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耀　王保春：陈伯达假释以后

陈伯达假释以后
王文耀　王保春
1981年陈伯达假释之后，住在北京复兴医院治病。当时，陈的家已不存在。假释以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怎么联系，就成了问题。他的妻子在“文革”中闹离婚，被送往山东“疗养”去了；大儿子已经自杀身亡；次子先插队内蒙古，后去河北省当工人；女儿去南方当工人；小儿子由保姆领走了。公安机关在北京不知找何人与陈联系较为合适。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领导同志想到我们两人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便把与陈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我们。我们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特殊使命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时15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中央领导同志约王文耀和王保春下星期一晚上7时见面，有事，并且让一定告诉两人一起去。
7月13日（星期一）晚7时，我们见到领导同志，互相寒暄了几句，转到了正题。领导同志态度严肃地说：党中央委托我找你们来，是让你们去看陈伯达，向他转达中央有关他的问题的几点指示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有很多罪行的。但是中央考虑到他过去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他不一定知道，就是他知道了，想管也管不了，他们也不听他的。这些中央是知道的。所以在起诉书中只列举了他几件主要的罪行，判决时也只是根据这几件判决的，与其他几个人有所区别。这一点他应该看得出来。他接着说：陈伯达过去给中央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的罪行解释和开脱的。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要求在决议中点他的名，中央为此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所以他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中央的宽大，不要再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为自己辩解了。
他讲到这里，脸色更加严肃，语气更加严厉地说：如果他再为自己辩解、开脱，还要再纠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们就严厉地批评他，不要客气！停了片刻，他平静下来接着说：告诉陈伯达，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把身体搞好，要养好身体，治好病。等病治好以后，可以给他创造一个条件，住下来看看书。他那里没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他可以研究些问题，如哲学方面他比较熟悉，写写东西，还是可以为党、为人民再做些事情的。并且关切地说：现在家属按规定时间去看，以后家人看望的次数可以多一些，这些也给他的孩子们讲。你们可以写封信告诉晓农（陈伯达的次子），也可以给陈伯达说说。你们今后有时间可以常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他有些合理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告诉我转告中央。
领导同志最后对我们说：我交给你们这个任务，回去后可以告诉你们单位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告诉《红旗》杂志社的党委书记。不必细说。谈话即将结束时，他说：你们在这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去看看他。如何去可找我的秘书，让他和公安部给你们联系。你们和他谈了之后再来告诉我。今天找你们来就谈这件事。再说一遍，不要怕受牵连，有事找我。
领导同志和我们说了约一个多小时，晚上8时许我们领受这个特殊使命离开了他的住所。
久别重逢
1981年7月15日上午8时30分，我们与公安部的王申处长约好，在公安部的大门前集合，乘坐一辆黑色的轿车去复兴医院。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我们身负重要使命，去看这样一位久别11年的老上级、老熟人，心情确实有点复杂。既然是老同事久别重逢，带点什么去呢？我俩商量，买个西瓜吧。这样我们抱着个大西瓜上车了。
汽车在宽敞的长安街上飞速地向西奔去。三个人在车里没有多少话说，我们在想着见到陈说什么，如果他为自己辩解我们怎么应付，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防止失态。脑子里不断地在梳理着中央的精神如何传达……。不知不觉很快到了复兴门外大街的复兴医院。
汽车直开进院内，下车后上了二楼。王申向一位男护士作了简单介绍之后，男护士先向一间病房走去，随后我们也跟去。陈从房门走了出来，走得很慢，几乎是双脚蹭地弓腰往前挪。他穿着一套宽大、极不合体的白底蓝条住院服，头发、眉毛、胡子都又白又长，两眼发呆，脸色苍白，人瘦成大脑壳尖下巴，与十几年前判若两人。我们都不敢认了。
王申望着前方对我们说，他来了。保春走在前面和陈在屋门口面面相对。王申向陈伯达介绍我们。他说：王保春、王文耀来看你来了，你们十几年不见了。
陈伯达：噢噢！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我们。
王保春说：你还认识我吗？
陈伯达说：噢，你看我！认识，认识，王保春！
保春便侧身指着身后的文耀问陈：你看他是谁？
陈伯达说：哎哟，王文耀嘛！认识，王文耀。
陈伯达高兴地笑着，紧拉着我们的手。我们搀他进屋坐下。王申乘我们说话之机，给我们倒了三杯水。
陈伯达问我们：你们还好吧？
我们俩说：我们都很好。
王申倒完水告别说：你们谈吧。
陈伯达望着王申说：噢，好好。
王申和男护士走出去，给我们关上了房门，室内就剩我们三个人了。这时我们仔细环顾四周，屋子不大，光线也不太好，三面是墙，门朝东开，西墙有两个窗户，装着窗式空调器，但没有启动。这更提醒我们讲话时注意分寸。
保春说：我们十几年不见了。
陈伯达说：是呀！11年了。你们……
保春说：我们被关了五年。
陈伯达说：噢，你们也被关了！关在什么地方？
保春说：关在政法干校，后来关在丰台。
王文耀说：我是先关在政法干校，林彪事件后关在大兴县团河农场。
陈伯达听后转身紧握住我们俩的手，他的手激动地颤抖着，嘴里不停地说：我很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家里人，还有和我过去有联系的人，他们都受牵连了吧？我对不起他们！你们都吃苦了……。陈哭了。
我们俩说：快不要这样说……。
平静下来之后，陈问我们：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们说：在社科院出版社。
陈伯达说：噢，对了，晓农说过。他来看我，我问起过你们，他说你们在搞出版工作。
保春说：我们被关了五年，75年被放出来，78年才分配工作。这中间很不顺利呀。
久别重逢，互相要说的话太多了，但不是地方，我们心里时刻记着自己的使命。文耀向保春使了个眼色，我们都郑重起来，对陈说：我们是受中央的委托，来向你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接着，保春同志讲了归纳为几条的中央指示精神，文耀作了些补充。
陈伯达听了中央对他的宽大政策后，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是有罪责的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
大谈国家事
传达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轻松下来。我们切开了带来的西瓜，陈伯达很高兴地说，我好久没有吃这样的西瓜了。我们说，那你就多吃点！以后我们再来看你时多带些。大家边吃边聊，他谈生活、人际上的事较少，一开口话题就转到国家的事上去了。他说：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社会上一些强奸、抢劫犯罪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是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是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劳动时间，剩下来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就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多了，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嘛，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有奔头了。这个办法可以考虑考虑。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57年我在天津作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作调查，他们有的住楼房，有的住窝棚，是解放后搭的窝棚，一排排很整齐。我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都有职业，能工作的都就了业，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安定。这点我过去向毛主席汇报过。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给他们（指看守人员）讲怕碰钉子。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需，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谈到历史问题，陈伯达说：对人的问题要慎重，包括马克思在对人的问题上，都是犯过错误的。这个在审判我时我都讲过。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纪念威廉·沃尔弗都是说这个问题，说犯了错误。马克思曾经借过一个叫威廉·沃尔弗的人的一本《西班牙的文法》，这个人向马克思要这本书，马克思不知放到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那人就说马克思把书给卖了。马克思全家都非常气愤。那人又去找恩格斯，恩格斯介绍他去当教员。马克思对恩格斯很生气，说自从那个人去你那儿以后，你就不到我这儿来了。这样折磨了一两年，后来恩格斯写信问他好。这个教员是个光棍汉，他有很多钱，临死前他除了还债务外，把所有的钱全部给了马克思。马克思的第一部大著作就是纪念这个人的。所以人是会误会的。历史问题应有个历史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我的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当然，“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是有罪责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她给我看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候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
当我们劝他不要再对一些细节问题上纠缠时，陈伯达说：你们告诉中央同志“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我是根据列宁在共产国际的讲话里说过“先进的苏维埃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四人帮”一直抓住我这个问题不放。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头也没有关系。但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批过了头，也忍不住总要辩解几句。
陈伯达说：江青这个人太坏了，我为什么被赶出中南海，她实际的目的是不要我接近毛主席。她欺骗毛主席，后来我就不能随便去主席那儿了。
我们说这次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在决议中点他的名，而中央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时，陈伯达说：我得罪了那么多人，人家怎么能不反对呢，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决议没有点我的名，是不是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在谈到我们都熟悉的一位领导同志时，陈伯达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新陈代谢的。我希望他要小心谨慎，他这个人还是小心谨慎的。我是不小心谨慎的。小心谨慎是客观的，马克思说这样才是科学的。恩格斯是很谨慎的，有人让他写个自白，他写了个“一无所有”。
陈伯达说：毛主席57年从苏联回来，对苏联很不满意，说：“无非是多几块钢铁，算什么！”就搞起大炼钢铁来。这就是他回来以后，掉以轻心，科学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写在纸上可以改，正在做的事情可以改，当然人死了就不能改了。我说这话不会错吧？小心谨慎是普遍能用的，包括马克思、毛主席。
我们说，你可以看看书，研究些问题，写点东西。陈伯达说：我这里《马恩全集》26卷第3册少了一本，是否能找一本来。他说：我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中央领导同志。你们告诉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
他表情迫切地说：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要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工人状况，对于教育后代是有好处的。不能“数典忘祖”哇。当然就我一个人不行，得要有几个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阶级的遭遇记录下来，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58年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常州作过一些经济调查，常州那里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报上怎么没见报导。对这些我很有兴趣，想继续做下去。总之，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有中国历史问题，
中国文艺问题。这是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时对我有点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唉，想到这些我就着急！
我们劝他要养好身体，治好病。陈伯达说：我的腿看起来就这个样子了，病再治也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77岁了，剩下也没有几年了。
我们对他说，以后孩子来看你的次数要多一些了。
陈伯达说：小孩子不一定多来看我。
我们说：我们不止看你一次，以后有机会还会常来看你的。
陈伯达高兴地说：那好，那好哇！
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上回查我的财产时，说我家里有两万多块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么多钱，他们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送给《红旗》算了。不知给了没有。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一百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不出来，人很难受。如果已经交给《红旗》就算了。还有我家里有一副带色的水晶石眼镜，是范若愚同志的，还给他。
老熟人见面显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已经到了十一点半，我们不得不握手告别。
这是我们受组织委托第一次和陈见面和谈话的情况。后来，他从复兴医院转到友谊医院，我们第二次去看他，为他借钱买了钢笔、墨水、稿纸以及鞋、袜等生活用品。这里的条件虽然较前好些，但身边无人照应。我们建议公安部门将曾在陈身边工作过、已退休回老家的李玉元同志从河北省完县调来暂时照料他。后来我们又协助公安机关在一个居民小区给陈安了个家。他用自己仅有的100元生活费订阅大量的报刊，他让我们为他借阅许多图书资料。我们工作忙，时间有限，不能常去他那儿，便建议组织上将他的儿子陈晓农从河北省调来北京和陈住在一起。我们也在过年过节时看望他，他有事也随时找我们去谈谈。我们随时将他的情况、要求向中央反映，上边有什么指示，我们也随时向他传达，件件都按中央的意图去做。在这期间，我们向中央转送了他写的长短文章32篇。
一开始我们谈到，接受这个任务，我们并不情愿。在1981年7月当中央领导同志与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时，我们对他说，正因为与陈的工作牵连，我们被关押了五年之久，现在又联系，我们有顾虑。领导同志鼓励我们说，现在不会了，以后如有什么问题找我好了，我会替你们说话的，这是组织上交给你们的工作。我们当时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但我们还是担心。尽管有如此想法，工作任务还是认真地去完成。因为我们都曾经是他的部下，共事多年，至少互相之间是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担心。事过近四年之后的1984年，有关单位领导要求我们重新写检查交待。就在这年的5月25日下午，当时向我们交待任务的领导同志打电话通知我们：从今天起不要再与陈伯达联系了，也不用向他做什么工作了，到此为止。向你们问好。就这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说。后来听说，要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确实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这样才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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