理想，蔡元培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革新观念，确立“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止有从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着手”。这就基本框定了教师尤其是教授在北大改革与发展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北大能否通过改革而发展成为“最高文化中心”，关键在于能否“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和充分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蔡元培认为：“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13］，“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4］，而采用“教授治校”之体制则是确保教师主体地位、中心作用的根本保证。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15］他主张以德国大学为榜样，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早在民国元年，他在长教育部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任北大校长后，他便着手实行其主张，分步建立起“教授治校”的大学民主管理体制。蔡元培说，旧北大“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16］蔡元培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西方大学管理制度在中国大学中的一次成功借鉴。当然，蔡元培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无疑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仅属于“开风气”性质。后来，北大管理体制随着蔡元培的辞职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这种以教师为办学主体的教师地位观却“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其中梅贻琦是真正的“施肥”与“收果”者。
梅贻琦于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年42岁。此时的蔡元培辞去北大二度校长刚一年。那时，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卓越业迹已成为推动清华变革的强大动力。“早在1923、1924年前后，一批学有成就的清华留美生陆续返校任教。他们眼见前几年尚属落后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领导后，办得很有朝气，学生质量、学术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对比母校清华，虽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却远远脱离时代的要求，深感不满。他们迫切要求改革母校，认为清华有必要也有能力自办大学，认为‘改大’是母校发展中的唯一出路。——他们成为清华改办大学的一支基本力量”［17］。梅贻琦系清华首批“直接留美生”。1914年学成回国，1915年9月到清华任教。1921～1922年，由清华派住美国进修一年，并获工程硕士学位。1922年10月，回到清华园任“物理系首席教授”。1924年10月，任清华“大学筹委会”委员。可见，梅贻琦是清华“改大”运动中的“少壮派”代表人物之一。1926年春，他以服众的人格与才能被教授会选举为清华第二任教务长。1931年起，他担当“驾驶”清华大学这艘“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的“船”“坚忍前进”的历史重任。梅贻琦虽有“寡言君子”之称，但“他是个有很高理想的人”。［18］然而，“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19］梅贻琦的大学理想明显承继了蔡元培所构画的“学术救国”的图志。众所周知，清华由“庚款”所创办，故有“国耻纪念碑”之称。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我所谓的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见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20］1936年4月，梅贻琦在清华25周年纪念之际发表《致全体校友书》。该文写道：“盖今日之清华，已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也”，“本校日后办学方针，仍将一秉初衷，努力迈进；期于训练人才，提高学术二端，增多贡献，以副国家社会期望之殷，而致我清华校誉于更高之地位尔。”［21］从这段话中，可知梅贻琦办学视野已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开始从世界范围内来思考清华的“更高之地位”。据吴泽霖回忆：“在我同梅先生共事的几年中，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22］到这里，梅贻琦的大学理想已清晰明了。如何实现这一大学理想，梅贻琦“追随”蔡元培给教师以崇高的地位，依靠教师办大学。梅贻琦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3］这就是著名的“大师论”。“大师论”将教师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无疑，“大师论”比蔡元培的“中心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之一。梅贻琦从“大师论”出发，坚持了蔡元培在中国开先声的“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清华的“教授治校”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到1926年大学部设立时方才开始建立。梅贻琦长清华后，不但承认“教授治校”的合法地位，而且赋予教授会、评议会以更加稳固的权力范围。他每谈治校之道，总说“吾从众”。他“从”的“”就是广大教师尤其是教授。所以，朱自清说：“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使清华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24］因而，清华出现了“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的局面。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教授治校”这一民主制度“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25］
二、“兼容并包”与教师聘用
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教育家，深知要实现自己的大学理想，除依靠教师外，最重要的是创造有利于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环境和条件，既有有形的部分，又有且更为重要的无形部分，那就是提出一种具有革新意义又符合时代发展与大学发展趋势的办学原则与用人方针。蔡元培曾留学德国，无形之中受到洪堡大学理想的影响，崇尚学术，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6］，并把这作为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机构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他办学的两大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恒，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27］这两大主张，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付教员方面。实际上，这一办学原则既是蔡元培大学理想的精神内核，又是教师聘用观的集中概括。蔡元培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认识到“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28］他从这一正确的人才观出发，采取用人唯才的态度，既不拘一格的“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又坚持选择教员的基本标准。首先，蔡元培在“广延”二字上大做文章，从文科开始，多次登门恳请并聘任《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首任文科学长。随之，又先后聘请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担任教授或讲师。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以恒’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29］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当时北大教员中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除上面所列的外，还有沈尹默、沈兼士等，也有政治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学者，如拖长辫，以复辟派自居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称帝，“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申叔)，以及黄侃(季刚)、陈介石、陈汉章、崔适等，真可谓“极一时之选”。这些新旧教师尽管政治倾向不同，学术观点迥异，但他们各本所学，各抒己见，又“并不相妨”。蔡元培在重视“广延”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同时，又特别注重引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如胡适博士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时年仅26岁，仅中学学历而被破格聘为北大教师的梁漱溟，时年24岁。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教师聘用观，并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而是有所抑扬的，也就是说，蔡元培在聘用教师上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是以适应革新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最高文化中心”为基本出发点的。蔡元培在教师聘用上提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标准：
一是“积学”，即学术水平高。蔡元培提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30］“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在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31］可见他的“积学”标准是相当高的，概括之，可分成“新知深沉”“旧学深邃”两个方面。他在坚持“积学”标准上十分严格，在大胆引进人才的同时，大刀阔斧地退聘了一批不职称的教师，其中包括几个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的外籍教员，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指蔡元培)；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32］
二是“热心”，即对大学教育事业怀有热情和责任心。1920年9月16日，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此后聘任教员，总要请专门的，并要请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营他事的”，各学科教学“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33］他认为“查本校聘设教授之意，要不外欲受聘者专心致意于功课之讲授，及学术之研究，此意至善，亦即任教授者之所乐于从事者也”，［34］“大学对于学生，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人格的义务。”［35］为此，他对教师提出道德人格上的一般要求。他认为，“今之国际道德，止于自他两利，故吾人不能不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36］他从不求全责备的观点出发，坚持教师聘用上的一般道德人格要求，即“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37］并且提出教师“人格自尊”，“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的行为准则。而蔡元培所说的“人格”，大抵为上文所引的“爱国心与人道主义”。事实上，在蔡元培眼中，道德与学术是连在一起的。他临终前留下了“道德学术可以救国”的警世遗言。蔡元培长北大时，如果教师的行为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也不姑息。1918年，他在北大发起“进德会”，在教职员中倡导个人道德修养，他特意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员入会。一年之后，将几个虽有学诣但私生活仍旧腐烂的教授决意解聘。
三是“用功”，即有进取创新精神。他认为，大学教师应为“纯粹之学问家”，因而“须年年用功，传授新学”，并提出“教授及讲师不仅仅要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38］因此，蔡元培把是否“有研究学问之兴趣”，是否有不断进取创新精神，作为教师聘用的一个必要条件。 　　蔡元培的教师聘用观，看似简单，但却具有系统性、现实性与科学性等特点。在一二十年代，实乃是先进之教师聘用观。蔡元培为了使教师聘用制度化、法制化，提出《教员保障案》，经北大评议会通过并实施。该法案明确规定教师聘用的程序与组织机构(教师聘任委员会)。由于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择师方针，使得北大教师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文、理及法科不仅人才荟萃，而且教授队伍明显年轻化，从而为北大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变化，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五四运动”的中心，并很快确立了全国大学“排头兵”的历史地位。 梅贻琦20岁赴美留学工科，对欧美大学的特点以及大学教育理论有比较多的了解。同时，这位“生于斯长于斯”且毕业于南开学堂的英才身上，无处不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无处不恩受着孔儒思想的滋润。故不难理解，梅贻琦长清华后会自称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追随”者。梅贻琦长清华时，我国大学已迈进现代大学的门槛，办大学已有较广的国际视野。因而，他的“大师论”就成了清华师资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教师聘用上，已从更高更广的层次来理解和实践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与用人方针。梅贻琦说：“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在初长清华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一是增加教师人数，二是延聘国外学者，“吾人以为将欲提高国家学术水准，端赖罗致世界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39］。梅贻琦聘用教师不限于国内，而是着力于国外，尤其是留学生。由于梅贻琦“大师论”及民主作风的广泛影响，“一时有识之士闻风景从”，从1932—1937年，先后聘进了七八十名国内外名师，其中有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进步教授吴晗、世界一流科学家陈省身等，“这时期的清华教师队伍，无论是就其资质或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都是无与伦比的”。［40］在1937—1946年间，梅贻琦担任清华、北大、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实为校长)。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梅贻琦大学理想之火依然在心中熊熊燃烧，他以宽大的胸怀，“学术自由”的态度，努力凝聚三校的教师力量，竟使“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三校精神融于一体，这是何等程度的“兼容并包”啊!冯友兰说：“梅先生实际上是常委会的主席，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41］在教师聘用上，梅与蔡相比，有着明显的变化，蔡重学诣，梅则求好。梅贻琦选聘教师上最大的特点是“严格遴选和延聘”，即要选聘“好教授”。他在《教授的责任》一文中对此作了阐述。他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42］他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提出：“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注：指修身)与新民(注：服务于社会)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并引用孔子“古之学者为己”来说明“好教授”应“以善先人”，重品德，重身教。［43］由此可见，梅贻琦在选聘大学教师中坚持德识相统一的原则。应该说，这是梅贻琦教师聘用观的一大进步。
注：
［1］梁柱、王世儒：《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20页。
［2］［41］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95、199页。
［3］［6］［7］［8］［9］［10］［11］［12］［13］［14］［15］［16］［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09、626—627、8、711、72、350、111、230—231、469、450、232、492—493、171、190、190、627、137、235、627、272、366、508、81、190、493页。
［4］［17］［40］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44—45、91—92页。
［5］［20］［21］［23］［39］［42］［43］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32、10、74—76、10、69—70、24、99—101页。
［18］［19］［22］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81、71、287页。
［24］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9期(1940年4月)。
［25］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重庆清华》1949年1月1日第22期。
主要参考文献：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
隗瀛涛：《教育之梦——蔡元培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清华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作者系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321004 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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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市各大学校长联合发告学生书
作者：梅贻琦 等        原载《北平晨报》1935年12月14日
平市学生运动自经各校当局分别动导后，确有上课模样，昨日各大学当局复有所会商，各校亦分别开会，多有主张上课者，是前途颇可乐观。兹将记者探刺所得，分别录次：
大学校长会议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昨午在骑河楼欧美同学会举行聚餐，席间曾对阻止各校学生怠课善后问题有详确之商讨，众意各校早已分别出示布告，劝诱学生复课，迄今各〔校〕学生听从上课者固多，然徒作观望者亦复不少，故若无有效之具体办法，终非善策，现在亟应求一适合现环境条件，用劝导方法，同时使各方得谅解，以求平复学生活动。最后讨论结果，除由各校自行努力设法劝导外，并联合发表告学生书。
联合告学生书
诸位同学：连日报纸关于学生的消息，不大登载，以致谣言百出，大家都感不明真相之苦。我们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对于近数日来发生的事实，愿意与诸位同学说一下：
(一)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近日最流行的谣言，就是九日有一女生，因游行在王府井大街被警察刺伤殒命。这位女生的学籍，有说是师范大学的，有说是女一中的，女生逝世的地点，有说在市立医院，有说在协和医院。但据师范大学及女一中代理校长报告，该两校并无伤亡的女生。又据协和医院王院长报告，九日有一女生头部受有微伤，经医治后即行出院。市立医院，并无女生受伤死在该处。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二)连日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因而被捕的，计北平大学三人，东北大学六人。北平大学三人，己由徐诵明校长于翌日保出。东北大学因有伤害警士嫌疑，先后被捕十二人。现经王卓然代理校长力保，已于十三日完全释出。
(三)何应钦部长对于北平学生的慰问：何部长已于昨日南下，临行有一告别书致各大学校长，其中有慰问诸同学数语，今录于左：
“关于冀察时局问题，连日与各地方当局晤哈，经过甚为良好，现由中央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负综理冀察平津政务之责。此问各当局，均富有国家思想，人事之变更，并不影响国家之统一，尚祈诸先生转告各同学，务望埋头努力于学问之研求，更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各同学素富有爱国精神，顾惟有努力于学术之增进，始实际有裨于国家。各同学皆具高深智识之青年，想必能共喻斯旨也”。
综观以上的消息，诸位同学请愿及罢课的目标，可以说是已经达到。望诸位同学，勿别生枝节，勿虚掷光阴，即日恢复学业，努力培植自己，以为有用之材，将来在救国事业上，一定可以收最大的效果。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访秦德纯会谈
下午四时各校长又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聚齐，再度详细会商，旋于下午五时许奔赴市府访秦市长(德纯)交换制止学生集会游行之意见。
当由秦市长接见，并希望各该校长在此困难环境中，应各严励诰诫学生安心上课，慎毋轻信浮言致碍学业云云。
张维藩昨谈话
记者昨特为此往访本市公安局长张维藩，志其谈话如下：“本市于九日发生学生请愿之事，继而各校罢课，并有学生联合会之组织，此举系爱国热忱，凡属国人皆当钦佩，但是兄弟负有维持地方治安责任，对于请愿集会游行等非常举动，不得不加以注意，他们的爱国热诚，我虽是很表同情，本来爱国之心，人人当有，凡为中国人皆当有爱护中国之观念，但是爱国须有相当的办法，统一的步骤，本中央六月间发布敦睦邦交之原则进行方可，若徒逞一时之勇气，于实际既无所补，且恐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小则破坏地方秩序，大则危害国家安宁，岂非与爱国初衷大相背谬云云。(时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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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样看校长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0:53
聚焦大学校长
□本报记者　陈敏
百年历史上，中国“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为此本报聚焦大学校长，追问大学校长，希望这种聚焦和这种追问，能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成长。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在关于中国大学校长的系列传闻不断翻新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对教育改革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的焦虑，均通过这次民意测评得到展现。
本次调查始于6月8日，止于6月23日。共收集有效样本3311例，其中男性占91.0％，女性占8.9％。有45.1％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25岁之间，68.4％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1－30岁之间，平均年龄28岁。从学历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有大学就读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信度。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显然，这一公众形象定位，与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的角色有一定距离。
另外几组数据说明同样问题。虽然“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的比例偏高，达77％；欣赏和支持的比例却很低———很欣赏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比较支持的两项相加不过20.77％。无所谓的达33.3％，不欣赏不支持的达33.37％。讨厌和反对的也有12.57％。对在校时的校长没态度和态度较对立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堪忧。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多达62.53％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受访者中，认为大学校长最欠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达38.27％；而认为大学校长已经具备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则不过17.33％。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只有27.24％；认为大学校长具备恻隐之心、关怀人尤其是关怀弱者的只有22.57％。“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50.53％。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87.2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76.42％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最受推崇的校长
1.蔡元培
2.胡适
3.马寅初
4.梅贻琦
5.苏步青
6.茅以升
7.蒋梦麟
8.匡亚明
9.李达
10.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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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愈深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补记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6:40
聚焦大学校长
□本报记者　陈敏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养与公众预期固然有一定距离。但公众对大学校长究竟有哪些具体评议？若只看相关数据，则仍不免含混。为此，本次调查专设开放式选项：“您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群体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群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让受访者自由挥洒。
受访者普遍承认，当下大学校长拥有诸多优势：
首先是年龄优势，即年轻，因而有思想，视野开阔。
其次是知识背景优势，即学历高，有深厚的理工基础，科研经验丰富。
再次是学术能力优势，即在某一领域成就卓越，知名院校校长大多是院士级的人物。
然后是公共资源优势，即活动能力强，善于聚集各种资源。
其他优势包括———
能放眼内外，注重教育的国际化问题。
平易近人，相对廉洁。工作比较务实。
社会地位高，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向高层进言，解决中国目前的教育困境。
可凭借自身地位与身份推动高校改革。
处在变革时期，容易做出伟大成就。
可见，公众对大学校长的闪光点给予了积极评价。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受访者虽然对教育改革滞后的现状不满，对大学校长也多所指责，但对大学校长并未失望，而是仍有期许，希望大学校长借助其优势，奋鞭先行，率先冲破教育围城。这说明大学校长如果勇于改革，是具备一定社会基础的。
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群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受访者回应尤其踊跃，直抒胸臆，淋漓酣畅。记取他们对大学校长的恳切批评，应不无参考价值。
第一类主要关注大学校长的道德勇气，批评校长不敢为天下先而践行改革：
·在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强化国民素质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没有充分发挥其效力。
·不能仗义执言，不能为教育为学生为社会做大学校长应做的事情。
·循规蹈矩，创新能力不强。
·缺乏大师风范，缺乏冒险精神，过于保守。
·没有真正按自己的思路治校，受外界影响太大，顾虑太多。
·受地域、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不能完全按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办学。
·不敢坚持真理，没有批判精神，不敢讲真话。
·缺乏改革精神，少上进心，要为出现的部分学术腐败、落后现象负责。
·偏离学术；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与代言。
第二类主要关注大学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批评校长对学生不够负责，不够关爱：
·不能做到教育的回归，不重视学生的人文教育！
·重老师学历，不重能力，不关心学生到底想要什么，重硬件不重软件，分数决定一切，傻！
·过着众星捧月的日子，学生与之相隔十万八千里。
·跟学生的交流几乎为零，意见就别提了。就算采纳意见，反馈起码在3个月或者更迟以后。
·不能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反倒广泛听取领导的意见。
·不知道学生需求，也不懂如何引导学生。第三类主要关注大学发展战略，批评部分校长的发展思路缺乏审慎和理性：
·浮夸攀比，不注重本校实际情况。
·做事不以人为本，办学目标过于空泛化和口号化，一味追求名牌学校、世界一流。
·学术腐败与行政腐败并存；其工作成果评价标准近似于无，且多以公关交际、筹款能力为主。
·不负责任。不在现有条件下挖潜，一门心思贷款建新校，想把大学变为新的“国有企业”，把政府拖下水。
·缺乏对学校中长期的规划和远见，着力于比规模，比论文，对各自大学的发展并无明确特色，追求大而全的现象严重！
·不知何为大学，或知道却不想，或无力去实践。中国的大学更像劳动力加工生产线。
·缺乏长久持续的办学理念，跟风式办学的较多，缺乏特色。
·知人文为何，却不付诸实际。
·对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束手无策，没有发挥自身的力量，关注的方向不对。
第四类主要关注校长的工作作风，批评部分校长行事苟且，缺乏基本的管理能力：
·透明度不高，根本不知平时大学校长除了参加各种会议露个脸以外还干了什么。
·社会活动太多，学校的事情管得少。
·教育体制、教学管理非常成问题；以分数论英雄。
·不懂得如何有效地花钱，推动教学和科研的真正发展。
·太过平庸，被钱、权所困。
·没有独立个性，缺少大家风范。
·大学办得越来越像政府部门和企业，就是不像大学。
·缺乏沟通，不主动下来了解民意。
最后一类主要关注校长的角色定位，批评部分校长欲望多多，过于功利化官场化：
·缺乏教育家的品质，依然保持着官员的态度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做校长。
·官本位，没有管理才能的人当了校长，不可否认多数校长都可能是自己所学专业的专家，但即使院士也不一定是优秀校长的适当人选。
·以个人仕途发展作为职业目标，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没有对国家、学校和学生负起应有的责任。
·官不像官，学者不像学者。
·对上不能坚持真理，对下不能平易近人。
·没有个性，缺乏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那样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养。
·影响力太小，除了自己学校外，其他学校的校长连名字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很佩服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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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素质·大学宪章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6:42
哈佛园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初、最核心的一小块，园中最古老的房子是校长办公室。谁有资格在小院子里跟校长天天一起？只有一年级本科生。
香港科技大学，依山傍海，非常美丽，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线海景楼，是给本科生住的。
内地很多高校，却是把一年级学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区……
角色·素质·大学宪章
聚焦大学校长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柴子文　采访整理
大学校长不可“做官”
谈大学校长之前，先设定两点基本认识。第一，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体制下，现在的大学校长作为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全才。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知识的专业化变得越来越强造成的。第二，一个大学校长，他不应该是个官僚。如果大学校长是个官僚的话，他就不可能做好校长，不可能把大学管理好，更不可能使大学朝正确方向发展
所谓“官僚”，就是他把大学校长这个角色，纯粹地或主要地看作一个行政职务、官员级别。一旦有更高级别的官位可以选择——比如说校长是副厅级，烟草专卖局长是正厅级——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校长的位置跳过去。以官本位的态度，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在价值观念与处理事情的方式上，这样的校长一定不会把大学当作一个社会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衙门，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门的附属物来管理。
一般来说，国内的大学校长都有一个行政级别，局级、副部级等。我理解这种行政级别的背景。但是在基本的价值取向、管理方式上是否把“做官”放在第一位，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现在也还有行政级别。但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国企主管的行政级别不断被淡化，正是在这个合理的大趋势之下，中国才出现了比较好的企业。因为企业要成功，主管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家，标准不是级别如何，而是经营是否成功。
当代的大学，都有部分企业管理的性质，因为有钱进来有钱出去，这点一定要承认。但是管理大学却要比管理企业更难、更复杂。官本位的体制搞不好企业，那就更搞不好大学。希望国内的大学体制改革，能够采取切实的措施，把官本位逐步淡化下去，尽快把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院长，从官本位上解脱出来。否则，国内大学的发展同中国改革开放总的取向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大学校长素质六种
对大学校长而言，专业背景只是一个外在标记，学人文的也可能人文关怀很弱，学经济的也可能理财能力很差，学理工的也可能文化修养很高，这都有可能。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大学校长的综合素质。
首先，他必须是在自己的专业里广受本国同行敬重的学者。不一定在专业上第一名，但他必须至少是中上等水平。得到本专业同行们的敬重，才可以服众；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专业成就，才可以指望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会非常看重研究和教学、大学的学术进步，而不是以做官为主。另外，大学校长除了专业水平之外，知识面要广一些，至少要懂得一门外语。不懂外语影响交流、影响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第二，他不一定是教育学毕业的，但他必须在高教领域有相当的从业或管理经验，对教育事业真的很敬业。大学是非常复杂和特殊的机构，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并敬业，难以管理得好。
哈佛大学最近一次校长换班时，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副总统戈尔曾被提名，但很快就被排除了。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因为他们没有在高校的从业和管理经验，就不被信任能去领导好一个优秀的大学。最后当选的现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但是哈佛最后选择他做校长，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而主要因为他曾是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一位出色的学者。
第三，要有募钱的能力。即便是公立大学，这个能力也很重要，因为募得的钱可以增加大学发展的灵活性。这方面美国做得最好，形成了传统。与此对照的是英国，它最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但是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实力的大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们基本都是靠政府拨款，长期来形成一种不富于竞争的心态。为了能跟美国的优秀大学竞争，前几年剑桥大学请它的校友、已经做到耶鲁大学教务长的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回来做校长。这位女校长非常希望把美国募钱的做法引进到英国，但因为英国没有校友广泛回馈母校的传统，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过她还是坚持尝试，因为光靠政府的拨款，大学发展后续无力。像剑桥这样底子厚的大学尚且需要这样，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也得要学会去募捐，这对一个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制度上鼓励公益(捐赠)事业的法律和配套措施在中国很不完备，至少可以先引入信托制度来管理捐赠，让校友和社会各界放心地捐钱。
至于理财的能力，倒并非大学校长所必需，因为这方面可以有财务副校长和相应的行政人员来管理。
第四，一个大学校长同时还要有爱校如家的情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一个大学就像一个家庭，校长就是家长，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关系是当然的责任。而首先是要爱校如家，爱校胜家，对每个“家庭成员”有真切的爱护关怀。
举个例子，国内很多高校把一年级学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区的做法非常不妥。在西方的好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就像家里最小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关怀照顾。哈佛园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初、最核心的那一小块，学校中惟一有围墙的院子。最古老的房子是哈佛校长的办公室，那谁有资格在小院子里跟校长天天一起呢？只有一年级本科生，博士生、教授都没有资格住。这就让你觉得哈佛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家庭。我入学不久，哈佛校庆350周年，美国各界都等着看会是怎样一个隆重的庆典，结果学校宣布要办成一个家庭式的活动，学生和校友第一优先。我对此感受很深。此外，只要你在哈佛拿过正式学位，一生可以每年参加两次选举，选校董会成员和校友会的领导机构。
再比如，我现在任教的香港科技大学，依山傍海，非常美丽，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线海景楼，是给本科生住的。他们是最小的孩子，家里当然要把最好的风景留给他们。这还是公立大学，若是私立大学，就更重视这方面了。这些虽然是细节，但实在太重要了，它是一种道德驱使力和召唤力，培养着学生对母校的感情，而且以最直接的例子示范给学生看如何爱人。
学校是个大家庭，会有很多的摩擦、分歧，要靠校长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来化解，应该把强硬手段的使用降到最少。如果没有很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动不动就下行政命令，就不是在管理大学，而是管理兵营了。
第五，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现在海外的大部分华人校长，虽然达不到蔡元培、胡适那样高的素养，但对广义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西方优秀大学的校长身上更加如此。所谓文化素养，是指人超越他的专业知识和领导职务之外，对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兴趣、品味、理解、把握，是一个比较全面发展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无形魅力。
作为中国的一所好大学的校长，不管是什么专业背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素养(当然不可能诗书琴棋画皆通)，如果对西方文化有点了解就更好，否则会显得没教养、粗俗，从而影响他所代表的大学跟其他机构的交往，其实也会影响到他所领导的大学里教育目标的设置和导向。
第六，一个大学校长，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在大学内部以及大学周围，是为人师表的。中国有几千年这样的传统，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传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完美无缺，这不可能。但是在基本的操守方面他必须有中上等的水平，受到大部分人的尊敬；大学校长的私德具有示范意义，因为他的身份而具备了公共效应。
大学宪章赋予校长权力
海外的普通高校里其实很多是管理人才型的校长，这类高校不会管得太差，但一般不会对社会有大的示范效应，也并不影响国家发展的趋向。这样的影响力属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那些大学。我个人听到，香港大学的前校长、学历史出身的王赓武口碑很好。台湾地区的，前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我对他们很敬重而且友好往来。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在哈佛作访问学者期间，与我们有接触，印象甚佳。
在海外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上，虽然最后要得到政府的任命，但政府一般不干涉遴选的过程，而且也不会把行政级别考虑在内。通常遴选的过程是这样的：现任校长在离职前一年通知校方，然后成立遴选委员会，包括本校各级代表、资深教授、外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社会贤达，通常没有政府的现任官员。一定是公开招聘，本人申请和别人提名皆可，要提供完备的专业和管理方面的个人履历资料。遴选委员会从长名单上筛选出几个候选人，请来面谈；候选人要到各院系去接受质询，回答教授学生提出的问题。搜集各方意见后，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后人选，对素质的考量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最后才到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由政府任命。
虽然由政府任命，但这样产生的校长不是行政官员，更不是政府官员手下的附属物。政府任命了之后，即使对他的工作有不同看法或意见，也不能随便干涉。因为最基本的规矩是，新校长一旦当选，他的职权就由大学的宪章(The　University　Ordinance)界定着，而宪章的规定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外面的官员或工商界无权干涉。宪章修改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若校长犯了重大错误要辞职，大多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之下。
在公立大学成立的时候就要制定，经过立法系统讨论通过。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时，就要在立法会通过大学宪章作为一项专门的法规，香港科大的宪章，是香港法律第1141项(Chapter　1141，Laws　of　Hong　Kong)。私立大学不太一样，哈佛成立的时候，还没有美国政府，它自己就是北美洲最老的独立法人。
(丁学良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已经8年。除在科大的教学和西方大学的频繁学术活动以外，他经常回中国内地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丁教授有哈佛的博士学位，有多所大学的教学经历，但他一直持一本中国护照，期待有朝一日回中国内地最好的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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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不等于人文知识　龙应台访谈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6:41
“一个大学校长有些甲骨文或者隶书不认得，那没什么了不起。所谓人文素养，是有对人的深刻的认识和对人的终极的关怀。这两种东西跟你是学哪一行的不见得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你有很深厚的人文素养；你可以是一个文学博士，而你却一点素养都没有。”
人文素养不等于人文知识　龙应台访谈
聚焦大学校长
□本报记者　柴子文(发自香港)
记者：您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龙应台：传统的大学校长，我们会想到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典范是蔡元培、胡适之、傅斯年这些人，这种典范，是把大学校长当做知识分子领袖来看待，认为他在学问上、道德上都必须是高人一等才能坐校长的位置。但是，在现代分工的社会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校长就是一个经理的角色。现代的大学校长，第一，他必须有管理的能力。你很可能是一个道德文章非常好或者学术做得非常好的人，但是完全不懂管理。这样的人其实是不适合做大学校长的。
记者：管理能力具体指什么？
龙应台：包括行政的能力、募款的能力，甚至还有行销的能力(因为要吸引到好的学生和教授)。现代化的大学，除了最好的师资、齐全的设备之外，井井有条的管理，一个学校重点的发展方向，这些都跟大学校长的管理能力很有关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他们跟蔡元培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记者：这个分界是怎么来的呢？
龙应台：我觉得，这跟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系。如果一个大学百分之百仰赖政府的财政，你就没有募款的压力，或者所有的教职跟管理的职位都是铁饭碗，没有人会因为出了错或者做得不好被开除，那么，在这样没有竞争可言的制度下，也就不会有经理的位置。所以，现代的大学发展出这样的模式——大学变成一个经营体，跟市场经济是很有关系的。
记者：除了管理的素质之外呢？
龙应台：管理是一个基本条件，但纯粹只有管理，是不可能让一个大学杰出的。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他既有管理的才能，同时又有智慧跟眼光。智慧跟眼光与你学的专业没有关系。那智慧跟眼光在哪里呢？第一要有开旷的心胸，不怕去聘用延揽比你更杰出、更有名、更强的人；你可以是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可是如果你没有开放的心胸的话，你专门去找比你弱的人，那么结果就很明显了。然后第二个是宏观的能力，你清楚地知道你这个大学在整个社会里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看得广。还要有国际观、全球的视野。比如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就绝对不会只是跟南京、上海的大学生在竞争，你是在跟汉城的、东京的、纽约的学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
开阔的心胸、宏观的视野、完备的国际观，再理想的话，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是，你有中国文学、英美文学的博士学位，不代表你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跟人文知识，是两件不同的东西。一个大学校长有些甲骨文或者隶书不认得，那没什么了不起。所谓人文素养，是有对人的深刻的认识和对人的终极的关怀。这两种东西跟你是学哪一行的不见得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你有很深厚的人文素养；你可以是一个文学博士，而你却一点素养都没有。
记者：现在中国很多的大学校长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其实是可以跳出这个限制来看他们的人文素养，同时他们也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龙应台：完全可以。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有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你一定有开阔的心胸，才会海阔天空地到处看；第二，一定有强烈的、深刻的好奇心，去追求知识；第三，作为科学家，一定具有创意、想象力跟创造力。其实这三个条件，加起来，也正好是人文的基础，它们的核心是一样的。不管是科学、工程，或者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如果要做到杰出的话，都必须具备这三个基础的东西。
记者：国内排名前50的大学的校长中只有两位是文科出身的，很多人以此跟美国很多优秀大学的校长都出身于法律等文科比较，认为这也是现在的大学校长缺乏人文素养的一个表现，是制约大学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您觉得有道理吗？
龙应台：我倒是认为“理工科出身的代表没有人文素养”这样的陈述需要深思。如果理工科的整体教育里，课程设计里，也有人文基础，那么理工科的学生完全可以有人文思想、有艺术修养。问题不在于你是哪一科，问题在于那个科是怎样教育你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教育本身了。如果你认识到理科工科非常需要人文素养，那么你就会把这种理念渗透到理工科的教育体系里头去，我们完全可以培养出非常有人文素养的工程师、律师、医生。
譬如说建筑系，在中国的传统里，20世纪以前根本没把建筑当做一个独立的学科，都认为是工匠活。跟西方学习，学科独立出来以后，又都把建筑系放在工程学院。一直到最近，才知道，其实建筑不仅是工程，它更是美学，更是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这个转变很重要，以前训练出的建筑师是只会造房子的机器，现在一个建筑系的学生需要学艺术、美学、文学等等，同样是建筑系出来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不能说建筑系出来的就不能做人文的领导，完全得看他是由什么样的环境培养出来。这种认识，你若是去读一遍《梓人传》，就会发现，唐朝的柳宗元已经在说，培养建筑师就是在培养总理国事的宰相，是一项宏观的学问。
所以问题好像不该是“理工科的适不适合做大学校长”，而应该是“为什么大学不培养有人文素养的理工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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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素质大家谈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6:40
聚焦大学校长
好校长靠竞争来发现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国曾经有过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再早有过兰州大学江隆基校长，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好校长。这样杰出的校长现在似乎不多见了。在特殊的背景下，他们也没有成为杰出的“聚财校长”，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深入改革大学教育体制，中国不可能产生一大批好校长。
好校长不是靠后天培养出来的，而是靠竞争来发现的。在目前这种管理体制之下，好校长可能就藏在大学的许多角落里，我们没有一种机制让他们脱颖而出。突破的办法是政府要对大学放权，不要管得事情太多。大学在竞争之下，会有更大的进步。要坚决鼓励私立大学的发展。大学在招生、教学标准的确定、增设学科点(硕士和博士)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许多管理事务可以由类似“大学协会”的组织承担。例如，博士点的认定可以有不同的标准，究竟什么样的标准，应该由大学协会来制定。大学协会也不一定就一家。
制度高于素质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如何不是很重要的。首先是大学校长的素质难有一般的规则，大学校长的素质差异可能远超过其共性，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其次是中国大学校长的范围比较复杂，比如中国大学校长是只指校长，还是包括副校长？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类似于总统，校长与副校长之间无所谓级别，副校长服务于校长。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校长与副校长之间有所谓级别，比如副部级与正厅级，或正厅级与副厅级，或副厅级与正处级，而且中国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的大学校长是否包括党委书记与副书记呢？再次是中国大学校长的产生机制是不清楚的，看到的就是类似于行政官员的任命。因此评价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是困难的，参照系也是不清楚的。如果勉强为之，我只能说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就国情而言是不低的，就个人而言是尽力的，就群体而言是参差不齐的，就效果而言是并不令人满意的。我们需要一流的大学校长，但更需要一流的大学校长产生机制与制衡机制，制度高于素质。
素质再高也不一定是好校长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1981年召开“文革”后首次中科院学部委员大会时，老浙大出身的学部委员有数十位，而当时的浙大一个也没有。为此浙大很受震动，专门派人去北京开座谈会，请这些委员总结竺可桢校长办老浙大的经验。听说当时就有人说：不必总结，要是竺可桢今天当浙大校长，他也没有办法。此话不假，查一下《竺可桢日记》就可以知道他当年是如何当校长的，如果用之于今天，多数办法恐怕是行不通的。
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何至于出不了称职能干的大学校长？我以为，主要还是要在体制上给校长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权力。校长纵有极高的素质、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相反，只要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即使庸庸碌碌，甚至败事有余，也能稳坐宝座。
另一方面，没有民主监督也不行。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位科学家被任命为校长，并作为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开始几年，此人颇有作为，声誉日隆，但渐渐独断专行，信用私人，最后丑闻迭出，本人被撤销院士资格，校长自然也当不成了。
如果校长是民主选举的，就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旦发现他不理想，或不称职，就能予以监督，再到启动民主程序决定罢免。
所以我以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在体制上保证校长应有的职权、校内实行民主选举和监督这两条，而不是校长的个人素质。否则，素质再高的人也当不了好校长。
敬畏知识，关爱学生
雷颐(历史学者)
大学是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机构，“知识”是人类对未知王国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种种曲折、失败、错误，知识的探索者必然要彼此平等地讨论、交流、批评、争辩，形成一种“知识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知识共同体内的“百家争鸣”中，才可能得到真知灼见，才有知识的发现、发明、积累、进步可言。因此，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应是促进知识的创新、增长，所以必须像蔡元培那样将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尽可能少受外界干扰的“共同体”，维护校园民主。
大学是知识积累、传承最重要的机构，因此，大学校长对知识的“继承人”大学生必须充满爱心。关爱学生，有时也要承担巨大风险。
“敬畏知识、关爱学生”往往被视为老生常谈，然惟其最为基本、最为平常，因此也最为重要、最难做到。
远离世俗和世故
张玉林(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
社会对大学和大学校长的期待是巨大的，远远超越了政治和经济层面，而触及整个民族的魂与魄、文化底蕴、精神操守之类，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信心问题。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将大学校长看做“现人神”而加以崇拜，但确实要求他远离世俗和世故。作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学统和道统的代表，社会要求于他的不止于如何生产更多的知识并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也不止于通常所说的科学精神、民主习惯、自由意志、独立人格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理应是社会的良心或良心的守护者，对整体社会负有责任，表现出对人类文明走向的终极关怀。总之，不管他愿不愿意，公众暗自期待他成为社会的最终责任主体。因此，政府官员、企业家乃至“反贪局长”丧失掉公信力都并不可怕，要命的是大学校长失去信赖。最后的寄托没有了，彻底的信仰危机自然会降临。
但现实中还少有与此相吻合的。在经济增长、官员的政绩和开发商的利益都成了“硬道理”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皆被严重撕裂的当下，我们很少能听到出自大学校长的凛然断喝。不仅未见其“律人”的勇气，甚至看不到其自律的操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几所著名大学的招生黑幕乃至于校长本人涉嫌“抄袭”的事件败露之后，竟没有当该大学的校长站出来向社会“道个歉”。
别让高素质劣化
肖雪慧(西南民族学院教授)
大学本质上是师生组成的社团，作为人类自由对话和创造性发展知识的基地而存在。如果没有这种体认和勇气，决不可能称职。而且，当众多校长把大学当成政府机构来管理时，破坏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情况就普遍而常规化了。现在我国大学的通病——行政化、衙门化，还有大学内部教师与行政关系的根本性颠倒，都与此密切相关。而大学校长的升迁沉浮取决于上而不取决于学校教师和其他员工，还势必使他们摆脱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的制约。事实上，大学校长在校内权力扩张、用权缺乏制约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即使原本具有高素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避免素质劣化。
校长素质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杨鹏(青年学者)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校长素质会有不同的期望。教师和职工，多数人会认为“会找钱，搞福利”就是校长的最高素质标准了，大体相当于对一个企业总经理的要求。学校里的学生，多数人会提出“专业声望、道德信仰”等方面的标准，大体相当于对思想文化名流的要求。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大概就是“本分＋文凭资质”，大体相当于对官员的要求。社会对校长的要求，就是组织教师，提供优质教育，不误人子弟，大体相当于对教育家的要求。要在中国成为一个各社会阶层满意的校长，就必须身兼官员、企业家、教育家、学者专家、思想家乃至信仰导师的本事，谁也做不到。
但聪明的校长一定会对不同要求予以轻重缓急的排序。在教育行政部门绝对控盘的制度框架下，校长们首先要搞好关系，不然当不上校长，或者当上后也保不住位置，还谈什么校长的素质？其次要搞好教师和职工的福利，不然满足不了大家需求，安定团结就成了大问题。所以，要善于从上面争取财政资金，要善于从地方政府谋取土地和补助等等。其他的素质，例如专业贡献和道德文章，有当然比没有好，但是，如果没有，关系似乎也不太大。
人是主观性、意向性的动物，会根据环境约束来寻求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样的校长选拔任用规则，就有什么样的校长素质的自我塑造。所以，某种程度上，在今天的中国，离开教育制度来谈校长素质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大学校长素描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者，但一定要懂什么是学术，最好不要仅仅是个官僚，千万不要是个像学者的官僚。
2.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容人之量，千万不能小肚鸡肠。
3.大学校长一定要有爱才之心，不能只喜欢听话的。
4.大学校长要有较强的筹款能力，但不要筹到自己腰包去。
5.大学校长在管理上最好是无为而治，让教师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教育家、活动家、专家
孙旭培(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大学校长的素质有两点是必须具备的：是教育家，同时又是社会活动家。
欲提升大学校长素质，突破口如下：
一、坚持大学校长的素质要求依次为：教育家(非常熟悉教育科学和教育实践)；社会活动家(会争取经费和项目)；最好又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
二、对于那些缺乏教育科学知识储备的专家型校长，应要求他们补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最好由教育部办这方面的函授班或培训班，最后考试合格者才准予结业。
三、关键环节还是改革提升大学校长的机制。最好先由学校教授和高层行政领导组成的校长推荐委员会推荐，从校内外有管理高校经验、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的高学历人士中选拔，如是某一领域的学者、专家则更好。要实行教育学考核上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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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学校推脱责任的借口
南方周末　  　2005-06-30 15:20:53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王树国
不给学校推脱责任的借口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访谈
聚焦大学校长
□本报驻京记者　孟汤
“我再次强烈呼吁———还高校自主权！”采访结束时，王树国说，“别的话可以不发，这句话一定要发。”
在高校校长群体中，王树国当属典型的“少壮派”。王校长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说到动情处，手势联翩，神采飞扬，观点鲜明，不加掩饰。
哈工大毕业后，王树国致力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并卓有建树，曾任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专家组副组长。三年前，有两个机会摆在了王树国面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哈工大校长，时年44岁的他选择了后者。
我为孩子要权利
记者：对于当下高校流行的建“世界一流”的口号，您是怎么看的？
王树国：如果把“世界一流”作为奋斗目标，我是非常赞成的。中国没有理由不争取做一流国家，中国高校也就没有理由不争取做一流高校。
如果把“世界一流”作为炒作由头，今天你建一流，明天他建超一流，坦率地说，我非常不喜欢，自己人之间喊来喊去尤其没意思。站在自己的高度看世界，与站在世界的高度看自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就像井底之蛙，虽然也可以看到天，但其志向永远不会比井口大。哈工大更愿意站到世界的高度，回头审视自己，检讨自己的不足。
记者：假设全世界理工科院校进行排名，那么哈工大可以排到多少位？
王树国：目前差得还很远。在某些领域和学科，比如航天、小卫星、机器人等领域，哈工大可以与世界一流学科平等对话。但从整体上看，不仅仅是哈工大，我们所有的高校离世界一流差距都很大。
记者：最致命的差距在哪里？
王树国：机制和体制。教师水平、学生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教材硬件环境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受到机制与体制的制约。高校的机制和体制，才是命脉所在。
机制和体制的具体内容谈起来千头万绪，仅从高校权利而言，我国大学现在还称不上是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现在来谈质变性的发展似乎是奢侈的。
记者：您希望得到哪些权利？
王树国：我仅说一个比较便于理解的吧，比如高校自主招生。
现在我们的孩子考大学，全国上下，一年就考这三天。高考的三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考不好对不起，来年再见。年轻人的这一年，比60岁以后十年的时间都宝贵。我们都说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现在的高招方式，能做到吗？如果说，我们的高校能自主招生，分散招生，让孩子们每年有多次机会，不比现在好吗？这不仅仅是一个招生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孩子心理素质健康成长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记者：高校权利的不完整，是否已经严重到使高校难以完成自身的义务？
王树国：我们就来先谈高校的义务吧，我喜欢用使命这个词。高校的使命，我认为是“探索未知世界，传承社会文明”。
也就是说，高校应该负有两方面的使命———自然科学的使命和人文精神的使命。这两个使命，决定了高校不仅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而且要有全人类的胸怀。
全世界高等教育都是这样的。从社会分工而言，社会上有政府，有企业，有社团……为什么要出现大学？社会发展靠的是人才，而高校就是专门培养人才的地方。
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高校———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孩子们成长的全过程。
记者：您认为，在高校权利不完整的情况下，对孩子的哪方面影响最大？
王树国：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心灵养成。
孩子们在幼年时代就被告知，高考就是生死抉择，而分数是最高标准；在这个重压之下，孩子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少年时代尚未完全结束，孩子们就要完成这个生死抉择。让这么小的孩子承受这么大的刺激，可能造就一些“钢铁战士”，但更多的孩子可能受到致命打击。这种痛苦是必须接受的吗？
记者：孩子没有机会充分接受心灵养成，可能会产生哪些后果？
王树国：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其挫折感是难以言喻的。在社会上他感受的是苛刻，这种感受也许会在他的心灵中埋下报复的种子。
回头看看考上了大学的孩子，经过长期的心理压抑，往往也会出现个别的人格残缺的现象———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自认高人一等，做了错事难有发自内心的惭愧，觉得特权合情合理，一切都是靠个人奋斗换来的，不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
我倒不是说社会的普遍现象都是如此，而是说社会应该给孩子们多一些选择。让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都能以主人的心态参与社会。
记者：您似乎在说，您不是为自己要权利，而是为孩子要权利。
王树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
台湾一位大学校长说，国家兴亡我有责！我非常钦佩这位校长。现在我们有了问题大家往往互相埋怨———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这是领导责任，这是政府责任……惟独自己没有责任。
为什么说国家兴亡我有责？因为他把自己与国家放在同生死、共命运的位置上，而不是置身事外，靠嘲讽历史的苦难建立自己的名声。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花在无谓的内耗和争论上的精力太多了，以指点江山为生的人太多了。
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未来30年，所有的国家各级领导人都要从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这群孩子中出现。他们的人格，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所以，还高校自主权的意义在于着眼于人性化教育，培养孩子的情感和心灵。
众所周知的难题
记者：您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很不以为然？
王树国：英语是世界语言，不学好英语我们没法和世界交流。
四六级(考试)的出发点很好，可以激励社会重视英语，学生学好英语。可是把英语成绩与学位挂钩，那就完全走样了。
英语过关了，品质和素质过关了吗？专业课程过关了吗？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了吗？考核一个大学生可以有很多指标，为什么独独选择了四六级英语？这是科学的评价标准吗？
大学考四六级，孩子们就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以后评职称……我真是不知道，中国人学英语要学到什么程度？
记者：您反对您的研究生在英语上花太多时间吗？
王树国：我不反对学英语，相反，我鼓励学生学英语。我反对的是把英语作为获得学位的前提。
外语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学的。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一门学问，钻研下去，学100年也学不完。
以四六级为分水岭，这群人行，那群人不行，这合理吗？同学们为了过英语关，不得不占用大量时间，结果专业课耽误了，大学读得忧心忡忡。
听说兄弟院校有的学生，因为四六级过不了关，心理压抑导致自杀。这让我很震惊，也很痛心。我当了校长想改变这一切，但强大的社会压力使我不敢去闯这道关。
记者：为什么？
王树国：我得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用人单位都要四六级证书，这就逼得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违心地让学生们去过四六级这关。
所有业务课都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惟独四六级英语是，无形中四六级证书就成了全国用人单位惟一的通用标准了。
记者：哈工大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超群，您认为大学该不该办企业？
王树国：我们绝不能越过自身定位，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就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校长和企业家合一，不可想象。
过分倾心于创业，你就不要再把自己说成学校的一分子。比如联想就很好，你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好企业，但创业者的身份就不能再是研究员了。
我也不反对企业家返回学校，重新开始教育研究生涯。我强调的是定位清晰，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就应该说什么话。你又是企业家，又是研究员，又是校长，这就乱套了。
记者：对于课题方面的放权您怎么看？
王树国：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是画家，他要培养的是美术博士，如果连这么点灵活性都不给他，怎么指望他能培养出理想的学生呢？
记者：放权给高校，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吗？
王树国：肯定有所帮助，我们不追求绝对的公平，但总得日趋公平，不能越来越不公平。
现在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在同一部宪法之下，为什么大城市考大学就那么好考，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越集中？每年的高考移民问题，不能说不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从我国的经济形态来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并存，也就是最高级和最落后的并存。这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难点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多元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分层次管理。大学如果是真正的独立的法人，他应该知道怎么培养合格的学生，也应该有权选择学生。
当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学校，学校就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社会责任的借口，社会的评判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兴衰，所以学校就会努力贴近社会，在此过程中，教育资源会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我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从目前情况来看，高等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动力不大，反正管理单位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主动与社会需求结合也不会被淘汰。实际上，办学自主权下放后，学校的压力会更大，自我约束力会不断增强。
记者：如果权利都下放到高校，如何防止营私舞弊现象的孳生？
王树国：会有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怕出现这些问题就裹足不前，小平同志如果不在南海边划了个圈，我们能有今天吗？
总有人说，政府这么管，高校还免不了营私舞弊呢；如果高校自己来搞，那还不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垮？
反过来问，教授招生肯定会比官员招生腐败？现在山东考大学比北京难上那么多，这就叫公平？
我想高校有了自主权之后，不会比现在更乱的。以前我们怀疑：如果政府把自主权给了企业，他还不天天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我们问100个人，我想也没人会认为政府管企业是个好主意了。高校也是一样的，如果乱搞，社会不会买你的账，校长很快就会下台，学校很快就会垮掉。再说，学校违规，上有国家法律，下有规章制度，不会彻底无政府主义的。
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与高等教育的使命是缺乏有机联系的。年复一年，今年的事明年还出，后年可以预期地还会出……我们不惭愧吗？至少可以拿几所学校做试验吧？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群人做什么？
记者：作为副部级官员，您如何看待校长的官员身份？
王树国：官员级别与高等学校没有内在的关系。如果政府认为某个学校重要，可以以财力、物力、政策加以支持。
我想任何一个高校校长到了国外，都不会主动介绍说自己是全世界行政级别最高的校长的。
如果说中国的教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我们做校长的就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如果说中国的校长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校长，那是笑话。
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您作为副部级校长，能做什么？
王树国：我能做的只是(考虑)考到哈工大的学生该怎么办。
哈工大成立了基础学部。基础学部是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采取小班制，配备班主任，所有一年级学生首先要在基础学部学习。这么做，主要是考虑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让他们学会自我约束，自主学习，避免突然到来的自由毁了孩子的一生。
至于还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我还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致力于提高素质吧，别分分分了。我这么做行吗？考不上大学不都来找我了吗？
记者：您抓全面工作，十分钟换一个角色，有没有困惑？
王树国：我想改变这种状态。我之所以想当校长，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高校中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
记者：您最讨厌的事？
王树国：开会，无休无止的会。
我最喜欢的事，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很快有了结果，得到了验证。跑经费，跑关系，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不得不打的交道……忍住烦恼，做成了就高兴了。
记者：本科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您吗？
王树国：明天我就和大一学生进行一个“理想人生信念”的座谈。大一新生，也知道大学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也能提出一些问题了。我需要了解学生，学生也需要了解我。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科和理科的割裂？
王树国：哈工大很关注人文的建设，我不希望哈工大学生都是书呆子。内秀外拙也不行。
无论什么专业，理学的底子必须打好，还必须懂得点历史和社会，还要有人品、素质的熏陶。有了足够的人文素养，才有足够的心灵动力，才会有更高的目标。哈工大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自然科学研究到深处，是与人文科学紧密相关的。
记者：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主持宋楚瑜演讲，引发批评，您愿意评价一下吗？
王树国：我和顾校长很熟，他是核物理学家，一个篆体的生僻字不认识也属正常。你可以找中文系的教授试验一下，看看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认识那个字。
如果就此说清华大学校长人文素质差，这个结论过于草率。假如顾校长知道这首诗，会读那个字，那就能说明校长群体的综合素质高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此重大的场合，相关工作人员应该事先有所安排。
记者：中国高校校长群体的素质，您如何评价？
王树国：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校长是非常务实的，对自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工作压力也许超过了国外校长。因为他们是在各种约束的前提下，在不平等投入的前提下，完成与国外大学竞争的任务。简单地说，中国的高校校长群体，是优秀的群体。
记者：您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王树国：有一点，现在的校长不是职业化的。
这边当着专家学者教授，那边当着校长。在校长室里坐了三小时，对不起，我要做实验去了。我赞成校长是学者，当过学者，但我不赞同你当了校长后，还以学者身份为主。
当大学校长是一门学问，全心全意都未必能干好，三心二意肯定干不好。校长应该是职业化的，应该具有强烈的职业精神。
记者：您做了校长之后，是否更有机会获得学术地位？
王树国：我的责任是让哈工大出现更多的院士，而不是我自己当院士。如果我自己当上了院士，而哈工大院士却越来越少，那我就是失败的校长。
记者：您充分估计了您的想法实现的难度了吗？
王树国：如果没有难度，那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人民上税养着我们，不就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吗？我们不能回避难度。改革总会制造新问题，可如果不改，再过十年还这样，甚至更恶化，我们怎么向未来交代？
而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我认为就是让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所以我再次强烈呼吁，还大学以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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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大学校长的素质
前些天，有媒体的朋友让我谈谈大学校长的素质，当时顺嘴说了几句，不想后来真的见了报，有教育台的记者抬着机子来访，非要我再说几句。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胡适等等，也谈了现在的大学校长。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虽然都是大学校长，过去和现在之间其实没有可比性。过去的大学是个教育自治体，现今的大学不过是官僚大机器中的比较专门化的小机器，既没有自己的动力体系，产出也受到大机器的严格制约。在大学做校长，实质上在做官，做得好也不过是个好官。
不过，事情总有变化，我们身为官员的校长们，近来也开始喜欢谈跟他们性质不同的前辈了，蔡元培、梅贻琦甚至张伯苓、胡适都经常被提起，尤其梅贻琦那句有关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更是被众校长并麾下的弟子们背诵得让大家都如雷贯耳。既然如此，不妨说点当年校长们的旧事，为大家助兴，以梅贻琦为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他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清华，他只是一个挂虚名的王帽子，真正唱主角的是清华的老师和学生。
当年，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传统，清华由于跟美国的渊源，这种传统特别制度化，学校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特别对清华这种制度上的教授治校，更是看不上眼。可是，当局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在清华不成功。清华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由于资金来源上的独立性和教师们的强项，自治的传统和制度巍然不动，而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却只好走路。轮到梅贻琦之后，他一改前几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梅贻琦在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作用，并不是仅仅是无为而治的“王帽子”，而是个后台主管兼导演。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软硬兼施，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同时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充实教师阵容，在学术上发出大的声音，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在中国这个地方，就算是吃过洋面包的大学教授，对于民主自治，也操练得并不纯熟，学校的事务，大大小小，实际上还是得靠梅贻琦来张罗，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互相倾轧，也须梅贻琦调解。教授自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其实关键是梅贻琦这个管家的激励和协调，正因为如此，教授们的主张和主意，才不会淹没在时常会发生的无原则纷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藉藉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前提，是梅贻琦作为一校之长，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尊重。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而且尊重他们的自治传统和制度。教师只要发了聘书，就是校长请来的先生，什么时候都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怎么教，教什么，全都悉听尊便，如果觉得人家水准不够，下回不聘就是了。至于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制度，校长更是不能碰，也不会碰。学校的重大事务，断没有教授们不知道的，如果有这么一回的话，那么倒校长风潮说不定就会闹将起来，让你丢了鸟位。梅贻琦曾经这样解释他能够长治久安的事实，说是倒这倒那，没有人乐意倒霉（梅）。其实，恰是他从来不做让人家倒的事情，才没有人倒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们，无论如何推崇蔡元培和梅贻琦，都是空话。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座衙门，而且是层级森严，分工明晰的衙门，教师无论职称达到多高，在校长眼里，也不过是下属，如果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那就是下属的下属，义务之一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要用梅贻琦那句名言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学别说大师，小师、小小师都出不来，这样一来，校长的用武之地，也只剩下盖大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