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大事故集中爆发 政界掀起反腐问责风暴

中新网2008-11-11
在连续的重大事故集中爆发之后，中国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反腐问责风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时候，政府也越来越处于矛盾的中心和焦点。并开始以一种忧患意识应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尽管坊间早有传闻，然而当消息公布出来的时候，仍引起一片哗然。不仅仅因为他是当今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明星官员，还因为在中共党史上，三中全会罕有官员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
此前不久，中国政界刚刮起一场罕见的“问责风暴”——9月14日，对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9月22日，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家质监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风暴”之所至，四位省部高官先后去职，力度之大、处理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尽管密集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在不断地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以及极大地破坏政府的形象，然而，按照长期以来中国官场的逻辑，这样的问责力度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甚至震惊。
中央高层全面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决心已经很明显了。
于幼军：遭遇反腐败的“火山口”
当于幼军处理决定公布的时候，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这再次彰显了中共从严治党的决心。
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的事由并没有在三中全会上同时公布。
但是，有关被撤消的事由还是以各种形式在坊间流传开来。流传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其在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故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其实，留党察看两年的处理结果在9月5日已经出来。“这个时候，准备要召开三中全会。我们党章有一个规定，一旦受到党纪处分的，就要撤消其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样，三中全会于的职务就被撤消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分析。
而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10月7日，国家文化部网站显示，文化部部长蔡武已担任该部党组书记，于幼军没再出现在“现任部领导”一栏。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还可以发现，在于幼军事件前后，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广西原副主席孙瑜因严重违纪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汪玉凯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这将给现任官员再次敲响警钟。不管是任上犯下的错误，还是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只要被发现，总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去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党与腐败水火不容。
这被观察家解读为中共坚决反腐的强烈信号。与此同时，预防腐败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
就在十七大召开前夕，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专门预防腐败的机构。该权力制约体制的构建，被视为将从根本上推动和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虽然从长期来看，在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完善的还有太多。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目前的反腐力度确实相当大。
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前途看好的明星官员，于幼军的落马，相当多的人无限惋惜。
无论是在深圳、湖南还是山西，在那些主政过的地方，于幼军都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关于他的处理决定被公布之后，网络上大多数的网民对他主政期间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务实，并且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事情”，山西网民说。
对于幼军最深的记忆依然在山西。
2006年1月，于幼军在山西人代会上以全票当选省长后，曾借用鲁迅的一句名言表明心迹：“站起来当伞，为民众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
2006年，刚刚履新山西省长的于幼军，面对重重压力，下决心关停全省4000多座非法小煤矿。
2007年，因为黑砖窑奴工事件遭受来自全国狂风暴雨般指责的时候，于幼军为此数度公开道歉。
在山西期间，于曾将那个地方比作火山口，以此隐喻官煤勾结下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没有想到的是，他经受住了火山口的考验，却没能抵御来自那个中国最发达地方的诱惑。
孟学农：再次悲情告别
正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地方，2008年9月8日又发生了尾矿库溃坝重大安全事故，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坛鲜见的人事地震：接替于幼军377天的孟学农从省长位上引咎辞职，分管副省长被就地免职。
至此，孟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引咎辞职的省部级官员。
上一次是在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疫情，孟学农从北京市长位上引咎辞职。去职时，担任市长时间只有四个月。
当他再一次从任上引咎辞职的时候，注定成为中国政坛上最富有悲情色彩的人物。
人们对其多舛的政治生命也生出了几分同情。
2007年9月，孟学农接替于幼军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之前他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上任的第二天，孟学农下到位于太原的焦煤集团的矿井，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表示，将继续“着力推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0余天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煤炭博览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孟学农主持了多场洽谈会。最后以315个签约项目、246.15亿美元投资总额的招商成绩，交上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跟他的前任一样，孟也坐镇“火山口”，也努力地要解决这个中国最大煤矿省份的发展与生产安全之间的关系。但也同样地面临转型之难。
到山西四个月后，他写了一篇被评价为充满真情且富有文采的非官样文章《感知山西》。文中，他并不避讳长期制约山西发展的积弊和难题，如环境污染，煤矿事故、官员陋习：“污染成了我们的形象，文物成了我们的点缀，煤炭成了我们的怪圈；”“我们不能习惯于无济于事的抱怨，不能醉心于盲目自大的骄傲，不能停留于无所作为的担忧”。他说他痛恨交加，“痛这么多鲜活生命的消逝，痛这么多家庭的破碎……，恨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恨一些干部的贪婪、堕落和麻木……”
但像他的所有前任一样，频发的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依然是这个省长最棘手的问题。
还是因为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孟学农在山西省长任上两次向中央检讨，直至请辞。
最后他因特大安全事故再次离职，让人唏嘘。
在中国政坛，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引咎辞职并不多见。甚至有评论认为，两次因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的孟学农将令“引咎辞职”这个概念更准确地植入国人心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官场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变化。
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评论不无道理。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官员的职能性过错进行问责正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的。在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方才正式实施。
政论家们比较一致地将孟学农的引咎辞职放在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行政问责制的要求，并突出了行政首长为重点问责对象，“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完善行政问责程序，规范行政问责行为”。
而在今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5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全方位的行政问责，并推动其制度化建设”。
“这反映出中国正在逐步落实十七大的部署。”这一年，被政论家们称为“问责年”。
李长江：不对生命负责就是不对自己负责
孟学农的去职只是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肇始。
在另一场同样举世震惊的卫生安全事故中，“问责风暴”正在逐级往上蔓延。直至9月22日，在滔天指责中，国家质监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李长江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9月17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质监系统人员凡是渎职、失职、违法违纪的，一律严肃处理。
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人们没有听到这位掌管国家食品安全最高级别官员的道歉，他的表现被指缺乏诚意并引起反感。
记者的第一个提问，即指向为何以往未在奶制品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李解释说，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国家标准中以及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中，没有这类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这个解释遭到质疑。2007年3月，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中，被查含有三聚氰胺。质检总局部署了专项抽查，其中包括奶粉和液态奶，但未检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检测出三聚氰胺的是卫生部。
他的一些回答被指不负责任，“我们对109家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有问题的是22家，占20%左右。那就是说，80%的企业所抽查的产品是合格的，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此外，有些企业，我们抽查的批次很多，而不合格的批次是少数。比如伊利，我们抽查的样品是35个批次，不合格的仅1个批次。蒙牛，我们抽查的是28个，不合格的仅仅是3个。对所抽查批次的产品，三聚氰胺的含量各不相同，最高的是石家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它的最高值是 2563mg/kg。而有的产品，像"福鼎"产品，它的含量值仅为0.09mg/kg。因此，我们可以说，抽检的80%的企业产品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产品是安全的。对有的企业，没有检测出来的批次，也是安全的。”
网络上，一个被删除的网页，在许多论坛流传，引起了网友的激愤。内容大概是：今年6月，已有受害孩子家长投诉毒奶粉事件，而质检总局方面给予的答复是：“请你提供问题奶粉的详细信息，以便我们调查处理”，“请你向卫生部门反映此类问题”。
信任的危机是在不断反复的矛盾中一点一点地被激化的。
在李长江任上的7年，震惊全国的恶劣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2001年的冠生园月饼事件；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2005年的河南毒大米事件、苏丹红事件；2006年的“红心鸭蛋”事件，上海瘦肉精事件……直至今年9月开始的毒奶粉事件。
这一次，他没有像此前数次那样一如既往地幸运。
一位接受《小康》采访的省部高官曾经如此感慨：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确实不能再让老百姓吃这样的食品了。
细心的人们发现，李长江和吴显国的去职发生在中共“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3天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表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并严厉批评“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9月20日，温家宝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舆论将此视为中央领导高层在食品安全事件上传达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姿态。
最终，吴显贵成为第一个因一起安全事故被免职的书记。可见，中央在关乎人们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汪玉凯向《小康》提及的一个更深刻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30年了，先期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30年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同时，政府也越来越处于矛盾的中心和焦点。“无论是溃坝事件还是毒奶粉事件，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原因，例如政府管理原因，权责的不对等，腐败以及官商勾结等等，发展到今天，终于事故集中地爆发了。”
政府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以一种忧患意识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
“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变化是，2005年以后，中国加大了行政改革的力度。”
在今年的二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曾经制订过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这是至今为止第一个行政体制改革决定。这个文件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了框架，并且将具有中长期的指导意义，“至少管十二年。”
十七大之后，行政改革的目标、方向、路径越来越清晰，并且开始具体化了。
“从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各部门的调整，到9月份以后各地方开始的全面改革，都是按照大的框架思路进行的具体化行政改革。”汪玉凯介绍，从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到依法行政制度建设，从大部制改革到进一步改革干部选拔制度等等中央都做了一系列的部署。
“建立全面的行政问责制也只是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依照中国政界的惯例，各级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采取的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一旦有事，行政首长首当其冲，书记甚少被追究责任。即主要是行政问责而甚少政治问责。
汪玉凯评价，此次的书记问责表明了中国在建设责任政府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不仅直接责任人员要负责，承担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也要负责。不仅执行层面需要负责，决策层面也要负责。权责对等是问责的一个基础。
但他同时表示，全面的问责制依然有待完善。
“更根本的问题是，将问责往前移，防患于未然。比如，完善官员的选拔制度。”
这一年，官员选拔方面的改革也在一点一点突破，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成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南京市电视直播选拔市政府组成部门正职；云南电视直播选拔4个县委书记；浙江和广东两省实行全委会民主推荐提名重要干部人选制度，对市县级党政正职、省级机关部门正职人选的选拔采取全委会民主推荐提名的方式产生……
改革的目的是，“不让那些贪污无度、胡作非为的人进到领导岗位,决不能让那些庸官、昏官、懒官进入领导岗位。”
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被认为是从源头上开始加强的行政改革。官员选拔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从整体上改革干部选拔制度，加大老百姓对官员的选择权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汪玉凯说。
全面的问责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还应该包括老百姓、社会公众对官员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