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剖析国际金融危机：福兮 祸之所伏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在京发表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讲，他指出，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也正是前些年推动全球经济繁荣的源泉。这场危机将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
林毅夫于5月底赴美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此番是他首次回国。24日晚，林毅夫在国家行政学院为北大国际MBA学员作了题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演讲，报告了他在此次金融危机“震中”的一线观察与若干思考。
“福兮，祸之所伏”
林毅夫提醒，此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经济刚经历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2002至2007年，无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快速增长？林毅夫认为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其中，“远因”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的主流，金融业管制放松，金融创新活跃。
“近因”有二：一是“9·１1”后美国大幅提高国防安全开支，增发货币，流动性猛增；二是“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放松了货币政策，强力刺激房地产消费。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可用资金数量，拉动投资和消费，令经济出现荣景。
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有力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加，加之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投资高潮，连带消费升温，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持续增长。
然而，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不断提高的脆弱性，潜伏着危机。林毅夫说，这些暗藏的危机包括：美国房地产价格以非可持续性的两位数上涨；美国的“双赤字”越来越大；金融创新的衍生品进一步放大风险。
“这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林毅夫说，“终于有一天，令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变成了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
他分析说，美国刺激房地产消费的政策给经济带来繁荣，但也累积了泡沫，而泡沫没有不破灭的，这就出现了美国次级抵押市场危机。金融创新非但没能分散和抑制风险，反而加重了风险，使次贷危机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全球性衰退危险
林毅夫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最先发生在美国，但也影响到其他发达国家，后者也未能逃脱类似命运。
金融危机将首先造成发达国家的信贷紧缩。林毅夫分析，由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人们对金融机构到底有多大风险搞不清楚。当有一两家机构破产时，大家对所有金融机构都产生了怀疑，信心大减，于是信贷紧缩，投资放慢。其次，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股市猛跌，受财富缩水效应影响，人们开始过穷日子。
“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衰退期，”林毅夫说。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促进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他最关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金融危机不仅会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还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他说。
具体而言，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影响出口会急剧减少，同时也将面临投资资金紧缺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产生“危机的第二轮效应”。林毅夫解释，发展中国家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有关，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未完成项目因缺钱可能变成“半拉子工程”，已完成项目可能变成过剩产能。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银行呆坏账的增加。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对这场危机的当务之急，是防止金融部门崩溃，政府应以果断、迅速、全面的方式防止银行部门垮台。同时，要通过放松银根、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努力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对中国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审慎乐观。他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三道防线；一是充足的外汇储备，二是仍实行资本管制，三是财政收入比较高，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中国如果能够维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将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林毅夫说。
反思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林毅夫认为，全球的经济管理者可以获得五个启示：
第一，货币政策要考虑是否将稳定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视野。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与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有关。过去人们认为泡沫是市场行为导致的，不用管，但现在看来不行。除稳定一般物价之外，货币当局的目标是否还应包含稳定资产价格，应该仔细权衡。
第二，金融监管应与金融创新齐头并进。此次危机的发生，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风潮相关。创新有创新的好处，但问题是对创新的风险认识严重不足。未来应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一方面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缺一不可。
第三，对全球性危机的反应必须是系统的、全面的、坚决的和合作的。9月初美国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是一个很大失误，因为人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救其他金融机构，于是就会把钱抽出来，结果造成更多金融机构发生危机。
第四，全球金融问题要以具有创造性的新的多边方案来解决。危机暴露了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国际社会需要坐下来讨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也可能要改组。
第五，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人的生存发展危机”。金融危机令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那些国家中的低收入人群，经济增速下滑可能给他们带来“生存发展危机”。