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监狱国庆前集中办假释 1300余服刑者回家

四川省监狱集中开展国庆前对服刑人员的“假、减、保”专项工作

昨日下午，成都中院对锦江监狱提请假释的5名服刑人员进行了公开听证，市中院将在一周内进行假释裁定。

如果不出意外，5名服刑人员将在国庆前走出监狱。据了解，全省监狱目前共提请1300余名服刑人员的假释、减余刑释放和审批暂予监外执行，这批案件都将在国庆前办理完。

7年前，时年50岁的杨凌因受贿罪被资阳市雁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被送往锦江监狱服刑后，因表现良好，先后在2006年和2007年获得两次减刑的机会。“杨凌不仅积极接受劳动改造，还担任了监区的文化教员，协助监狱干警引导其他服刑人员积极学习文化知识。”监狱方作为提请机关，向法院陈述杨凌在监狱的表现。经过2个小时的听证，法院表示，将于一周内对5人的提请假释做出裁定。

此外，几天前，成都中院就对邛崃监狱提请的24名服刑人员假释案件进行了听证。本月26日，这24名服刑人员将走出高墙，回家过国庆。同时，邛崃监狱还对余刑较短的79名服刑人员提请减刑，这79名服刑人员也将于28日回到家中。

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游柱石告诉记者，在国家大庆之际对服刑人员集中办理假释、减刑，在四川监狱史上尚属首次。据游柱石介绍，为了让重获自由的服刑人员出狱后不再危害社会，此次办理的减刑、假释案件都是主观恶习不深，判的刑期不长，过失犯罪等情况，“暴力犯罪、累犯、涉黑犯等情况，都是要严格控制的。”

据了解，从本月上旬开始，全省监狱就集中向法院报请服刑人员的假释、减余刑释放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展。目前，已有部分服刑人员获得假释，回到家中。（服刑人员均系化名）

此前报道：

法学家建议国庆特赦普通刑犯 称时机合适

“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日前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高铭暄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长江日报》2月18日）

基于特赦制度在构建社会包容与和谐方面的功效，早在2007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刑法专家刘仁文就撰文建议，在2008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一次特赦。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当时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如今，全国“两会”在即，著名法学家重提这一建议，笔者以为恰逢其时、应该认真对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特赦的决定权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权则由国家主席行使。如果出于对社会上不同意见的担心，不妨在全国两会期间，将国庆特赦这一建议交由代表和委员们议一议，以民主的正当程序作出决策。

在历史长河中，对犯罪的惩处与感化，向来相辅相成。即便是在以严酷刑罚著称的封建社会，帝王也不忘援引赦免特例以标榜“仁德”。进入近现代社会，在刑罚摆脱血亲复仇而步入人道化历程后，各国都在宪法、刑法甚至专门的赦免法中对赦免予以规定，以作为免除或减轻罪犯的罪责和刑罚的一种刑事政策，并在实践中用来平衡、调节日益激化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在首部宪法中确立了大赦和特赦。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只实行了特赦，除第一次特赦对象有部分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6次均为战争罪犯。到1982年，现行宪法出台时在第67条和第80条则只规定了特赦制度，但实际上从1975年开始，我国的特赦制度就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特赦之所以超出一般刑事司法程序而表现为宪法的特别程序，乃在于其突破了“有罪必究”的法治常理。这一程序一般是国家或基于人道主义，或基于国家重大利益，或基于政治考虑，或基于外交关系等特殊需要，而依法作出的政治性决定。它往往可以在法治框架内，以人道主义方式弥补刚性律法的不足，缓和日益积压的重刑主义气氛，甚至可以有效调节国家的政治气候，解决国家治理上的一些难题。例如，2006年8月15日,韩国总统卢武铉颁布特赦令，赦免了142名罪犯。同年，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签署特赦令，决定于9月2日国庆日特赦5352名囚犯，其中2人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105人是利用职权从事经济犯罪。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急剧变迁，各种矛盾和问题也积攒在一起，刑事犯罪居高不下。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新激活宪法上的特赦制度，不但可以在法治范围内彰显人道主义，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安抚罪犯心灵和消弭社会仇恨，有效弥补“严打”刑事政策之不足，对于重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大有裨益。

当然，特赦针对的应当是确已真心悔改的犯罪分子，如何认定其悔罪的主观意志是一项复杂工作。为此，不少国家专门制定特赦法。我国三十多年来已悬搁这一宪法程序，相关制度规范长期处于空白，所以，要实施特赦，在考虑必要性的同时，还需及早做好充分的制度准备，确保特赦实施本身的正义性。(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专家建议国庆60年实行特赦 不针对熊振林案件　 2009年02月17日14:24 　 金羊网-羊城晚报　 　法学家高铭暄

著名法学家高铭暄建议特赦普通刑犯 今年时机合适 并非针对熊振林案而言

我国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七次特赦，仅1959年的特赦对象包括普通刑犯

专家：“60周年特赦”时机合适

“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

 

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昨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高铭暄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

据悉，赦免分为“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的多数犯罪分子的赦免，特赦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的赦免。在中国法律中，只有特赦而没有大赦。

高铭暄表示，我国赦免制度由宪法规定，决定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家主席签署特赦令。

针对“犯罪形势严峻不宜特赦”观点，高铭暄认为，赦免和打击犯罪是两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该打击要打击、该判重刑要判重刑”。就像有重病就得进医院，该判的罪犯就应该进监狱；如果病人痊愈，符合出院条件的就要出院。

高铭暄指出，利用60周年大庆的机会展示国家成就、进行阅兵都是必要的，此外，对已经改恶从善、有良好表现的服刑人员，依据一定条件提前释放或者减刑，“同样是一种国家的表现，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他强调，这也是一些法律学者正在酝酿的意见。

他指出，特赦可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并不是无限宽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赦免。“没有悔改表现，没有改恶从善表现，对社会危险性还很大的，决不能放出去”。

据悉，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七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对象为战争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犯罪，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此后六次都是针对战犯。

高铭暄指出，特赦对象包括普通刑事犯罪的只有第一次，到现在已有50年；最后一次特赦距现在也已30多年。特赦并非年年要做，今年是比较合适的时机，以往也都是在国庆阶段。“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随州杀8人疑犯写悔过书 指望"国庆大赦"保命

相关资料：

高铭暄，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1928年5月出生于浙江玉环，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3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及法学组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聘顾问教授，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北京市法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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